十一。毕业分配
我们应该是66年毕业,分配,由于文化大革命, 一直拖到68年分配。 分配工作当时由工宣队主持,依赖学院中的造反派主导进行的。城市的名额寥寥无几, 有少数“机部”名额。 这些机部名额大部分给造反派头目瓜分, 极少数的几个城市名额要照顾年级中的华侨同学。
事实上这个毕业分配成了公与私的战场,在文革期间要“扫除一切害人虫"的造反派, 却却显示了他们私心大暴露。 他们在分配工作中大权在握,主导一切,目中无人, 私字当头。 他们首先抢占机部名额, 抢完机部名额, 抢南京市周县的名额,抢江苏名额,一路抢去, 真是见好就抢。 造反派革别人的命时, 他们是如此高尚, 如此无私,如此勇往直前; 遇到切身利益时, 他们有又是如此贪婪, 如此卑鄙, 如此不择手段。 造反派不仅在分配工作中不顾群众的要求, 而且, 在造反派之间, 为了抢占名额, 大打出手。 他们把艰苦的边缘地区的名额留给当时所谓的“黑五类”。
我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 典型的黑五类, 虽然“梅”的父母都在部队工作, 但他父亲早年去美国留学,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无法和那些造反派去抗争, 只能任人宰割。 最后, 把我们分配到贵州。
贵州, 我没有概念, 我只在书上读到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分银, 人无三分情。” 是古代充军发配之地,夜郎国。 当年大诗人李白,不就是发配夜郎? 我和“梅”犹豫了,我们要在夜郎之国生活一辈子? 去还是不去?
晚上到“梅”的家中, 征求她爸爸的意见。 她爸爸笑着对我们说:“没有这么可怕, 在抗日期间我们就在贵阳工作,“梅”就出生在贵阳。艰苦的地方你们年轻人应该争着去, 而不是逃避。” 嗨! 这个留过洋的“资产阶级权威”比那些所谓的造反派要高尚得多,鼓励我们去艰苦的地方, 而不是像造反派那样斤斤计较, 向往优越的去处。
有着她爸爸的鼓励, 我和“梅”一咬牙,“去!” 自信:“只要是颗良种, 哪里不能生根发芽?!”
我们俩就这样决定,无论是天涯海角,无论是惊涛骇浪,携手共度人生漫漫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