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1)
2012 (265)
2013 (204)
2014 (190)
2015 (154)
2016 (124)
2017 (65)
2018 (113)
2020 (63)
2023 (71)
一、毛泽东的功过是非
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翻天覆地,再造乾坤,20世纪的中国,有谁可与匹敌?
激情学子,乱世英雄,投笔从戎,驰骋疆场,能文能武,出生入死,一介布衣而得天下,古今中外有几人?
风云人物,盖世奇才,为所欲为,无所畏惧,敢教日月换新天。
生当中国衰微之际,改造旧中国,使五千年中华推陈出新者,唯此一人耳。虽然,破旧立新,颠倒阴阳,洪流巨浪,横冲华夏,汹涌之势,迅雷不及掩耳,摧枯拉朽,涤荡九州,破坏之大、损毁之广,失误又何其多耶?
二、毛泽东的思想境界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思想,邓公也罢,胡温也好,莫能出其右者。
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贡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造,在于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化探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事求是,为民造福,放眼全球,保卫中华,伸张正义,抵制霸权。
以中国之贫弱,而为全球所尊重,幸赖毛润之也。
然而,功德不相济,利害总相随,有共工之力,无女娲之德,有刑天之勇,无孔子之仁,虽有大功,自满而亏,逞霸道之威猛而失王道之正,自遗其咎,功亏一篑,终未及无上之境界,诚为可惜!
三、毛泽东的哲学水平
毛泽东的哲学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响,偏于道家,未及儒家,不得中庸之道,虽然长于哲学思辨,不以修身立德为本,奋勇终身,难免困惑。
毛泽东是哲学家和政治家,他的哲学探索有一个伟大的教训,那就是说,纯粹哲学无论有多么“完美”,离开人生立德之本,虽有智勇,不能无穷。
四、毛泽东的政治得失
毛泽东不愧为革命家和政治家,推翻三座大山,创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创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中共所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 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大义主张号召天下,使统一之中华独立于世界,使列强不敢再侵犯中华。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俱兴,国力恢复,官僚阶级威风扫地,劳苦大众扬眉吐气,精神振奋,思想解放,革命成功,政治清明,为千古以来所罕见者。
然而,自1955年“反胡风”和1957年“反右”扩大化以后,特别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终于酿成了一场巨大的政治灾难。
以毛泽东的阅历和经验,以毛泽东的学问和人品,何以铸成如此滔天大罪?深察其故,究其根源,毛泽东思想的缺陷就显而易见了。
古人云,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毛泽东得天下之后,谦虚不足,骄傲有余,不修仁政之德,不求王道之善,逞雄斗狠,争强抗霸,一往无前,无暇后顾。结果,以暴易暴,矫枉过正,虽有余勇,过犹不及,自己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多所遗恨,追悔莫及。
解放以前,革命的主要问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在《毛选》之首篇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然而,所谓“攻守之势异也”!推翻政权需要造反、革命,巩固政权就要反革命了。难道不是这样吗?
五、毛泽东的军事成就
毛泽东是一位罕见的军事家。一介书生,不习刀枪,千军万马,指挥若定。
出神入化的军事艺术,高瞻远瞩的军事思想,举世无双的军事谋略,取得了不可思议的军事成就。
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和“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思想简明扼要,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军事哲学推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善用奇兵,颇得出奇制胜的妙诀;调动敌人,深悟兵无常形之义。“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上藐视敌人”,如此气魄,何人能及?
20世纪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残酷的一页,恶斗不止,惨绝人寰,一将功成万骨枯。
纵观人类百年战史,此起彼伏的苦战,多少生灵涂炭?死伤亿万,损失空前,徒然诞生出无数军事家,却不足以维护世界之和平。
以毛泽东伟大的军事成就对比他的政治失误,可见,战争是一种极有限的手段。
兵家之不足,仁者之无敌, 可知矣!毛泽东长于战争,然而,好战必危,有伤大雅,惜哉!
六、毛泽东的文学造诣
勤学苦读,手不释卷,终其一生,孜孜以求,虽学者不能过之。
毛泽东的文学成就在散文和诗词方面堪称中国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家。论者或以为空前绝后,浑如史诗般的绝唱,空前未有,后继者不可知矣!
毛泽东的文章诗词,恣肆汪洋,可谓美矣!然而,雄霸之争,有损厚德,极富浪漫主义之美,脱离现实主义关怀,虽可谓之尽美,不能谓之尽善。何谓也?所谓“文以载道”,此中国传统文化之正宗也。
非厚德不足以载物,非大道至德不足以正文,文章之道,大美出乎醇德,所谓“诗无邪”者,此乃中华诗教止于至善之宗旨也。毛主席诗词有屈子之风,虽尽骚人之奇,亦可以知不足焉!
七、毛泽东的艺术风格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个伟大的书法家,“毛诗”、“毛书”堪称双绝。毛泽东的诗词艺术和书法艺术以及他的战争艺术和政治艺术是统一的整体,相辅相成,互为关联,精神独到,意气纵横,尽情挥洒,狂放之极,实无愧于楚国之才俊也。
真、善、美是统一不可分的整体,一旦有分别之心、隔阂之意,则真伪不可辨矣,善恶不能别矣,美丑不可分矣!所谓真、善、美的评判在于一心,心性本体合乎自然天道,本来是至真、至善、至美的天性。
惟其如此,人心可以知真伪,人心可以辨美丑,人心亦可以分善恶。现代文化成为分崩离析的“知识”散沙,真、善、美相分别,求真以为科学,唯美成为艺术,善德不修而修哲学,于是伪善丛生、邪恶不止,“神经错乱”和“精神分裂”成为普遍的“文明疾病”。“客观研究”使学者失去主宰,隔靴搔痒,缘木求鱼,不亦惑乎?
《易》有“贲”卦:“白贲无咎”,此乃大美不言之意,中华美学之真谛,无上美学之境界。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所谓“乐而不淫”,其中大有深意,学者不可不察。以此判断毛主席诗词艺术和书法艺术,疏狂有余,严谨不足,虽然才华横溢,未见圆满正大庄严之象。惜哉!
八、毛泽东的人生成败
人的一生是一个整体,功过是非,成败得失,往往是相反相成的。
毛泽东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有巨大的成功,也有惨酷的失败,伟大的胜利和严重的错误常常互为因果。惟其功盖天下,位尊中华,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成败。
有人说,毛泽东的功过和成败要“三七开”,意思无非是功大于过。
以人生成败而论,就要得出成功大于失败的说法。以成败论英雄,以功过定是非,固一时之短见也。
无论“三七”、“四六”,或者“二八”、“一九”,根据是什么呢?主观臆断,感情用事,与古人无所损益,与今人无所教益,浑浑噩噩,终究是一笔糊涂账。
毛泽东的一生几乎涵盖中华民族的20世纪,毛泽东的人生成败是非恰好反映了20世纪中华民族的成败是非。
今日评价毛泽东的意义不在于毛本人,而在于检讨中国百年道路。
五四以后,中华民族的抗争历史不就是毛泽东的奋斗历史吗?大功大过、大成大败、大是大非、大喜大悲,不就是20世纪中华民族的真实情景吗?
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若以私怨和偏见,则难以有正见的结论。以公心论人物,只能以德为本才可以言得失。
毛泽东的一生,急于功利,迫于形势,失德之处,在所难免,有开创之功,无守成之善,功败垂成,教训可谓大矣。
九、毛泽东的历史遗产
毛泽东最大的功绩是创立新中国。立新破旧,主张通过“大乱”实现“大治”,在解放思想、振兴中华的历史转折时期,毛泽东的大智大勇具有扫除顾虑、开拓局面的作用,中华民族丢掉了历史包袱,奋勇图新,无所忌惮,启发思路,振奋精神,毛泽东思想对于20世纪的中华民族有发聋振聩的作用。
然而,毛泽东最大的失误就是严重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
由于在革命的疾风暴雨中操之过急,对立斗争太过,和谐统一不足,破有余而立不足,新旧截然而分,对于善恶是非缺乏应有的斟酌,急于批判,过于迫切,如此盲目草率,岂能辨别真伪?而所谓精华糟粕之论,缺乏依据,终究是无的放矢、一派空言。
无论毛泽东的成功与失败,无论毛泽东的英明与过错,他的一生已经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我们只有借鉴他的成功经验、吸取他的失败教训,继承这份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才可以保证中华民族的复兴走上正确的道路。
十、毛泽东的未来意义
这是我们评价毛泽东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只有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才有前途!纵观毛泽东的一生,最大的失误就是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导致新中国在政治思想文化教育方面的严重偏差,道德堕落,伦理败坏,以至于造成了全民族的信仰危机! 继承毛泽东的遗产,纠正毛泽东的失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恢复中国传统道德,这是毛泽东未竟的事业,也是毛泽东的一生给我们最大的启发。从三皇五帝到秦皇汉武,从孔夫子到毛泽东,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政统体系,继往开来,就必须把握毛泽东这个枢纽。毛泽东已经是我们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他给未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历史演变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不认清这一点就不足以认清中国的未来。
毛泽东者,古今之奇人也。英豪盖世,才气过人,胆识超群,谋略非凡,遍观20世纪风流人物,非润之而何?然而,即使大大勇如毛泽东者,风云人物处于沧桑巨变中,虽有大功,难免大过,如何批判,颇费思量。
毛泽东的一生是波澜壮阔的一生,无数经历,多少是非?
他那充满争议的一生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启发,权衡利弊,议论得失,是很值得玩味的一个中国经典。伟人已死,然而,他的经历和事业成为我们永恒的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本文以“十评”浅述毛泽东其人,以崇敬之心情和平静之心态,思之再三,可以息纷纷之说者,其唯德乎?虽有冲天之功,而无齐天之德,居功自负,非礼以娶江青,非法以任林彪,后患何其多耶?林彪之罪,江青之恶,无不在于毛主席失德之故。古今帝王,勤政爱民,俭朴节约,多才多艺,能如毛泽东者,实在屈指可数!然而,道德涵养稍有缺憾, 虽有毛泽东之奇才亦不足以解除困厄,不能自拔,何以救世?
《大学》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信然。
“文革”目的之一就是对儒家进行改造,可惜1978以后“文革”被全盘否定。
移风易俗不是几年可成的。我认为“一个不少,两个最好”最恰当。“一胎化”是在“两个最好”的基础上发展的,但“一胎化”过分了,现已到非改不可的地步。毛泽东时期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远高于1949以前,改变了中国百年停滞不前的局面。
1820 – 1870年均增长 -0.37%
1870 – 1913年均增长 0.56%
1913 – 1950年均增长 0.04%
1950 – 1978年均增长 4.9%
1978 – 2008年均增长 7.8%
正是因为少数民族地区不实行计划生育。所以说是:把自己的路让别人走,使自己无路可走的政策。
57年说的,实际上77年才开始严格执行起来,所以80后才是独生子女的一代。这中间差了20年,都干嘛去了?整人去了!不建设、不发展,不让社会和人民休养生息,整天就是夜里发布最高指示,搞运动、搞整人的运动。搞的社会经济凋敝,人才零落。国将不国!
五十年代后期就开始宣传了,当年叫”节制生育”。文革中期实行“一个不少,两个最好”,要指标才能生育。
少数民族地区不实行计划生育。
毛说一套,做一套。1957说的什么时候真正开始做的?
而且49年新疆维吾尔族不到200万,现在将近1000万了。反而要搞疆独了。把自己的路让别人走,使自己无路可走的政策。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总结时讲: ”人口节育,要三年试点宣传,三年推广,四年普及推行,也是十年计划,不然人口达到八亿再搞就晚了,初步达到计划生育。在少数民族地区不要推广,山区人口过少的地方也不推广,也要大鸣大放大辩论一下。我主张中学增加一门节育课,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无政府主义是不行的,也要搞计划生育。” 毛泽东主持制定的:”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有效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
----没有比这更邪恶的主张了。
所以毛不用通过计划生育解决人口问题,而是通过战争、饥饿、瘟疫来减少人口。
中国1820 – 2008年经济(GDP,PPP)发展速度比较
1820 – 1870年均增长 -0.37%
1870 – 1913年均增长 0.56%
1913 – 1950年均增长 0.04%
1950 – 1978年均增长 4.9%
1978 – 2008年均增长 7.8%
根据 "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8 AD"
中国1820 – 2008年经济发展由停滞到快速的转折点发生在毛泽东时期。前后三十年的经济发展速度与此前百多年有质的差别。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59024-1.shtml
文化深度的深思,反省,更新和进步,甚至革命,确实是中华民族崛起的窍门。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高速发展的原因。
三年前我刚开始在论坛上玩的时候,就试图和网友们探讨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精髓,竟没有一个网友能明确阐述。也许中国文化的确太博大精深了,没有人能探究出个所以然来。
这个现象让我感到,中国文化好比一个高度复杂玄妙的工具,没人能吃透它的功能,没人知道它真正的价值所在,于是每个人按自己的理解按自己的需求小心翼翼地使用它,同时又左顾右盼的看别人的眼色:我用的对吗?
这样一种“工具”比起简单实用的锯子榔头,价值何在?
今天有网友说:“有人问起什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我却不敢讲,真的不敢讲。”也许这是一个明白人,可他为什么不敢讲?是怕自己讲的不对还是怕别人泼污水?
不管是哪一种担忧,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体现,怕自己说错,是患得患失,所以来个中庸:和稀泥地折中一下,说一堆大道理,最后总结一个“每一种文化都有精华,去粗取精,吐故纳新”云云;那些泼污水的行为,则是窝里斗的表现,也就是不讲真理,凡事按“道德”评判,不符合“道德”的,就是反动的。我们的文化缺少宽容,缺少思辨。
其实中国文化并不难理解。问题是人们在讨论时往往容易犯两个错误:
一是揪住某个现象或条文就事论事大做文章,看不清现象后面的本质。比如一个说中国人粗俗无礼,一个说我们的文化提倡温良恭俭让。粗俗也好温良也罢,这都是现象不是本质。中国人粗俗吗?不,中国人对于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关心备至爱护有加,出了自家门,大家心里都明白,为什么?温良恭俭让则是一种品性,是中庸使然,但这种品性的另一面就是不讲原则,不思进取,明哲保身的和稀泥。
中庸本身用来修身养性或许不错,拿来治理国家就牵强了,除了让百姓麻木不仁,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还有什么好处?如果用中庸作为外交策略那就滑天下大稽了——当别人的军舰战机开到你门口时,你还“温良”地高唱“有朋自远方来,以和为贵”吗?
某些所谓的“文化精髓”其实只是一种理想,一种说教,从来没有真正落实到民众的行为上,最典型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人上到帝王下到父母,总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所以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婆媳之间,上下级之间都是一种强制的压迫关系,只要你“高”人一等,你就可以“施于人”,别人只有服从的份,没有说“不”的权力。在一个不知民主为何物,没有个体存在、只有忠孝礼义、尊卑贵贱、等级森严的封建文化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永远是一个遥远的理想,而不是一个贯穿民众行为规范的文化现象。这好比现在高唱“八荣八耻”,“五讲四美”,现实里我们看到的是谎言欺骗,贪污腐化已经形成一种社会文化,而八荣八耻却是一个高高挂在头顶上的排位而已。
其二,把圣人的一句话或一种思想拿出来当作“文化”是错误的,何况那些经典每一个人的诠释都不同。比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有四五种释义,就连“中庸”,有的人认为是“和稀泥”、“折中主义”,圆滑世故,有的人却觉得是“中和”——保留其正确的一面,舍弃其错误的一面,甚至还是“正直”——刚正不阿,矢志不渝。
无论如何,中庸是什么,如果我们跳出圣人的说教,看看现实里中国人的处世原则,就不难理解了。
我觉得,评判中国传统文化要看本质,看它真正影响了中国人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的部分。说一千,道一万,中国传统文化是产生于封闭的小农经济下的一种封建文化,其核心价值观在本质上是封建的,是和现代的普世价值——民主、自由、科学、法制相悖的。所谓吐故纳新,我们就要去除一切封建的内涵,敞开胸怀接纳一切适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观。
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是灿烂辉煌的,正是这种灿烂,让中国的封建社会在风雨中摇摇摆摆伸衍了几千年。可见传统文化生命力的强大。可是这种强大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究竟是一笔财富还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我一直不敢往深处设想:如果不是别人用坚船利炮砸开国门,如果不是十月里的那一声炮响,在强大的传统文化的凝聚力下,中国社会今天是怎样一幅场景?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是“清明上河图”中的一个人物吧?
我们的国门毕竟被迫向“夷人”开放了,可是从推翻帝制至今,我们经历了一次次复辟,一次次保皇,一次次反污染防渗透防演变,直到今天的谷歌事件。西方的思想真的那么可怕吗?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又成了一个空中楼阁,因为我们历史上没有一次是象明治维新那样主动的“吐故纳新”,艰难的“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也在腥风血雨中悄然落幕,至于“改革开放”,也只不过局限于在“鸡的屁股”上“不折腾”,思想的开放,文化的接纳还很遥远。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传统文化在当今世界潮流冲击下开始衰落了,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离人们渐行渐远,从沉淀下来的那些杂物中,我们慢慢看到传统文化的不足。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主导,但儒家思想只有一部分被接受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更多的只停留在一种思想流派的说教层面。
为什么某些儒家思想没有落实到中国人的行为上?以至于现在人们常说,如果大家照孔子说的去做就如何如何,或是觉得现代人把儒家的精华都丢失了,等等。
文化是民众生活中自觉产生或接受的行为或观念,如果一种思想是先进的,强大的,顺应人性的,那它怎么会不被民众广泛接受,又怎么会丢失呢?
一种文化,如果不是因为外来力量的打击而被丢弃或走向衰落,那么这种文化一定开始腐朽了。
中国传统文化正在衰退,而现今社会的种种弊端也都可以从文化上找到根源。文化是制度之母,如果我们谴责制度的腐败,最好先从文化上反省产生这种制度的根源何在。
导致今天传统文化的衰落,其原动力在我看来是其本身的三大致命伤。
其一,儒家文化的许多“精华”部分,都是从圣人的标准出发,拿来要求“君子”的道德守则,什么“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啦;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啦;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啦;君子欲衲于言,而敏于行啦;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啦;君子和而不同啦;吾日三省吾身啦;言必信,行必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等等……。这些个人拿来修行当然好,而作为民众统一的行为规范难免不落得个水中月镜中花。
所以说,“仁义道德”讲了几千年,中国社会的常态不是相互合作协调的温暖,而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的冷漠,难怪孔圣人自己都说“吾未见好德者如好色者也”。
现在人们感叹“道德沦丧”,其实中国社会何时有过圣人眼里的“道德”?只不过以前人们关心的只是吃饱肚子,“温饱思淫欲”才是人的本性,所以顺应人性的措施和制度才是根本。
其二,儒家的“中庸”使得原本一个很好的理念又受到另一个相反的制约。比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前半句已经包含了学和思两个概念,而且重在鼓励人们思考,何必又多一个“思而不学则殆”呢?所以这样一来思考是要受限制的,你刚开始思考,就又要回到书本的“经典”上去“考据”了。所以尽管有人辩护:“儒家也说要思考啊”,可事实上中国历史上为什么鲜有真正的思想家,为什么中国人从来没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因为我们的传统不让你创新,只要你“考据”。
“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前半句似乎有一些人文精神,可是一个“忠”字,揭示了这句话的本质:君待臣以礼只是幌子,“忠君”才是儒家的本质。历朝历代,哪个君待臣以礼了?君杀死一个臣子就像捻死一只蚂蚁,可是哪个臣子不忠,不但自己脑袋不保,甚至被灭了九族都没处申冤。当然,君赏给臣一个小物件就是“礼”了,至于给个一官半职那是要三叩九拜,感恩戴德一辈子的。所以到了今天,每每改朝换代,最高领袖就晋升一批“将军”,那样就不愁没有效忠自己的“臣子”了。“忠”无疑是我们的文化,而“君待臣以礼”从来没有一丁点文化上的影子!
“父慈子孝”又是一个传说。各位问问自己,我们周围有几个“慈父”?老子打骂儿子算什么?可谁要是不孝,那么就该千刀万剐了。所以千百年来,慈父在我们的文化中鲜有,孝子贤孙的奴才层出不穷,“孝子”也成了文化象征,甚至是道德规范。
不管是忠还是孝,都是要求一方单方面的顺从另一方,因此没有平等公平可言。忠君侍主不去说它了,孝好不好?用今天的眼光看也不好,不谈父母之爱,只谈孝道有什么意义?且不说孝对于子女思想自由和人格的扭曲,即使为尽孝而孝本身,对长辈也未必是好事。例如现今有不少单身空巢老人生活不能自理,可子女就是不愿送老人去养老院,因为怕背上“不孝”的罪名。于是老人只好孤苦伶仃的艰难生活下去。
此外,没有可“证伪”性,也是传统文化的缺陷。即,如果君不待臣以礼怎么办?臣是否可以反对君,是否可以不忠,要求君下台?如果父不慈怎么办?子是否可以反抗,是否可以不孝?圣人没说,我们也不能思考,因此只好一路“忠孝”下去。
所以,“礼”与“慈”可以点到为止,甚至完全是个摆设,而忠和孝是必须的,无限的,中国人的个性缺失和奴性也就在“忠孝”二字下被塑造的完美无缺了。
其三,儒家学说以道德为准绳,缺乏对基本是非做价值判断的理性客观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个“义”和“利”如何界定,标准是什么?如果进一步按圣人的话做:“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那就是,凡事都要适中,稳稳当当不偏不倚,一切以“义”为准。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义”,连强盗都有“义”,是不是只要自己觉得合乎“义”,合乎“道德”就好了呢?
道德的随意性使得“义”成了左右摇摆的秋千。读书是有道德的事,那么读书为什么?原来书中自有“黄金屋”和“颜如玉”,那么这黄金屋和颜如玉是不是“利”呢?
同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生命的价值远不如道德里的“贞节”。连一条人命都无所谓,崇尚“天人合一”的国度何时对自然界的生物有所敬重?
在传统的中国人眼里,道德是多多益善,是没有底线的,越“道德”越好。于是“孝”就变成极端变态的尝粪、摇铃、卧冰了。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无兄弟也”——多么美好,多美宽宏!那么在圣人眼里,四海之内的“君子”是和“小人”是成为兄弟呢还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性,缺乏明确的界限和公认的标准,谁也说服不了谁,所以就窝里斗来斗去,这也就成了中国文化的特色吧?
下面简单谈谈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
第一个缺陷是缺乏平等的理念。“平等”是指人格上的平等和法律上的平等,无论君臣父子,贫富贵贱,在人格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是民主、人权和法治的基础。
从古至今,传统文化从来没有真正提倡过平等,如今的“拜官主义”和“拜金主义”更是让有权势之人横行,百姓尊严扫地。可悲的是,当拜官拜金成为社会文化,百姓也就意识不到自己的尊严和人格,也就不再追求平等自由,只要能得到官位,能得到金钱,尊严和人格是可以拿来交换的。当“潜规则”变成自愿行为,也就成了“潜文化”了。
第二个缺陷是缺乏科学精神。传统文化关心的是人伦不是自然界,所谓人伦也是怎样“治人”,“防人”。“四书五经”等任何一部儒家经典里没有一丁点科学影子,所以中国人的思维笼统模糊。中医的无法量化无法重复就是一个缺乏科学精神的佐证。
中国科学不能发展的道理也体现在中医的停滞不前上:只讲考据,不求创新。这当然也有尊古守旧的传统:凡是祖先的东西都是博大精深的,我们只能继承发扬,不能破旧立新。当西医从古希腊的体液说走到细胞分子时,我们还把黄帝内经奉为圣经。
第三个缺陷是缺乏法治观念。儒家的德治贯穿中国历史,到了今天我们还能听到“以德治国”的声音。不必讳言,今天的中国社会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人治国家。
有人提出,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民主。殊不知,这句话在20年前或许有些道理,如今的腐败是全民的腐败,腐败现象已渗透到每一个家庭之中,在一个视法律为儿戏,道德沦丧的社会实行民主将是一场灾难。面对这样一个浑沌世界,唯一紧迫的是健全法制,并将司法独立与党派行政,用强大的法律恢复基本社会秩序才能建立一个民主社会的开端。
综上所述,无论什么人说出一大堆大道理,无论你把传统文化吹的天花乱坠,它的核心价值观(在我看来就是忠孝和中庸)无疑是封建时代的产物。除非我们愿意退回封闭的小农经济社会里生活,否则除了文化的外延形式(文学艺术音乐绘画语言文字等),传统文化的核心在今天中国社会里除了阻碍中国向现代化发展已没有什么价值了。
更进一步地教导整个社会,认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并建立与之相互适应的机构。
从1950年代起,他就开始这样做了。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当中,比较突出的有四种:平等、共产、朴素和斗争。毛泽东很重视斗争,因为他认为唯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且他还认为,社会主义不是稳定的社会形态,而是很不稳定的社会形态,所以必须经常加以强化,否则就会退化。
毛泽东是个平等主义者,主张一切平等,如机会均等。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所有社会成员的面貌,受教育的程度和生活标准都应该是基本一样的。不管在外貌上、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都应该完全一样。这也是他喜欢共产社会的原因之一。他认为,如果能正确地激发和领导人民群众,他们就能创造出任何业绩和奇迹。他对个人主义极其反感,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
毛泽东很反感旧中国的知识阶层和读书人,讨厌他们的迂腐和轻视一般老百姓。相反的,他赞美农民的淳朴。他认为,农民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污染。他想通过低薪制和超低的待遇,让那些农民出身的士兵进城后依然保持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被腐败所侵蚀。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又开始担忧起中国年轻人的道德,因为他们不曾经受过战争的洗礼。他还告诉多位来访的外国客人,他特别担心很多老革命的子女变得自私和娇生惯养。由于以上的原因,毛泽东偏爱没有阶级的社会制度。
在工业方面,他希望工人能够参与工厂的管理和经营,并在制定生产目标和引进新的生产技术方面,有很重要的发言权。
在农业方面,他希望所有的农业活动都能采取集体经营的方式。
在公共卫生方面,他希望派出很多受过专业医疗训练的医生前往农村地区服务,同时希望一些受过次级培训的医疗保健工作者,也就是“赤脚医生”长期在农村地区进行服务。
在教育方面,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他希望入学考试不要太过严苛,课程设制要注重实用。
在文学与艺术方面,他希望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和表达方式宣传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缩小城市与农村地区的文化与物质差距,并且消除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工农大众的力量已经发挥出来了,社会主义建设所遇到的阻力来自知识分子的思想落后,他要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解决。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知识分子的主要工作是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工农大众服务。“知识分子,就大多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既然可以一样的为新旧社会服务,就是可以团结的力量。知识分子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也有一些人到工厂农村去,结果是有的有收获,有的就没有收获。这中间有一个立场问题或者态度问题,也就是世界观问题。”
毛泽东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彻底改造知识分子身上和社会主义格格不融的的落后的思想,彻底让知识分子融入无产阶级中,彻底扫清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广大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一目的也合了发动文革的目的。
我在中学时(76年)就已经对老毛客观评价,三分缺点,七分错误!
举世无双
胆色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