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世统治权与历史话语权个案研究

导　言

　　笔者曾在拙文《略谈中国史学双重职能》中引述过刘少奇的两段话：

　　1962年7月一天，中南海游泳池畔，毛泽东质问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邓子恢、陈云等人的右倾举动？刘一向顺从毛，但此次竟“有些动感情”地顶了毛：“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刘少奇做错事时害怕历史，受冤屈时也寄希望于历史。他晚年爱说这样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读者可能会由此而追问笔者：那么，毛泽东对于历史是持什么态度呢？是不是也像刘少奇那样：或是在做错事时惧怕历史呢？或是在受冤屈时寄希望于历史呢？

　　笔者曾就此问题作过长时间思考并形成一些看法，概言之，由于毛泽东和刘少奇所拥有的政治经历不尽相同，故而他们所遭遇的历史问题也不尽相同：毛泽东有类似于刘少奇因做错事而“惧怕历史”的问题，但无类似于刘少奇因受冤屈而“寄希望于历史”的问题。

　　就中共高层权力角逐最终结果来看，毛泽东无疑是最强者，是最善于整人的人，所以也就不存在因挨整而受冤屈的问题，以及不存在因受冤屈而“寄希望于历史”的问题。

　　诚然，毛泽东在其政治生涯中也曾挨过整，也曾受过冤屈。例如，他在江西苏区时就曾被指责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被奚落为一个狭隘经验主义者，即一个没有出过国留过洋而只擅长在山沟沟里打转转的人，一个没有读过许多马恩列斯原著而只熟悉诸如《三国》、《水浒》那类旧书的人。

　　然而，毛泽东已经把自己挨整的事给摆平了，甚至平过了头。例如，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就已经把那些整过他的人都给整治了一遍，甚至把那些虽没有整过他但也没有推崇过他的人都给整治了一遍；已经把自己曾蒙受的冤屈都给雪清了，甚至把自己曾有过的污点也都给洗白了，以至把自己洗成一个没有任何瑕疵的人，一个通体透白并白到匪夷所思程度的人，毋宁说是一个完全超凡脱尘的神。

　　无庸置疑，毛泽东在历史上做过许多错事，许多后果极为严重的大错事，比如做过发动“大跃进”致使数千万人饿死的大错事，又比如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致使数万万人歇斯底里的大错事。

　　那么，毛泽东会不会因此而惧怕历史呢？

　　笔者曾就此问题作过肯定性论述，即在《略谈中国史学双重职能》一文中指出，毛泽东临终前不久关于“我一生办了两件事”的谈话，就是在很认真地“推测他死后人们将怎样评价他，并显得有些放心不下”。

　　笔者也曾向李锐先生提出过“毛泽东怕不怕史”这一问题。李先生听后眼睛一瞪说：“他怎么不怕史？他怕，非常怕！你想想，他搞文化大革命，搞了那么长时间，做了那么多坏事，却没有留下许多墨迹、许多他的亲笔墨迹。他这是因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怕史！怕留下他做坏事的亲笔记录，怕让后人骂。”

　　可问题是，毛泽东本人毕竟没有说过自己惧怕历史的话，至少就现已公布的文献资料来看，他没有能像刘少奇那样直截了当地说过自己惧怕历史的话。

　　毛泽东熟读中国史书，自是能够读出中国史书有一重要功用，就是很在意褒贬人物，既很在意褒扬那些行了大善的人，使之流芳百世；也很在意贬斥那些作了大恶的人，使之遗臭万年，故能让那些“乱臣贼子”和“无道天子”感到惧怕。所以，毛泽东很明白，像他这种执掌过大权且又做出过大事故而必上史书的人，如果坦言自己非常惧怕历史，就似乎在对号入座了，承认自己做了大恶，至少显得自己有做了大恶的嫌疑。

　　不过，毛泽东虽没有说过自己惧怕历史的话，但不等于他不惧怕历史。要识透像毛泽东这种言辞信用度不大高的政治人物，关键不是要听其言，而是要观其行，即通过观察其行为方式来确证其内心想法。

　　当然，这种确证隐有一个前提，即毛泽东的行为与毛泽东的意图有着高度的相关性，故可以从他做了什么中看出他想了什么。

　　依据这一求证理路，笔者侧重考察了毛泽东作为执政者的一种最具有标志性的行为方式，即整人方式。可以说，此公入主北京后所做的最用心也是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整人了，整的主要是本党人士，尤其是本党高层人士。

　　这种整人方式通常都少不了有这样两个手法：一是要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二是要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须写出检查。这两个手法都不仅有着现实方面的功用，而且有着历史方面的效能：

　　前一个手法能够让那些参与者都担上与毛泽东同案的责任，从而有利于掩饰毛泽东的历史形象，——让他们都因有着同案者身份而不愿向历史作证，不愿全盘说出毛泽东整人的详情。

　　后一个手法能够让那些挨整者都立下对毛泽东有利的字据，从而有利于粉饰毛泽东的历史形象，——让他们都言之凿凿地向历史作证，誓言自己是完全错误的而毛泽东是完全正确的。

　　从毛泽东所使用的这两个整人手法所具有的历史效能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整人者还是很在乎历史的，很在乎自己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形象：既很注意去掩饰它，尽量设法去模糊那些对自己不利的历史记述；也很注意去粉饰它，尽量设法去收存那些对自己有利的历史记录。简言之，此整人者还是有些惧怕历史的。

　　本文的正文部分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考察毛泽东的前一个整人手法及其历史效能，下篇主要考察毛泽东的后一个整人手法及其历史效能。

　　上　　篇

　　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充当打手；让他们因有着同案者身份而不愿向历史作证，不愿全盘说出毛泽东整人的详情。毛泽东若是决意整治一个人，就会责令手下人都要掺和进来，都要一起来对这个人说绝情的话、做绝情的事，都要一起来朝这个人吐雨点般的唾沫、扔冰雹般的石头。

　　例如，在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裹挟着整个中共中央向邓子恢等人发难。全会计有248篇发言，内容大体一致：一方面高调拥护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另一方面疾言批评邓子恢“小脚女人”，指责后者“右倾保守”，是“同资产阶级共呼吸的人”，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等等。

　　在这248篇发言中，少不了有一篇是邓子恢自责自贬的发言：痛说自己“抱着十分沉重的心情”，检讨自己再次犯了“原则性错误”。

　　又如，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裹挟着整个中共中央向彭德怀等人发难。据李锐先生记述，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被印发下来后，多数与会者“基本上是同意的”，只是认为其中“某些字句值得斟酌”。但是，到了“7月23日，毛泽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极其严厉的批判和斗争。自此时起，没有人再讲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问题了，‘问题不少’的中心议题被搁置一边。原来表示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信中的观点的同志，也不得不迅即转变态度，有的还违心地进行了揭发批判。整个会议于是形成一边倒的形势。”

　　7月26日，毛泽东又发指示：“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于是不论过去有没有表过态，或讲得重讲得轻的，都起而踊跃发言，大家直接对着彭德怀、张闻天等开火。”

　　事隔二十余年后，李锐先生忆及当时心情：“说实在的，这十多天会，我的心理状态极为复杂，我觉得很悲观。我想，这是中央委员会，这是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会，怎么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呢。”

　　又如，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在毛泽东注视下，除陈少敏一人外，所有与会者都举了手，赞成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赞成“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诚然，在这许许多多举起的手中，有的是出于主动的，有的则是出于被迫的；但就最终结果来看，无论是主动举起的手，还是被迫举起的手，都无一例外地击打在刘少奇的身上，尽管击打的程度轻重不一，因此，也都无一例外地沾上了刘少奇身上的血，尽管沾上的分量多少不一。

　　毛泽东在纠合其党徒整治其政敌的过程中，也遇到一些不愿掺和其间的人，一些不愿与他同趟浑水的人。他都不会轻易地放过这些人，或是当即予以呵斥，让其下不了台；或是嫉恨在心，留待日后算账。

　　在“庐山会议”上，当朱德批判彭德怀不力时，毛泽东当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讥刺得这位总司令“脸一红，就停止了发言，直到散会，只是最后讲了几句话。”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大多数中央委员不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不积极批判刘少奇时，毛泽东当时隐忍不发，只是对他们做了说服争取工作。可是到了会后，他便默许乃至纵容“造反派”去冲击他们，去责难他们冥顽不化地犯了“推行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结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央委员都被贴了大字报，其中许多人还被开了批斗会、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坐“喷气式”以及游街，蒙受种种羞辱。

　　不过，这些被批斗者的结局不完全一样。有些人被一棍子打死，如属刘少奇嫡系人马的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自“文革”起便被打倒，乃至被关押，被流放，一如囚徒似地非常耻辱地熬着活到了毛泽东去世后，亦是“文革”结束后。

　　至于其他人的结局，则视其对毛泽东的认错态度如何而决定其能否再获生路。其中一些人在写出了痛骂自己糊涂的检讨书和痛责刘少奇歹毒的批判书之后，或说是补做了毛泽东先前布置过的整人作业之后，获得宽大处理，补考过关，遂从“牛棚”中被“解放”出来，恢复组织生活，重返领导岗位，并在一段时间内作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状，以报主席知遇之恩。

　　可见，在毛泽东不断发起的整人运动中，毛泽东手下的党人，尤其是高层党人，没有权利保持沉默，没有权利不去积极掺和其间，而都必须大叫大喊地去狠踢猛踹那些被整的人、那些遍体鳞伤地倒在地上的人。他们如果不这样做，他们自己也会被整，也会被众人狠踢猛踹，以致遍体鳞伤。

　　毛泽东的这种整人手法，也为其后继者所承袭。

　　1987年整胡耀邦时，中共高层开了所谓“民主生活会”，其间绝大多数与会者故伎重演，再次施展那种从先主席那里学到的整人伎俩：联手围斗挨整者，扣帽子，打棍子，你一言我一语地肆揭老底，硬是把这位“红小鬼”出身的总书记整得凄凄惨惨乃至“失声痛哭”。

　　1989年整赵紫阳时，又有许多中共高层人士故态复萌，纷纷表示要与现任总书记划清界限，并一致声讨他犯了“支持动乱”、“分裂党”的错误，硬是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开成了一个批斗会，一个鸹噪四起、格调低下的批斗会。

　　直到十六年后赵紫阳去世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仍心怀禁忌，不敢去赵家灵堂吊唁，不敢去八宝山告别，不敢去为他们的这位老同事、老领导送最后一程路，硬是把绝情的事做到了底。

　　毛泽东数十年如此整人，不可避免地致使这个党的高层成员，也就是这位党主席身边的那些党中贵要，大都做过这种落井下石的事、这种翻脸不认人的事。

　　也正因此，就人之常情而言，这个党的高层成员的道德水准，尤其是毛泽东执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成员的道德水准，大都低于常人的道德水准。这正是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这个党的高层成员不仅大都寡德，而且大都可悲；不仅大都曾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别人，而且也大都曾被别人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整得检讨不迭，整得痛苦不堪。其中一些人如周恩来、邓小平等曾被整治多次，还有一些人如刘少奇等竟被整治致死。

　　也就是说，这个党的高层成员大都有过双重的经历，既有过作为出手很重的打手的经历，也有过作为告饶不止的挨打者的经历。他们既做过“胯夫”，也做过“胯下之夫”、毛泽东的“胯下之夫”。

　　也正因此，这个党的高层成员大都有过双重的耻辱，既有过作为凌辱者的耻辱，也有过作为被凌辱者的耻辱。他们都几无例外地或多或少地蒙受过毛泽东所给予的耻辱。

　　在这个党的高层中，既积极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别人、又未被别人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的人，似乎就只有康生一人。可是，此人最终被本党亦被世人公认为大奸大恶之人，堪比李林甫、魏忠贤之辈。

　　也就是说，在毛泽东主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政治角逐中，最得逞者竟是最歹毒者。这就使人不能不想起“豺狼横道”这个古语，不能不认为毛泽东主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政治生态，是相当险恶的，也是相当丑陋的。

　　在此，我们不妨将国共两党高层中的人情世故作一简要比较。

　　当蒋介石决意惩处确有反意的国军元勋邓演达时，一批与邓演达有着数年袍泽情谊的黄埔将领纷纷站出来为他说话。如陈诚在获悉邓演达被捕后，立即致电蒋介石，予以力保；随后在获悉邓演达被害后，再次致电蒋介石，提请辞职，声言：“上无以对总司令，下无以对恩友。”

　　而当毛泽东决意整治并无反意的共军元勋彭德怀时，一大批与彭德怀有着数十年战火情谊的红军将领纷纷围上来朝他吐唾沫、泼脏水，东拉西扯、无限上纲，还翻出一大堆陈芝麻烂谷子，气势汹汹且婆婆妈妈，一如街妇聚骂之行状。他们还一致举手赞成将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首领，并给他安上了两个大逆不道的罪名：一个是类似于“汉奸”罪名的所谓“里通外国”罪名，一个是类似于“结党谋反”罪名的所谓“组织军事俱乐部”罪名。

　　当蒋介石将张学良监禁后，仍有许多国民党大员去看望他。其中张治中将军三次专程探视囹圄人，一次在南京宋子文府（1936年），一次在湘西沅陵凤凰山（1938年），一次在台湾新竹井上温泉（1947年）。他次次都与这被监禁者长时间地促膝谈心，还次次都不避嫌疑地替这被监禁者给蒋介石捎信或捎话。

　　而当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将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首领后，则见许多中共大员纷纷变脸，对落难者唯恐避之不及。在由庐山返回北京时，除张爱萍将军外，大家“都不愿和彭老总同机”，以至于“那架飞机只稀稀落落地坐了几个人。”

　　又当毛泽东将彭德怀只是闲置京郊吴家花园而并未监禁时，就没有多少中共大员去探视他，更不要说去与他促膝谈心了。彭德怀曾对不期而遇的谢觉哉说：“下了庐山以后，我已经被人们忘掉了，老同志也不敢来往了。在吴家花园，只有总司令（即朱德——引者）来看我，找我下棋……还有帅大姐（即帅孟奇——引者）来看我……”

　　不过，彭德怀自己也曾“规定一个军人也不见，以免引起嫌疑，牵累来者”。因为，他背的毕竟是“组织军事俱乐部”的罪名。至于彭德怀的老部下们也不都是绝情者。李志民上将就曾暗中派其儿子避开吴家花园门口岗哨，翻越围墙进入院中，想看一看“彭老总是否还在人间”。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无疑会给落寞将军带来一些暖意。

　　当彭德怀被正式收监后，除提审人员外，就没有任何袍泽故旧来探视他了。

　　又当彭德怀知道自己身患绝症而提出要见毛泽东、周恩来后，仍没有任何中央大员来看望他。

　　落难将军不胜悲鸣：“无缘无故地关了我这么多年，有谁来看过我一次？有谁来找我谈过一次话？我枪林弹雨中征战了一辈子，到如今落得这样一个下场！苍天啊！你真不长眼！”

　　1999年12月，彭德怀的侄儿侄女将其伯父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归葬湖南湘潭乌石故里。这一迁葬实属孝举，合理，合情，尤合他们的伯父之耿介脾性：大家既然生前待我那么薄情，我又何必死后硬要与你们挤在一起？我生前孤傲，不与你们拉拉扯扯，死后也孤傲，羞与你们同葬一处！

　　一些半路结盟或加盟中共的前国民党人士在涉身毛泽东整人运动时，也似乎显得比许多老中共党人更讲义气些、更富有人情味些。

　　当许多中共大员纷纷指责彭德怀伪装艰苦朴素故而是“伪君子”时，前国军上将张治中站出来说话：若说一个人在短时间里搞伪装，还能够说得过去；但若说一个人在一生中都搞伪装，就很难说得通了，一个人“怎能伪装一生呢？”

　　颇有仁德之名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也曾高度评价过张治中的为人：“要重新思考做人的道理。很敬佩张治中。大革命和抗战胜利后国共两次分裂时，张两次向蒋介石上万言书，很不赞成。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从不批蒋介石。大概是‘大跃进’（似应为‘文化大革命’——引者）时，有次（似应在1967年国庆观礼时——引者）上天安门城楼，在电梯上遇见毛主席，张说：‘主席呀，你走得太快了，跟不上。’张治中应当有部电视剧。”

　　张治中任职国民党时曾数度谏言蒋介石，离开国民党后则从不批评蒋介石，正如中国古语所言：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

　　他结盟中共后，又能在毛泽东如日中天时当面向其谏言：你搞“文化大革命”，搞得很过急（“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很过火（“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百分之五了吧？！”），说出了当时所有中共高干都不敢说出的话，故又再显古士之风。

　　据一个原人大附中红卫兵头目回忆：在当年被他们抄家的那一个个名人政要中，绝大多数者都对他们这些“红卫兵小将”点头哈腰，低声下气；只有两个人不买他们的账，非常硬气，令他们感到很是威严。在这两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张治中将军。

　　当许多老红军纷纷揭发批判彭德怀时，原为东北讲武堂出身的国军第111师333旅旅长后为解放军中将的万毅，先是在庐山上为彭德怀说话：“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继又在北京城为彭德怀说话：“直说了吧，现在有人尽做好梦，头脑发昏、膨胀，眼睛只看这天上的‘卫星’，全然不顾地下老百姓们吃苦受穷！我敢说，彭总‘意见书’一点没错！谁要是昧着良心批就让他批去吧！”

　　又当许多老红军纷纷举手赞成开除黄克诚的军籍、党籍时，原为西北军军官学校出身的国军第26路军排长后为解放军中将的李雪三，“就是不举手”，“自始至终保持沉默”。

　　许多年后，黄克诚回忆了当时挨整的情景：“会议调整了对策，集中了所有和我关系多的人，要求他们揭发、批判我。为了避免包庇‘反党分子’之嫌，许多人都得表现一下。于是这个说我是怕死鬼，那个说我是杀人犯。”但是，“也有几位和我共事很久、了解我的为人的同志，在会上一直没有发言。这样做是要担风险的，连我都担心他们会受连累。”

当许多新中国的新贵们附和着那个新中国的新主子而一窝蜂地去围斗梁漱溟先生时，原国民党高层人士何香凝、陈铭枢则为挨整者说了公道话。 　　何老太太在那个一边倒的会议上，“唯一”发言肯定梁漱溟曾经反过蒋介石，从而回应了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泼骂：“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另外，何老太太在那一片叫骂声中，仍然称挨骂者为“梁先生”，令这听用者久久不能忘怀。 　　陈铭枢则在会上逼毛泽东表态：梁漱溟问题究竟是政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若是前者，“不必在此费舌耗时”；若是后者，“可以慢慢批判教育，使他逐渐醒悟”。毛泽东答复：“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但没有发现他暗中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与美帝国主义、台湾有什么联系，因此，他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 　　当老共产党人贺龙落难而其子女无处可躲时，老国民党人何香凝收留了他们，并把他们藏在周恩来严令不许任何人冲击的地方——何老太太自己的卧室。 　　当刘少奇已被公开批判而许多中共高层人士唯恐避之不及时，宋庆龄仍给刘少奇子女寄贺年卡，并向刘少奇夫妇赠送《宋庆龄选集》，还在书上写着：“敬爱的刘主席、王光美同志”。 　　“林彪事件”爆发后，“文革”酷烈形势有所缓解，刘少奇子女“给他们熟悉的叔叔阿姨”写信，请求把他们“要求见爸爸妈妈”的信转交党中央、毛主席。他们寄给其他人的信有什么反应不得而知，寄给宋庆龄的信则如愿地转交到了毛泽东的案前，并获其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 　　接下来的问题是，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的手法，对于毛泽东来说有何意义呢？能获得什么样的效用呢？ 　　概而言之，这一整人手法能够获得现实与历史两方面效用。 　　关于“让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这一手法的现实效用，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其一，能够造成人人喊打的声势，既鼓励打手，又震慑对手。 　　在中共党内，彭德怀不仅战功赫赫，而且为人刚直，敢作敢为且口无遮拦，如敢于在中南海高层会议上疾言指责毛泽东：“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如敢于当面斥责周恩来：“老奸巨猾”。这就使得许多中共高层人士都很忌惮他，忌惮他直言骨鲠，不留情面。 　　显然，要整治这样一个令许多人生畏的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这许多人都发动起来，相互联手且相互壮胆地去围斗他。其间，人越多，势越大，收效也就越显著。 　　毛泽东自是深谙此道，自下决心整彭德怀起就不断扩大整彭规模：先是在庐山上，把部分中央委员出席的整彭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扩大为所有中央委员出席的整彭会议（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继又在庐山下，把一百余位将领出席的整彭会议，扩大为一千余位将领出席的整彭会议，即是把全军每个师以上单位的两位正职首长统统调集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围着彭德怀大吼大叫，将星灿烂且唾星四溅。 　　彭将军身经各种恶战，却从未遭遇如此狂乱的口水战，惶惶然而无所措，最终不得不做出退却，写出违心检讨：“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毛泽东见此检讨即做批示：“此件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 　　其二，能够测试手下人对他毛泽东的态度，犹如赵高“指鹿为马”，视顺应者为可用之材，视不应者为必除之敌。 　　毛泽东在其整人过程中，特别在意手下人的“立场问题”或“态度问题”，即在意他们是不是旗帜鲜明地站在他毛泽东一边；而不问他毛泽东所要整的人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即在意他们是不是把对他毛泽东的忠诚置于对事实真相的求证之上。 　　在中共党内，彭德怀曾一直被公认为是一个襟怀坦白、淡泊名利的人，一个爱国、爱党的人。毛泽东心里明白这一点，并明白其他党人也明白这一点。 　　可是，毛泽东偏偏要指控彭德怀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叛国者、反党分子，偏偏要把“鹿”说成是“马”，并严令手下所有人都要就此表态，说一说这“鹿”究竟是“鹿”还是“马”？ 　　随后，他便放过那些附和者，那些曲意把“鹿”说成“马”者；而揪住那些异议者，那些坚持把“鹿”说成“鹿”者，将他们也一并打倒，也一并指“鹿”为“马”，指控为彭德怀同党分子。 　　据刘少奇的一个卫士回忆，五十年代的一天，他在陪其首长散步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发现许多中央首长都有些怕彭总，他想知道彭总是不是真的那么可怕。刘少奇告诉他，彭总并不可怕，彭总实际上是一个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党性极强的人。 　　然而，正是这位曾经赞言彭总“党性极强”的刘少奇，上了庐山后，便附和着毛泽东，硬是把彭总说成是一个蓄谋已久的反党分子，硬是把“鹿”说成是“马”。他甚至到了数年后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也就是在彭德怀庐山谏言已被事实确证后，还附和着毛泽东，继续朝彭总肆泼脏水，继续把“鹿”说成是“马”，竟能够煞有其事地大谈彭总的所谓“里通外国”问题、所谓“组织阴谋小集团”问题，并藉此宣布“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在1959年整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上将邓华为彭德怀说了几句公道话，随即遭到批判，被勒令写出检查； 　　中将万毅拒绝批判彭德怀，并解散由他分管的那个批彭小组（由出席会议的总叁谋部人员和军委办公厅人员组成），随即被当做“彭德怀的狗腿子”看管起来； 　　少将钟伟忍无可忍，大吼出场，指责批彭者“无中生有，造谣惑众”，随即遭到更为严厉的处置：话音落下不到五分钟，就被急冲进来的荷枪实弹的卫兵戴上手铐，架出会场。 　　会议组织者如此对待钟伟，已超过了史上赵高所为了。那位千古大奸相也没有做到当庭就拿下那些说实话者，那些坚持把“鹿”说成是“鹿”者，而只是暗地里陷害他们（“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史记?秦始皇本纪》）。 　　其三，能够离间挨整者与其袍泽故旧的关系，让他们绝情相逢，变袍泽为陌路，变故旧为冤家。 　　“庐山会议”后期，彭德怀被置于第四组接受批判，而彭德怀的老部下们也大都被安排在这一组参加批判。其中包括所有出席会议的现役军队将领之大半，以及所有出席会议的红三军团老人之几乎全部。 　　如苏振华（曾任红三军团第12团政委）、李井泉（曾任红三军团第4师政治部主任）、李志民（曾任红三军团第2师政治部主任）、杨勇（曾任红三军团第10团政委）、张爱萍（曾任红三军团第11团政委）等，都被安排在第四组，都被要求面对面地揭发批判自己的老首长。其中，苏振华、李井泉表现得最为积极，频频发言、句句诛心。 　　1973年，毛泽东借中美关系问题整周恩来，先是开政治局会议批周恩来，继又将政治局会议开成政治局扩大会议，将更多的人扩大进来批周恩来。在这扩大进来的人中，就有所谓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四老”为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四少”为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 　　这些批周恩来的与会者都是周恩来的老部下，尤其是来自外交部的那几个老人，都是跟随周恩来数十年的老部下。如今，他们都被驱赶着围上前来，面对面地向自己的老首长发难，怒斥他的种种不是，还痛揭他的若干老底。 　　更有甚者，整人者还会动用酷刑来摧毁挨整者与其袍泽故旧的关系，逼使他们无中生有地相互指控。 　　例如，在炮制所谓“二月兵变”案时，整人者就是用严刑拷打的方法，硬是让贺龙元帅的诸多老部下“招供”的，让他们莫须有地招供：他们的老首长早年就曾与蒋介石的“特使”熊贡卿密谋，并“谈妥”了叛变条文；近年又曾为研究“兵变”而先后召开过“八次黑会”，谋划如何夺取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的指挥权，并将“兵变时间”定在“十月一日”。 　　这些被屈打成招者，都是一些身经百战的老将军，都是一些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可是，他们扛得住昔日的艰难困苦，却扛不住此时的严刑拷打。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整人机器是多么暴虐和多么高效！ 　　毛泽东如此整人的手法也为其后继者所承袭。1987年1月胡耀邦挨整的情景，一如当年彭德怀、周恩来挨整的情景，即一种被蓄意制造出来的众叛亲离的情景。 　　当时中共高层也开了一个会，一个所谓“民主生活会”。主使者也是精心设局，唆使诸多与会者纷纷向胡耀邦发难。 　　在这些发难者中，除有一些人如黄火青、邓力群等本来就与胡耀邦心存芥蒂外，还有一些人如薄一波、王鹤寿等过去曾与胡耀邦相交甚好。 　　薄一波曾因“六十一人叛徒案”平反事而求助于胡耀邦，并受惠于胡耀邦，本应感恩戴德于胡耀邦，可是，此次却充当了整胡耀邦会议的主持者。王鹤寿早在“延安时期”就与胡耀邦过从甚密，是所谓“桃园三结义”者之一（另两人为胡耀邦和陶铸），可是，此次竟将胡耀邦私下对他说过的“一些心里话”给揭发了，令落难老友“伤心之至”。 　　作为回应，彭德怀、周恩来以及胡耀邦，对于这些势利反目的袍泽故旧，也一定是倍感酸楚，除有极度的悲愤外，还有极度的厌恶。无庸置疑，彭德怀对李井泉、苏振华的鄙夷程度，周恩来对乔冠华的鄙夷程度，以及胡耀邦对王鹤寿的鄙夷程度，都一定会远远地超过他们对其他发难者的鄙夷程度。 　　关于“让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这一手法的历史效用，主要表现为这所有参与整人者都替毛泽东分担了相应的历史责任。 　　毛泽东通过这一手法而让所有手下人都摊上整人的份，都沾上挨整者的血；也就是让他们和自己一样，都欠上历史的帐，都背上挨整者的债。于是，他便与他们结成了某种责任同盟：他有不可推卸的主使整人的责任，他们也有不可推卸的帮凶整人的责任。主使者与帮凶者，共进共退，共荣共辱。 　　这就使得他的这些手下人在日后面对历史时，不仅有可能不说出真相，而且有可能做出某种举措，某种既能为毛泽东开脱历史责任、也能为他们自己开脱历史责任的举措。 　　其一，这一手法使得毛泽东的手下人有可能为自己也参与其间的毛泽东的整人活动进行辩护。 　　因为，为毛泽东辩护，也就是在为他们自己辩护。同理，为他们自己辩护，也就是在为毛泽东辩护。 　　其间，最突出的例证，莫过于邓小平为“反右”运动所做的那个著名的辩护：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 　　在这段辩护词中，第一句话为整个运动定性，随后几句话都是为第一句话做论证；最后一句话仅七个字，承认这场运动有扩大化错误，意思是说原本一件好事被搞得有些过头。 　　整段辩护词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八个字：一句是“基本正确”，一句是“有所不足”。也就是说，其正确的方面是其“质”的方面，其不足的方面是其“量”的方面，故在总体上应予以肯定。 　　邓小平的这段“1980年3月19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成了执政党给“反右派斗争”定性的“最权威的说法”，成了官方定论。 　　不过，这个“最权威的说法”是大有问题的，既有含混不清、似是而非的问题，也有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问题。 　　其间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什么叫“扩大化”？这个“扩大化”究竟扩大化了多少呢？ 　　按执政党自己提供的数据，在被打成“右派”的五十五万人中，竟有五十四万多人被“改正”，只有五千人或尚待甄别或维持原判。能被执政党“坐实”为“右派”者寥寥无几，其中全国知名者仅数人。 　　显然，用这个涉及寥寥无几的人的“罪名”，来为那个涉及许许多多的人的大案定性或冠名，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这就如同把一张只有三五个“黑点”的白纸硬说成是一张“黑纸”一样，已近乎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了。这不仅违反了普通人所具有的加减法常识，也违反了执政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关质量互变规律的学说。 　　在这段辩护词中，邓小平还做了一些论证，一些很难站得住脚的论证。 　　论证之一：之所以要反击“右派”，因为，“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反对“三大改造”，反对“社会主义”。 　　可问题是，后来邓公自己所力倡的“改革”，也是在一定意义上否定“三大改造”，至少是在试图恢复某些已被“三大改造”否定了的东西。 　　例如，他支持“包产到户”，可以说是在试图恢复某些已被“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所否定了的东西，即是把通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集中起来的土地再分给农民“单干”。 　　同理，他赞许“个体户”和“民营企业”，也可以说是在试图恢复某些已被“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所否定了的东西。例如，他所力保的安徽“傻子瓜子”，若是搁在五十年代，则不是属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就是属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对象。 　　显然，邓小平这是在搞双重标准：只疾言批评“右派”对“三大改造”的否定——限于言辞的否定；而并不妨碍谈自己也将对“三大改造”予以否定——付诸行动的否定。 　　另外，邓小平还曾坦承：自己过去对于“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 　　按照理性主义的理路，邓小平的这种“不是完全清醒”的认识，不足以使他能够十分确定地断言：赞成社会主义就一定是正确的，反对社会主义就一定是错误的。可实际情况是，他对这个他“不是完全清醒”的问题，却做出了他已是完全确定的结论：先一口咬定“右派”就是“反社会主义”，就应予以“反击”，再据此咬定五七年“反右”运动“还是要肯定”。显然，在这看似完全确定的结论里，是有许多臆断成分的。 　　论证之二：之所以要反击“右派”，是因为“那时候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若说五七年的秀才们言辞激烈，尚为可信；若说他们“杀气腾腾”，就有些夸大其辞了，甚至是在搞栽赃陷害了。例如，当时被认为是最显“杀气”的大右派葛佩琦的言论，即“要杀共产党人”的言论，就是经“断章取义”且“横加篡改”而炮制出来的。 　　“右派”们即便真的说了“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的话，只要不付诸行动，不搞杀人放火，不搞武装暴动，也至多是思想问题、言论问题，故不应受到法律意义上的惩处。 　　比如，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只是说了他“想要”发动世界大战的话，就把他送交国际法庭予以惩处。 　　同理，我们也不能因为一个人只是说了他“想要”否定共产党领导的话，就把他打入社会底层，剥夺他们的一系列公民权利：或批斗他，剥夺他的人格尊严；或开除他，剥夺他的工作权利；或流放他，剥夺他的居住权利；或拘押他，剥夺他的人身自由；甚至将他拘押致死、剥夺他的生命权利。而这一系列的“剥夺”，正是邓小所断然肯定的那个“反击”的实际内容。 　　论证之三：“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言下之意，反击了“右派”，我们就能前进。 　　可是，事实又是如何呢？事实是，“反右”一年后，我们便“前进”到“大跃进”中去了，进入了饿死数千万人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在此之后，通过继续“反右”，我们又“前进”到“文化大革命”中去了，陷入了祸害整个民族的“十年浩劫”。邓小平本人也在此“浩劫”中经历了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先是受创沉没，继而蒙羞浮起，终又受创沉没…… 　　显然，邓小平的这段为“反右”运动辩护的话，是强词夺理的，并已强词夺理到不顾及基本史实的地步。这个所谓最权威的结论语，实为最蛮横的狡辩词，并很有可能作为最经典的荒唐话而载入史册。 　　人们不禁要问，邓小平这个头脑十分清楚的人为什么会说出如此胡搅蛮缠的话呢？ 　　一个可能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就在于邓小平因自身与这场运动有很大干系而难以客观地正视它、评说它。 　　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不仅自任统帅，主持制定大政方针，还让邓小平做了副统帅，即所谓“前台总指挥”，全面负责落实这些大政方针。 　　邓小平则不辜负毛泽东的重托，克尽厥职，不遗余力地替毛泽东分担“反右”重任：既事无巨细地帮毛泽东统筹安排，在前台具体指导“反右”运动；又振振有词地为毛泽东论说一切，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总评“反右”运动。 　　权力不仅应与事功相匹配，还应与责任相匹配。有多大的权力，就不仅应做出多大的事功，还应承担多大的责任。 　　毛泽东让邓小平当上了“反右”运动的副统帅，不管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事实上就是让邓小平为这场运动，不仅要做出仅次于他毛泽东的事功，还要承担仅次于他毛泽东的责任。日后若要追究这场运动的历史责任，第一个要追究的当属统帅毛泽东，第二个要追究的就属副统帅邓小平了。 　　也就是说，在“反右”问题上，毛泽东与邓小平共进共退、共荣共辱：若是肯定“反右”运动，就是既肯定前者也肯定后者；反之，若是否定“反右”运动，就是既否定前者也否定后者。 　　毛泽东的这一人事安排，不仅收效于当年如何实施“反右”决策事，即得到了邓小平的鼎力相助；而且收效于数十年后如何评价“反右”性质事，即获得了邓小平的竭力辩护。 　　可见，邓小平为“反右”运动作辩护，也是在为他自己历史作辩护，因而也就难免会辩护成上述那种强词夺理状，乃至蛮横无理状。

当许多新中国的新贵们附和着那个新中国的新主子而一窝蜂地去围斗梁漱溟先生时，原国民党高层人士何香凝、陈铭枢则为挨整者说了公道话。 　　何老太太在那个一边倒的会议上，“唯一”发言肯定梁漱溟曾经反过蒋介石，从而回应了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泼骂：“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另外，何老太太在那一片叫骂声中，仍然称挨骂者为“梁先生”，令这听用者久久不能忘怀。 　　陈铭枢则在会上逼毛泽东表态：梁漱溟问题究竟是政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若是前者，“不必在此费舌耗时”；若是后者，“可以慢慢批判教育，使他逐渐醒悟”。毛泽东答复：“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但没有发现他暗中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与美帝国主义、台湾有什么联系，因此，他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 　　当老共产党人贺龙落难而其子女无处可躲时，老国民党人何香凝收留了他们，并把他们藏在周恩来严令不许任何人冲击的地方——何老太太自己的卧室。 　　当刘少奇已被公开批判而许多中共高层人士唯恐避之不及时，宋庆龄仍给刘少奇子女寄贺年卡，并向刘少奇夫妇赠送《宋庆龄选集》，还在书上写着：“敬爱的刘主席、王光美同志”。 　　“林彪事件”爆发后，“文革”酷烈形势有所缓解，刘少奇子女“给他们熟悉的叔叔阿姨”写信，请求把他们“要求见爸爸妈妈”的信转交党中央、毛主席。他们寄给其他人的信有什么反应不得而知，寄给宋庆龄的信则如愿地转交到了毛泽东的案前，并获其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 　　接下来的问题是，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的手法，对于毛泽东来说有何意义呢？能获得什么样的效用呢？ 　　概而言之，这一整人手法能够获得现实与历史两方面效用。 　　关于“让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这一手法的现实效用，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其一，能够造成人人喊打的声势，既鼓励打手，又震慑对手。 　　在中共党内，彭德怀不仅战功赫赫，而且为人刚直，敢作敢为且口无遮拦，如敢于在中南海高层会议上疾言指责毛泽东：“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如敢于当面斥责周恩来：“老奸巨猾”。这就使得许多中共高层人士都很忌惮他，忌惮他直言骨鲠，不留情面。 　　显然，要整治这样一个令许多人生畏的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这许多人都发动起来，相互联手且相互壮胆地去围斗他。其间，人越多，势越大，收效也就越显著。 　　毛泽东自是深谙此道，自下决心整彭德怀起就不断扩大整彭规模：先是在庐山上，把部分中央委员出席的整彭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扩大为所有中央委员出席的整彭会议（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继又在庐山下，把一百余位将领出席的整彭会议，扩大为一千余位将领出席的整彭会议，即是把全军每个师以上单位的两位正职首长统统调集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围着彭德怀大吼大叫，将星灿烂且唾星四溅。 　　彭将军身经各种恶战，却从未遭遇如此狂乱的口水战，惶惶然而无所措，最终不得不做出退却，写出违心检讨：“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毛泽东见此检讨即做批示：“此件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 　　其二，能够测试手下人对他毛泽东的态度，犹如赵高“指鹿为马”，视顺应者为可用之材，视不应者为必除之敌。 　　毛泽东在其整人过程中，特别在意手下人的“立场问题”或“态度问题”，即在意他们是不是旗帜鲜明地站在他毛泽东一边；而不问他毛泽东所要整的人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即在意他们是不是把对他毛泽东的忠诚置于对事实真相的求证之上。 　　在中共党内，彭德怀曾一直被公认为是一个襟怀坦白、淡泊名利的人，一个爱国、爱党的人。毛泽东心里明白这一点，并明白其他党人也明白这一点。 　　可是，毛泽东偏偏要指控彭德怀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叛国者、反党分子，偏偏要把“鹿”说成是“马”，并严令手下所有人都要就此表态，说一说这“鹿”究竟是“鹿”还是“马”？ 　　随后，他便放过那些附和者，那些曲意把“鹿”说成“马”者；而揪住那些异议者，那些坚持把“鹿”说成“鹿”者，将他们也一并打倒，也一并指“鹿”为“马”，指控为彭德怀同党分子。 　　据刘少奇的一个卫士回忆，五十年代的一天，他在陪其首长散步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发现许多中央首长都有些怕彭总，他想知道彭总是不是真的那么可怕。刘少奇告诉他，彭总并不可怕，彭总实际上是一个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党性极强的人。 　　然而，正是这位曾经赞言彭总“党性极强”的刘少奇，上了庐山后，便附和着毛泽东，硬是把彭总说成是一个蓄谋已久的反党分子，硬是把“鹿”说成是“马”。他甚至到了数年后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也就是在彭德怀庐山谏言已被事实确证后，还附和着毛泽东，继续朝彭总肆泼脏水，继续把“鹿”说成是“马”，竟能够煞有其事地大谈彭总的所谓“里通外国”问题、所谓“组织阴谋小集团”问题，并藉此宣布“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在1959年整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上将邓华为彭德怀说了几句公道话，随即遭到批判，被勒令写出检查； 　　中将万毅拒绝批判彭德怀，并解散由他分管的那个批彭小组（由出席会议的总叁谋部人员和军委办公厅人员组成），随即被当做“彭德怀的狗腿子”看管起来； 　　少将钟伟忍无可忍，大吼出场，指责批彭者“无中生有，造谣惑众”，随即遭到更为严厉的处置：话音落下不到五分钟，就被急冲进来的荷枪实弹的卫兵戴上手铐，架出会场。 　　会议组织者如此对待钟伟，已超过了史上赵高所为了。那位千古大奸相也没有做到当庭就拿下那些说实话者，那些坚持把“鹿”说成是“鹿”者，而只是暗地里陷害他们（“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史记?秦始皇本纪》）。 　　其三，能够离间挨整者与其袍泽故旧的关系，让他们绝情相逢，变袍泽为陌路，变故旧为冤家。 　　“庐山会议”后期，彭德怀被置于第四组接受批判，而彭德怀的老部下们也大都被安排在这一组参加批判。其中包括所有出席会议的现役军队将领之大半，以及所有出席会议的红三军团老人之几乎全部。 　　如苏振华（曾任红三军团第12团政委）、李井泉（曾任红三军团第4师政治部主任）、李志民（曾任红三军团第2师政治部主任）、杨勇（曾任红三军团第10团政委）、张爱萍（曾任红三军团第11团政委）等，都被安排在第四组，都被要求面对面地揭发批判自己的老首长。其中，苏振华、李井泉表现得最为积极，频频发言、句句诛心。 　　1973年，毛泽东借中美关系问题整周恩来，先是开政治局会议批周恩来，继又将政治局会议开成政治局扩大会议，将更多的人扩大进来批周恩来。在这扩大进来的人中，就有所谓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四老”为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四少”为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 　　这些批周恩来的与会者都是周恩来的老部下，尤其是来自外交部的那几个老人，都是跟随周恩来数十年的老部下。如今，他们都被驱赶着围上前来，面对面地向自己的老首长发难，怒斥他的种种不是，还痛揭他的若干老底。 　　更有甚者，整人者还会动用酷刑来摧毁挨整者与其袍泽故旧的关系，逼使他们无中生有地相互指控。 　　例如，在炮制所谓“二月兵变”案时，整人者就是用严刑拷打的方法，硬是让贺龙元帅的诸多老部下“招供”的，让他们莫须有地招供：他们的老首长早年就曾与蒋介石的“特使”熊贡卿密谋，并“谈妥”了叛变条文；近年又曾为研究“兵变”而先后召开过“八次黑会”，谋划如何夺取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的指挥权，并将“兵变时间”定在“十月一日”。 　　这些被屈打成招者，都是一些身经百战的老将军，都是一些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可是，他们扛得住昔日的艰难困苦，却扛不住此时的严刑拷打。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整人机器是多么暴虐和多么高效！ 　　毛泽东如此整人的手法也为其后继者所承袭。1987年1月胡耀邦挨整的情景，一如当年彭德怀、周恩来挨整的情景，即一种被蓄意制造出来的众叛亲离的情景。 　　当时中共高层也开了一个会，一个所谓“民主生活会”。主使者也是精心设局，唆使诸多与会者纷纷向胡耀邦发难。 　　在这些发难者中，除有一些人如黄火青、邓力群等本来就与胡耀邦心存芥蒂外，还有一些人如薄一波、王鹤寿等过去曾与胡耀邦相交甚好。 　　薄一波曾因“六十一人叛徒案”平反事而求助于胡耀邦，并受惠于胡耀邦，本应感恩戴德于胡耀邦，可是，此次却充当了整胡耀邦会议的主持者。王鹤寿早在“延安时期”就与胡耀邦过从甚密，是所谓“桃园三结义”者之一（另两人为胡耀邦和陶铸），可是，此次竟将胡耀邦私下对他说过的“一些心里话”给揭发了，令落难老友“伤心之至”。 　　作为回应，彭德怀、周恩来以及胡耀邦，对于这些势利反目的袍泽故旧，也一定是倍感酸楚，除有极度的悲愤外，还有极度的厌恶。无庸置疑，彭德怀对李井泉、苏振华的鄙夷程度，周恩来对乔冠华的鄙夷程度，以及胡耀邦对王鹤寿的鄙夷程度，都一定会远远地超过他们对其他发难者的鄙夷程度。 　　关于“让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这一手法的历史效用，主要表现为这所有参与整人者都替毛泽东分担了相应的历史责任。 　　毛泽东通过这一手法而让所有手下人都摊上整人的份，都沾上挨整者的血；也就是让他们和自己一样，都欠上历史的帐，都背上挨整者的债。于是，他便与他们结成了某种责任同盟：他有不可推卸的主使整人的责任，他们也有不可推卸的帮凶整人的责任。主使者与帮凶者，共进共退，共荣共辱。 　　这就使得他的这些手下人在日后面对历史时，不仅有可能不说出真相，而且有可能做出某种举措，某种既能为毛泽东开脱历史责任、也能为他们自己开脱历史责任的举措。 　　其一，这一手法使得毛泽东的手下人有可能为自己也参与其间的毛泽东的整人活动进行辩护。 　　因为，为毛泽东辩护，也就是在为他们自己辩护。同理，为他们自己辩护，也就是在为毛泽东辩护。 　　其间，最突出的例证，莫过于邓小平为“反右”运动所做的那个著名的辩护：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 　　在这段辩护词中，第一句话为整个运动定性，随后几句话都是为第一句话做论证；最后一句话仅七个字，承认这场运动有扩大化错误，意思是说原本一件好事被搞得有些过头。 　　整段辩护词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八个字：一句是“基本正确”，一句是“有所不足”。也就是说，其正确的方面是其“质”的方面，其不足的方面是其“量”的方面，故在总体上应予以肯定。 　　邓小平的这段“1980年3月19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成了执政党给“反右派斗争”定性的“最权威的说法”，成了官方定论。 　　不过，这个“最权威的说法”是大有问题的，既有含混不清、似是而非的问题，也有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问题。 　　其间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什么叫“扩大化”？这个“扩大化”究竟扩大化了多少呢？ 　　按执政党自己提供的数据，在被打成“右派”的五十五万人中，竟有五十四万多人被“改正”，只有五千人或尚待甄别或维持原判。能被执政党“坐实”为“右派”者寥寥无几，其中全国知名者仅数人。 　　显然，用这个涉及寥寥无几的人的“罪名”，来为那个涉及许许多多的人的大案定性或冠名，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这就如同把一张只有三五个“黑点”的白纸硬说成是一张“黑纸”一样，已近乎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了。这不仅违反了普通人所具有的加减法常识，也违反了执政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关质量互变规律的学说。 　　在这段辩护词中，邓小平还做了一些论证，一些很难站得住脚的论证。 　　论证之一：之所以要反击“右派”，因为，“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反对“三大改造”，反对“社会主义”。 　　可问题是，后来邓公自己所力倡的“改革”，也是在一定意义上否定“三大改造”，至少是在试图恢复某些已被“三大改造”否定了的东西。 　　例如，他支持“包产到户”，可以说是在试图恢复某些已被“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所否定了的东西，即是把通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集中起来的土地再分给农民“单干”。 　　同理，他赞许“个体户”和“民营企业”，也可以说是在试图恢复某些已被“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所否定了的东西。例如，他所力保的安徽“傻子瓜子”，若是搁在五十年代，则不是属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就是属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对象。 　　显然，邓小平这是在搞双重标准：只疾言批评“右派”对“三大改造”的否定——限于言辞的否定；而并不妨碍谈自己也将对“三大改造”予以否定——付诸行动的否定。 　　另外，邓小平还曾坦承：自己过去对于“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 　　按照理性主义的理路，邓小平的这种“不是完全清醒”的认识，不足以使他能够十分确定地断言：赞成社会主义就一定是正确的，反对社会主义就一定是错误的。可实际情况是，他对这个他“不是完全清醒”的问题，却做出了他已是完全确定的结论：先一口咬定“右派”就是“反社会主义”，就应予以“反击”，再据此咬定五七年“反右”运动“还是要肯定”。显然，在这看似完全确定的结论里，是有许多臆断成分的。 　　论证之二：之所以要反击“右派”，是因为“那时候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若说五七年的秀才们言辞激烈，尚为可信；若说他们“杀气腾腾”，就有些夸大其辞了，甚至是在搞栽赃陷害了。例如，当时被认为是最显“杀气”的大右派葛佩琦的言论，即“要杀共产党人”的言论，就是经“断章取义”且“横加篡改”而炮制出来的。 　　“右派”们即便真的说了“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的话，只要不付诸行动，不搞杀人放火，不搞武装暴动，也至多是思想问题、言论问题，故不应受到法律意义上的惩处。 　　比如，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只是说了他“想要”发动世界大战的话，就把他送交国际法庭予以惩处。 　　同理，我们也不能因为一个人只是说了他“想要”否定共产党领导的话，就把他打入社会底层，剥夺他们的一系列公民权利：或批斗他，剥夺他的人格尊严；或开除他，剥夺他的工作权利；或流放他，剥夺他的居住权利；或拘押他，剥夺他的人身自由；甚至将他拘押致死、剥夺他的生命权利。而这一系列的“剥夺”，正是邓小所断然肯定的那个“反击”的实际内容。 　　论证之三：“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言下之意，反击了“右派”，我们就能前进。 　　可是，事实又是如何呢？事实是，“反右”一年后，我们便“前进”到“大跃进”中去了，进入了饿死数千万人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在此之后，通过继续“反右”，我们又“前进”到“文化大革命”中去了，陷入了祸害整个民族的“十年浩劫”。邓小平本人也在此“浩劫”中经历了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先是受创沉没，继而蒙羞浮起，终又受创沉没…… 　　显然，邓小平的这段为“反右”运动辩护的话，是强词夺理的，并已强词夺理到不顾及基本史实的地步。这个所谓最权威的结论语，实为最蛮横的狡辩词，并很有可能作为最经典的荒唐话而载入史册。 　　人们不禁要问，邓小平这个头脑十分清楚的人为什么会说出如此胡搅蛮缠的话呢？ 　　一个可能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就在于邓小平因自身与这场运动有很大干系而难以客观地正视它、评说它。 　　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不仅自任统帅，主持制定大政方针，还让邓小平做了副统帅，即所谓“前台总指挥”，全面负责落实这些大政方针。 　　邓小平则不辜负毛泽东的重托，克尽厥职，不遗余力地替毛泽东分担“反右”重任：既事无巨细地帮毛泽东统筹安排，在前台具体指导“反右”运动；又振振有词地为毛泽东论说一切，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总评“反右”运动。 　　权力不仅应与事功相匹配，还应与责任相匹配。有多大的权力，就不仅应做出多大的事功，还应承担多大的责任。 　　毛泽东让邓小平当上了“反右”运动的副统帅，不管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事实上就是让邓小平为这场运动，不仅要做出仅次于他毛泽东的事功，还要承担仅次于他毛泽东的责任。日后若要追究这场运动的历史责任，第一个要追究的当属统帅毛泽东，第二个要追究的就属副统帅邓小平了。 　　也就是说，在“反右”问题上，毛泽东与邓小平共进共退、共荣共辱：若是肯定“反右”运动，就是既肯定前者也肯定后者；反之，若是否定“反右”运动，就是既否定前者也否定后者。 　　毛泽东的这一人事安排，不仅收效于当年如何实施“反右”决策事，即得到了邓小平的鼎力相助；而且收效于数十年后如何评价“反右”性质事，即获得了邓小平的竭力辩护。 　　可见，邓小平为“反右”运动作辩护，也是在为他自己历史作辩护，因而也就难免会辩护成上述那种强词夺理状，乃至蛮横无理状。

另外，还有一个以往人们不大注意的问题，就是按照政治运作程序，若是要彻底否定“反右”运动，就必须正式推翻有关这场运动的结论；而这个结论就是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做出的并获会议通过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而若是要正式推翻这一结论，也必须经由中共中央全会一级组织做出相应决议并予以公布；而若是要做出相应决议并予以公布，就必然会带来这样一些后果： 　　一是会彰显邓小平在这场运动中所曾扮过什么样的角色、以及所应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二是会迫使邓小平为此而必须说上一些认错的话、道歉的话。 　　显然，这前一方面的后果是邓小平极不愿意看到的，这后一方面的后果则是邓小平极不愿意做到的，故而都是此公竭力要规避的。 　　赵紫阳在软禁期间曾与他的老战友宗凤鸣议论过他们的老首长邓小平，就此公硬是不给“反右”运动平反事做过一番评论：几十万“右派”都改正了，只剩下几个人没改过来，他还坚持“反右”运动应该肯定。这说不过去嘛，没有道理。 　　赵紫阳还说：他这个人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凡是有损自己形象的事，是坚决不做的，即使这件事是正确的，也坚决不做。 　　赵紫阳还多次谈到：邓小平定下的事，你就得执行，不能反对。他就是这样性格的人。 　　在笔者看来，赵紫阳所谓邓小平的“这样性格”，颇得毛泽东的某些遗风，即那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遗风。 　　他为了保证那场曾由自己直接领导的“反右”运动“还是要肯定”，就硬是不给几个人平反，再用这几个人的案情，去给那整个涉及几十万人的大案定性。 　　结果，这就使得许许多多的“右派”在蒙冤受屈二十余年后，至多只能获得“改正”，而不能获得“平反”。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不能获得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整人者所应给予的道歉，以及整人机关所应给予的赔偿。邓小平如此行事很难不让人理解为：他宁可不给蒙冤受屈二十余年的数十万人彻底平反，也不叫“自己的形象”受到任何损失。 　　其二，这一手法使得毛泽东的手下人有可能为自己也涉身其间的毛泽东的整人史实进行掩饰。 　　因为，为毛泽东掩饰，也就是在为他们自己掩饰。毛泽东不想让后人知道当年整人详情，他们也不想让后人知道当年整人详情。他们与毛泽东已近乎结成某种保密同盟，尽管他们自己未必会承认这一点。 　　1959年出席庐山整彭德怀会议者计有一百六十余人，其中参与整人者，即对被整者多多少少做过诛心之论者，当有一百五十余人。到了1978年彭德怀案获得平反时，仍有不少当年参与过整彭德怀的人还健在着，但其间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详说庐山整人会议的真相，详说自己曾亲眼目睹并亲身参与的这一整人事件的始末。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保持了某种沉默，某种既是在维护毛泽东形象、也是在维护他们自己形象的沉默。整人者集体失语。 　　所幸在被他们参与整治的人中，还有一些幸存者，并且在这些幸存者中，还有胆气犹存且笔锋犹健者，还有一个叫李锐的人写出了《庐山会议实录》一版、二版、三版，将当年“庐山会议”上的许多隐情、许多嘴脸，逐次暴露得越来越清晰。 　　结果，庐山上的这一整人事件的始末，虽为其间的整人者所掩饰，却为其间的挨整者所揭示，毋宁说所指控。史网恢恢，疏而不漏。 　　有必要指出，李锐写出这本书曾获益于胡乔木：一是成书前曾受到他的鼓励和帮助，二是成书后又得到他的放行和肯定。 　　此公尽管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得很“左”，遭人诟病，被戏称为“左王”；但在支持李锐写出“庐山会议”史实这一问题上，不能不说是明智的，应予肯定，否则有失公允。胡乔木毕竟出身学堂，并长期从事文案工作，其心底多多少少还怀有着中国书生通常都怀有着的那种敬畏历史的情结。 　　与“庐山会议”的隐情之披露方式有些相似，此次“民主生活会”的隐情也是由挨整者本人痛加披露的。 　　胡耀邦在被整后两次约李锐长谈：第一次长谈在1988年1月14日（胡挨整一年后），自14：40至20：20，历时5小时40分；第二次长谈在1989年4月5日（胡去世前十天），自14：30至21：30，历时7小时整。 　　在两次长谈中，胡耀邦谈了自己所亲身经历过的许多事，重点谈了自己不久前挨整的事，谈了发生在那个所谓的“民主生活会”上的许许多多的事： 　　——没有想到要这样批倒批臭。早知如此，就不写辞呈了。 　　——将一个总书记如此不实事求是处理，置党规党法于何地？ 　　——有许多重大人事决定都是老爷子（邓小平）定的，都误会到我的头上。 　　——余秋里“第一个放炮”，邓力群“讲了五六个小时”，王鹤寿背弃友情，黄火青结怨泄愤。 　　——与邓小平冲突的“导火线”，是因为我与他私下里谈论：“我半下”（即辞去总书记职而任军委主席职），“三老全下”（即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全退）。邓则背着我抱怨：“为什么让我下？”并断定我“是要取而代之”。 　　…… 　　——如此处置我，“是历史不公平”。 　　——“应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希望有个平反的决定”，“中央有个正式说法”。 　　李锐用心记下了胡耀邦的话，先是在胡耀邦去世四日后（1989、4、19），在中顾委悼念胡耀邦支部会议上，转达胡耀邦生前“希望有个平反结论”的“带有遗嘱性质”的要求，并请中顾委“正式转告中央”；后是于胡耀邦去世十三年后将上述胡耀邦谈话要点整理成文，冠名《耀邦去世前的谈话》，公开发表。 　　笔者在看到此文发表前的原打印稿时，除了惊异于文中所披露的诸多内容外，就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即胡耀邦为什么要将这些私密且怨愤的话告诉李锐，告诉这样一个先前与自己交往并不多的人？ 　　如李锐所言，“耀邦下来以前，我同他只有工作上的关系，没有历史渊源。”胡耀邦与李锐两人出身不同，一个出身“红小鬼”，主要从事军队工作和党团组织工作；一个出身“一?二九”，主要从事新闻工作和经济建设工作。胡耀邦与李锐两人私交也不多，八十年代前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八十年代后虽有接触，但主要限于“工作关系”。 　　对于这样一个与自己“没有历史渊源”关系的人，胡耀邦之所以要倾诉心中的那些不快，在笔者看来，主要出于两点考虑：有一点胡耀邦已明说，即看重李锐的为人，视李锐为“有独立人格的人，有正义感、犟脾气”，故可与之交心。还有一点胡耀邦未明说，即看中李锐手中的笔，以及这支笔所已具有的公信力，也就是视李锐为“史笔”，希望能借此“史笔”而将他所受到的许多不公记录下来，载入史籍，留待后世公论。 　　与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政治家相似，胡耀邦也是看重身后评价的，毋宁说也是抱有春秋史观的。他既畏惧于历史，“我不能让人几十年后指着脊梁骨骂”；也寄希望于历史，“希望有个平反结论”，“应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笔者曾将这有关“史笔”的想法征询李锐先生本人。李锐先生当即予以肯定，“我想耀邦是有这个意思的。我也的确把他的那些话记录下来，并发表出来。” 　　毛泽东的上述手法，即通过让手下人都参与整人而使他们日后“失语”的举措，在今天也能见到与之相类似的版本。 　　中国世纪之交第一刑事大案当属张君集团案。该集团有一帮规：“杀人入伙，歃血为盟”。其用意就是要通过让入伙者“手里沾点血”而使他“封口”，不敢说出集团内情。他若是要揭发别人，也就等于揭发他自己。他若是要置别人于绝境，也就等于置他自己于绝境。 　　例如，张君为了真正能把李金生拉入伙，就对他说，“搞个人来给你杀，你敢吗？”李金生答道，“我敢，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通过要我杀人试我的胆量，封住我的嘴嘛！”2000年8月20日，张君指令李金生枪杀了一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李金生也因此而铁了心加入张君的团伙，成为其骨干成员。 　　又如，张君为了能把其情妇全泓燕拉入伙，也让她“手里沾点血”，让她于2000年5月的一天，枪杀了一个“身着白色T恤衫的二十几岁的矮个男人”。 　　毛泽东整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常常使自己隐身幕后，而把别人推倒前台去大打出手。例如，整刘少奇时，他把周恩来推到前台去主持其事；到了整周恩来时，他又把邓小平推到前台去做重量级打手。 　　他这样做究竟是怎么想的，不得而知；但有什么样的后果，则是确定无疑的，即能让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些位于前台的人替自己分担尽可能多的整人责任，并因此而能为自己的身后事埋下许多伏笔。 　　这个党若要继续维护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些人在历史上的形象，就得设法掩饰这些人曾如何积极参与整人的史实，同时也会连带着设法掩饰毛泽东曾如何指使这些人去积极参与整人的史实。 　　这就会淡化乃至抹煞那段历史，那段由毛泽东领着这些人共同创造的十分丑陋的历史；同时也会模糊乃至掩盖这些人的真实面目，这些人在中共高层政治角逐中不时作阴阳变色的真实面目。 　　李锐先生曾多次向笔者谈起他所亲历的一件事： 　　大约在1983年至1984年间，中组部奉命销毁一大批档案材料。在销毁之前，中组部部长陈野萍让我（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引者）看了一个原属于刘少奇专案组的绝密件。这个绝密件中有两份原稿，都写的是给刘少奇定罪的结论，一份是由江青主持草拟的，一份是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那份结论计有四条，是周恩来亲笔写下的。我认识他的字。 　　比较起来，周恩来给刘少奇定的罪名，要重于江青给刘少奇定的罪名。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决议，基本上就是按周恩来所亲笔拟出的那个结论来定调子的。 　　可惜啊，这两份原稿都给烧了，没有啦！ 　　李锐先生还谈了有关这件事的背景情况：当年有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判工作结束后，两案专案组机构随之撤销，而原本由两案专案组搜集并保存的大量资料也就转到我们中组部保管。 　　在这批资料中，有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既有涉及周恩来的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如上述他给刘少奇做结论的原稿；也有涉及其他领导人的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如他们背地里相互打小报告、相互揭老底的原稿。 　　邓颖超深知这些资料一旦披露，就会极大地损害周恩来在世人心目中已经形成的那种正人君子的形象，于是急切要求中央予以销毁，并为此多次催逼胡耀邦，最后如愿以偿，迫使中央同意烧掉这些资料。可以说，邓颖超晚年最用心做的事就是竭尽全力地维护其夫君周恩来的形象。 　　在前文，笔者曾引李锐先生话：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搞了那么长的时间，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却没有留下许多属于自己的墨迹。 　　到此处，我们则看到：毛泽东虽然没有留下许多属于自己的墨迹，却留下了许多属于别人的墨迹，比如上述那个属于周恩来的墨迹。毛泽东这是让手下人替他背黑锅，一是不留下他干坏事的纪录，二是可防范手下人说出他干坏事的真相。 　　可以想见，周恩来即便是死在了毛泽东的后面，也不会主动去披露他曾助毛整人的许多详情，尤其是不会主动去披露他曾助毛整刘的这一详情，相反倒会竭力去掩饰这一详情。 　　不过，周恩来本人固然死在了毛泽东的前面，其遗孀却活到了毛泽东的身后，并做起了周恩来假如还活着也一定会去做的事，即一定会去竭力掩饰他所做过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其中就包括那些他替毛泽东当打手背黑锅的事。 　　可以说，其遗孀邓颖超做得很努力，也很成功，不辱夫命，真的抹掉了许多有关周恩来的那些见不得人事的历史记录，至少销毁了上述那份由周恩来亲笔拟定刘少奇罪名的原稿。 　　2002年10月11日上午，笔者在拜会年近九旬的杜润生老先生时，拜识了他的已是七旬的老秘书姚监复先生。中午，姚先生请笔者在其单位食堂就餐。席间，他谈了许多他亲闻亲见的事。 　　姚先生问我，小单，你知道1973年毛泽东整周恩来这件事吗？ 　　我说，知道这件事，但不太清楚这件事的内情。 　　姚先生说，你猜猜看，在当时整周恩来的人中，谁是最重量级的人物？ 　　我在揣摩他的口气后说，这肯定是一个常人不会想到的人。 　　姚先生答：不错！这的确是一个常人不会想到的人。这个人就是邓小平。 　　姚先生继续说，毛泽东知道，要整像周恩来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仅靠“四人帮”那些人是压不住台的，也得要有与之相差不多的重量级人物出场。于是，他就把目光投向了邓小平，投向了这个他不久前才从流放地江西召回北京的原“第二号走资派”。 　　邓小平是个聪明人，自是会深知毛泽东的用心，深知毛泽东这是既在起用他也在考验他。于是，他为了毛泽东，也为了他自己，断然出手，将整周恩来的事做得尽职尽力。 　　姚先生说，这些情况都是纪登奎亲口告诉他的，纪登奎本人就亲历了这件事的全过程。 　　纪登奎还告诉姚监复：他保存着他与毛主席五十次谈话的记录。中央曾找他谈话，希望他能把他所亲历的许多重要事情都谈出来。他表示，如果把这些事情都谈出来的话，不仅会有损一些已死去的人的形象，还会有损一些还活着的人的形象，所以，还是不谈出来为好。可是，胡耀邦坚持要他谈，并承诺把他的这些谈话记录封存起来。他这才答应谈。中央有关部门随即派专人来和他谈，关起门来谈了三天。 　　显然，在纪登奎当时不愿谈的那些他所亲历的事中，就包括1973年毛泽东主使中共高层整周恩来的事；在纪登奎当时很顾忌的那些还活着的人中，就包括邓小平。很可能这个如日中天的邓小平就是纪登奎当时最顾忌的还活着的人。 　　这也就很容易理解，邓小平为什么对于“文革”抱着这样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旗帜鲜明地表示要彻底否定“文革”；另一方面，又讳莫如深地总不让彻底搞清“文革”。因为，他在这场运动中，既受过严重的伤害，也有过不良的言行；既做出果敢的举动，也留下耻辱的记录。所以，“文革”问题在其治下，也就既不能作为传媒深入报道的话题，也不能作为学界深入研究的课题。 　　到了一九八九年后，这一情况愈益严重。传媒几乎不登有关“文革”的深度报道，学界竟然有学者因研究“文革”问题而遭拘禁。 　　这似乎再现了中共党史上的一种怪现象：过去，有当权者一方面高调抗日，另一方面又制造抗日有罪冤案，如彭德怀因打“百团大战”而遭本党恶意指控，并为此而备受折磨；如今，又有当权者一方面高调否定“文革”，另一方面又制造研究“文革”有罪冤案，如上述那位学者遭遇。 　　1996年，正值“文革”开幕三十周年、闭幕二十周年之际，笔者在吴稼祥先生的家宴上，遇见一位来自中央文化监管部门的司长。他告诉我们，上面有“话”：今年要严格控制有关“文革”的报道。他还告诉我们，这个“话”不是以白纸黑字的文件形式下达的，而是以电话通知的口头方式传达的。 　　这位司长透漏出有关“上面”的两点信息：一是“上面”很蛮横，竟要封杀历史，封杀“文革史”；二是“上面”很胆怯，敢做不敢当，不敢留下有关蓄意封杀“文革史”的文字材料。 　　他们似是知道封杀历史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所以，一方面卖力地做这件事，另一方面又尽量地少留做这件事的记录。可问题是，不仅他们封杀不了历史，而且他们试图封杀历史这件事本身也会成为历史，也会成为封杀不了的历史、欲盖弥彰的历史。无庸置疑，他们将会为此而遭到历史的双重鞭挞：一是鞭挞他们试图封杀“文革史”，二是鞭挞他们还要试图掩盖他们试图封杀“文革史”。 　　今年，恰值“文革”开幕四十周年、闭幕三十周年之际，想必“上面”又有话，又要封杀“文革史”，同时又在创造那种封杀“文革史”的历史，那种欲盖弥彰的历史。 　　晚年毛泽东做得最多的事就是整人的事，因此可以说，大多数时间都浸泡在整人的污泥浊水中，“不亦乐乎”地感受着他“与人斗”的肮脏与恶臭。 　　并且，他还把他身边的那些人，那些执政党高层大员们，也都拉下这污泥塘中，陪着他一块儿嬉戏打闹，闹得一个个都成泥猴模样。 　　不过，他老人家并不总是浸泡在这污泥塘中，有时还会爬上来坐在岸边，一边喝着茶、抽着烟，一边半是欣赏、半是监督地看着这污泥塘中的人是如何在嬉戏打闹的。 　　先是看着刘少奇是在如何往彭德怀身上泼脏水、抹污泥的，继而看着周恩来又是在如何往刘少奇身上泼脏水、抹污泥的，再而看着邓小平又是在如何往周恩来身上泼脏水、抹污泥的…… 　　他看着看着还会不时发出喝彩声和呵斥声，喝彩那些在这污泥塘中闹得最欢的人，呵斥那些在这污泥塘中闹得不太欢的人。 　　正是这种污泥塘中的狂欢，构成了晚年毛泽东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并因他蓄意拉人下水而又连带地构成当时整个中共高层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内容。 　　这种污泥塘中的狂欢，又因其非常丑陋而成为毛泽东刻意设局加以掩饰的历史迷案；并又因其负面连带效应而又成为此后历届中共高层都要想方设法加以掩饰的历史沉案。 　　下 篇 　　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须写出检查，立下字据；让他们言之凿凿地向历史作证，誓言自己是完全错误的而毛泽东是完全正确的。 　　杜润生先生曾对笔者说过：毛主席整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求挨整的人必须做检查，不做检查是不行的，是不让过关的。邓子恢做过检查，我做过检查，彭老总也做过检查。 　　这种向毛泽东交出的“检查”，实质上就是“悔过书”或“认罪书”，就是检查者有文字稿本并在有许多人出席的场合，或是招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有时是无中生有地招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或是痛骂自己糊涂、无德无能，有时是无缘无辜地痛骂自己糊涂、无德无能。这种“检查”，通常还都要检查到上纲上线的程度，甚或是自羞自辱的程度。 　　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检查。在这一检查中，周恩来痛责自己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即性质为“右倾保守”的错误；承认自己在政府工作中“错误地采取了机械和静止的平衡的方法”，存在着“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 　　他还痛挖自己之所以会犯上述错误的“思想根源”，称之为“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经常表现为“经验主义”，有时表现为“教条主义”，还有时表现为“两者的混合”。 周恩来这一下子就自己给自己扣了许多顶大帽子，许多顶十分吓人且十分丑陋的大帽子。他这是在自己羞辱自己，并且是当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的面自己羞辱自己。 　　周恩来这一检查，不只是屈辱性的，还是荒诞性的。这一检查中所要否定的东西，即周恩来力主“反‘冒进’”的东西，却有着骄人的成绩：1956年国民经济发展既快速又平稳；而这一检查中所要肯定的东西，即毛泽东决意“反‘反冒进’”或曰“大跃进”的东西，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国民经济倒退十年，全国人口饿死数千万。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和黄克诚等人也做了这种屈辱性和荒诞性的检查。 　　彭德怀在检查中承认：他的7月14日的信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他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这次犯错误的原因，除了政治思想的右倾以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夹杂有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成见”。他最后表示：“我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错误立场、观点，坚决抛弃对毛泽东同志的一切成见，坚决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竭诚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党的总路线，永远做党的驯服的工具，不管今后党中央的领导人有什么变动，都愿坚决服从领导，在党的监督下，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并愿尽自己的余生，无限忠诚地为党的革命事业而奋斗。” 　　黄克诚也在检查中承认：“我7月19日的发言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发言。发言中的观点与彭德怀同志信中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不管我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配合彭德怀同志的信，向党的总路线，向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进攻。” 　　彭德怀和黄克诚都是刚直之士，在毛泽东主政的中共高层中都属“异类”：前者是中共党内在“延安整风”后唯一仍敢指着毛泽东鼻子说话的人，并因此而被诬称为“有反骨”的人；后者则被党内同志称做是“一个一辈子讲真话的人”，并因此而被批判、被撤职“总不下十来次”。 　　可这一次在庐山上，前者在指着毛泽东的鼻子说了一通话之后，又打了自己的耳光，并且打得很重很重，将自己打得鼻青眼肿。后者则在非常仗义地讲了许多真话之后，又非常违心地讲了许多假话，顺着那些整人者的意，把“鹿”说成是“马”，把“黑”颠倒为“白”，把明明是正确的意见强说是错误的意见，并且是错得一塌糊涂的意见。 　　可以说，在毛泽东主政的中共高层中，最为匮乏的人格类型，莫过于“刚直”了，即彭德怀、黄克诚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直言骨鲠的人格类型。其间绝大多数者，都对毛泽东抱着曲意逢迎的态度，曲意逢迎着这位党老大为所欲为地执掌着、乃至祸害着这个党、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中华民族。 　　“文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有所谓“七大常委”。除毛泽东外，其余六人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六人都无一例外地对毛泽东抱着曲意逢迎乃至偷合苟容的态度，尽管各自逢迎苟容的程度不一。 　　除晚年外，刘少奇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都顺从着毛泽东，并常常是违心地顺从着毛泽东，即常常是昧着良知去做着助毛为虐的事。比如，在“合作化”运动中，在“反冒进”运动中，在“大跃进”运动中，他都曾一度站在较为清醒的一方，即毛泽东称之为“右”的一方；可一旦获悉毛泽东已下了反“右”的决心，便立刻转变立场，变“右”为“左”，顺从着毛泽东的意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去整那些做了实事或讲了实话的人，去批邓子恢，去批周恩来，去批彭德怀…… 　　更有甚者，他竟能为附和着毛泽东去整彭德怀而干出那种栽赃陷害的事：一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不会说一句外国话”，却偏偏要附和着毛泽东去指控彭得怀“里通外国”；二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一向不爱搞拉拉扯扯，却偏偏要附和着毛泽东去指控彭德怀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军事俱乐部）。可以说，刘少奇是头脑相当清醒地跟着毛泽东去做这些浑事且丑事的。 　　至于周恩来就离“刚直”更远了。自“延安整风”后，他就一直对毛泽东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屡屡遭毛泽东打压乃至羞辱，又屡屡向毛泽东示弱乃至告饶，甚至屡屡昧着良知做了许多助毛为虐的事。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本应该由他这位当总理的人向毛泽东进言“大跃进”搞得过火事，可他就是隐忍不说，结果让那位当将军的人替他一吐为快。彭德怀为此气得当面骂他：“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于是乎，管经济的国务院总理因不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得以自保，不管经济的国防部长则因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不免落难。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在彭德怀替周恩来说话而被打倒后，周恩来不仅不予援手反而落井下石，也板起面孔来指责这个代他受过的人。他一是批彭德怀的现行罪过，即批彭德怀此时猖狂攻击“大跃进”；二是揭彭德怀的历史老底，即揭彭德怀过去就曾屡屡反对毛主席。 　　1959年8月24日，周恩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报告题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动》。听报告者为全军正师职以上干部，计有一千余人。在这一报告中，周恩来以中共最为资深的党人、军人的身份，畅谈中共的党史、军史，历数彭德怀一件件反对毛泽东的事例，从而为毛泽东关于他与彭德怀在历史上“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说法，做了“最权威”的注释，至少看起来像是“最权威”的注释。 　　不过，周恩来虽然离刚直最远，但也正因此而能在毛泽东治下的仕途上走得最远，至少比刘少奇、邓小平走得远。他屡屡被毛泽东敲打，但都因自己忍让躲闪有方，不仅没被毛泽东敲打得一蹶不振，反而能最终盖着党旗老死于毛泽东的身旁。 　　林彪虽在穷途末路时敢与毛泽东拔刀相向，作困兽之斗，但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性场合中，都是无原则地追随着毛泽东、热捧着毛泽东。比如，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在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都是不论是非且不嫌肉麻地替毛泽东抬轿子、吹喇叭。 　　至于朱德，用李锐先生的话说“是一个‘阿弥陀佛’的人，好好先生”。他固然不会去积极主动地整治人，但也不会去仗义执言地抗拒毛，而常常会随着大溜说上一些应景的话、敷衍的话，既敷衍着毛泽东，也敷衍着公道和正义。 　　陈云曾屡屡为毛泽东补偏救弊，收拾经济烂摊子，故经常被毛泽东誉之为“良将”、“贤妻”。不过，他一旦发现毛泽东反悔变脸，变虚心纳谏为讳疾忌医，并迁怒于自己，便立刻做出检查，痛说自己种种不是，接着就请病假走人，与毛泽东脱离接触，使之眼不见心不烦，也就不予严加惩处了。 　　至于邓小平，则很善于向毛泽东做检查，即很善于在毛泽东的面前，把明明是自己做对了的事硬说成是自己做错了的事，并发誓要痛改前非。在中共高层，无论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质量来说，还是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数量来说，邓小平都属名列前茅者。 　　毛泽东不只是高高在上地注视着其他人在如何羞辱着做检查者，以及做检查者在如何自己羞辱着自己；有时还忍不住技痒，也亲身下到场子里，趟一趟这羞辱做检查者的浑水，过一过这用伶牙俐齿折损人的口瘾。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子恢先是拒不认错，硬生生地与整人者僵持着，故迟迟不能过关；后来经不住家人劝说而同意由他们代写一份检查交了上去，遂得以过关。 　　毛泽东则把邓子恢最终扛不住而不得不写检查这件事，拿到大会上评论了一番：“这里面我倒是很佩服邓老。他硬是不检讨，但到最后，也弄了一篇检讨来。我原想会有一个顶到底的。其实他是有自我批评的，比如在北戴河会议。” 　　毛泽东这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居高临下地调侃着失败者，面子上是在表扬“邓老”，骨子里则是在奚落邓子恢：你不是很硬气吗？怎么也弄了一篇检讨来呢？我原来以为你是要硬到底的，结果看走了眼，不是那么回事。其实，你这么做也不是第一回了，比如在北戴河会议上，你就有过这个表现了。 　　毛泽东对邓子恢的这一奚落是相当损人的，先是逼着人家去做违心检讨，后又讥讽人家做了违心检讨。这就好比先是逼着人家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后又嘲弄人家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不大听使唤。 　　毛泽东善于揣摩人，明明知道邓子恢是一个很为刚直且很知廉耻的人，一定会为自己做违心检讨这件事感到十分羞辱，“他思想痛苦极了，身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可又偏偏要当着众人的面，故作惊讶地去挑明此事，还故作惋惜地去打趣此人。人家哪儿疼，他就往哪儿捏，还一边捏着，一边不紧不慢地说着、笑着。 　　人是有可能反悔的，有可能当时认错而日后改口，申明自己先前认错是被逼迫的，是讲违心话，不能算数。 　　毛泽东不会不清楚这一点，何况他本人就的确做过许多这种逼迫人讲违心话的事，因而会更清楚他所整治的那些人，很有可能当时不得不低头认错乃至认罪，而日后一遇机会就会改口或翻供。 　　尽管他手里拿着一大摞由挨整者交上来的检查书，但他心里并不很踏实，总有些担心日后这些人会翻供，还有些担心日后其他人会为这些人翻案。也正因此，毛泽东一向对“翻案”的事十分敏感，疑神疑鬼，常常为此勃然大怒，兴师动众地去反击所谓“翻案风”,并再迫使那些“翻案者”做出检查，以记录在案。 　　四十年代，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整了许许多多人，既整了许多像王明、博古这类来自莫斯科的教条主义者，也整了许多像周恩来、陈毅这类富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党中元老和军中元老。毛泽东将这些人整得灰头土脸，无人敢亲近，用陈毅的话说，“鬼都不上门”，最后不得不做出“深刻检查”：向毛泽东承认自己曾有错，有大错，大错在反对过毛、嘲讽过毛，至少是冷落过毛；并向毛泽东表示自己将洗心革面，将恭恭敬敬地俯首于毛，老老实实地听命于毛。 　　不过，毛泽东心里很清楚此番整风整得过火过重，整得许多做检查者积怨甚多，口已服而心未服。因此，他对“延安整风”整人事是心存戒意的，戒意那些挨了整的人伺机翻案。他的这种戒意是十分持久且十分敏感的，以至历经二十余年也能一触即发。 　　1967年2月16日，陈毅等人在中南海怀仁堂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发生了激烈冲突。陈毅在冲突中并在气头上，提起了“延安整风”的旧事，流露出心底深藏的积怨。 　　陈毅抱怨毛泽东在此整风运动中重用一些“最起劲”地拥护自己的人，如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人；可这些人到头来又成了反对毛泽东的人，并因此而成为“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的人。陈毅还抱怨自己和总理都在此整风运动中挨了整。 　　显然，陈毅的这一抱怨，既有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憎恶之情，也有对这场运动主持者的讥讽之意。 　　据当事人王力回忆，怀仁堂会议结束后，他与张春桥、姚文元迅速整理出一份会议纪要，当晚赴毛泽东处汇报。“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 　　2月18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等人开会，怒斥陈毅等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发难，并回应陈毅个人对“延安整风”的抱怨，“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于是，中央政治局奉命整肃陈毅等人，并迫使他们低头认错，再做检查。 　　五十年代，毛泽东发动“反右倾运动”，又整了许许多多的人，先是在庐山上整出了一个以彭德怀为首领的“军事俱乐部”，继又在庐山下整出了数百万遍及全国各行各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整得这些人都做了“深刻”检查，痛说自己是极其错误的而毛主席是极其正确的。 　　可是，“大跃进”最终导致巨大灾难的铁定事实，证明了挨整者是正确的而整人者是错误的，准确地说是有罪的；证明了此时的真理与此时的权力是分离的，准确地说是后者践踏了前者。 　　于是，毛泽东不得不做出某种让步，某种很有限度的让步：一方面表示，“反右倾”反得有些过火，把许多“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因此，“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整彭德怀整得完全正确。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宣布：“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毛泽东则在一旁插话：“只要不是里通外国。” 　　毛泽东所做出的这一有限度的让步迅即获得强烈反弹: 　　在下面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下子被甄别平反了数百万人，从而凸显了整个“反右倾”运动的冤屈性和荒诞性。 　　在上面的“右倾机会主义首领”彭德怀再度上书，洋洋八万言以作抗辩：一是你们强加于我的“右倾机会主义”罪名，已被“大跃进”惨遭失败的事实所否定；二是你们强加于我的“里通外国”等罪名，没有根据，纯属捏造。 　　面对这一局面，毛泽东坐不住了，起而批判所谓“翻案风”： 　　其一，指责甄别平反工作搞过了头，把许多不该平反的人给平反了，“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其二，指责彭德怀搞翻案，并为此而加大对彭德怀的整治力度：一是加重反党罪名，将“庐山会议”上还没有完全定下来的有关彭德怀的两大罪名——“里通外国”罪名和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罪名——正式公诸党内；二是剥夺政治待遇，不准彭德怀出席中央会议和登上天安门，不向彭德怀发送中央文件，不让彭德怀自由外出活动；三是成立专门机构，全面审查彭德怀的历史，以搜集乃至炮制各种能证明彭德怀一向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证。 　　此后，毛泽东就一直对彭德怀案保持高度戒心，一直将此案视作政治禁忌，不容任何人对它有任何质疑。 　　他的这种戒心，有时戒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如疑心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存心要给彭德怀翻案：“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他也正是借批判此剧而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六十年代，毛泽东又发动“文化大革命”，整了更多的人。绝大多数执政党高干都受到程度不一的冲击，或被贴大字报，被指责为“走资派”，遭口诛笔伐；或被拉出批斗，被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罚跪，既遭口诛笔伐，又遭拳打脚踢。在这些受冲击的中共高干中，有一部分人在经历了一轮轮批判并做出了一遍遍检查后，终于获得“解放”，重新回到领导岗位。 　　对于这些重新复出的老干部，毛泽东是心存矛盾的：既很想用这些富有政府管理经验的人来帮他治理这个乱糟糟的国家，以结束“天下大乱”的局面；又很顾忌这些吃够造反派苦头的人心存怨恨，而有可能在官复原职后否定“文化大革命”。他的这一矛盾心态，突出地表现在他对邓小平的重新起用以及再次废黜上。 　　1971年9月，林彪出逃身亡。1972年5月，周恩来被查出患有“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鉴于中枢空虚，毛泽东有意重新起用已被打倒多年并已做过多次检查的邓小平。 　　不过，毛泽东深知邓小平不仅是一个“人才难得”而能担当大任的人，而且是一个很识时务而能伸能屈的人，一个须低头时就低头、能出手时就出手的人，一个颇得他老毛真传的人。因此，他又担心邓小平既能于台下认错，也能于台上翻案，翻他本人被打倒的案，翻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案。 　　毛泽东与邓小平有很深的袍泽故旧关系，不仅前者深知后者，而且后者也深知前者。 　　邓小平深知毛泽东此时既想扶他上台，又担心他一旦上台就会翻案。于是，他写信向毛申明：自己此前挨整乃至被打倒是咎由自取的，一点儿也不冤枉；因为，自己的的确确犯了严重错误，犯了追随刘少奇对抗毛主席这一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因此，自己若是能重新上台，就只能努力工作以将功补过，而不会搞翻案活动。 　　邓小平还深知毛泽东深知他邓小平是一个能起能落能又起的人，是一个还有可能变来变去的人；于是，他又在信中向毛泽东申明：自己不仅现在不搞翻案活动，而且永远不搞翻案活动。 　　毛泽东在得到邓小平所做出的这个“永不翻案”的重诺后，便把他从流放地江西召回北京委以重任。 　　不过，话说得太满就不免会让人生出疑心来。邓小平所说的这个“永不翻案”的话，就有点太满、太绝对。因为，一个能伸能屈能又伸的政治家，或一个“与时俱进”的政治家，却做出一个有关永远不变的重诺，总不免让人觉着他这是在说过头话，在说那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过头话。 　　邓小平所做出的这一“绝对”的承诺，并未赢得毛泽东所给与的那一“绝对”的信任。毛泽东对邓小平仍心存疑虑，并采取了一些防范性措施。 　　例如，在邓小平获准复出时，毛泽东便把邓小平写给他个人的那封信，作为中央文件广为传达。他这样做是要让天下人都能知道，邓小平是在既辱自己又发大誓的情况下出来工作的，进而让天下人最终都能看到，邓小平究竟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还是一个出尔反尔的人，并藉此而让他有所忌惮，不敢轻易搞翻案活动。 　　又如，在邓小平复出一段时间并露出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迹象后，也是在毛泽东将要离开人世前，毛泽东有意让邓小平主持做出一个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总评:“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显然，他这是对邓小平不放心，要邓小平再做一个最终表态，一个最终誓言不翻“文化大革命”案的表态。 　　然而，这一次邓小平没有低头就范，没有在毛泽东希望他做出的最后誓词上具结画押。邓小平推说自己在九年（1966—1975）“文化大革命”中，有六年（1966—1972）被打倒，脱离了这场运动，成了一个“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因此，不适宜由自己来主持做这个决议。 　　邓小平本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人，至少在毛泽东面前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人，须低头时则低头；可这一次却表现得不那么灵活，须低头时不低头。对于邓小平为什么会有如此表现这一问题，人们可以作出多种解释： 　　或说他受得了毛泽东的辱，但咽不下“四人帮”的气； 　　或说他不愿再一次自己羞辱自己，并被公诸世人； 周恩来这一下子就自己给自己扣了许多顶大帽子，许多顶十分吓人且十分丑陋的大帽子。他这是在自己羞辱自己，并且是当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的面自己羞辱自己。 　　周恩来这一检查，不只是屈辱性的，还是荒诞性的。这一检查中所要否定的东西，即周恩来力主“反‘冒进’”的东西，却有着骄人的成绩：1956年国民经济发展既快速又平稳；而这一检查中所要肯定的东西，即毛泽东决意“反‘反冒进’”或曰“大跃进”的东西，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国民经济倒退十年，全国人口饿死数千万。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和黄克诚等人也做了这种屈辱性和荒诞性的检查。 　　彭德怀在检查中承认：他的7月14日的信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他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这次犯错误的原因，除了政治思想的右倾以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夹杂有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成见”。他最后表示：“我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错误立场、观点，坚决抛弃对毛泽东同志的一切成见，坚决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竭诚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党的总路线，永远做党的驯服的工具，不管今后党中央的领导人有什么变动，都愿坚决服从领导，在党的监督下，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并愿尽自己的余生，无限忠诚地为党的革命事业而奋斗。” 　　黄克诚也在检查中承认：“我7月19日的发言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发言。发言中的观点与彭德怀同志信中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不管我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配合彭德怀同志的信，向党的总路线，向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进攻。” 　　彭德怀和黄克诚都是刚直之士，在毛泽东主政的中共高层中都属“异类”：前者是中共党内在“延安整风”后唯一仍敢指着毛泽东鼻子说话的人，并因此而被诬称为“有反骨”的人；后者则被党内同志称做是“一个一辈子讲真话的人”，并因此而被批判、被撤职“总不下十来次”。 　　可这一次在庐山上，前者在指着毛泽东的鼻子说了一通话之后，又打了自己的耳光，并且打得很重很重，将自己打得鼻青眼肿。后者则在非常仗义地讲了许多真话之后，又非常违心地讲了许多假话，顺着那些整人者的意，把“鹿”说成是“马”，把“黑”颠倒为“白”，把明明是正确的意见强说是错误的意见，并且是错得一塌糊涂的意见。 　　可以说，在毛泽东主政的中共高层中，最为匮乏的人格类型，莫过于“刚直”了，即彭德怀、黄克诚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直言骨鲠的人格类型。其间绝大多数者，都对毛泽东抱着曲意逢迎的态度，曲意逢迎着这位党老大为所欲为地执掌着、乃至祸害着这个党、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中华民族。 　　“文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有所谓“七大常委”。除毛泽东外，其余六人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六人都无一例外地对毛泽东抱着曲意逢迎乃至偷合苟容的态度，尽管各自逢迎苟容的程度不一。 　　除晚年外，刘少奇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都顺从着毛泽东，并常常是违心地顺从着毛泽东，即常常是昧着良知去做着助毛为虐的事。比如，在“合作化”运动中，在“反冒进”运动中，在“大跃进”运动中，他都曾一度站在较为清醒的一方，即毛泽东称之为“右”的一方；可一旦获悉毛泽东已下了反“右”的决心，便立刻转变立场，变“右”为“左”，顺从着毛泽东的意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去整那些做了实事或讲了实话的人，去批邓子恢，去批周恩来，去批彭德怀…… 　　更有甚者，他竟能为附和着毛泽东去整彭德怀而干出那种栽赃陷害的事：一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不会说一句外国话”，却偏偏要附和着毛泽东去指控彭得怀“里通外国”；二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一向不爱搞拉拉扯扯，却偏偏要附和着毛泽东去指控彭德怀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军事俱乐部）。可以说，刘少奇是头脑相当清醒地跟着毛泽东去做这些浑事且丑事的。 　　至于周恩来就离“刚直”更远了。自“延安整风”后，他就一直对毛泽东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屡屡遭毛泽东打压乃至羞辱，又屡屡向毛泽东示弱乃至告饶，甚至屡屡昧着良知做了许多助毛为虐的事。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本应该由他这位当总理的人向毛泽东进言“大跃进”搞得过火事，可他就是隐忍不说，结果让那位当将军的人替他一吐为快。彭德怀为此气得当面骂他：“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于是乎，管经济的国务院总理因不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得以自保，不管经济的国防部长则因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不免落难。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在彭德怀替周恩来说话而被打倒后，周恩来不仅不予援手反而落井下石，也板起面孔来指责这个代他受过的人。他一是批彭德怀的现行罪过，即批彭德怀此时猖狂攻击“大跃进”；二是揭彭德怀的历史老底，即揭彭德怀过去就曾屡屡反对毛主席。 　　1959年8月24日，周恩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报告题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动》。听报告者为全军正师职以上干部，计有一千余人。在这一报告中，周恩来以中共最为资深的党人、军人的身份，畅谈中共的党史、军史，历数彭德怀一件件反对毛泽东的事例，从而为毛泽东关于他与彭德怀在历史上“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说法，做了“最权威”的注释，至少看起来像是“最权威”的注释。 　　不过，周恩来虽然离刚直最远，但也正因此而能在毛泽东治下的仕途上走得最远，至少比刘少奇、邓小平走得远。他屡屡被毛泽东敲打，但都因自己忍让躲闪有方，不仅没被毛泽东敲打得一蹶不振，反而能最终盖着党旗老死于毛泽东的身旁。 　　林彪虽在穷途末路时敢与毛泽东拔刀相向，作困兽之斗，但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性场合中，都是无原则地追随着毛泽东、热捧着毛泽东。比如，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在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都是不论是非且不嫌肉麻地替毛泽东抬轿子、吹喇叭。 　　至于朱德，用李锐先生的话说“是一个‘阿弥陀佛’的人，好好先生”。他固然不会去积极主动地整治人，但也不会去仗义执言地抗拒毛，而常常会随着大溜说上一些应景的话、敷衍的话，既敷衍着毛泽东，也敷衍着公道和正义。 　　陈云曾屡屡为毛泽东补偏救弊，收拾经济烂摊子，故经常被毛泽东誉之为“良将”、“贤妻”。不过，他一旦发现毛泽东反悔变脸，变虚心纳谏为讳疾忌医，并迁怒于自己，便立刻做出检查，痛说自己种种不是，接着就请病假走人，与毛泽东脱离接触，使之眼不见心不烦，也就不予严加惩处了。 　　至于邓小平，则很善于向毛泽东做检查，即很善于在毛泽东的面前，把明明是自己做对了的事硬说成是自己做错了的事，并发誓要痛改前非。在中共高层，无论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质量来说，还是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数量来说，邓小平都属名列前茅者。 　　毛泽东不只是高高在上地注视着其他人在如何羞辱着做检查者，以及做检查者在如何自己羞辱着自己；有时还忍不住技痒，也亲身下到场子里，趟一趟这羞辱做检查者的浑水，过一过这用伶牙俐齿折损人的口瘾。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子恢先是拒不认错，硬生生地与整人者僵持着，故迟迟不能过关；后来经不住家人劝说而同意由他们代写一份检查交了上去，遂得以过关。 　　毛泽东则把邓子恢最终扛不住而不得不写检查这件事，拿到大会上评论了一番：“这里面我倒是很佩服邓老。他硬是不检讨，但到最后，也弄了一篇检讨来。我原想会有一个顶到底的。其实他是有自我批评的，比如在北戴河会议。” 　　毛泽东这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居高临下地调侃着失败者，面子上是在表扬“邓老”，骨子里则是在奚落邓子恢：你不是很硬气吗？怎么也弄了一篇检讨来呢？我原来以为你是要硬到底的，结果看走了眼，不是那么回事。其实，你这么做也不是第一回了，比如在北戴河会议上，你就有过这个表现了。 　　毛泽东对邓子恢的这一奚落是相当损人的，先是逼着人家去做违心检讨，后又讥讽人家做了违心检讨。这就好比先是逼着人家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后又嘲弄人家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不大听使唤。 　　毛泽东善于揣摩人，明明知道邓子恢是一个很为刚直且很知廉耻的人，一定会为自己做违心检讨这件事感到十分羞辱，“他思想痛苦极了，身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可又偏偏要当着众人的面，故作惊讶地去挑明此事，还故作惋惜地去打趣此人。人家哪儿疼，他就往哪儿捏，还一边捏着，一边不紧不慢地说着、笑着。 　　人是有可能反悔的，有可能当时认错而日后改口，申明自己先前认错是被逼迫的，是讲违心话，不能算数。 　　毛泽东不会不清楚这一点，何况他本人就的确做过许多这种逼迫人讲违心话的事，因而会更清楚他所整治的那些人，很有可能当时不得不低头认错乃至认罪，而日后一遇机会就会改口或翻供。 　　尽管他手里拿着一大摞由挨整者交上来的检查书，但他心里并不很踏实，总有些担心日后这些人会翻供，还有些担心日后其他人会为这些人翻案。也正因此，毛泽东一向对“翻案”的事十分敏感，疑神疑鬼，常常为此勃然大怒，兴师动众地去反击所谓“翻案风”,并再迫使那些“翻案者”做出检查，以记录在案。 　　四十年代，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整了许许多多人，既整了许多像王明、博古这类来自莫斯科的教条主义者，也整了许多像周恩来、陈毅这类富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党中元老和军中元老。毛泽东将这些人整得灰头土脸，无人敢亲近，用陈毅的话说，“鬼都不上门”，最后不得不做出“深刻检查”：向毛泽东承认自己曾有错，有大错，大错在反对过毛、嘲讽过毛，至少是冷落过毛；并向毛泽东表示自己将洗心革面，将恭恭敬敬地俯首于毛，老老实实地听命于毛。 　　不过，毛泽东心里很清楚此番整风整得过火过重，整得许多做检查者积怨甚多，口已服而心未服。因此，他对“延安整风”整人事是心存戒意的，戒意那些挨了整的人伺机翻案。他的这种戒意是十分持久且十分敏感的，以至历经二十余年也能一触即发。 　　1967年2月16日，陈毅等人在中南海怀仁堂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发生了激烈冲突。陈毅在冲突中并在气头上，提起了“延安整风”的旧事，流露出心底深藏的积怨。 　　陈毅抱怨毛泽东在此整风运动中重用一些“最起劲”地拥护自己的人，如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人；可这些人到头来又成了反对毛泽东的人，并因此而成为“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的人。陈毅还抱怨自己和总理都在此整风运动中挨了整。 　　显然，陈毅的这一抱怨，既有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憎恶之情，也有对这场运动主持者的讥讽之意。 　　据当事人王力回忆，怀仁堂会议结束后，他与张春桥、姚文元迅速整理出一份会议纪要，当晚赴毛泽东处汇报。“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 　　2月18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等人开会，怒斥陈毅等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发难，并回应陈毅个人对“延安整风”的抱怨，“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于是，中央政治局奉命整肃陈毅等人，并迫使他们低头认错，再做检查。 　　五十年代，毛泽东发动“反右倾运动”，又整了许许多多的人，先是在庐山上整出了一个以彭德怀为首领的“军事俱乐部”，继又在庐山下整出了数百万遍及全国各行各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整得这些人都做了“深刻”检查，痛说自己是极其错误的而毛主席是极其正确的。 　　可是，“大跃进”最终导致巨大灾难的铁定事实，证明了挨整者是正确的而整人者是错误的，准确地说是有罪的；证明了此时的真理与此时的权力是分离的，准确地说是后者践踏了前者。 　　于是，毛泽东不得不做出某种让步，某种很有限度的让步：一方面表示，“反右倾”反得有些过火，把许多“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因此，“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整彭德怀整得完全正确。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宣布：“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毛泽东则在一旁插话：“只要不是里通外国。” 　　毛泽东所做出的这一有限度的让步迅即获得强烈反弹: 　　在下面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下子被甄别平反了数百万人，从而凸显了整个“反右倾”运动的冤屈性和荒诞性。 　　在上面的“右倾机会主义首领”彭德怀再度上书，洋洋八万言以作抗辩：一是你们强加于我的“右倾机会主义”罪名，已被“大跃进”惨遭失败的事实所否定；二是你们强加于我的“里通外国”等罪名，没有根据，纯属捏造。 　　面对这一局面，毛泽东坐不住了，起而批判所谓“翻案风”： 　　其一，指责甄别平反工作搞过了头，把许多不该平反的人给平反了，“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其二，指责彭德怀搞翻案，并为此而加大对彭德怀的整治力度：一是加重反党罪名，将“庐山会议”上还没有完全定下来的有关彭德怀的两大罪名——“里通外国”罪名和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罪名——正式公诸党内；二是剥夺政治待遇，不准彭德怀出席中央会议和登上天安门，不向彭德怀发送中央文件，不让彭德怀自由外出活动；三是成立专门机构，全面审查彭德怀的历史，以搜集乃至炮制各种能证明彭德怀一向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证。 　　此后，毛泽东就一直对彭德怀案保持高度戒心，一直将此案视作政治禁忌，不容任何人对它有任何质疑。 　　他的这种戒心，有时戒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如疑心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存心要给彭德怀翻案：“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他也正是借批判此剧而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六十年代，毛泽东又发动“文化大革命”，整了更多的人。绝大多数执政党高干都受到程度不一的冲击，或被贴大字报，被指责为“走资派”，遭口诛笔伐；或被拉出批斗，被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罚跪，既遭口诛笔伐，又遭拳打脚踢。在这些受冲击的中共高干中，有一部分人在经历了一轮轮批判并做出了一遍遍检查后，终于获得“解放”，重新回到领导岗位。 　　对于这些重新复出的老干部，毛泽东是心存矛盾的：既很想用这些富有政府管理经验的人来帮他治理这个乱糟糟的国家，以结束“天下大乱”的局面；又很顾忌这些吃够造反派苦头的人心存怨恨，而有可能在官复原职后否定“文化大革命”。他的这一矛盾心态，突出地表现在他对邓小平的重新起用以及再次废黜上。 　　1971年9月，林彪出逃身亡。1972年5月，周恩来被查出患有“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鉴于中枢空虚，毛泽东有意重新起用已被打倒多年并已做过多次检查的邓小平。 　　不过，毛泽东深知邓小平不仅是一个“人才难得”而能担当大任的人，而且是一个很识时务而能伸能屈的人，一个须低头时就低头、能出手时就出手的人，一个颇得他老毛真传的人。因此，他又担心邓小平既能于台下认错，也能于台上翻案，翻他本人被打倒的案，翻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案。 　　毛泽东与邓小平有很深的袍泽故旧关系，不仅前者深知后者，而且后者也深知前者。 　　邓小平深知毛泽东此时既想扶他上台，又担心他一旦上台就会翻案。于是，他写信向毛申明：自己此前挨整乃至被打倒是咎由自取的，一点儿也不冤枉；因为，自己的的确确犯了严重错误，犯了追随刘少奇对抗毛主席这一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因此，自己若是能重新上台，就只能努力工作以将功补过，而不会搞翻案活动。 　　邓小平还深知毛泽东深知他邓小平是一个能起能落能又起的人，是一个还有可能变来变去的人；于是，他又在信中向毛泽东申明：自己不仅现在不搞翻案活动，而且永远不搞翻案活动。 　　毛泽东在得到邓小平所做出的这个“永不翻案”的重诺后，便把他从流放地江西召回北京委以重任。 　　不过，话说得太满就不免会让人生出疑心来。邓小平所说的这个“永不翻案”的话，就有点太满、太绝对。因为，一个能伸能屈能又伸的政治家，或一个“与时俱进”的政治家，却做出一个有关永远不变的重诺，总不免让人觉着他这是在说过头话，在说那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过头话。 　　邓小平所做出的这一“绝对”的承诺，并未赢得毛泽东所给与的那一“绝对”的信任。毛泽东对邓小平仍心存疑虑，并采取了一些防范性措施。 　　例如，在邓小平获准复出时，毛泽东便把邓小平写给他个人的那封信，作为中央文件广为传达。他这样做是要让天下人都能知道，邓小平是在既辱自己又发大誓的情况下出来工作的，进而让天下人最终都能看到，邓小平究竟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还是一个出尔反尔的人，并藉此而让他有所忌惮，不敢轻易搞翻案活动。 　　又如，在邓小平复出一段时间并露出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迹象后，也是在毛泽东将要离开人世前，毛泽东有意让邓小平主持做出一个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总评:“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显然，他这是对邓小平不放心，要邓小平再做一个最终表态，一个最终誓言不翻“文化大革命”案的表态。 　　然而，这一次邓小平没有低头就范，没有在毛泽东希望他做出的最后誓词上具结画押。邓小平推说自己在九年（1966—1975）“文化大革命”中，有六年（1966—1972）被打倒，脱离了这场运动，成了一个“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因此，不适宜由自己来主持做这个决议。 　　邓小平本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人，至少在毛泽东面前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人，须低头时则低头；可这一次却表现得不那么灵活，须低头时不低头。对于邓小平为什么会有如此表现这一问题，人们可以作出多种解释： 　　或说他受得了毛泽东的辱，但咽不下“四人帮”的气； 　　或说他不愿再一次自己羞辱自己，并被公诸世人； 周恩来这一下子就自己给自己扣了许多顶大帽子，许多顶十分吓人且十分丑陋的大帽子。他这是在自己羞辱自己，并且是当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的面自己羞辱自己。 　　周恩来这一检查，不只是屈辱性的，还是荒诞性的。这一检查中所要否定的东西，即周恩来力主“反‘冒进’”的东西，却有着骄人的成绩：1956年国民经济发展既快速又平稳；而这一检查中所要肯定的东西，即毛泽东决意“反‘反冒进’”或曰“大跃进”的东西，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国民经济倒退十年，全国人口饿死数千万。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和黄克诚等人也做了这种屈辱性和荒诞性的检查。 　　彭德怀在检查中承认：他的7月14日的信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他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这次犯错误的原因，除了政治思想的右倾以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夹杂有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成见”。他最后表示：“我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错误立场、观点，坚决抛弃对毛泽东同志的一切成见，坚决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竭诚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党的总路线，永远做党的驯服的工具，不管今后党中央的领导人有什么变动，都愿坚决服从领导，在党的监督下，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并愿尽自己的余生，无限忠诚地为党的革命事业而奋斗。” 　　黄克诚也在检查中承认：“我7月19日的发言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发言。发言中的观点与彭德怀同志信中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不管我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配合彭德怀同志的信，向党的总路线，向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进攻。” 　　彭德怀和黄克诚都是刚直之士，在毛泽东主政的中共高层中都属“异类”：前者是中共党内在“延安整风”后唯一仍敢指着毛泽东鼻子说话的人，并因此而被诬称为“有反骨”的人；后者则被党内同志称做是“一个一辈子讲真话的人”，并因此而被批判、被撤职“总不下十来次”。 　　可这一次在庐山上，前者在指着毛泽东的鼻子说了一通话之后，又打了自己的耳光，并且打得很重很重，将自己打得鼻青眼肿。后者则在非常仗义地讲了许多真话之后，又非常违心地讲了许多假话，顺着那些整人者的意，把“鹿”说成是“马”，把“黑”颠倒为“白”，把明明是正确的意见强说是错误的意见，并且是错得一塌糊涂的意见。 　　可以说，在毛泽东主政的中共高层中，最为匮乏的人格类型，莫过于“刚直”了，即彭德怀、黄克诚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直言骨鲠的人格类型。其间绝大多数者，都对毛泽东抱着曲意逢迎的态度，曲意逢迎着这位党老大为所欲为地执掌着、乃至祸害着这个党、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中华民族。 　　“文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有所谓“七大常委”。除毛泽东外，其余六人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六人都无一例外地对毛泽东抱着曲意逢迎乃至偷合苟容的态度，尽管各自逢迎苟容的程度不一。 　　除晚年外，刘少奇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都顺从着毛泽东，并常常是违心地顺从着毛泽东，即常常是昧着良知去做着助毛为虐的事。比如，在“合作化”运动中，在“反冒进”运动中，在“大跃进”运动中，他都曾一度站在较为清醒的一方，即毛泽东称之为“右”的一方；可一旦获悉毛泽东已下了反“右”的决心，便立刻转变立场，变“右”为“左”，顺从着毛泽东的意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去整那些做了实事或讲了实话的人，去批邓子恢，去批周恩来，去批彭德怀…… 　　更有甚者，他竟能为附和着毛泽东去整彭德怀而干出那种栽赃陷害的事：一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不会说一句外国话”，却偏偏要附和着毛泽东去指控彭得怀“里通外国”；二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一向不爱搞拉拉扯扯，却偏偏要附和着毛泽东去指控彭德怀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军事俱乐部）。可以说，刘少奇是头脑相当清醒地跟着毛泽东去做这些浑事且丑事的。 　　至于周恩来就离“刚直”更远了。自“延安整风”后，他就一直对毛泽东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屡屡遭毛泽东打压乃至羞辱，又屡屡向毛泽东示弱乃至告饶，甚至屡屡昧着良知做了许多助毛为虐的事。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本应该由他这位当总理的人向毛泽东进言“大跃进”搞得过火事，可他就是隐忍不说，结果让那位当将军的人替他一吐为快。彭德怀为此气得当面骂他：“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于是乎，管经济的国务院总理因不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得以自保，不管经济的国防部长则因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不免落难。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在彭德怀替周恩来说话而被打倒后，周恩来不仅不予援手反而落井下石，也板起面孔来指责这个代他受过的人。他一是批彭德怀的现行罪过，即批彭德怀此时猖狂攻击“大跃进”；二是揭彭德怀的历史老底，即揭彭德怀过去就曾屡屡反对毛主席。 　　1959年8月24日，周恩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报告题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动》。听报告者为全军正师职以上干部，计有一千余人。在这一报告中，周恩来以中共最为资深的党人、军人的身份，畅谈中共的党史、军史，历数彭德怀一件件反对毛泽东的事例，从而为毛泽东关于他与彭德怀在历史上“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说法，做了“最权威”的注释，至少看起来像是“最权威”的注释。 　　不过，周恩来虽然离刚直最远，但也正因此而能在毛泽东治下的仕途上走得最远，至少比刘少奇、邓小平走得远。他屡屡被毛泽东敲打，但都因自己忍让躲闪有方，不仅没被毛泽东敲打得一蹶不振，反而能最终盖着党旗老死于毛泽东的身旁。 　　林彪虽在穷途末路时敢与毛泽东拔刀相向，作困兽之斗，但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性场合中，都是无原则地追随着毛泽东、热捧着毛泽东。比如，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在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都是不论是非且不嫌肉麻地替毛泽东抬轿子、吹喇叭。 　　至于朱德，用李锐先生的话说“是一个‘阿弥陀佛’的人，好好先生”。他固然不会去积极主动地整治人，但也不会去仗义执言地抗拒毛，而常常会随着大溜说上一些应景的话、敷衍的话，既敷衍着毛泽东，也敷衍着公道和正义。 　　陈云曾屡屡为毛泽东补偏救弊，收拾经济烂摊子，故经常被毛泽东誉之为“良将”、“贤妻”。不过，他一旦发现毛泽东反悔变脸，变虚心纳谏为讳疾忌医，并迁怒于自己，便立刻做出检查，痛说自己种种不是，接着就请病假走人，与毛泽东脱离接触，使之眼不见心不烦，也就不予严加惩处了。 　　至于邓小平，则很善于向毛泽东做检查，即很善于在毛泽东的面前，把明明是自己做对了的事硬说成是自己做错了的事，并发誓要痛改前非。在中共高层，无论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质量来说，还是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数量来说，邓小平都属名列前茅者。 　　毛泽东不只是高高在上地注视着其他人在如何羞辱着做检查者，以及做检查者在如何自己羞辱着自己；有时还忍不住技痒，也亲身下到场子里，趟一趟这羞辱做检查者的浑水，过一过这用伶牙俐齿折损人的口瘾。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子恢先是拒不认错，硬生生地与整人者僵持着，故迟迟不能过关；后来经不住家人劝说而同意由他们代写一份检查交了上去，遂得以过关。 　　毛泽东则把邓子恢最终扛不住而不得不写检查这件事，拿到大会上评论了一番：“这里面我倒是很佩服邓老。他硬是不检讨，但到最后，也弄了一篇检讨来。我原想会有一个顶到底的。其实他是有自我批评的，比如在北戴河会议。” 　　毛泽东这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居高临下地调侃着失败者，面子上是在表扬“邓老”，骨子里则是在奚落邓子恢：你不是很硬气吗？怎么也弄了一篇检讨来呢？我原来以为你是要硬到底的，结果看走了眼，不是那么回事。其实，你这么做也不是第一回了，比如在北戴河会议上，你就有过这个表现了。 　　毛泽东对邓子恢的这一奚落是相当损人的，先是逼着人家去做违心检讨，后又讥讽人家做了违心检讨。这就好比先是逼着人家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后又嘲弄人家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不大听使唤。 　　毛泽东善于揣摩人，明明知道邓子恢是一个很为刚直且很知廉耻的人，一定会为自己做违心检讨这件事感到十分羞辱，“他思想痛苦极了，身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可又偏偏要当着众人的面，故作惊讶地去挑明此事，还故作惋惜地去打趣此人。人家哪儿疼，他就往哪儿捏，还一边捏着，一边不紧不慢地说着、笑着。 　　人是有可能反悔的，有可能当时认错而日后改口，申明自己先前认错是被逼迫的，是讲违心话，不能算数。 　　毛泽东不会不清楚这一点，何况他本人就的确做过许多这种逼迫人讲违心话的事，因而会更清楚他所整治的那些人，很有可能当时不得不低头认错乃至认罪，而日后一遇机会就会改口或翻供。 　　尽管他手里拿着一大摞由挨整者交上来的检查书，但他心里并不很踏实，总有些担心日后这些人会翻供，还有些担心日后其他人会为这些人翻案。也正因此，毛泽东一向对“翻案”的事十分敏感，疑神疑鬼，常常为此勃然大怒，兴师动众地去反击所谓“翻案风”,并再迫使那些“翻案者”做出检查，以记录在案。 　　四十年代，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整了许许多多人，既整了许多像王明、博古这类来自莫斯科的教条主义者，也整了许多像周恩来、陈毅这类富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党中元老和军中元老。毛泽东将这些人整得灰头土脸，无人敢亲近，用陈毅的话说，“鬼都不上门”，最后不得不做出“深刻检查”：向毛泽东承认自己曾有错，有大错，大错在反对过毛、嘲讽过毛，至少是冷落过毛；并向毛泽东表示自己将洗心革面，将恭恭敬敬地俯首于毛，老老实实地听命于毛。 　　不过，毛泽东心里很清楚此番整风整得过火过重，整得许多做检查者积怨甚多，口已服而心未服。因此，他对“延安整风”整人事是心存戒意的，戒意那些挨了整的人伺机翻案。他的这种戒意是十分持久且十分敏感的，以至历经二十余年也能一触即发。 　　1967年2月16日，陈毅等人在中南海怀仁堂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发生了激烈冲突。陈毅在冲突中并在气头上，提起了“延安整风”的旧事，流露出心底深藏的积怨。 　　陈毅抱怨毛泽东在此整风运动中重用一些“最起劲”地拥护自己的人，如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人；可这些人到头来又成了反对毛泽东的人，并因此而成为“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的人。陈毅还抱怨自己和总理都在此整风运动中挨了整。 　　显然，陈毅的这一抱怨，既有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憎恶之情，也有对这场运动主持者的讥讽之意。 　　据当事人王力回忆，怀仁堂会议结束后，他与张春桥、姚文元迅速整理出一份会议纪要，当晚赴毛泽东处汇报。“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 　　2月18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等人开会，怒斥陈毅等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发难，并回应陈毅个人对“延安整风”的抱怨，“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于是，中央政治局奉命整肃陈毅等人，并迫使他们低头认错，再做检查。 　　五十年代，毛泽东发动“反右倾运动”，又整了许许多多的人，先是在庐山上整出了一个以彭德怀为首领的“军事俱乐部”，继又在庐山下整出了数百万遍及全国各行各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整得这些人都做了“深刻”检查，痛说自己是极其错误的而毛主席是极其正确的。 　　可是，“大跃进”最终导致巨大灾难的铁定事实，证明了挨整者是正确的而整人者是错误的，准确地说是有罪的；证明了此时的真理与此时的权力是分离的，准确地说是后者践踏了前者。 　　于是，毛泽东不得不做出某种让步，某种很有限度的让步：一方面表示，“反右倾”反得有些过火，把许多“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因此，“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整彭德怀整得完全正确。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宣布：“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毛泽东则在一旁插话：“只要不是里通外国。” 　　毛泽东所做出的这一有限度的让步迅即获得强烈反弹: 　　在下面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下子被甄别平反了数百万人，从而凸显了整个“反右倾”运动的冤屈性和荒诞性。 　　在上面的“右倾机会主义首领”彭德怀再度上书，洋洋八万言以作抗辩：一是你们强加于我的“右倾机会主义”罪名，已被“大跃进”惨遭失败的事实所否定；二是你们强加于我的“里通外国”等罪名，没有根据，纯属捏造。 　　面对这一局面，毛泽东坐不住了，起而批判所谓“翻案风”： 　　其一，指责甄别平反工作搞过了头，把许多不该平反的人给平反了，“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其二，指责彭德怀搞翻案，并为此而加大对彭德怀的整治力度：一是加重反党罪名，将“庐山会议”上还没有完全定下来的有关彭德怀的两大罪名——“里通外国”罪名和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罪名——正式公诸党内；二是剥夺政治待遇，不准彭德怀出席中央会议和登上天安门，不向彭德怀发送中央文件，不让彭德怀自由外出活动；三是成立专门机构，全面审查彭德怀的历史，以搜集乃至炮制各种能证明彭德怀一向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证。 　　此后，毛泽东就一直对彭德怀案保持高度戒心，一直将此案视作政治禁忌，不容任何人对它有任何质疑。 　　他的这种戒心，有时戒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如疑心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存心要给彭德怀翻案：“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他也正是借批判此剧而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六十年代，毛泽东又发动“文化大革命”，整了更多的人。绝大多数执政党高干都受到程度不一的冲击，或被贴大字报，被指责为“走资派”，遭口诛笔伐；或被拉出批斗，被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罚跪，既遭口诛笔伐，又遭拳打脚踢。在这些受冲击的中共高干中，有一部分人在经历了一轮轮批判并做出了一遍遍检查后，终于获得“解放”，重新回到领导岗位。 　　对于这些重新复出的老干部，毛泽东是心存矛盾的：既很想用这些富有政府管理经验的人来帮他治理这个乱糟糟的国家，以结束“天下大乱”的局面；又很顾忌这些吃够造反派苦头的人心存怨恨，而有可能在官复原职后否定“文化大革命”。他的这一矛盾心态，突出地表现在他对邓小平的重新起用以及再次废黜上。 　　1971年9月，林彪出逃身亡。1972年5月，周恩来被查出患有“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鉴于中枢空虚，毛泽东有意重新起用已被打倒多年并已做过多次检查的邓小平。 　　不过，毛泽东深知邓小平不仅是一个“人才难得”而能担当大任的人，而且是一个很识时务而能伸能屈的人，一个须低头时就低头、能出手时就出手的人，一个颇得他老毛真传的人。因此，他又担心邓小平既能于台下认错，也能于台上翻案，翻他本人被打倒的案，翻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案。 　　毛泽东与邓小平有很深的袍泽故旧关系，不仅前者深知后者，而且后者也深知前者。 　　邓小平深知毛泽东此时既想扶他上台，又担心他一旦上台就会翻案。于是，他写信向毛申明：自己此前挨整乃至被打倒是咎由自取的，一点儿也不冤枉；因为，自己的的确确犯了严重错误，犯了追随刘少奇对抗毛主席这一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因此，自己若是能重新上台，就只能努力工作以将功补过，而不会搞翻案活动。 　　邓小平还深知毛泽东深知他邓小平是一个能起能落能又起的人，是一个还有可能变来变去的人；于是，他又在信中向毛泽东申明：自己不仅现在不搞翻案活动，而且永远不搞翻案活动。 　　毛泽东在得到邓小平所做出的这个“永不翻案”的重诺后，便把他从流放地江西召回北京委以重任。 　　不过，话说得太满就不免会让人生出疑心来。邓小平所说的这个“永不翻案”的话，就有点太满、太绝对。因为，一个能伸能屈能又伸的政治家，或一个“与时俱进”的政治家，却做出一个有关永远不变的重诺，总不免让人觉着他这是在说过头话，在说那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过头话。 　　邓小平所做出的这一“绝对”的承诺，并未赢得毛泽东所给与的那一“绝对”的信任。毛泽东对邓小平仍心存疑虑，并采取了一些防范性措施。 　　例如，在邓小平获准复出时，毛泽东便把邓小平写给他个人的那封信，作为中央文件广为传达。他这样做是要让天下人都能知道，邓小平是在既辱自己又发大誓的情况下出来工作的，进而让天下人最终都能看到，邓小平究竟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还是一个出尔反尔的人，并藉此而让他有所忌惮，不敢轻易搞翻案活动。 　　又如，在邓小平复出一段时间并露出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迹象后，也是在毛泽东将要离开人世前，毛泽东有意让邓小平主持做出一个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总评:“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显然，他这是对邓小平不放心，要邓小平再做一个最终表态，一个最终誓言不翻“文化大革命”案的表态。 　　然而，这一次邓小平没有低头就范，没有在毛泽东希望他做出的最后誓词上具结画押。邓小平推说自己在九年（1966—1975）“文化大革命”中，有六年（1966—1972）被打倒，脱离了这场运动，成了一个“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因此，不适宜由自己来主持做这个决议。 　　邓小平本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人，至少在毛泽东面前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人，须低头时则低头；可这一次却表现得不那么灵活，须低头时不低头。对于邓小平为什么会有如此表现这一问题，人们可以作出多种解释： 　　或说他受得了毛泽东的辱，但咽不下“四人帮”的气； 　　或说他不愿再一次自己羞辱自己，并被公诸世人； 周恩来这一下子就自己给自己扣了许多顶大帽子，许多顶十分吓人且十分丑陋的大帽子。他这是在自己羞辱自己，并且是当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的面自己羞辱自己。 　　周恩来这一检查，不只是屈辱性的，还是荒诞性的。这一检查中所要否定的东西，即周恩来力主“反‘冒进’”的东西，却有着骄人的成绩：1956年国民经济发展既快速又平稳；而这一检查中所要肯定的东西，即毛泽东决意“反‘反冒进’”或曰“大跃进”的东西，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国民经济倒退十年，全国人口饿死数千万。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和黄克诚等人也做了这种屈辱性和荒诞性的检查。 　　彭德怀在检查中承认：他的7月14日的信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他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这次犯错误的原因，除了政治思想的右倾以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夹杂有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成见”。他最后表示：“我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错误立场、观点，坚决抛弃对毛泽东同志的一切成见，坚决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竭诚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党的总路线，永远做党的驯服的工具，不管今后党中央的领导人有什么变动，都愿坚决服从领导，在党的监督下，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并愿尽自己的余生，无限忠诚地为党的革命事业而奋斗。” 　　黄克诚也在检查中承认：“我7月19日的发言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发言。发言中的观点与彭德怀同志信中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不管我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配合彭德怀同志的信，向党的总路线，向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进攻。” 　　彭德怀和黄克诚都是刚直之士，在毛泽东主政的中共高层中都属“异类”：前者是中共党内在“延安整风”后唯一仍敢指着毛泽东鼻子说话的人，并因此而被诬称为“有反骨”的人；后者则被党内同志称做是“一个一辈子讲真话的人”，并因此而被批判、被撤职“总不下十来次”。 　　可这一次在庐山上，前者在指着毛泽东的鼻子说了一通话之后，又打了自己的耳光，并且打得很重很重，将自己打得鼻青眼肿。后者则在非常仗义地讲了许多真话之后，又非常违心地讲了许多假话，顺着那些整人者的意，把“鹿”说成是“马”，把“黑”颠倒为“白”，把明明是正确的意见强说是错误的意见，并且是错得一塌糊涂的意见。 　　可以说，在毛泽东主政的中共高层中，最为匮乏的人格类型，莫过于“刚直”了，即彭德怀、黄克诚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直言骨鲠的人格类型。其间绝大多数者，都对毛泽东抱着曲意逢迎的态度，曲意逢迎着这位党老大为所欲为地执掌着、乃至祸害着这个党、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中华民族。 　　“文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有所谓“七大常委”。除毛泽东外，其余六人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六人都无一例外地对毛泽东抱着曲意逢迎乃至偷合苟容的态度，尽管各自逢迎苟容的程度不一。 　　除晚年外，刘少奇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都顺从着毛泽东，并常常是违心地顺从着毛泽东，即常常是昧着良知去做着助毛为虐的事。比如，在“合作化”运动中，在“反冒进”运动中，在“大跃进”运动中，他都曾一度站在较为清醒的一方，即毛泽东称之为“右”的一方；可一旦获悉毛泽东已下了反“右”的决心，便立刻转变立场，变“右”为“左”，顺从着毛泽东的意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去整那些做了实事或讲了实话的人，去批邓子恢，去批周恩来，去批彭德怀…… 　　更有甚者，他竟能为附和着毛泽东去整彭德怀而干出那种栽赃陷害的事：一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不会说一句外国话”，却偏偏要附和着毛泽东去指控彭得怀“里通外国”；二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一向不爱搞拉拉扯扯，却偏偏要附和着毛泽东去指控彭德怀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军事俱乐部）。可以说，刘少奇是头脑相当清醒地跟着毛泽东去做这些浑事且丑事的。 　　至于周恩来就离“刚直”更远了。自“延安整风”后，他就一直对毛泽东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屡屡遭毛泽东打压乃至羞辱，又屡屡向毛泽东示弱乃至告饶，甚至屡屡昧着良知做了许多助毛为虐的事。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本应该由他这位当总理的人向毛泽东进言“大跃进”搞得过火事，可他就是隐忍不说，结果让那位当将军的人替他一吐为快。彭德怀为此气得当面骂他：“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于是乎，管经济的国务院总理因不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得以自保，不管经济的国防部长则因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不免落难。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在彭德怀替周恩来说话而被打倒后，周恩来不仅不予援手反而落井下石，也板起面孔来指责这个代他受过的人。他一是批彭德怀的现行罪过，即批彭德怀此时猖狂攻击“大跃进”；二是揭彭德怀的历史老底，即揭彭德怀过去就曾屡屡反对毛主席。 　　1959年8月24日，周恩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报告题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动》。听报告者为全军正师职以上干部，计有一千余人。在这一报告中，周恩来以中共最为资深的党人、军人的身份，畅谈中共的党史、军史，历数彭德怀一件件反对毛泽东的事例，从而为毛泽东关于他与彭德怀在历史上“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说法，做了“最权威”的注释，至少看起来像是“最权威”的注释。 　　不过，周恩来虽然离刚直最远，但也正因此而能在毛泽东治下的仕途上走得最远，至少比刘少奇、邓小平走得远。他屡屡被毛泽东敲打，但都因自己忍让躲闪有方，不仅没被毛泽东敲打得一蹶不振，反而能最终盖着党旗老死于毛泽东的身旁。 　　林彪虽在穷途末路时敢与毛泽东拔刀相向，作困兽之斗，但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性场合中，都是无原则地追随着毛泽东、热捧着毛泽东。比如，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在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都是不论是非且不嫌肉麻地替毛泽东抬轿子、吹喇叭。 　　至于朱德，用李锐先生的话说“是一个‘阿弥陀佛’的人，好好先生”。他固然不会去积极主动地整治人，但也不会去仗义执言地抗拒毛，而常常会随着大溜说上一些应景的话、敷衍的话，既敷衍着毛泽东，也敷衍着公道和正义。 　　陈云曾屡屡为毛泽东补偏救弊，收拾经济烂摊子，故经常被毛泽东誉之为“良将”、“贤妻”。不过，他一旦发现毛泽东反悔变脸，变虚心纳谏为讳疾忌医，并迁怒于自己，便立刻做出检查，痛说自己种种不是，接着就请病假走人，与毛泽东脱离接触，使之眼不见心不烦，也就不予严加惩处了。 　　至于邓小平，则很善于向毛泽东做检查，即很善于在毛泽东的面前，把明明是自己做对了的事硬说成是自己做错了的事，并发誓要痛改前非。在中共高层，无论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质量来说，还是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数量来说，邓小平都属名列前茅者。 　　毛泽东不只是高高在上地注视着其他人在如何羞辱着做检查者，以及做检查者在如何自己羞辱着自己；有时还忍不住技痒，也亲身下到场子里，趟一趟这羞辱做检查者的浑水，过一过这用伶牙俐齿折损人的口瘾。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子恢先是拒不认错，硬生生地与整人者僵持着，故迟迟不能过关；后来经不住家人劝说而同意由他们代写一份检查交了上去，遂得以过关。 　　毛泽东则把邓子恢最终扛不住而不得不写检查这件事，拿到大会上评论了一番：“这里面我倒是很佩服邓老。他硬是不检讨，但到最后，也弄了一篇检讨来。我原想会有一个顶到底的。其实他是有自我批评的，比如在北戴河会议。” 　　毛泽东这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居高临下地调侃着失败者，面子上是在表扬“邓老”，骨子里则是在奚落邓子恢：你不是很硬气吗？怎么也弄了一篇检讨来呢？我原来以为你是要硬到底的，结果看走了眼，不是那么回事。其实，你这么做也不是第一回了，比如在北戴河会议上，你就有过这个表现了。 　　毛泽东对邓子恢的这一奚落是相当损人的，先是逼着人家去做违心检讨，后又讥讽人家做了违心检讨。这就好比先是逼着人家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后又嘲弄人家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不大听使唤。 　　毛泽东善于揣摩人，明明知道邓子恢是一个很为刚直且很知廉耻的人，一定会为自己做违心检讨这件事感到十分羞辱，“他思想痛苦极了，身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可又偏偏要当着众人的面，故作惊讶地去挑明此事，还故作惋惜地去打趣此人。人家哪儿疼，他就往哪儿捏，还一边捏着，一边不紧不慢地说着、笑着。 　　人是有可能反悔的，有可能当时认错而日后改口，申明自己先前认错是被逼迫的，是讲违心话，不能算数。 　　毛泽东不会不清楚这一点，何况他本人就的确做过许多这种逼迫人讲违心话的事，因而会更清楚他所整治的那些人，很有可能当时不得不低头认错乃至认罪，而日后一遇机会就会改口或翻供。 　　尽管他手里拿着一大摞由挨整者交上来的检查书，但他心里并不很踏实，总有些担心日后这些人会翻供，还有些担心日后其他人会为这些人翻案。也正因此，毛泽东一向对“翻案”的事十分敏感，疑神疑鬼，常常为此勃然大怒，兴师动众地去反击所谓“翻案风”,并再迫使那些“翻案者”做出检查，以记录在案。 　　四十年代，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整了许许多多人，既整了许多像王明、博古这类来自莫斯科的教条主义者，也整了许多像周恩来、陈毅这类富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党中元老和军中元老。毛泽东将这些人整得灰头土脸，无人敢亲近，用陈毅的话说，“鬼都不上门”，最后不得不做出“深刻检查”：向毛泽东承认自己曾有错，有大错，大错在反对过毛、嘲讽过毛，至少是冷落过毛；并向毛泽东表示自己将洗心革面，将恭恭敬敬地俯首于毛，老老实实地听命于毛。 　　不过，毛泽东心里很清楚此番整风整得过火过重，整得许多做检查者积怨甚多，口已服而心未服。因此，他对“延安整风”整人事是心存戒意的，戒意那些挨了整的人伺机翻案。他的这种戒意是十分持久且十分敏感的，以至历经二十余年也能一触即发。 　　1967年2月16日，陈毅等人在中南海怀仁堂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发生了激烈冲突。陈毅在冲突中并在气头上，提起了“延安整风”的旧事，流露出心底深藏的积怨。 　　陈毅抱怨毛泽东在此整风运动中重用一些“最起劲”地拥护自己的人，如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人；可这些人到头来又成了反对毛泽东的人，并因此而成为“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的人。陈毅还抱怨自己和总理都在此整风运动中挨了整。 　　显然，陈毅的这一抱怨，既有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憎恶之情，也有对这场运动主持者的讥讽之意。 　　据当事人王力回忆，怀仁堂会议结束后，他与张春桥、姚文元迅速整理出一份会议纪要，当晚赴毛泽东处汇报。“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 　　2月18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等人开会，怒斥陈毅等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发难，并回应陈毅个人对“延安整风”的抱怨，“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于是，中央政治局奉命整肃陈毅等人，并迫使他们低头认错，再做检查。 　　五十年代，毛泽东发动“反右倾运动”，又整了许许多多的人，先是在庐山上整出了一个以彭德怀为首领的“军事俱乐部”，继又在庐山下整出了数百万遍及全国各行各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整得这些人都做了“深刻”检查，痛说自己是极其错误的而毛主席是极其正确的。 　　可是，“大跃进”最终导致巨大灾难的铁定事实，证明了挨整者是正确的而整人者是错误的，准确地说是有罪的；证明了此时的真理与此时的权力是分离的，准确地说是后者践踏了前者。 　　于是，毛泽东不得不做出某种让步，某种很有限度的让步：一方面表示，“反右倾”反得有些过火，把许多“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因此，“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整彭德怀整得完全正确。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宣布：“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毛泽东则在一旁插话：“只要不是里通外国。” 　　毛泽东所做出的这一有限度的让步迅即获得强烈反弹: 　　在下面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下子被甄别平反了数百万人，从而凸显了整个“反右倾”运动的冤屈性和荒诞性。 　　在上面的“右倾机会主义首领”彭德怀再度上书，洋洋八万言以作抗辩：一是你们强加于我的“右倾机会主义”罪名，已被“大跃进”惨遭失败的事实所否定；二是你们强加于我的“里通外国”等罪名，没有根据，纯属捏造。 　　面对这一局面，毛泽东坐不住了，起而批判所谓“翻案风”： 　　其一，指责甄别平反工作搞过了头，把许多不该平反的人给平反了，“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其二，指责彭德怀搞翻案，并为此而加大对彭德怀的整治力度：一是加重反党罪名，将“庐山会议”上还没有完全定下来的有关彭德怀的两大罪名——“里通外国”罪名和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罪名——正式公诸党内；二是剥夺政治待遇，不准彭德怀出席中央会议和登上天安门，不向彭德怀发送中央文件，不让彭德怀自由外出活动；三是成立专门机构，全面审查彭德怀的历史，以搜集乃至炮制各种能证明彭德怀一向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证。 　　此后，毛泽东就一直对彭德怀案保持高度戒心，一直将此案视作政治禁忌，不容任何人对它有任何质疑。 　　他的这种戒心，有时戒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如疑心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存心要给彭德怀翻案：“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他也正是借批判此剧而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六十年代，毛泽东又发动“文化大革命”，整了更多的人。绝大多数执政党高干都受到程度不一的冲击，或被贴大字报，被指责为“走资派”，遭口诛笔伐；或被拉出批斗，被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罚跪，既遭口诛笔伐，又遭拳打脚踢。在这些受冲击的中共高干中，有一部分人在经历了一轮轮批判并做出了一遍遍检查后，终于获得“解放”，重新回到领导岗位。 　　对于这些重新复出的老干部，毛泽东是心存矛盾的：既很想用这些富有政府管理经验的人来帮他治理这个乱糟糟的国家，以结束“天下大乱”的局面；又很顾忌这些吃够造反派苦头的人心存怨恨，而有可能在官复原职后否定“文化大革命”。他的这一矛盾心态，突出地表现在他对邓小平的重新起用以及再次废黜上。 　　1971年9月，林彪出逃身亡。1972年5月，周恩来被查出患有“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鉴于中枢空虚，毛泽东有意重新起用已被打倒多年并已做过多次检查的邓小平。 　　不过，毛泽东深知邓小平不仅是一个“人才难得”而能担当大任的人，而且是一个很识时务而能伸能屈的人，一个须低头时就低头、能出手时就出手的人，一个颇得他老毛真传的人。因此，他又担心邓小平既能于台下认错，也能于台上翻案，翻他本人被打倒的案，翻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案。 　　毛泽东与邓小平有很深的袍泽故旧关系，不仅前者深知后者，而且后者也深知前者。 　　邓小平深知毛泽东此时既想扶他上台，又担心他一旦上台就会翻案。于是，他写信向毛申明：自己此前挨整乃至被打倒是咎由自取的，一点儿也不冤枉；因为，自己的的确确犯了严重错误，犯了追随刘少奇对抗毛主席这一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因此，自己若是能重新上台，就只能努力工作以将功补过，而不会搞翻案活动。 　　邓小平还深知毛泽东深知他邓小平是一个能起能落能又起的人，是一个还有可能变来变去的人；于是，他又在信中向毛泽东申明：自己不仅现在不搞翻案活动，而且永远不搞翻案活动。 　　毛泽东在得到邓小平所做出的这个“永不翻案”的重诺后，便把他从流放地江西召回北京委以重任。 　　不过，话说得太满就不免会让人生出疑心来。邓小平所说的这个“永不翻案”的话，就有点太满、太绝对。因为，一个能伸能屈能又伸的政治家，或一个“与时俱进”的政治家，却做出一个有关永远不变的重诺，总不免让人觉着他这是在说过头话，在说那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过头话。 　　邓小平所做出的这一“绝对”的承诺，并未赢得毛泽东所给与的那一“绝对”的信任。毛泽东对邓小平仍心存疑虑，并采取了一些防范性措施。 　　例如，在邓小平获准复出时，毛泽东便把邓小平写给他个人的那封信，作为中央文件广为传达。他这样做是要让天下人都能知道，邓小平是在既辱自己又发大誓的情况下出来工作的，进而让天下人最终都能看到，邓小平究竟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还是一个出尔反尔的人，并藉此而让他有所忌惮，不敢轻易搞翻案活动。 　　又如，在邓小平复出一段时间并露出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迹象后，也是在毛泽东将要离开人世前，毛泽东有意让邓小平主持做出一个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总评:“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显然，他这是对邓小平不放心，要邓小平再做一个最终表态，一个最终誓言不翻“文化大革命”案的表态。 　　然而，这一次邓小平没有低头就范，没有在毛泽东希望他做出的最后誓词上具结画押。邓小平推说自己在九年（1966—1975）“文化大革命”中，有六年（1966—1972）被打倒，脱离了这场运动，成了一个“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因此，不适宜由自己来主持做这个决议。 　　邓小平本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人，至少在毛泽东面前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人，须低头时则低头；可这一次却表现得不那么灵活，须低头时不低头。对于邓小平为什么会有如此表现这一问题，人们可以作出多种解释： 　　或说他受得了毛泽东的辱，但咽不下“四人帮”的气； 　　或说他不愿再一次自己羞辱自己，并被公诸世人； 周恩来这一下子就自己给自己扣了许多顶大帽子，许多顶十分吓人且十分丑陋的大帽子。他这是在自己羞辱自己，并且是当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的面自己羞辱自己。 　　周恩来这一检查，不只是屈辱性的，还是荒诞性的。这一检查中所要否定的东西，即周恩来力主“反‘冒进’”的东西，却有着骄人的成绩：1956年国民经济发展既快速又平稳；而这一检查中所要肯定的东西，即毛泽东决意“反‘反冒进’”或曰“大跃进”的东西，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国民经济倒退十年，全国人口饿死数千万。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和黄克诚等人也做了这种屈辱性和荒诞性的检查。 　　彭德怀在检查中承认：他的7月14日的信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他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这次犯错误的原因，除了政治思想的右倾以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夹杂有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成见”。他最后表示：“我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错误立场、观点，坚决抛弃对毛泽东同志的一切成见，坚决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竭诚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党的总路线，永远做党的驯服的工具，不管今后党中央的领导人有什么变动，都愿坚决服从领导，在党的监督下，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并愿尽自己的余生，无限忠诚地为党的革命事业而奋斗。” 　　黄克诚也在检查中承认：“我7月19日的发言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发言。发言中的观点与彭德怀同志信中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不管我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配合彭德怀同志的信，向党的总路线，向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进攻。” 　　彭德怀和黄克诚都是刚直之士，在毛泽东主政的中共高层中都属“异类”：前者是中共党内在“延安整风”后唯一仍敢指着毛泽东鼻子说话的人，并因此而被诬称为“有反骨”的人；后者则被党内同志称做是“一个一辈子讲真话的人”，并因此而被批判、被撤职“总不下十来次”。 　　可这一次在庐山上，前者在指着毛泽东的鼻子说了一通话之后，又打了自己的耳光，并且打得很重很重，将自己打得鼻青眼肿。后者则在非常仗义地讲了许多真话之后，又非常违心地讲了许多假话，顺着那些整人者的意，把“鹿”说成是“马”，把“黑”颠倒为“白”，把明明是正确的意见强说是错误的意见，并且是错得一塌糊涂的意见。 　　可以说，在毛泽东主政的中共高层中，最为匮乏的人格类型，莫过于“刚直”了，即彭德怀、黄克诚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直言骨鲠的人格类型。其间绝大多数者，都对毛泽东抱着曲意逢迎的态度，曲意逢迎着这位党老大为所欲为地执掌着、乃至祸害着这个党、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中华民族。 　　“文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有所谓“七大常委”。除毛泽东外，其余六人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六人都无一例外地对毛泽东抱着曲意逢迎乃至偷合苟容的态度，尽管各自逢迎苟容的程度不一。 　　除晚年外，刘少奇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都顺从着毛泽东，并常常是违心地顺从着毛泽东，即常常是昧着良知去做着助毛为虐的事。比如，在“合作化”运动中，在“反冒进”运动中，在“大跃进”运动中，他都曾一度站在较为清醒的一方，即毛泽东称之为“右”的一方；可一旦获悉毛泽东已下了反“右”的决心，便立刻转变立场，变“右”为“左”，顺从着毛泽东的意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去整那些做了实事或讲了实话的人，去批邓子恢，去批周恩来，去批彭德怀…… 　　更有甚者，他竟能为附和着毛泽东去整彭德怀而干出那种栽赃陷害的事：一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不会说一句外国话”，却偏偏要附和着毛泽东去指控彭得怀“里通外国”；二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一向不爱搞拉拉扯扯，却偏偏要附和着毛泽东去指控彭德怀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军事俱乐部）。可以说，刘少奇是头脑相当清醒地跟着毛泽东去做这些浑事且丑事的。 　　至于周恩来就离“刚直”更远了。自“延安整风”后，他就一直对毛泽东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屡屡遭毛泽东打压乃至羞辱，又屡屡向毛泽东示弱乃至告饶，甚至屡屡昧着良知做了许多助毛为虐的事。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本应该由他这位当总理的人向毛泽东进言“大跃进”搞得过火事，可他就是隐忍不说，结果让那位当将军的人替他一吐为快。彭德怀为此气得当面骂他：“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于是乎，管经济的国务院总理因不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得以自保，不管经济的国防部长则因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不免落难。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在彭德怀替周恩来说话而被打倒后，周恩来不仅不予援手反而落井下石，也板起面孔来指责这个代他受过的人。他一是批彭德怀的现行罪过，即批彭德怀此时猖狂攻击“大跃进”；二是揭彭德怀的历史老底，即揭彭德怀过去就曾屡屡反对毛主席。 　　1959年8月24日，周恩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报告题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动》。听报告者为全军正师职以上干部，计有一千余人。在这一报告中，周恩来以中共最为资深的党人、军人的身份，畅谈中共的党史、军史，历数彭德怀一件件反对毛泽东的事例，从而为毛泽东关于他与彭德怀在历史上“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说法，做了“最权威”的注释，至少看起来像是“最权威”的注释。 　　不过，周恩来虽然离刚直最远，但也正因此而能在毛泽东治下的仕途上走得最远，至少比刘少奇、邓小平走得远。他屡屡被毛泽东敲打，但都因自己忍让躲闪有方，不仅没被毛泽东敲打得一蹶不振，反而能最终盖着党旗老死于毛泽东的身旁。 　　林彪虽在穷途末路时敢与毛泽东拔刀相向，作困兽之斗，但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性场合中，都是无原则地追随着毛泽东、热捧着毛泽东。比如，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在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都是不论是非且不嫌肉麻地替毛泽东抬轿子、吹喇叭。 　　至于朱德，用李锐先生的话说“是一个‘阿弥陀佛’的人，好好先生”。他固然不会去积极主动地整治人，但也不会去仗义执言地抗拒毛，而常常会随着大溜说上一些应景的话、敷衍的话，既敷衍着毛泽东，也敷衍着公道和正义。 　　陈云曾屡屡为毛泽东补偏救弊，收拾经济烂摊子，故经常被毛泽东誉之为“良将”、“贤妻”。不过，他一旦发现毛泽东反悔变脸，变虚心纳谏为讳疾忌医，并迁怒于自己，便立刻做出检查，痛说自己种种不是，接着就请病假走人，与毛泽东脱离接触，使之眼不见心不烦，也就不予严加惩处了。 　　至于邓小平，则很善于向毛泽东做检查，即很善于在毛泽东的面前，把明明是自己做对了的事硬说成是自己做错了的事，并发誓要痛改前非。在中共高层，无论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质量来说，还是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数量来说，邓小平都属名列前茅者。 　　毛泽东不只是高高在上地注视着其他人在如何羞辱着做检查者，以及做检查者在如何自己羞辱着自己；有时还忍不住技痒，也亲身下到场子里，趟一趟这羞辱做检查者的浑水，过一过这用伶牙俐齿折损人的口瘾。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子恢先是拒不认错，硬生生地与整人者僵持着，故迟迟不能过关；后来经不住家人劝说而同意由他们代写一份检查交了上去，遂得以过关。 　　毛泽东则把邓子恢最终扛不住而不得不写检查这件事，拿到大会上评论了一番：“这里面我倒是很佩服邓老。他硬是不检讨，但到最后，也弄了一篇检讨来。我原想会有一个顶到底的。其实他是有自我批评的，比如在北戴河会议。” 　　毛泽东这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居高临下地调侃着失败者，面子上是在表扬“邓老”，骨子里则是在奚落邓子恢：你不是很硬气吗？怎么也弄了一篇检讨来呢？我原来以为你是要硬到底的，结果看走了眼，不是那么回事。其实，你这么做也不是第一回了，比如在北戴河会议上，你就有过这个表现了。 　　毛泽东对邓子恢的这一奚落是相当损人的，先是逼着人家去做违心检讨，后又讥讽人家做了违心检讨。这就好比先是逼着人家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后又嘲弄人家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不大听使唤。 　　毛泽东善于揣摩人，明明知道邓子恢是一个很为刚直且很知廉耻的人，一定会为自己做违心检讨这件事感到十分羞辱，“他思想痛苦极了，身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可又偏偏要当着众人的面，故作惊讶地去挑明此事，还故作惋惜地去打趣此人。人家哪儿疼，他就往哪儿捏，还一边捏着，一边不紧不慢地说着、笑着。 　　人是有可能反悔的，有可能当时认错而日后改口，申明自己先前认错是被逼迫的，是讲违心话，不能算数。 　　毛泽东不会不清楚这一点，何况他本人就的确做过许多这种逼迫人讲违心话的事，因而会更清楚他所整治的那些人，很有可能当时不得不低头认错乃至认罪，而日后一遇机会就会改口或翻供。 　　尽管他手里拿着一大摞由挨整者交上来的检查书，但他心里并不很踏实，总有些担心日后这些人会翻供，还有些担心日后其他人会为这些人翻案。也正因此，毛泽东一向对“翻案”的事十分敏感，疑神疑鬼，常常为此勃然大怒，兴师动众地去反击所谓“翻案风”,并再迫使那些“翻案者”做出检查，以记录在案。 　　四十年代，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整了许许多多人，既整了许多像王明、博古这类来自莫斯科的教条主义者，也整了许多像周恩来、陈毅这类富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党中元老和军中元老。毛泽东将这些人整得灰头土脸，无人敢亲近，用陈毅的话说，“鬼都不上门”，最后不得不做出“深刻检查”：向毛泽东承认自己曾有错，有大错，大错在反对过毛、嘲讽过毛，至少是冷落过毛；并向毛泽东表示自己将洗心革面，将恭恭敬敬地俯首于毛，老老实实地听命于毛。 　　不过，毛泽东心里很清楚此番整风整得过火过重，整得许多做检查者积怨甚多，口已服而心未服。因此，他对“延安整风”整人事是心存戒意的，戒意那些挨了整的人伺机翻案。他的这种戒意是十分持久且十分敏感的，以至历经二十余年也能一触即发。 　　1967年2月16日，陈毅等人在中南海怀仁堂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发生了激烈冲突。陈毅在冲突中并在气头上，提起了“延安整风”的旧事，流露出心底深藏的积怨。 　　陈毅抱怨毛泽东在此整风运动中重用一些“最起劲”地拥护自己的人，如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人；可这些人到头来又成了反对毛泽东的人，并因此而成为“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的人。陈毅还抱怨自己和总理都在此整风运动中挨了整。 　　显然，陈毅的这一抱怨，既有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憎恶之情，也有对这场运动主持者的讥讽之意。 　　据当事人王力回忆，怀仁堂会议结束后，他与张春桥、姚文元迅速整理出一份会议纪要，当晚赴毛泽东处汇报。“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 　　2月18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等人开会，怒斥陈毅等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发难，并回应陈毅个人对“延安整风”的抱怨，“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于是，中央政治局奉命整肃陈毅等人，并迫使他们低头认错，再做检查。 　　五十年代，毛泽东发动“反右倾运动”，又整了许许多多的人，先是在庐山上整出了一个以彭德怀为首领的“军事俱乐部”，继又在庐山下整出了数百万遍及全国各行各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整得这些人都做了“深刻”检查，痛说自己是极其错误的而毛主席是极其正确的。 　　可是，“大跃进”最终导致巨大灾难的铁定事实，证明了挨整者是正确的而整人者是错误的，准确地说是有罪的；证明了此时的真理与此时的权力是分离的，准确地说是后者践踏了前者。 　　于是，毛泽东不得不做出某种让步，某种很有限度的让步：一方面表示，“反右倾”反得有些过火，把许多“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因此，“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整彭德怀整得完全正确。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宣布：“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毛泽东则在一旁插话：“只要不是里通外国。” 　　毛泽东所做出的这一有限度的让步迅即获得强烈反弹: 　　在下面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下子被甄别平反了数百万人，从而凸显了整个“反右倾”运动的冤屈性和荒诞性。 　　在上面的“右倾机会主义首领”彭德怀再度上书，洋洋八万言以作抗辩：一是你们强加于我的“右倾机会主义”罪名，已被“大跃进”惨遭失败的事实所否定；二是你们强加于我的“里通外国”等罪名，没有根据，纯属捏造。 　　面对这一局面，毛泽东坐不住了，起而批判所谓“翻案风”： 　　其一，指责甄别平反工作搞过了头，把许多不该平反的人给平反了，“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其二，指责彭德怀搞翻案，并为此而加大对彭德怀的整治力度：一是加重反党罪名，将“庐山会议”上还没有完全定下来的有关彭德怀的两大罪名——“里通外国”罪名和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罪名——正式公诸党内；二是剥夺政治待遇，不准彭德怀出席中央会议和登上天安门，不向彭德怀发送中央文件，不让彭德怀自由外出活动；三是成立专门机构，全面审查彭德怀的历史，以搜集乃至炮制各种能证明彭德怀一向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证。 　　此后，毛泽东就一直对彭德怀案保持高度戒心，一直将此案视作政治禁忌，不容任何人对它有任何质疑。 　　他的这种戒心，有时戒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如疑心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存心要给彭德怀翻案：“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他也正是借批判此剧而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六十年代，毛泽东又发动“文化大革命”，整了更多的人。绝大多数执政党高干都受到程度不一的冲击，或被贴大字报，被指责为“走资派”，遭口诛笔伐；或被拉出批斗，被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罚跪，既遭口诛笔伐，又遭拳打脚踢。在这些受冲击的中共高干中，有一部分人在经历了一轮轮批判并做出了一遍遍检查后，终于获得“解放”，重新回到领导岗位。 　　对于这些重新复出的老干部，毛泽东是心存矛盾的：既很想用这些富有政府管理经验的人来帮他治理这个乱糟糟的国家，以结束“天下大乱”的局面；又很顾忌这些吃够造反派苦头的人心存怨恨，而有可能在官复原职后否定“文化大革命”。他的这一矛盾心态，突出地表现在他对邓小平的重新起用以及再次废黜上。 　　1971年9月，林彪出逃身亡。1972年5月，周恩来被查出患有“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鉴于中枢空虚，毛泽东有意重新起用已被打倒多年并已做过多次检查的邓小平。 　　不过，毛泽东深知邓小平不仅是一个“人才难得”而能担当大任的人，而且是一个很识时务而能伸能屈的人，一个须低头时就低头、能出手时就出手的人，一个颇得他老毛真传的人。因此，他又担心邓小平既能于台下认错，也能于台上翻案，翻他本人被打倒的案，翻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案。 　　毛泽东与邓小平有很深的袍泽故旧关系，不仅前者深知后者，而且后者也深知前者。 　　邓小平深知毛泽东此时既想扶他上台，又担心他一旦上台就会翻案。于是，他写信向毛申明：自己此前挨整乃至被打倒是咎由自取的，一点儿也不冤枉；因为，自己的的确确犯了严重错误，犯了追随刘少奇对抗毛主席这一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因此，自己若是能重新上台，就只能努力工作以将功补过，而不会搞翻案活动。 　　邓小平还深知毛泽东深知他邓小平是一个能起能落能又起的人，是一个还有可能变来变去的人；于是，他又在信中向毛泽东申明：自己不仅现在不搞翻案活动，而且永远不搞翻案活动。 　　毛泽东在得到邓小平所做出的这个“永不翻案”的重诺后，便把他从流放地江西召回北京委以重任。 　　不过，话说得太满就不免会让人生出疑心来。邓小平所说的这个“永不翻案”的话，就有点太满、太绝对。因为，一个能伸能屈能又伸的政治家，或一个“与时俱进”的政治家，却做出一个有关永远不变的重诺，总不免让人觉着他这是在说过头话，在说那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过头话。 　　邓小平所做出的这一“绝对”的承诺，并未赢得毛泽东所给与的那一“绝对”的信任。毛泽东对邓小平仍心存疑虑，并采取了一些防范性措施。 　　例如，在邓小平获准复出时，毛泽东便把邓小平写给他个人的那封信，作为中央文件广为传达。他这样做是要让天下人都能知道，邓小平是在既辱自己又发大誓的情况下出来工作的，进而让天下人最终都能看到，邓小平究竟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还是一个出尔反尔的人，并藉此而让他有所忌惮，不敢轻易搞翻案活动。 　　又如，在邓小平复出一段时间并露出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迹象后，也是在毛泽东将要离开人世前，毛泽东有意让邓小平主持做出一个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总评:“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显然，他这是对邓小平不放心，要邓小平再做一个最终表态，一个最终誓言不翻“文化大革命”案的表态。 　　然而，这一次邓小平没有低头就范，没有在毛泽东希望他做出的最后誓词上具结画押。邓小平推说自己在九年（1966—1975）“文化大革命”中，有六年（1966—1972）被打倒，脱离了这场运动，成了一个“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因此，不适宜由自己来主持做这个决议。 　　邓小平本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人，至少在毛泽东面前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人，须低头时则低头；可这一次却表现得不那么灵活，须低头时不低头。对于邓小平为什么会有如此表现这一问题，人们可以作出多种解释： 　　或说他受得了毛泽东的辱，但咽不下“四人帮”的气； 　　或说他不愿再一次自己羞辱自己，并被公诸世人； 或说他已被他的这个总爱折腾人的老首长翻来覆去地折腾得够够的了，实在是不想再这样被折腾下去了； 　　┅┅ 　　笔者在此则要强调另外一种解释，也是以往人们不大提及的一种解释：就是邓小平此时已经知道毛泽东活不了多久了，准确地说活不过来年了,因而在考虑自己进退时，就要从长计议了。 　　据毛泽东保健医生李志绥记述，1974年7月，经国内几位顶级神经内科专家会诊，毛泽东被确诊患上了运动神经元症（motorneurondisease），或称肌肉萎缩症（amyotrophiclateralsclerosis），预计只能活上两年，即只能活到1976年。这一诊断结论随即被汇报到中共高层。周恩来在听了汇报后说：“这就是绝症了。” 　　显然，作为中共高层人士且又作为周恩来重要助手的邓小平，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的这一病情。因此，他这时若要决定做出某一重大举措，就不仅要考虑这一举措在毛泽东活着时会有什么意义，而且要考虑这一举措在毛泽东去世后又会有什么意义。 　　两相比较，他自是要看重后一层考虑。因为，他知道自己若不出意外，就会比毛泽东活得长久些，并会在毛泽东去世后大有作为；他还知道除了毛泽东以外，在这国中就再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压得住自己了。因此，他不会不明白自己此时所作所为，就不能只是对行将就木的毛泽东负责，还应对毛泽东以外的人和事负责，于私来说，还应对毛泽东死后的自己负责；于公来说，还应对毛泽东撒手后的中国政局负责。 　　于是，他就有可能抱着这样的态度：老人家，您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此次横直不会再替您老去趟那一滩由您自己费心费力搅浑的政治污水，不会再替您老去背那一只由您自己耗时耗物铸成的“文革”黑锅。 　　鉴于邓小平拒绝再次低头就范，毛泽东对于他的态度便由猜忌上升为恼怒：你不再次向我低头，我就再次将你打倒。于是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深揭狠批这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1976年4月7日，毛泽东责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在此高压之下，邓小平故态复萌，再度变原则性为灵活性，须低头时便低头。他随即于4月8日上书毛泽东，对上述决定表示“完全拥护”，对主席能允许他继续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谢”。 　　接下来的问题是，“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须写出检查”这一手法，对于毛泽东来说有何意义呢？能获得什么样的效用呢？ 　　与前文所论述的“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那一手法相似，这一手法也能获得现实与历史两方面的效用。 　　其现实效用主要表现为，既可以有力地打击乃至羞辱挨整者，折其锐气；又可以有力地维护乃至提升整人者，使其神化。 　　迫使挨整者做出检查，就是要让他当着许多人的面，向毛泽东低头认错乃至认罪。 　　其一，如果这个检查是违心的，那么，检查者就不仅是当着众人的面说“对不起”的话，而且是对着自己的良心说“对不起”的话。这就既有损他的颜面，使他难堪得很；又重创他的良知，使他愧疚得很。 　　明晓了这一点，就比较容易理解曾屡屡向毛泽东做违心检查的周恩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表现：在其他人面前，总显得风流倜傥，儒雅高贵；而一到毛泽东面前，就变得唯唯诺诺起来，甚至变得低三下四起来。 　　其二，如果一个人能够让许许多多的人向自己低头认错乃至认罪，那么，这个人就能显得高人一等。 　　又如果在这许许多多低头认错乃至认罪的人中，竟还有一些非同寻常的人，比如那种智勇超常的人，那么，他们向之低头认错乃至认罪的这个人就会显得不是高人一等了，而是高人许多等了，即超人，即神。 　　比如，毛泽东能够迫使中共党内最显才智的周恩来总理向自己低头认错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他在中共党内的魔力是无与伦比的。又如，毛泽东能够迫使中共党内最为刚勇的彭德怀将军向自己低头认错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他在中共党内的权势是不可抗拒的。正如李锐先生所言：“庐山会议这场惊心动魄的党内大斗争，对提高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做出了一次新的贡献。” 　　其历史效用主要表现为，可以将这些检查“立此存照”，留作不利于挨整者而有利于整人者的历史证据，即通过留存这些检查而告诉后人：连挨整者本人都承认自己是错误的而整人者是正确的。这就使得毛泽东有可能把自己对于政敌的胜利，从现实里延续到历史中。这就使得毛泽东有可能避免遭受因做了整人坏事而留下历史骂名的恶果。 　　显然，毛泽东不仅相信“成者王侯败者寇”，相信“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而且有意实践这一信条，有意借重胜利者的权势而有选择地收存甚至不惜制造一些于己有利的史料，一些能够证明自己整人整得十分有理的史料，一些能够标榜自己一贯正确故有王者气象的史料。 　　由此可见，毛泽东还是很在乎历史的，很在乎自己在历史上将会有什么样的记录。 　　在中共高层数十年政治角逐史中，那些被打落台下的失败者们，不管是属于罚而当罚的自食其果者，还是属于罚不当罚的蒙受冤屈者，统统都被要求做出深刻的检讨，留下认错的字据。其中，绝大多数者都会照此办理，只有极少数者拒绝做检讨。而在这极少数者中，又因蒙受冤屈而拒绝做检讨者就更少了，并因此而更显得稀缺，更显得难能可贵。 　　2004年3月20日，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在与赵紫阳谈话时提到：“李锐同志说过，党的历任总书记多是以检讨、认错方式结束任期的。只有你和陈独秀没认错。” 　　赵紫阳当时因患严重呼吸系统疾病，而只能插着氧气管、半躺着说话，可一听到姚监复说的这些话，便一把拔下氧气管，猛地站起来，走到姚的面前，指着他说：“你说陈独秀？” 　　姚答道：“不是我说的，是李锐同志说的。” 　　赵紫阳听后哈哈大笑，并来回走动，很是兴奋，一扫病容。 　　姚先生后来向笔者回忆道，从谈起这个话题，到大家一起合影，直至他们离开赵家，赵紫阳始终都保持着这种好心情，谈笑风生，一点都不像是一个病得快要去世的人（赵紫阳于十个月后病逝）。 　　从这位被软禁者的这阵朗朗笑声中，我们可以听出一些耐人寻味的笑意来，可以听出这位晚辈总书记对于那位前辈总书记有着一种十分欣然的认同感，认同他们这两位隔代总书记有着相似的政治境遇：一是都在自家党中遭受不公正对待，并被要求做到俯首认错；二是都在这种压力下坚守政治家气节，拒绝做出违心检讨。 　　这种认同感可以说是一种对历史的虔诚感，毋宁说是一种对历史的敬畏感。其间隐有这样一种信念： 　　坚信历史终究是要讲求公道的，终究是要对现实中的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做出公正评价的，对行善者予以褒扬，对作恶者予以贬斥；因此，那些生前蒙受冤屈的行善者将会在历史中得到应有的补偿，而那些生前制造冤屈的作恶者也将会在历史中受到应有的清算。 　　例如，陈独秀生前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身后则获得相当高的评价。并且，这种评价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获得进一步的提升，至少他拒做违心检讨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家气节还会获得进一步的彰显。 　　与之相反，那些曾不公正对待他的人，例如那些先是指导他怎么做继又指责他这么做的苏俄党人，以及那些不分是非地按照苏俄意图指责他的中共党人，都将在历史中还其本来面目，或还某些苏俄党人的那种不敢承担有关误导中国大革命失败责任的怯懦者面目，或还某些中共党人的那种崇苏媚俄的盲从者面目和势利者面目。 　　正是基于对陈独秀这一历史际遇的考虑，我们有理由相信，当赵紫阳听到上述把他与陈独秀相提并论的话时，一定会感到由衷的高兴，毋宁说是由衷的荣幸。 　　一些中国人对历史的敬畏感有些近似于那些宗教徒对上帝或真主的敬畏感。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坚信其敬畏对象，无论是历史还是上帝或真主，都具有公正性品格和终极性审判法力，都能够对人间是非做出公正的终极审判，使善恶最终各得其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历史可以说是一些中国人尤其是一些中国读书人心中的“上帝”，是他们在一生中尤其是在紧要关头时最为倚重的精神支柱。古有文天祥赴难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今有林昭绝命辞：“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这些中国读书人都敬畏“永恒”，看重“三不朽”，即能够刻诸青史的德行、功业和言论，因而也就在终极价值上把历史看得高于现实，坚信历史终将裁决现实，评品现实。 　　也正是基于这种对历史的敬畏感，赵紫阳在1989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反对军事戒严，拒做违心检讨。 　　1991年7月10日在被软禁的居所中，赵紫阳对颇费周折地前来探视的老战友宗凤鸣说：“我个人这个结局全是自己的选择，正如邓小平与一位国外学者所言，‘赵紫阳是自我暴露’”。“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有三种情况可供选择：一是说服邓改变‘4?26社论’，改变关于学生运动的‘动乱’定性；二是耍滑头称病，当两面派，但我身体很好，说不过去，再说以后也不好办，还会批我反自由化不力；三是目前这个选择。” 　　宗凤鸣随即追问：“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下决心做这样选择的？你当时是怎样考虑的？” 　　赵紫阳答道：“我不愿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帐”（据赵身边的人说，赵紫阳在‘六四’事件发生前，曾一再声称：从历史上看，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 　　赵紫阳还曾对另一位老战友赵健民说过这样的话：“宁愿自己总书记不干，也不做历史罪人。”赵健民也曾鼓励过赵紫阳：“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做‘违心检讨’。” 　　赵紫阳无疑坚守了他对历史的信念，或说是履行了他对历史的承诺，为不做历史上的罪人而做了现实中的囚徒，准确地说是做了现实中的被软禁致死的囚徒。 　　赵紫阳也无疑没有辜负赵健民、李锐等老友对他的期待与赞许，就像他的前辈陈独秀那样没有做“违心检讨”，也就是说，没有重蹈毛泽东治下的那些挨整者的覆辙，没有再像他们那样在挨整后又给历史留下许多不清不白的字据，许多对挨整者不利而对整人者有利的字据。 　　结　语 　　笔者以上考察毛泽东整人方式是为了论证毛泽东惧怕历史。读者则可能会再由此而追问笔者：论证毛泽东惧怕历史又能够说明什么呢？ 　　在笔者看来，这一论证至少能够说明，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毕竟还拥有着能够让毛泽东多少感到有些害怕的东西。 　　毛泽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简言之，是一个自称是“无法无天”的人，更是一个确确实实做出了许许多多“无法无天”的事的人。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居然还有害怕的东西。 　　而能让毛泽东多少感到有些害怕的东西，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简言之，是一种叫做“历史”的东西，准确地说，是一种叫做“中国传统历史记述”的东西。这一“中国传统历史记述”坚守着“公正”（善善恶恶）理念和“永恒”（不朽）理念： 　　凡是上了史的人，只要做了坏事就应受到贬斥，即便死了也应受到追诉，以使他遗臭万年；同理，凡是上了史的人，只要做了好事就应获得褒扬，即便死了也应获得追认，以使他流芳百世。 　　坚守着对“公正”（善善恶恶）与“永恒”（不朽）的信念，可以说是在坚守着我们这个民族所拥有的一种核心价值，也可以说是在坚守着所有伟大文明都拥有的一种普适价值。 　　因此，笔者论证毛泽东惧怕历史的一个应有之义，就是要说明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尽管不时孳生许多邪恶的东西，但最终还是邪不压正的，还是要讲公道常理的。 　　或者说，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尽管不时孳生许多病态的东西，但仍然保有健康的根基，保有再度复兴的可能。因此，若要复兴中国文化，就必须复兴中国传统历史记述，“使中国人能恢复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余英时先生语）。 　　或者说，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尽管不时显现某种堕落的取向，但这种堕落的取向是有一个底线的，而这个底线是有正面价值的。因此，笔者论证毛泽东惧怕历史，就是试图触摸这个价值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