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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杂忆之十三:急诊室惊魂
中山大学的对面是省柴油机厂,它是东风派的"红总"总部所在地。中大6.4武斗发生后,红总就在中山大学的围墙上贴上"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大标语,两个"血"字还是用红墨水写的,让人看了心惊肉跳。旗派自知理亏,表面保持沉默,暗地里加强工事建设。谁知道东风派会不会、什么时候报复,表哥劝我尽早离开中大,我只好又回到中山医学院。
嫂嫂的弟弟是中山医学院65年毕业后留校工作的,分在第一附属医院外科。他读书时在校篮球队打左锋,附院的同事叫他"高佬丁"。高佬丁对我说:"我这两个月值急诊,干脆你来见习见习。"我问:"我能行吗?"他答:"有什么不行?这年头穿上白大褂谁都是医生。你只看看,又不动刀子,怕什么?"(顺带说个笑话:陈中伟有次说起文革初期他和老钱(允庆)都被打发去扫地倒痰盂。有个进修医生问:"那谁看病呢?"陈中伟回答:"那年头穿上白大褂谁都是医生。"大家都笑了。)
一开始挺顺利,那时已经没有什么主任医生、主治医生、住院医生的等级制度了。大家都"平等",但医生护士的职责还是分明的,各干各的工作,分工合作。高佬丁给我件白大褂,脖子上套副听诊器,还挺神气的。病人、家属走进诊室都尊敬地称呼我"医生"。急诊室不分专科,普外、骨科、烧伤、脑外.....都得看。重症马上收住院,轻症处理后回家,拿不准的留下观察。高佬丁从头开始教我怎么给病人问病史、摸脉搏,量血压,听心肺,检查伤病部位,写简单的记录,处理小伤口;他再重复做一次检查,修改记录,开处方。病人走后他再给我讲刚才病例的分析。由于刚学过医学基础课,这样一对一结合临床实践,进步很快。慢慢地我感到comfortable点了,有了自信,他也放手了一些。和值班护士开始熟了,她们也叫我"百医生"。
一个暴雨后的夜晚,天凉了些。刚过半夜,忽然走廊里传来一阵忙乱的脚步声,加上"这边、这边!""快、快!"的说话声。我们还没真正反应过来,值班护士带着十几个teenagers抬着一个同样年轻的伤员就已闯了进来。"医生医生,快快快, 快抢救!"按照高佬丁的示意,他们七手八脚地将伤员抬到检查床上,让开位置给我们检查。高佬丁问:"怎么伤的?"一个头目模样的答:"枪打的。"又用手比划他自己的右后脑。我们侧着头望了伤员的一眼,只见右后脑部果然有个弹孔,血已止住了。高佬丁又问:"有多久啦?"头目又回答:"没多久,个把钟头吧。"
高佬丁摸摸伤员的脉搏,没有;又挂上听诊器听听胸部,没有心跳,更没有呼吸;他转身到壁柜拿了支手电筒,往伤员眼睛里照,双侧瞳孔都已放大,对光反映完全消失。按照临床医学的定义,伤员已经死亡了。他退回一步,对那些小伙子们说:"这个人已经死了。"
"死了?不可能,"头目思索了一秒钟,"车上他还跟我说话哪!"他走上前一步盯着尸体,又说:"医生,请你们一定好好抢救,一定救活他。"高佬丁耐心地解释:"你看:没有呼吸,没有心跳,没有脉搏,双侧瞳孔都已放大,对光反映完全消失,他确实已经死亡了。你摸摸,这手脚都凉了。"
头目用怀疑的眼光盯着高佬丁,再摸摸尸体的手脚,露出失望的神情。他向同伙作了个眼色,全退到走廊里商量。我们三个耐心地等着,听到他们小声激动的争论,还是没弄清他们到底是哪一派的,和死者是同伙还是敌人关系。一会儿他们走了进来,默默地照原样抬着尸体走了,连句"谢谢"都没说一句。从头到尾我们连死者的名字、年龄、地址、受伤经过都不知道。值班护士远远跟着他们到急诊室外,又小跑了回来,用手掌抚摸着胸口:"哎哟,吓死我了,两辆车,全背着枪的!靠着氧气筒就吸烟,我都不敢说他们。"
高佬丁也如释重负:"走了就好,没拿枪顶着让咱们一定要把死人救活,还算好彩。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家伙什么蠢事都干得出来。"我望着满地的泥水脚印和烟灰,找来一把拖把清理了一下。"高佬丁问我:"怎么样,明天还来不来?"
我答:"来,干吗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