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战场游记之二十二：萨拉热窝战火中的一对苦命鸳鸯（回帖二)

                   古战场游记之二十二：萨拉热窝战火中的一对苦命鸳鸯（回帖二)

    本文的上下集及跟帖回复登录以后，有网友提出非常中肯的批评意见：应该分析乌克兰、波黑危机,怎么避免类似灾难发生在中国。这是一个大难题，正如班长看风景兄指出的：＂不同种族，文化，和宗教之间的矛盾基本是无法解决的。除非是完全同化到一个强势的文化和宗教之下。＂
    但是这些矛盾并不一定导致对抗甚至战争。我在加拿大生活了三十多年。加拿大存在着几乎全世界所有的种族、文化和宗教，它们根本没有完全同化到一个强势的文化和宗教之下；与此相反，国家以多元文化为立国基础。这些五颜六色的种族、文化和宗教之间的矛盾都持续存在，但随时间推移有淡化倾向，就连皮肤颜色都由于种族通婚而淡化了。而最典型的例子是魁北克独立运动。十多年前魁北克分离势力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跳出来闹独立。１９９５年魁省公民投票时他们精心编制了模棱两可的公投题目而获得４９.４４％的赞成票，结果股市和加元汇率令人心惊肉跳地下泻，１９９６年蒙特利尔的失业率高达１５％，居加拿大大城市之首；全市低收入人口达到３４.１％，在全加也是最高。投资者更是担心动荡，１.２万名蒙特利尔人（其中很多是投资家）在１９９６年４月到６月短短两个月间陆续搬到加拿大其他城市居住。
    再往前回朔加拿大历史更尖锐，１７５６年至１７６３年，英、法展开著名的“七年战争”。法国战败后被迫将法属加拿大割让给英国。但法国人不甘心丧失对魁北克的控制，利用与魁北克密切的经济与文化联系，不断扩大在当地的影响。许多法国政治家心中都有着“魁北克情结”。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７日，法国总统戴高乐应邀到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市访问。面对市政厅广场上熙熙攘攘的欢迎人群，戴高乐在发表演讲时突然用法语高喊：“自由魁北克万岁！”加拿大总理莱斯特·皮尔逊立即宣布戴高乐的言论“unacceptable”。戴高乐被迫取消后续访问，被不客气地踢回巴黎。
    其后极端“魁独”分子组成的魁北克解放阵线（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Quebec）为争取独立先后制造了２００多起暴力事件。该组织１９７０年１０月策划绑架了英国驻蒙特利尔一名贸易专员和魁北克省劳工部长皮埃尔·拉波特，并将拉波特杀害。７０年代以后，由于受不断高涨的魁北克分离运动影响，魁北克错过了全球化的发展，并不断没落。由于担心分离运动所造成的政治不稳定，全国性大公司总部陆续由蒙特利尔迁往多伦多。蒙特利尔失去了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１９７６年魁北克党成为魁省执政党到１９８０年第一次独立公投，４年间有近十万英裔加人搬离蒙特利尔，许多企业也同时搬往安省，这对魁北克经济造成很大影响。加国总理特鲁多为此对极端的魁北克分离分子不惜动用“战争措施法”，以武力断然镇压魁独份子的暴力活动.
       在１９９５年联邦主义者险胜后，政府又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法律手段，大大遏制了魁独趋势。国会２０００年通过了《清晰法》，该法规定，一个省要独立公投，首先在文字上必须清晰表明独立意图，不能用含糊文字来降低人民对独立后果的认识，而且赞成独立的票简单多数不行，必须绝对多数。文字是否清晰，赞成票是否占绝对多数，只有国会有权决定。即使这两个条件都具备，还必须在由联邦政府和所有省份都参加的谈判中取得三分之二同意方可独立。根据加拿大国情，其他省几乎全是英语省份，魁北克独立似乎成了一个不可能的命题。
    司法的确能对魁北克分离主义者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其实作用是很有限的。如果魁人分离情绪高涨，在多数人赞同独立的情况下，任何法律都是阻挡不了的。 联邦政府为了阻止魁北克省的独立，对其实施很多优惠政策，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各个方面，而把法语列为官方语言并积极保护法语，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法国人很不愿意也不太会讲英语，我曾于２００８年用了两个多月从阿姆斯特丹骑单车到雷米尼，途经８个国家。唯有在法国乡村难以用英语问路。语言是一个民族的身份，更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特征。只有很好地保护法语的地位，才能有效保护法语文化，并促进文化之间的融合。１９９５年之后，由于分离运动造成的经济不景气，使得加拿大三级政府和魁人之间达成一个默契：拼命发展经济。加拿大联邦政府给予魁省相当优厚的政策和财政支持，从其他英语大省输血给魁北克。２００９年魁北克财政预算统计显示，自上世纪７０年代以来，魁北克省财政收入中联邦转移支付的比例一直稳定达到２０％以上，这还不包括其他预算外投入。２００７年，联邦对魁北克的各种财政拨款达到２３０亿美元，而当年魁北克自己的预算收入不过是４９５亿美元。此后，魁北克省的独立运动几乎消声匿迹了。
    退一万步讲，假如魁独有朝一日真的以和平的方式成功了，那又怎么样？我以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们（包括失去魁省的加拿大和独立了的魁北克）照样上班、吃饭、睡觉，女人照样生孩子，地球照样转动，不会有波黑那样的战争，天塌不下来。这是因为加拿大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国家的统一或分裂，都不是最重要的事，不妨碍人民过幸福的生活。我若公开说这样的话，保证加拿大也没有愤青骂我是卖国贼。捷克斯洛伐克不是分裂了吗？我看不论捷克还是斯洛伐克，他们的日子都过得越来越滋润。
    二十多年前，我们家除妻子外都已入了加拿大籍。她因家贫，只在文革时的农村读了４年小学便辍学务农。父亲当了十多年生产队长，大队干部照顾她家困难，让她去公社卫生所学赤脚医生，恰逢州医院招工，当了针灸科（以工代干）的护士。来加时几乎认不全２６个英语字母，生完孩子就去打工，入籍考试也就没及格，上诉又被联邦法庭驳回。在全家人支持下妻子没请律师就向联邦法庭挑战，申请复核，终于推翻判决，又复审、庭辩、最后胜诉。大女儿帮她把经过写成《我在加拿大打官司》一文，发表在１９９９年第７期《炎黄春秋》杂志上。里面说：“这件事体现了这个社会有平等、宽容和讲道理的一面。”这也是除富足的经济、优美的环境外，我们热爱加拿大的一条基本理由。




    加拿大处理民族矛盾成功的经验和南斯拉夫内战的惨痛教训说明：一个富足、平等、宽容、讲道理的公民社会，可以最大限度地消弭种族、文化、和宗教之间的矛盾。台湾处理二·二八事件，南韩处理光州事件遗留问题也很成功。铁托统治南斯拉夫长达３５年，他没能做到这一点，以打压的方法去维持社会的稳定是不可靠的。由于种种原因，铁托死时南斯拉夫远未达到公民社会的最基本的标准,终于酿成大祸。
    公民社会的建立需要朝野双方长期的共同努力。毛时代的倒行逆施，将中国拖到政治及经济均面临崩溃的边缘。毛死后，当权者接受了部分教训，执政方式有很大进步。经济上（付出巨大代价之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最赞赏的是数以亿计的穷困户（包括我岳母一家）脱贫，衣食不愁了；政治上也有长足发展，抛弃“阶级斗争为纲”的荒谬理论，将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三十多年没有动摇过，但最大的缺点是始终拒绝人民的参与和监督。
    改革开放以来，民间的价值观变化翻天复地。公民权利意识高涨和责任感淡漠，大体的趋势是思想开放多了，互联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社会矛盾公开化，外表乱象丛生，实则不断进步。我相信：对国家而言，谁当群众比谁当领导更重要。中国人民是善于学习的，会以和平的方式建设公民社会并不断完善。我对此充满信心，但是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
    新疆的具体情况我了解很肤浅，２０１１年我去旅游过，因语言障碍和维族群众沟通不多。当时的感觉是他们都是和平友好善良的。下面贴一张我和一些维族老人的合照：

 

     云南省我比较了解，我在前一篇帖中说过云南省和南斯拉夫有很多相似之处。云南的民族矛盾大多是当政者的失误造成的。例如我在《纪念一位为捍卫信仰和人道主义而牺牲的贫穷山区苗族老人》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56881/201412/32148.html 中叙述的苗族彝族信仰基督教问题，其所受迫害连我老婆这个汉族非信徒都看不过去。什么问题总往国内外敌人方面扯，其实共产党高级干部自己也不相信。省党委办公室秘书周孜仁说：七十年代的云南省委书记周兴巡游至金沙江畔，发现一座孤零零的石头古屋固守在孤零零的山岩上，一望而为西方的宗教建筑。回来昆明，他在会议上很感慨地说了：这就叫贡献青春啊！我们天天说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我们现在的干部有几人能做到（外国传教士）这样？ 可同是这位周兴，同在那时候以反革命罪名枪杀了苗族牧师王志明，又硬把个旧市鸡街公社沙甸大队回民要求重开清真寺恢复礼拜事件打成什么“伊斯兰共和国武装叛乱”，开枪开炮轰塌整个寨子，死900多人，伤、残600多人。又处决、监禁被俘回民。报纸宣传说武装工作队进村时回族群众奔走相告：“党中央毛主席派的亲人来了！”文革结束后沙甸事件平反，报纸又宣传说回族群众奔走相告：“党的民族政策又回来了！”谎都不会撒得高级点。我再三谴责毛时代的那些残暴荒唐的胡作非为，因为它们正是各种国内矛盾的源头，是公民社会建立的最大障碍。
     最后我还是重复这句大道理：建设富足、平等、宽容、讲道理的公民社会，是中国长治久安的保证。为了实现它我们必须坚持和耐心。有没有其他捷径？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