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江畔】之七:国宝级外科专家冒险抢救受伤民工记（中）

国宝级外科专家冒险抢救受伤民工记（中）

　　不一会赵局长和公社书记带着一辆车来到医疗队宿舍门口。书记一开口就先连连道歉：全公社就只找到这辆车，实在没办法，请千万千万包涵。这是一辆昆明市食品公司来撒营盘拉生猪（活猪）的4吨解放牌货车，现在这种车早已绝迹，所以我得在这里向大家简单描述一下：这种车的外架是木条钉的（为了通风），中间用一层木隔板分为上下两层猪架。生猪出入口在背后，仍用木栏杆为门，在斜面木板上将生猪赶进车后关好门再锁上。下雨时顶蓬用油布覆盖，晴天敞开。在公路上走的时候，猪屎不漏猪尿漏，臭气熏天。那时节政府顾不上那些，能把活猪拉到昆明已经阿祢陀佛了。司机是个中年人，本是计划第二天一早装猪后就拉回昆明的；他深明大义，听了公社书记的解释立即同意前往抢救伤员，但希望公社能打电话向昆明食品公司的领导说明情况。中间那层木隔板已经抽掉了，车上还比较干燥，记忆中好象也不很脏，当然臭气还是相当浓，那也只好将就了。公社干部们往车上铺了厚厚的几层黄色油布，我们放心地把手术包和抢救药品都摆上去。赵局长告诉我们前面这一路都是大山区，很冷，要穿多点。谦让了一下之后，朱医生和蒋医生坐到前面的驾驶室，赵局长和我上了货仓（猪仓），立马就开车了，天刚擦黑。

    胖胖的赵局长面相敦厚福态，和蔼可亲，在我们一起工作的十多天里我感到他的组织能力非常强，带有云南人那种表面憨厚内里精明的特点。和当时受冲击后刚“解放”的很多基层干部一样，他在文革中取得了明哲保身的丰富社会经验和教训，说话面面俱到，做事十分谨慎。他的弟弟赵守让也是禄劝县医院的外科医生，一年前和我一起在州医院进修时交情不错。所以赵局长对我倒并不提防，后来的几年中我俩竟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刚一开车他就告诉我今天的路途非常非常危险：这条路要翻越乌蒙山脉，那可不是什么“泥丸”（毛的长征诗），是很高很陡的。我们走的是刚成形的路基，根本没碾平（我在上集最后一段说过，坐在车里像摇篮一般的不断颠簸也证实这一点），有一些路段还不够结实。我们应是这条未完工的战备公路上行驶的第一辆车了，司机根本不熟悉这条路。本来山区公路就不应该夜间行车（我在关于另一次出诊的博文《回忆42年前一次穿越横断山无人区抢救伤员的经历》里面提过这点。LINK是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56881/201204/12032.html　）。现在几乎所有的危险因素都凑到一起了，还是得干，只因为伤员的脑浆还在淌，一分一秒也耽搁不得，没办法。要是路上有个三长两短，咱俩两只小虾米报销也就报销了，可人家两个大教授怎么办？我看县委很难向上级交代呢。

　　出了撒营盘就一路上坡，汽车摇晃着喘气不停。弯弯拐拐又还特多，翻大山么。遇到弯度大一点的拐，得前进--后退--再前进--再后退--再前进，才能拐过弯来。除了汽车的前灯，此刻路两侧没见到任何亮光。只觉得随着越走越高，越来越冷。我打开一个消毒了的手术衣包，取出两件手术衣，每人一件连头带身披上；还不够，索性把另外两件也拿出来披上。反正周医生准备的包包多的是。老赵望见车外几间小屋透出灯光，告诉我马鹿塘丫口到了。这里是全程的最高点，海拔三千五百多公尺。越过丫口，开始一路下坡，车速也明显快了起来。30公里路开了差不多三个钟头，半夜前车子终于停下。听到路旁人声鼎沸，驾驶室门开了。司机跳下来走到车后为我们打开后门。老赵对我说：你先去看伤员，这里的东西我随后就送去。

　　我走到车尾准备下车，只见下面挤满了等待的民工，一片“来了，来了！”的欢呼声。刚翻过身来想往下踩，脚就被无数双手托住了。接着整个身体被举着扶到路旁，一个民工领着我向卫生所的方向跑。经过车头时，我往驾驶室瞄了一眼：空的，显然朱医生和蒋医生已经先进卫生所去了。进到小小的卫生所是一间办公室，向左右各有门通向诊室，几盏汽灯照得到处通亮。抱着手术包和抢救药品的民工纷纷随我进来，一个卫生所的工作人员指挥他们把物品放在桌子上和地上。只见朱医生从右边的诊室匆匆走出来对我说：“小百，这个（伤员）比较轻，你来处理。我到那边帮老蒋去。”就闪进左边的诊室去了。

    右边是一间门诊室，病人盖着被子躺在检查床上。神智清楚，还仰起来向我打招呼。天花板上挂着一盏汽灯。现在年轻一代恐怕不知道汽灯。乘着病人不危急，我先离题给大家介绍一下：汽灯在外形上和马灯有些相似，但汽灯在装上煤油后，还需要向底座的油壶里打气，以便产生一定的压力，使煤油能从油壶上方的灯嘴处喷出；汽灯的灯头是套在灯嘴上的一个石棉纱罩，当纱罩遇到高温后会发出耀眼的白光，一盏汽灯可以把周围十几米的范围都照得通明，大约相当于上千瓦的电灯泡。五十年代我还是小孩子时，农村开大会斗争阶级敌人，会场上就高高悬挂着明亮无比的汽灯，被斗者站在汽灯下；所以我们家乡把挨斗叫做“站汽灯”。

    被子下的伤员脱得一丝不挂，我先摸了一下他的脉搏：还正常，放心了。接着问他受伤经过。他们三个人是收工前点的最后一炮，不知怎的，点了好久都没响。以为是哑炮，正探头去看，炸了。他当时恰好用手护着头，所以只在前臂挨了一石头。其他两位就惨了，全砸在脑壳上，他赶快带伤跑去指挥部报告。听完病史我给他做了仔细的全身检查。除了右臂尺骨，桡骨闭合性双骨折和皮下软组织挫伤之外，其他部位都无异常。我记得在车上找手术衣时，曾摸到一包骨夹板，便出来办公室找到那包夹板。顺便往左面那间房间探头一望，朱医生和蒋医生正穿着手术衣紧张地在做手术。回到右面房间打开包包，各种型号的夹板都齐全。不由得佩服和感谢周雅芳医生在那种紧张急迫情况下仍保持的细心和周到（顺便添一句，她是我在医疗队里最好的朋友）。大松树公社没通电，照不了X光，骨折暂时只能夹板固定，等回撒营盘照了X光片再说。上好夹板我交代一位卫生所医生照看他之后，赶紧过来左边的房间帮忙。

     左边的房间大得多，可能原先是观察兼输液室。整整三盏汽灯照得犹如白宙。屋里乱得一塌糊涂，满地是粘满血迹的纱布。一个本地医生在不停的量血压，另一个拼命地踩脚踏吸引器让两位手术医生吸血清除出血点。这间卫生所肯定从未做过手术，台上没有手术护士。朱医生和蒋医生全神贯注在手术野上没抬头，但显然知道我进来了。命令：“小百，快切开条静脉！”我望见输液管滴得不够快，马上打开个小手术包做脚内踝的大隐静脉切开术。还没缝合伤口，又听到：“右旋糖酐！”赶快又找了一瓶右旋糖酐挂上，简直比打仗还要命。摸摸伤员脉搏又弱又快，大事不妙，我问：“要不要再切一条？”蒋医生抬起头来望我一眼，又伸过头去看伤员的面部，再向我点点头：“挂甘露醇。”我又把另一只脚踝的大隐静脉切开，再找了一瓶甘露醇挂上。

    量血压的本地医生显然从未经历过如此场面，满头大汗，连连甩手休息，但仍尽力坚持。我走过去对他说：“我来，你歇一会。”他如释重负般呼了口气出去了。输上两条静脉切开后，病人情况暂时好转了一些，血压稍为稳定。我探头看台上：伤口的出血基本上控制得差不多了，但脑组织破裂面相当广泛，水肿膨胀很严重，都顶到破碎的颅骨边沿了，脑回脑沟几乎平齐。伤员开始躁动，血压又开始往下掉，一直掉到零。这回应该是脑疝出现的临终征兆，接下来的经过我记忆不很清楚了。没多久蒋医生就下台来观察伤员的瞳孔，而朱医生继续做人工呼吸：大势已去，回天乏术。我的记忆中我自己没有内疚感，毕竟我们确实尽力了，但总觉得没成功挺可惜的。我们走出那间办公室时，工地领导和赵局长都在门口等着。看到我们出来，马上明白结果了，反而安慰我们，又感谢又请我们去吃夜宵。朱医生回去检查我处理的那个轻伤员后，说：“暂时就这样吧，明天跟我们一起回撒营盘再说。”

    第二天，伤员躺在担架上被他的同伴抬上了汽车。这是必要的，因为路上太颠簸，不能让他坐着，那会造成骨折固定部位再受伤。快动身时大家找不到两位教授，一位民工说看到他俩已上车了。我和老赵回到车旁，发现他们竟早已上了猪仓。说：“老赵，小百，你俩坐前边！我们俩来照顾伤员。”这怎么可以？我和赵局长爬了上去，讲道理，没用：“坚决不下去！”老赵向下面送行的公社和工地领导做了个眼色，一大群人爬上来，抬身子的抬身子，抓手的抓手，把两位国宝抬下去塞进了驾驶室，又把门关上：“开车！”回程仍以上坡开始，开了不到15分钟，停了下来。司机下来打开后门请老赵和我下车看风景。

    我们正处在公路的一个大拐弯处，朱医生和蒋医生已下车站在路旁眺望。在拐弯的下边深深的山谷里，金沙江像一条金色的带子蜿蜒伸向东南方，然后消失在远处巍峨的乌蒙山脉背后。大松树的海拔是二千公尺，此处应是二千多。金沙江面在攀枝花平地公社海拔就只有九百多，这里是下游，只能更低。两下一减，我们所站之处应高于金沙江面起码1100公尺，而它就几乎垂直地躺在我们脚下-----一千多公尺！我在平地卫生所工作了一年多，它也在金沙江畔，但我从没有见过这么雄伟的景色：那里至少有60-70度的坡度。没有一个人说话，是陶醉，是震撼，是害怕，还是庆幸昨晚我们的车子没有在这里掉下去？我突然吸了口冷气，感到我的双腿开始发抖，不由自主的往里挪了两步。又想：幸亏昨晚没看到这险境，否则司机会不会踩煞车的腿也发抖呢？

    2010年春，云南省大旱。我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一位好心人林厚凯与武汉晨报记者从武汉市押运了5万多瓶矿泉水到禄劝县城要送给禄劝的小学生。团县委对全县数十家小学进行了摸底，离县城最远的大松树乡和雪山乡的小学最缺水。林厚凯决定将爱心水送给大松树的孩子。从县城过去要走140多公里的盘山路，大车根本无法行驶，必须换乘当地的小型货车才行。请参阅：http://hb.qq.com/a/20100331/001290.htm　　我在古歌地图上查找，这条公路仍然是我们当年走的那条路。当然是修好了的，但仍然只能走“小型货车”。

    昆明市食品公司那位见义勇为的司机回到撒营盘时回答赵局长的感谢时说：“那有什么办法？书记告诉我伤员的脑浆子还在淌.......”我想：可能绝大多数人处在那种情况下都会那么做。对于一个医务工作者，患者的生命和健康永远高于一切。这是我众多老师和前辈用他们的身教在我脑里播下的信条，它在我的血液里流淌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