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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逃港故事(上)

(2013-01-16 20:00:02) 下一个

我所知道的逃港故事(上)
  我中学时代的好友伟少江(笔名,我们都叫他阿伟)所写的《我九死一生的游水逃港亡命记》在《文学城》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篇文章是他用了大半年醮着血泪写成的,很难得。恰好在几个礼拜前,香港凤凰台也播送了《逃港者》专辑:http://v.ifeng.com/documentary/history/201301/430b282c-6252-4190-87fb-d6ed9b3321f4.shtml   这段历史震撼人心,看过后久久不能平静。其中有些细节似与我们所知史实不符。譬如:1973-1974年,香港水警并不遣返偷渡者。阿伟的太太就是1973年初游水到香港管辖的东平洲岛的。到达后警察将她和其他偷渡客一起送到市区由亲人领走,非常优待。可能当事人因年代久远而记忆有误。所以我在博客文章《毛死那天我结婚》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56881/201112/28668.html  中大声疾呼:“海外像我这样年纪的老人写博客的不太多,希望有更多的人把自己亲身的经历写出来。不然,等到几十年后,都成《三国演义》了,只剩一些帝王将相在打仗厮杀和勾心斗角;老百姓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想什么没人知道,那是历史吗?”每个人因为记忆模糊或故意隐瞒,夸大,歪曲而造成回忆录部分失真,是很正常的。当然我们希望回忆录要尽量准确,但即使做不到,千千万万部分失真的回忆录汇集在一起,却也能反映一段相当全面而真实的历史。
  作为曾经计划逃港和实施过探路者,我在这里也把我所知道的逃港故事讲出来。
  在1950年广东全境解放后到1951年2月15日广东省政府关闭省港边界前一年多的时间内,广东人是可以自由进出香港的。阿伟的姨妈就是这一期间去香港的。在阿伟回忆录的最后一章,将述及他游到吉澳岛后,就是这位姨妈接他回市区的家。上世纪末我曾和他姨妈在多伦多北郊的RICHMOND HILL详谈。姨妈说:老八(解放军)进城后,她家遭清算,无奈便与亲戚雇了4辆自行车走了5天“官路”(解放前未有公路时乡间约1.5米宽的混凝土路)到深圳再入香港。那时香港警察也腐败,塞上百把元“港纸”(港币)立即放行。
   我的表哥是一位较早的逃港者。我舅舅只有他这一个孩子,当医生的舅妈将他当心肝宝贝。1957年他读高中三年级时正逢大鸣大放,少不更事的他轻易地中了阳谋被开除学籍(中学生不划右派)。此后的五年他到处找工,流浪,试图逃港,失败接着失败。他曾对我说,假如揭阳和香港之间有一条让人爬过去的通道,他会毫不犹豫地去干。1962年夏天,他终于成功了。舅舅花了大价钱买通了海丰县的一个蛇头,让他在船舱中得到一个座位。不巧船进香港水域时遇到风浪而倾覆,全船人攀着翻覆的船帮漂浮,被香港水警抓获后用货车遣返。当黄昏接近边界时,一向娇生惯养的他突然爆发惊人举动跳车逃亡,并迅速滚入深圳河藏匿于草丛之中。他高度近视,眼镜偏又摔丢了,夜里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最后凭着听到河两岸巡逻警察说中文英文才判定该往哪边钻铁丝网。越过几座山后,他敲开一户农家。那家人收留了他,第二天打电话通知我另一个在香港当牙医的舅舅(他的叔叔)接他回市区。很不幸,两年后他死于白血病。消息传来,我舅妈伤心致死。
   表哥的同学陈子X比他幸运得多。陈的父亲叫陈绍辉,内科医生。母亲叫黄贞静,妇产科医生。大哥叫陈子达,曾留学印度和美国,海归后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医院任职,是国内著名的热带病学专家,解放后编入南京军区总医院任热带病科主任,中校军衔,文革中自杀身亡。陈绍辉本是不关心政治的人。1948年的一天,一顶轿子停在他诊所门口。说城外某村有急病人请陈医生前往救治。陈不疑有诈,提药箱坐上轿子。当晚一人送来陈亲手写的条子给黄贞静,说速交来人一千银元,才能救我一命。在黄筹集齐款项交后,陈被释放。回城后陈向县政府报案,绑匪在某村。军队往剿时绑匪逃脱。解放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古大存到揭阳视察,特意命令县公安局将陈绍辉抓起来。原来绑匪竟是土八路(游击队),古的老部下(1948年古已去东北)。因革命经费不足,想出吃大户的妙计。在古大存的关照下陈绍辉判了无期徒刑,不久病死狱中。陈子X当然无缘读大学,1961年逃港成功。文革中,七十来岁的黄贞静竟也学着年轻人去“屈蛇”想和儿子团聚,惜失败被抓回。进了“学习班”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生天。老太太命大,竟然捱过那非人岁月活到94岁。
   这里离题一下介绍什么是“学习班”。它的全名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源于毛在文革中的一段最高指示(还需不需要解释什么是“最高指示”吗?就叫圣旨好了):“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说白了就是官督民办土牢。与国营监狱不同之处在于打手是“群众”而非警察(也源自另一段最高指示:“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另外,“学习班学员”的家属得每天送饭。释放时要先交清学费以发“群众”的工资。这些都为监狱所无。70年代我在云南工作时,阶级斗争的高潮已经过去,学习班的学员大多是拒绝堕胎或绝育手术的农村妇女及其丈夫,公婆等。基本上是贫下中农,因地富根本不敢公然违抗“基本国策”也。这几年的截访办事处,大约应和当年的学习班相似。谁说文革一去不复返呢?
   1965年,我考上中山医学院,次年文革爆发。1968年夏天,一位杨姓高中同学突然来找我。他因家庭出身问题没能考上大学。那时全国尚未运动式地强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在一家街道民办小厂当推销员,对我说是来出差的。在我宿舍住了两天后告别了,不久就听到他逃港成功的消息。他的父亲和弟弟因而进了学习班,弟弟被打死。代价实在是太惨了。
   1968年底,我们在军宣队和工宣队的带领下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年级去的是惠阳,惠东,博罗三县。同时,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开始了。大批广州和潮汕知识青年来到惠阳专区安家落户。这里毗邻香港,本是广东省较富庶的地区,但那时却相当贫穷,粮食也不够吃,不到一年知青中就兴起一股逃港热潮。连我这个大学生也主动卷入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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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落英如雪 回复 悄悄话 不然,等到几十年后,都成《三国演义》了,只剩一些帝王将相在打仗厮杀和勾心斗角;老百姓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想什么没人知道,那是历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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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太好了。谢谢分享你的经历。
小百脸 回复 悄悄话 回复zhonghuaren的评论:
谢谢。
zhonghuaren 回复 悄悄话 拜读了。善举!
小百脸 回复 悄悄话 “民间文学”的能量比大家想象的大得多,因为:它真实,并得到像你我这样关心未来的小老百姓的真心支持。试回忆一下1977-1979年,中国向何处去?当时确有相当的官方保守势力希望退向毛式社会或文革前。当时的民间舆论(包括伤痕文学)在导向上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今天中国正在转折关头,互联网又能起到纸媒起不到的作用,所以我一直鼓励阿伟“写出来”。让我们一起来努力。
水宁 回复 悄悄话 写得好!
老百姓自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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