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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死那天我结婚(上)

(2011-12-26 19:29:23) 下一个

毛死那天我结婚(上)                 



       金正日死了,朝鲜民众如丧考妣号淘大哭的画面使大家想起毛主席逝世时的中国。也许那时确实有人阶级感情很深,可我较知心的朋友都感觉如释重负,只表面装严肃罢了。家乡的一个农民因说“好啊,喝两杯去!”被判了7年徒刑。几位守灵的干部困了打扑克熬过夜被开除党籍。谁愿往枪口上碰?

        我恰恰在1976年9月9日那天结婚,信不信由你。

        说来话就长了。70年代初我在云南省某少数民族自治州医院当外科医生,正和医院的一个护士谈恋爱。1975年8月,接到要去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进修一年的通知。不巧女朋友正回农村老家探亲去了,我便先去她家求婚。得到满意的答复后,第二天高兴地从她家直接离开云南。仍按我爱游山玩水的劣根性,先上西岳华山。山上没几个游人。认识了两个大庆油田的小伙子,一个叫王力,一个叫边沿。和他们一起爬了“鹞子翻身”和“长空栈”。那时年轻又未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爬了也就爬了不当回事。边沿后来还来上海短期学习,我俩星期天到处瞎逛。

       下山后继续东行,在郑州见到街上很多流民,还有墙上贴着募集旧衣服支援灾区的通告,这才知道驻马店那里水库崩塌,死了很多人,京广线也断了。再往前走到南京,在那儿转芜湖去黄山。那是我第二次上黄山,在山上结识一位上海市隧道公司的技术员朱祖熹。他有一架海鸥牌相机,这架相机一年后我结婚时派了大用场。 朱技术员现在已是上海市隧道公司的顶梁柱,隧道工程防水与渗漏治理的权威(这技术是现在国内的大热门),还是2002年"全国最美书籍"《方寸洞天――邮票上的隧道与地铁》的作者。请参阅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56881/201310/18056.html   这场邂逅竟让我们俩结成至今已41年的友谊。

        8月底,到北京西路/常德路的市六医院报到,住在医院大门口不远的进修医生宿舍。有天黄昏正在看书,进来一位中年人,客气地问:“师傅,找病人蜡嘿阀(在这里吗)?”我说:“找病人不蜡嘿,您朝里走,进医院门口,问住院部。”他说:“复日复日(不是不是),我寻口腔科找病人。”我说:“不管什么科,找病人都得到住院部。”解释半天闹明白了:他要找兰州来的口腔科进修医生,名叫曹炳臣。

   第二天说给科里同事听。一个护士说,妇产科还有个进修医生叫小瘪三的。她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肖碧姗。同科来自内蒙古军区的杨大个说,大门口宿舍太嘈杂,我们在外科大楼顶天台上有个小天地:电梯房。两房,一大一小,没人管。只有4个进修医生住着,你来看看,喜欢就搬上来。我便搬了上去。这可是个好地方:天台有半个足球场大,能望到江南造船厂那边。我发现:   楼高风大,又没电线干扰,好放风筝(上海人叫“鹞子”)。陈中伟手下的大将王琰从手术室偷了些4号丝线给我。每天晚饭后就是我们放鹞子的快乐时光,聊天活动也多在这时进行。

       进修医生更换频繁,谁要走了,我们就物色谈得来的新室友搬上来(我自己就是这样让杨大个挑中的)。那一年同住的还有:沈阳军区的老杨,南京军区的欧阳,福州军区的小郑,福州的老蔡等。他们都比我大,社会经验也丰富得多,内幕消息听得我这个来自夹皮沟的土包子心惊肉跳。杨大个先说批林批孔“其实就是要整那个周”,欧阳说“现在反军派得势”,小郑说“那戴眼镜的(张春桥)肯定抽鸦片”。我不懂这些,加上出身不好也不敢涉及政治,能说的都是云南少数民族风俗之类。几位老大哥常因此拿我开涮“女朋友现在怕是在跟少数民族小伙子睡觉”一类的玩笑。物价上涨和副食品供应短缺也常是话题。说来说去难免总是归结到“文革搞糟了”,“主席不知是怎么想的”怨言上。有一点是绝不碰的:那就是毛本人。几位军医总习惯以“主席”尊称。老蔡和老杨比较小心,不说出格的话。但他们几位对我们是信得过的,知道我们不会主动害人。进修医生一年后各回各的单位,所以发牢骚会放肆一些。

         批邓开始后,这几位仁兄私下更“猖狂攻击”了。周死后,记不起谁说过“假如主席提议张当总理,朱德会不会反对”这样的话来。有天晚上,杨大个去开党支部会回来,透露“两边都没上,挑了华”,又评论道“主席善搞平衡”。上海是四人帮的基地,批邓影射周搞得比较凶。杨大个偏不尿那一壶,有天科里政治学习,讨论“走资派(明指邓)还在走,投降派(暗指周)确实有”(这是当时报上的标准提法,据说是毛的原话)。本来我们进修医生只要沉默不发言就可以了,大个子装傻开口了:“经过噢,这么个噢,学习,知道了,噢:走资派噢,还在走,噢,投降派噢,还在投......”不知玄妙的几个小护士马上纠正:“投降派确实有”。杨大个也不再说话,只笑笑。我相信,在场的老医生都能听出他弦外巧妙的,抓不到把柄的抵制之音。其实他们几个老兄对周也没多少好感,说周软弱。他们对邓和已经靠边的叶是挺佩服的。

         然后就是“四五天安门事件”,邓正式下台。我表哥来上海短期学习,和我聊,也说“老头子真是糊涂了”。那年五一节晚上人民广场放焰火,我随医院救护车去主席台担任救护工作,只见整个广场上“上海民兵”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没几个游客。过一会民兵拉来个据说是“小流氓”的年轻人,拿棍子打,再送保卫处去了。一点节日的气氛都没有。

        接下来批邓便进入高潮。电影《春苗》放映了(我觉得挺好看的)。医院也抓阶级斗争。一个姓俞的老医生因嫖娼被批斗。还有一个叫马小非的病人,原是上钢五厂的普通工人,冒充外交部副部长马文波的儿子,李富春的女婿,上钢五厂党委委员,住院整一年,招摇撞骗。连骨科的清洁员因女儿当知青去新疆多年,都向他送礼,希望他帮忙调回来。最后是陈中伟在市里的一次会议上碰到上钢五厂的领导,才戳穿这桩骗局。有一次还听科里的党员金医生说邓的后台可能是周。

       也有好消息:女朋友本来被编入“学大寨工作队”下乡一年的,这时云南搞批邓,所有工作队全撤回来了。我的学习也快到期了,便商量让她到上海来旅行结婚。首先是向单位写申请,批准后到市民政部门办结婚证书。那位女办事员原来认识我的,在我没在场的情况下也盖章了,只叮嘱我未婚妻,要我回去后亲自去补签字(小地方就是好走后门)。最大的问题是未婚妻从没出过门,当时到处乱哄哄的,要来上海有些害怕。这最后也解决了:医院同位素室的上海知青小姜要回上海探亲,两个女孩子正好结伴同行。

        8月底,我向市六医院办了结束学习手续,只没退房。未婚妻要9月9日晨才能到达上海,那几天正是游玩的大好时机,我去了舟山和普陀山。当时政治笑话说,浙江省有六个主义:杭州无政府主义,金华帝国主义(武斗),绍兴封建主义(迷信活动),温州资本主义(投机倒把),舟山群岛关门主义,杭涌铁路共产主义(坐车不用买票,上车没人管,车上也没人查票,全乱套了),就是独缺社会主义。果然沈家门鱼货之丰富使我印象深刻;但普陀山很令人失望:普济寺被军队征用不开放,只在百步沙游了几天海水浴,又拣了些贝壳,  想送给未婚妻的。不怕大家笑我寒酸:我们的"定情礼物"就是我在广东老家海滩上捡到的一枚漂亮贝壳。9月8日晚回到医院又遭几位老大哥揶揄:"哇哇哇哇哇!哪儿钻了个黑狗熊出来?", “明天一早未婚妻来了一定不干啦-----怎么嫁个非洲黑人哪?” 我们那间小房,他们已誊了出来,用红纸剪了一个大大的双喜贴在门上,兄弟般的情谊让我非常感动。那时上海的住房特紧张,我去过著名的外科医生朱锡琪家,他爱人在《智取威虎山》剧组当医生,还有个12岁的儿子,一家三口也只住一间房,儿子睡沙发。科里有个护士,结婚十年了还没有房,起初每逢周末还去旅馆租房,后来也没那兴致了。大多数职工上班,要花一两个小时倒几路沙丁鱼公共汽车。现在我特能理解为什么上海的房价会涨到那么高。当时我俩算是福星高照了。

        9月9日一早到上海北站接车。到了那才知道火车误点11小时,要黄昏才到(后来她们到后说列车在贵阳站停了十来个小时动也不动)。没法只好又回医院,午饭后上图书馆,看书时听到有人说下午中央台有重要广播,我也没在意。回到宿舍,欧阳手术下晚了,刚吃完午饭,正在享受他"饭后一枝烟"的神仙世界。见我回来,问:"未婚妻哪?"我答列车晚点了。“ 一批邓,万里抓的整顿铁路秩序也立地垮了,奶奶的!” 唠叨没几句,高音喇叭就响了,是哀乐。那年哀乐特多,康生,周,朱德。这又是谁啦?欧阳真敏感,皱了一下眉头,将右手食指向天上指。我立刻明白:皇上驾崩了!广播还在进行时,天台上来两个带着“上海民兵”徽章的年轻人,毕恭毕敬地捧着一面国旗,走到旗杆下,把它升到一半高。欧阳突然跑出去,把贴在我们"婚房"门上那张红双喜揭下来递给我说,幸亏没让他俩看到,不然就麻烦了。听完《告全国人民书》,欧阳又给我上开了形势分析课:老人家撒手西归了,全国前途未卜,我们只能自求多福了。我对这些根本没放心上:未婚妻就要来到了,高兴还来不及, 管他娘的什么谁驾崩不驾崩呢!

        天快黑了,终于等到昆明来的列车进站。未婚妻和小姜出现在出口处时,我满心的喜悦难于形容。小姜带了两大袋行李,我得先送她上公共汽车。于是在北站门口找了个地方,叫未婚妻坐在那里,千万千万不要离开,不管什么人来也不能答讪。送走了小姜马上奔跑着回来叫上她:咱们走!在挤得要命的电车上,看到满街在贴大标语“永垂不朽”什么的,低声告诉她:“毛主席死啦。”她答:“火车过杭州时听广播说的,小姜还哭了。”

  回到我们那间小天地,放下行李就迫不及待地拥抱接吻,两双眼睛含情脉脉相对总看不够,整整一年的思念哪。我们搬了两只椅子到天台的偏僻处相拥而坐,那天晚上正是中秋后的第二夜,  八月十六,月光真亮真亮啊!眼前是大上海望不到边的万家灯火,心爱的人偎依在我怀里,陶醉在幸福中,就算天要塌下来,又关我什么事呢!(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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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willy 回复 悄悄话 我没哭, 周围很多人哭. 我在大城市.
小百脸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洪常紫' 的评论 :
我当时也没看透毛,只是没多少好感而已,本文中写的感觉是真实的。杭州动物园那只狗熊一直在我们记忆中,蜜月嘛当然很快乐,谁去哭啊?
洪常紫 回复 悄悄话 写得很生动。我当时没那觉悟,毛死了也哭了。
小百脸 回复 悄悄话 回复tingtel的评论:
没错,是指张春桥,当时军内对他意见最大。他们对江青是很看不起(靠睡觉而不是靠功劳爬上高位),但碍在毛身上大家没点名。那几个军医常指桑骂槐的用“妲己”代替。
tingtel 回复 悄悄话 “那戴眼镜的肯定抽鸦片”——说的是“军师”吧?就这句没太明白。
St-watcher 回复 悄悄话 当年在中学守老毛灵堂时,老师给我们说了几个笑话,我们笑得人仰马翻。又怕上面来检查。当时不懂,其实老师多恨毛贼啊。
老毛阴魂不除 ,中国人无希望。
小百脸 回复 悄悄话 回复招财花猫的评论:
谢谢招财花猫,在论坛上咒我不得好死断子绝孙的也有呢。
招财花猫 回复 悄悄话 完全支持小百脸,我们完全是一伙的。呵呵!
小百脸 回复 悄悄话 回复weston的评论:
其实,当时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已很高涨,政治笑话满天飞。亲密朋友之间已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我们这些萍水相逢的好兄弟之间,说的还是比较轻的。进修医生一年后就各回单位,所以发发牢骚顾虑少些。
  林彪事件后,毛对社会的控制力大为减弱,“阶级斗争”的威嚇作用也没那么恐怖了。“四,五天安门事件”发生是一典型例证。还有一点是我在那时才知道的:军队里的不满比地方多。杨大个(内蒙军区的)故意在科里的政治学习上说:“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还在投。”(报上的标准说法应是“走资派(指邓)还在走,投降派(指周)确实有”)。聪明地,曲折地表达了他的抵制情绪。
  您也在六院工作过?他们后来搬到徐家汇了。
小百脸 回复 悄悄话 回复红青的评论:
谢谢跟贴。我的心肠好不好不重要,我们家受不受益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伟人”给中国人民带来什么,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我这篇小文章坦白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我为此欣慰。
红青 回复 悄悄话 你们家是毛时代的受益者,还这样攻击已故的伟人。你不是好心肠的人。
weston 回复 悄悄话 那些小医生胆子挺大.这些话当时都只能是在很亲密可靠的朋友之间才敢说.
文字流畅,带来很多回忆.包括6院的.
小百脸 回复 悄悄话 林彪事件后,毛的神话基本破灭。大家对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厌倦了。批林批孔就是几小个人在那跳。没吃没穿没住,谁有那劲啊?我这篇小文章在论坛上登录后,跟帖很多。我从中发现很多人对文革的了解相当脸谱化。再过几十年我们这代人进八宝山后,文革就像三国演义了。
wyw 回复 悄悄话 写得很生活。我还以为那时私下大家不敢说毛的坏话呢。兄弟之情还是有胜过革命觉悟的。

像石姐所说,在我家的农村也确实比较安静。周总理去世时,学校开追悼会,要求我们在念到“我们都哭了”时,抽三下鼻子。没谁真哭。

到老毛去世时,气氛有一会儿有些压抑,没有注意到人哭。就记得流言说有人在地上写了毛的名字被抓。追悼会我没有参加,因为老师因病去世,我们班放了近半年假,玩得太高兴了,记忆中没有别的事情留下了。
小百脸 回复 悄悄话 1968年我“读”大学期间也下乡接受再教育,那是忠字舞时髦的时候。早上生产队要排队“早请示”,有个农民(贫农)拿着一枝竹竿往毛像上就是一下子,判了重刑(多少年忘了)。我的房东说,那人被强迫结扎,不满很久了。
石假装 回复 悄悄话 毛逝那天俺下乡不满一个月。农村没有电,知道的晚,农民也没什么反应,现在看了城里人那么假乎乎地哭,觉得在农村挺好。不然笑出声了惹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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