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表哥彭文威曾经是一个锁匠。 不过他现在已经不是了，因为上周他已经去世了。 我不知道文哥是什么时候当上锁匠的。 只记得几年前某次在和我妈的通话中听她偶然提起， 她颇有些得意地告诉我，文哥在湖南株洲当上了锁匠， 配配钥匙， 给楼房住户们开开锁， 也给把车钥匙拉在哪里的有车一族开车锁。 记得我妈说， 这个事情是需要一点技术的， 你文哥学会了这个手艺，干这个还是不错的。 我明白我妈的意思。 因为文哥之前还在工地上干过泥瓦匠， 在长沙街头卖过炸臭干子， 也干过骑着三轮车贩卖荔枝西瓜之类的水果贩子。他干那些杂活的时候， 我妈说起来，也还总是挺为他高兴的， 说他一个月能挣个几百，一千，以致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两三千。 “干锁匠， 搞好了一个月能挣上万呢。” 我听了，附和地说， 那不错啊，挺好的。 其实， 此时人民币的概念和国内的物价对我已经是概念模糊的事情了。 哪怕每次回国， 我也很少担心手中人民币的来源与去处，就像二十五年前，我在老家度过的那几个月的时光一样。 那 时的文哥，大概和我一样，对人民币的概念也是比较模糊的， 这和他的父亲我的姨夫有关。 姨夫是我家穷亲戚中最大方的一个。小时候和姐姐们回乡下过暑假，最喜欢的日子是住在小姨家。 姨夫会每天去镇上给我们买新鲜的猪肝猪肉鲜鱼， 亲自下厨给我们做好吃的，手艺和伙食不比城市里我们自己的家差。而且，姨夫会让文哥和他的妹妹们，陪我们一起去外婆家玩上一天，住在小姨家的日子，也有文 哥陪我们一帮女孩子下河游泳， 池塘捞虾， 去别人家的菜园摘黄瓜。 我的姨夫不重男轻女，文哥的两个妹妹在家很是受宠。 我们几个女孩子总是捉弄他，打趣他，或者去姨夫面前告他的状， 他无可奈何地听姨夫教训他，挠着头皮，却也不真恼火。 而二十五年前的文哥，已经少了些童真， 却也不过二十岁左右的样子，俊秀帅气，个子不高不矮，浓眉大眼，小平头的乌黑短发，黝黑红润的脸庞，嘴角总是带着笑，似乎还没有真正开始为生计发愁的日子。 那 年冬天，我在老家住了四个月。那几个月也正是文哥开始相亲订婚的时节。 他的未婚妻是隔壁不远村子里的，订婚后和文哥私下有些走动，比如双抢季节，文哥会带着表姐去未婚表嫂家帮她家割稻。农闲时， 文哥在村外河渠边挑沙做零工， 偶尔回来会说今天未婚表嫂和她的弟弟也去了。 表嫂有南方农村人中不多见的高个子， 书好像也比只是初中毕业的文哥多读了几年， 在我看来，长相和俊朗的文哥比，也还般配。 那 年那时， 刚刚订婚的文哥， 应该是心情愉快， 对未来充满憧憬的。 我只记得偶尔一次， 看他从未婚表嫂家回来，和小姨姨夫讨论彩礼和婚礼的开销。他坐在堂屋的小板凳上，弓着背，低着头，搓着手，默默不语的听着他父母皱起眉头商量从哪里借钱， 没有了和我们几个女孩子在一起疯疯打打的无忧无虑。 那年的秋天， 我们顺着木梯爬到牛栏上的露台， 我学着电视里听来的小虎队， 胡乱扭着唱你的心我的心让我们圈一个圈，他和两个妹妹们笑着看我扭，似乎应该羞涩的是他们而不是我。 那年的秋天，我们几个表兄妹们， 就着月光穿梭在收割后的田埂间，深一脚浅一脚， 跳下田埂，踩过硬硬的收割后的稻茬，去周边的村子看了几场露天电影，以及据说之后很快就消失了的民间花鼓戏。 那 年的冬天， 文哥和飞姐， 以及他的未婚妻及妻弟， 我们几个人骑车五十里， 去了韶山。说是骑车，其实是他们几个一路上轮流骑车带着我。 对于韶山，我已经没有了任何印象，只记得回程坐在河边休息的时候， 我往后一靠，咕咚咚几个后滚翻滚下河堤。天旋地转中，耳边响起的是他们几个先有些惊慌失措，待我后滚翻停下时又集体爆发地哈哈大笑。我从河堤下爬起来，狠 狠地瞪着依旧笑得前仰后合的文哥，霎时哭得惊天动地，让他很是费了番功夫赔礼道歉。 然后， 对于文哥的记忆，也随着我返城继续学业而突然中止了。 大学时候的那次回乡，应该是见到他了。可是记忆中， 只剩下他产后不久的妻，不过两年间，已然脱去少女的芳华，两颊的红晕无影无踪，而我的耳际多了些小姨口中传出的表嫂的强悍与蛮横。 用我妈的话说，为了偿还彩礼钱，文哥“做的像牛一样”。我想， 大概我不愿意记住文哥越来越寡淡无趣的言辞吧， 原本的温和朝着逆来顺受演化，亦多了些柴米油盐间左右为难的尴尬。 其 实文哥并不需要我这样刻意地忘记他。几年之后带夫婿回乡，再过几年之后带两个孩子们回乡， 我已没有机会见到他。他的独子，是我的小姨姨夫宠爱的留守儿童；他和他的妻， 成了街巷间骑着三轮车早出晚归躲躲藏藏的盲流；成了城市无数个嘈杂工地上面目模糊的泥瓦匠；成了用从城乡结合地带买来的地沟油炸出一块块香喷喷臭干子的无 良小贩。我去乡下看望他，他却消失在了属于我的城市。 这些年，我妈电话那头偶尔提到的之言片语，继续着关于这个越来越无关我的紧要的人的消息。 他的独子上了个我妈叫不出名字的几本，学了个我妈不知道的专业，进了家我妈不太清楚生产什么的工厂，做了个我妈不知道具体干什么的流水线工人。 而他和表嫂， 亦去了又一座城市，在那里又租了间的房子，开始了又一份挣钱的行当。 直到去年的一天，姐姐给我打电话， 文哥中风了。 表嫂回老家探亲， 他一个人在居住的小屋里晕倒，所幸和相邻的租户平时来往不少，别人来邀他去吃晚饭，才发现他人事不知倒在水泥地。 人救过来了。 为了这事， 我难得的给他的大妹妹飞姐打了个电话。 医院里开销不小， 护工一人一天要一百多块钱，表嫂护理不力。我默默的听着，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知道我的父母和姐姐送了几万块钱给他，其中有几千块钱还是以我的名义，心里略微安然一些。 再 之后听说他回到了老家乡下。修锁开锁的摊子没有了，躺在出租房还要继续付租金，他们家为了文哥的病已经欠下了一屁股债，乡下老家开销会小一点。我妈电话中 说起他， 偶尔长吁短叹，偶尔有些希望。想到我妈的身体， 也想到这无济于事的唉声叹气， 我总是劝她， 不要多想， 乡下空气清新，对文哥的康复有好处。我妈偶尔会和我汇报，文哥在电话里喊她姨妈了，虽然还有些口吃不请；听说被人扶着，文哥可以起来走动了。 我淡然地听着，心想，和我妈打电话，真的是越来越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上周， 姐姐和我在微信中通话。一通东扯西拉之后，她告诉我， 病榻中的文哥， 再次脑溢血，死了。 得知我妈情绪尚可，我没有多说什么挂了电话。 株洲城的某个小区， 有一个锁匠从此不会再出现了。他是我的文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