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中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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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世 纪 历 史 主 潮与 中 国 知 识 分 子
20世纪中国历史趋势的主潮是反帝、反封建，争取国家、民族之自由、独立，人民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以便为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设现代化国家创造必要的条件。这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潮，虽然曲折，经历过无数的回流，漩涡，阻抑，甚至“灭顶”之灾，但历史大潮毕竟不可阻挡。
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中国知识分子（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其中一部分是东洋、西洋的留学生）为主导，提出引进西方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这是完全正确的，是建设性的，是破中之立：破封建制度、封建特权和中国末代封建统治者固有的愚昧和愚民政策；兴科学、教育，建立中国的现代文化和新兴的工业、农业，立民主、科学的新世界观和新人生观。这正符合上述中国历史的主潮、大潮。尽管它有缺点，如对中国传统文化否定得过头一点，但属第二位，是次要的。
正是在这种思潮背景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它引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争取中国民族之自由、平等、独立，实际是部分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格平等）的思想。在农村，它发动土地革命，剥夺封建地主的特权，将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由此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在军队建设上，它与旧军队的封建军阀主义，官长特权，打骂士兵等针锋相对，提倡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官长和士兵人格平等，尊重士兵的人格，不打骂士兵。作战之前，还提倡士兵一定程度的民主，献计献策。由此而调动了士兵的积极性（士兵的主体，就是穿军装的农民）。在全国，它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腐败，于国统区大城市，发动学生、知识分子争自由、民主，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由此而调动了国统区广大人民反对蒋介石政权的积极性。
所以，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中国共产党懂得发扬民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农村发动最广大的农民，在城市，发动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和其他阶层人民，组成最广泛的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威力。确实，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依靠穿军装的农民（军队），用争取自由、民主的新思想武装起来的城市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教授、教员，各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进步的新闻工作者、文化人等），两支大军—前者是武军，后者是文军（舆论大军），最后消灭被美国新式武器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八百万军队，推翻蒋介石政权。
中 国 知 识 分 子 如 何 适 应 新 社 会
前面讲到，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以及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传播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动员人民起来参加反帝、反封建、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的斗争中，均起了不可忽视的特殊作用，这就是毛泽东曾经高度评价过的先锋作用，宣传和组织的作用。这是因为知识分子作为先进思想和科学、文化的汲取者和传承人，往往是敏感地得风气之先、也是开风气之先者，如毛泽东所说，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而知识分子，就其职业特性来说，是脑力劳动者，是以其思想、文化，知识、技能等方面的专长来为社会、人群服务；在社会中，它又多数是个体的，相当独立的阶层，尤其是那些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分子，只有保持其独立性，人格独立和学术独立，方能更好地完成自己思考、研究和创造的工作，以为社会服务。
但是在新的社会，中国知识分子遇见了新问题，这是很多人未曾预料的，也就是毛泽东说的，如何“适应新社会”。每个人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关 于 对 知 识 分 子 的 基 本 估 计
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对共产党、毛泽东很崇敬。我为新中国工作了半个世纪，然后退了下来。那么，我对几十年的事情是怎么个看法呢？我总觉得，毛泽东和共产党本身是在矛盾和克服矛盾中前进的，这也是一般事物发展的规律。因而其做法，有对也有错。如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抗美援朝（对帝国主义不能示弱）、土地改革（消灭农村的封建土地制度）、镇压反革命（对民愤很大的，在旧社会压迫人民的“东霸天”、“西霸天”，需杀、关、管），在方向上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必须要做的。但1951年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究竟是否正确呢？我们不妨做点回忆与思考。1953年初，我来北京后，听见在清华大学等北京高校上学的我中学时期的同学们说，那时在高校中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用搞运动的办法，对一些名教授，粗暴地施加批判斗争，搞得他们很狼狈，但并无说服力，也难让人心服。我没有直接经历这场运动，但从1957年4月27日和29日北京大学傅鹰教授两次座谈会的发言提的意见可以看出，第一，这一运动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价是不对的，是脱离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无可否认有少数人难免有“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即使在这些人中，大部分人也仍然是思想问题，是可以通过学习、提高认识，而改变的），但是难道都是这样吗？他们在1949年以前的工作（例如教授们半辈子辛劳传播知识、文化、科学，培养学子），难道都错了，都是“为蒋介石服务”吗？第二，这一运动以其“开展斗争”的非和风细雨方式，深深地伤害了知识分子，尤其是他们的自尊心。这一运动开了几十年，不断打击知识分子，尤其学术、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的先河。在建国前，为了夺取政权，而精心造就、使用的两支 “军队”，文军和武军，在建国之初，已明显地倾斜，不平衡了。
1956年—57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判断的前后矛盾和质的变化。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明显地提出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估计，无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1956年9月中共开“八大” ，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写道：“在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后，我们现在面对着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经济、文化之间的矛盾。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同我国各族人民群众在一起，解决这个新的矛盾，使我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请参看《中共八大史》179面）知识分子的作用，因之更显重要了。毛泽东提出了“双百”方针 ，1956年8月在怀仁堂同部分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也较开放，提出了艺术创造中“古为中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原则；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团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这都是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需要，而调动各方面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广大青少年学习文化、科学的热情，是很正确的。毛泽东在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上和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上的讲话涉及知识分子所讲也是正确的，符合“八大”的精神：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当年我们在北京意识形态部门工作的知识分子，有幸听了毛主席讲话录音，那时他对形势的估计是，对私营工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的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共产党要整风，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官僚主义和人民群众的矛盾。因此不应该用阶级斗争的办法，去对待人民内部矛盾；而是要贯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鸣”和“放”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去团结广大知识分子，调动他们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共产党应很好地听取批评，包括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批评；有些民主人士在政府里任职，应当有职有权等。而在反右斗争前夕，毛泽东的观点改变了。他将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并列了。如“在我们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1957年5月15日，《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7月，他还讲“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1957年夏季的形势》）。在这里知识分子前边冠以“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总是并列的。反右后正式发表的上述两篇讲话，也在知识分子和阶级斗争等问题上做了根本性的修改。
毛泽东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在上述文章中，毛泽东认为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必须要“改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必须“附在无产阶级上”。他说，“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第二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第四张皮，是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过去的知识分子是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附在这些皮上吃饭。现在这五张皮还有没有？‘皮之不存’了。”毛泽东又说，“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引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52—453页）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的这些话，是突出一个“附”字，即知识分子必须依附于掌权执政的统治阶级，而现在则是无产阶级，并为其服务，否则“不给你开饭”。
毛主席的这个“知识分子依附”说，我想讲一点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这个观点，其实并不新，是很传统的。中国的封建帝王、大官僚、贵族，甚至大商人，都持这种观点，他们有权有钱，可以“养士”，可以雇请许多人来为他们著书立说，树碑立传，写字画画，唱歌，跳舞。但是大思想家、教育家、学者的孔子、孟子的规格，就比这些人高多了。他们独立办学，教书育人。他们也外出向诸侯王游说他们的学说，政见。但是对诸侯王是持不卑不亢、平等讨论的态度，“合则留，不合则去”，不是为做官而无原则地屈从。因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是这样一种“官为本”，“士为附”的体制，所以，有些旷世奇才的大文人，也不得不在大官僚军阀们或富豪的幕帐下、门下，混口饭吃。但也实在难以忍受这种屈辱的处境，如唐代诗人杜甫所说，“朝扣富儿门，……到处潜悲辛。”有的则习惯了这种屈从、依附的奴性，一见某位君王“礼贤下士”，就受宠若惊，大唱赞歌。有的是一种矛盾心态，如大诗人李白，他谦卑地上书，巴结过一个地方官“韩荆州”；但其后在宫廷里要宦官高力士为其脱靴，醉态中表现了他对宦官的蔑视。后来更写出“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样千古流传的佳句。但是历代也有些坚持知识分子独立人格，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不“附在某张皮上”，独立地教学，著书立说的知识分子。晋代大诗人陶潜，宁愿回家吃粗茶淡饭，而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可见，即使在封建社会，古往今来，也有一些坚持自己独立做学问，办教育，写文章；坚持自己独立人格、学术尊严，不附在某张“皮”上，而自食其力的知识分子。明朝的李贽，明末清初的顾亭林等学者，都是这样的人。最早的孔子、孟子，在这一点上，也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自然，在旧时代，这样的人居少数。在国民党专制政权年代，也有这样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曾鲜明地指出，像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化大军，他们不仅不为国民党反动政权服务，并且是抵制、反抗他们的。问题并不总是这么简单地“谁给开饭，就为谁服务”。据我所知，不少左翼文人，在当年特殊情况下，为了生存，在国民党政权机关里混口饭吃，如张天翼、胡风、蒋牧良等等都是。但他们依旧用他们的笔反对国民党。因胡风在上海中山图书馆混过事，就将这作为他是“国民党反动派”的 “根据”之一，这是愚弄人的，很简单、幼稚的逻辑。实践检验，这错了。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压力很大，仍有极少数学者，像马寅初、陈寅恪，坚持自己独立人格和治学品格，为了追求真理而不屈从权势。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这里，我还想再说一下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集文化、科学、学术于一身，用自己的知识、文化，科学、技术为社会、国家、人民服务，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政治上是赞成执政党对新政权的领导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需要依附任何阶级、政党或个人。他们是脑力劳动者，又是独立的社会阶层，和工人、农民相互独立又互相依存，谁也离不开谁，这样才构成一个社会。在社会主义时代，知识分子是以自己的知识、技能为社会、人群，当然包括人数最多的工人、农民服务，但他们与工、农人格平等，不存在谁依附谁的依附关系，而是平等地团结协作。知识分子的特性是人类文明，文化、科学知识的负载者、传承者、创造和发展者，因而任何社会的文明发展，离不开“士”和“师”（传道授业的人）。而因为从求知中开拓了视野，灵通了信息，知识分子又往往是最敏感最善思索者，常常成为社会新思潮的前导者。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知识分子，更是先进生产力的推动者、发展者。因而社会要文明、进步，国家要朝现代化前进，离不开文化、科学、教育事业的兴旺发达，更离不开各方面知识分子在知识、舆论等等方面的前导作用。
看来在1956年、1957年初，为了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需要，也为了执政党保持健康的肌体，不腐化，中共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将“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请回来了。而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他们的主体是知识分子），是“德”、“赛”两先生的传媒和载体，因而理所当然地意识到了自己在国家建设、发展中的作用和位置。然而，当“德”先生和“赛”先生请回来了，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在文化、教育、科学等领域及政治方面（响应号召，帮助执政党整风）发挥其空前的积极性，执政党的观念、政策，却发生了突变。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陷50多万知识分子（超过500万知识分子的十分之一，其中有许多优秀的人才）于20多年的缧绁之中。“德”先生和“赛”先生处境堪忧，中国元气大损。执政党整风，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自是更加厉害，党、群关系不仅没法改善，反而更增加了隔阂。1958年发动 “大跃进”，没有“赛”先生作指导，好些地方当然也不要“德”先生了，结果达不到预期效果，人力、物力浪费、损耗大。
决策的失误，从党的领袖毛主席来说，是将国家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过渡时期的知识分子，错看成异类、“资产阶级”，和革命的对象，而不是现代化的最先觉悟者，脑力劳动者，长期合作共事的伙伴。或者大大后退了，退到了传统社会某些执政者的观点，知识分子仅是被雇佣者，他们被抹去了人格的独立尊严、学术自尊和自由。知识分子本是人类科学、文化的负载者、传承者、创造者，而今在社会主义时代，却突然变成了资产阶级思想毒菌的载体，革命的对象。即使为“主人”服务，也必须“夹着尾巴做人”，甚至“俯首贴耳”（一位来自老解放区的诗人，曾这样开导着我），看“主人”的脸色行事。这同封建社会的奴仆，有多大差别呢？“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将其绝对化，也就有片面性。“文革”中有的人将其发挥，就变成“知识愈多愈反动”；“读书无用论”，呼之欲出。而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即使不被当作敌人，也沦落为无法与工农人格平齐的从属、改造和“接受再教育”对象，“下九流”。马列主义的祖宗马克思，可从来没有发明过这样的马克思主义。
对 阶 级 和 阶 级 斗 争 学 说 的 偏 执 看 法
毛泽东之所以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位置和作用发生错误的估计和看法，其一个根本原因，是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发生了偏执的看法。
马克思是以社会的经济关系，以剥削和被剥削关系，来区分有产和无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他是客观地来看待人类社会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阶级分野和阶级斗争。马克思也批判地继承了人类历史上，尤其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的精神遗产。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人对金钱的依附关系，使人本身异化了，因而未来的新社会，应建立合理的人际关系，使人性复归，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充分全面地发展。而列宁提出和实施的“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虽然这一专政对镇压真正的反革命也许是势在必行；却也为无产阶级建立的新政权带来非民主的，压制人性的一面。这一开端，对后来马列主义者建立的新政权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斯大林的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进，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观点，则为其肃反扩大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苏联社会建立的初期，有明显的压制知识分子的倾向。（虽然以列宁为首的领导集团，是以知识分子成员占主导地位。）例如俄国旧都彼得堡，集中了众多知识分子人才，而在最初的肃反中，不少知识分子是被错抓了，甚至错杀了。有些被迫流亡国外。这是苏联新政权的损失。作家高尔基实在看不过去，遂挺身而出，为知识分子说话。彼得格勒市的头儿季诺维也夫不接受，在列宁面前状告高尔基。高尔基的意见、建议，起初列宁还采纳一点，后来搞烦了，干脆批评高尔基为反革命知识分子张目，立场站错了，要他出国休养；或到外地，工农建设新生活的地方去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尼娜•别尔别罗娃著《高尔基在彼得堡》一书，对此作了详细的描写。）现在看来高尔基为知识分子说话不一定错，列宁也不一定对。的确，在苏联早期历史上是有岐视或排斥知识分子的思潮。法捷耶夫著名小说《毁灭》写的反派人物美谛克就是个小知识分子。我国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也有岐视或排斥知识分子现象。其实有的不信任知识分子的领导者，自己也出身知识分子，如湘鄂西苏区搞“肃反”很厉害的夏曦。当然工农分子中也有的人，大概总以为有知识的人“思想复杂”不好办，难以信任。也有知识分子在“肃反”中成为“肃反”对象，而遭误杀，如毛泽东的朋友柳直荀就是在洪湖苏区遭错杀的。与此相关的“左”的思想，就是惟成分论倾向，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也有。在他的影响下，三十年代，中共推选的总书记向忠发就是工人成分，还有个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也是工人成分。后来两人遭逮捕，却投降了敌人。可见“惟成分论”并不可靠。
从1957年反右前夕起，毛泽东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估计明显地走偏了。他刚宣布中国所有制改造完成后，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一反右，他又说阶级斗争还很激烈，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他说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也就从这时候起，他将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联在一起了，说他们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这就开始了他用思想、世界观来划分阶级的先例。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是没有的，也就难以有个科学标准了。正像后来他提出的 “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概念，不确定性太大了。
毛泽东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还有“要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这成了他用以整治与他有不同意见的干部或他认为“不驯顺”的知识分子，最锐利而有效的武器。当时就以“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整了副总理习仲勋及与写作长篇小说《刘志丹》 “相关”的人；以“右倾”、“小脚女人”，整了在农业问题上坚持实事求是观点的老革命家邓子恢。1963年、64年， 毛泽东发出对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1964 年又有关于教育问题的春节谈话，文教界领导和知识分子再一次“优先”“整风”。文化工作的一些著名老资格领导人如夏衍、陈荒煤、邵荃麟等都被整得稀里哗拉，并被调离原工作单位。还有些三十年代的老共产党员、红色的人文学者，竟莫明其妙地塞到秦城监狱九、十年，有的惨死于牢中。毛泽东这种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九大”时写进文件，成为党的“基本路线”，成为“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依据。这当然是不合乎学者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应回归到人性、人文的科学；和列宁、斯大林的“阶级斗争要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倒是一样。恰巧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则经常用的列和斯“越来越尖锐”的理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过毛泽东有他自己的“创造”。我认为毛泽东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之始，即将知识分子作为改造或革命对象；还有他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要不断进行下去的理论，这是他两大根本错误。这也是后来他发动“文革”犯错误的根源。
“文 革” 大 错 之 一，是 将 知 识 分 子 全 面 列 为 重 点 革 命 对 象
“文革”大错之一，是将知识界和知识分子全面列为与“走资派”并列的重点革命对象。1966年，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文件《五、一六通知》写道：“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在中国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时期，毛泽东如前面我们论述过的，他将知识分子归属于“资产阶级”，甚至将他们估计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力量，而且认为“走资派”是庇护他们的。毛泽东这种对知识界的估计，从“反右”以来，似乎愈演愈烈。提倡海瑞精神的，本来是他自己（见毛1955年在党内的一次讲话，当年曾作了传达）。他的朋友吴晗是听了他的讲话才写文章宣传海瑞的。吴晗跟毛心目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走资派”彭德怀元帅本无关系，但为了发动“文革”，毛支持江青率先组织姚文元写文章批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并将其跟“为彭德怀翻案”、跟他怀疑庇护吴晗的北京市委领导人彭真联系起来。
1962年春天在广州开的科学界人士和剧作家的会上，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本来有很好的讲话。周在会上讲话，再次将知识分子定位为脑力劳动者，是共产党“依靠和团结的对象”，陈毅并向知识分子行脱帽礼（脱掉“资产阶级”那顶帽子）。但毛泽东对周恩来等广州会议的讲话，迟迟不表态。毛实际是不赞成给知识分子脱帽。1966年初，毛支持江青搞那个“纪要”，将毛1964年关于文艺界的第二个批示中，认为文艺界“15年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更升级为文艺界存在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这条黑线在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界就存在；等于将毛自己曾经高度评价过的左翼文化界，差不多全给否定了。而在“五、一六通知”中，则扩大到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即全部中国的知识界，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都是黑线统治，因而要“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不用说，这种估计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而且将知识界全面作为打击对象，是意味着违反社会进步规律的历史大倒退，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不仅导致“文革”中疯狂毁灭文化，毁灭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导致中国现代的和传统的文化“断线”、断代，更使不少中国人集体回到野蛮、蒙昧的时代。这个损失，恐怕中国要费好几代人的时间，才能找回来。而知识人遭受的苦难和浩劫不知又超出“反右”多少倍。
“文 革”的 思 想“定 于 一 尊”，是 历 史 的 大 倒 退
毛泽东在“文革”发动期鼓励、提倡的“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在“文革”中很快走向了反面，这就是服从对毛泽东个人迷信、造神运动的需要。林彪因为“大立毛泽东思想”，而成为造神运动的推动者，自己也跃上了毛泽东接班人的位置。林彪讲话说，“要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全中国六亿人的思想”。这使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而那时是封建社会初期。“文革”开始是二十世纪中后期。在这世界信息难以完全封锁，人们的思想也是广泛吸收、空前丰富的多元化时代，再好的思想也不可能“定于一尊”，更不可能用强制的办法求“统一”。这样的“统一”，其实际做法，便是以表面的“拥护”或“反对”毛泽东思想，作为在“文革”中划分中国人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的标准。其实口喊“拥护”“高举……”的人，并不一定心里就是那样。而对毛泽东发动“文革”有意见、看法的人，（如运动开始不久，北京就有不少敏感的干部子弟——中学生、大学生，认为毛泽东在干部问题上犯了“左”的路线错误。有些老干部也持这样看法。有的对毛泽东重用林彪、江青有看法。当然他们只好放在心里，不便公开讲出来。有的人是私下议论）其实，相当多的人都是忠于共产党和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张志新就是其中一个。对毛的思想，“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是赤裸裸地宣传盲目、迷信，反理性，但人们（特别是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还是只能不情愿地这样作。而历来的大哲人、思想家，包括马克思，特别是唯物主义者，都是提倡理性、思考和怀疑精神的。毛泽东本人也提倡过“独立思考”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可是“文革”中谁照他说的那样做，准“没有好下场”。“文革”中被处死的年轻的遇罗克和张志新等人就是例子。“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就是现行反革命”（后来很快发展为谁“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毛的“亲密战友”林彪、江青、康生以及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就是“现行反革命”），这样的口号和做法太可怕了。张志新就死在这样口号的屠刀下。听说中国“作协”的评论家冯牧、侯金镜因为私下议论林彪，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侯金镜屈死于乡下的劳改场地。还听说中国“作协”有个“北大”刚毕业的小青年，因为在毛泽东著作上批了些小字（他是将毛泽东作为学者、理论家来崇敬的。在他的观念中，“小”学生与大学者讨论问题，也应是平等的，所以在自己读的书上写些读书批语是很自然的）被打派仗的对立面发现，打他个“现行反革命”，还刷出大标语，“强烈要求卫戍区”将他“逮捕法办”。他吓瞢了，跳楼自杀。这是地道的“红色恐怖”！随着对毛泽东造神运动发展到极致，哪个人心里不怀恐惧，一句口号喊错了，印有毛泽东“宝像”和语录的报纸放置不对，立即可以变成现行反革命，遭批斗。设想全国有多少这样无辜的人，冤枉蒙灾。“文革”初期，在北京的中学、大学里贴“中央文革”大字报的学生，很快也被谢富治的公安部处置。只有谁不恐惧，恐怕只有毛泽东信任或暂时倚重的，处在当年权力中心的那极少几个人，尤其是江青，她最自由，可以随心所欲地整人，说话。康生也是这样，他说谁“像个特务”，谁就有当作“特务”坐牢的可能。党中央的权力比“文革”前更加集中，集中在毛泽东和他身边的极少数几个人身上。“舆论一律”发展到只听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和江青等极少数掌握舆论权的人的声音。1974年春天开始的“批林批孔”，几乎只看见江青一人表演，只听见江青和她的写作班子“梁效”的声音。那时中国有句流行的话“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梁效听江青”。一个社会发展到这样，太可悲了：大家心怀恐惧，知识分子噤若寒蝉；独立思想、言论被禁锢；文化、学术活动被取消。只有江青和追随她的几个人，在那儿折腾，跳和闹。所以人说，这哪里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道地的封建法西斯专政，一点儿没错。在最“革命”的旗号掩饰下，个人迷信大盛行，极端的封建专制主义复辟，以“拥护”或“反对”一个人或一种思想，作为惩罚，或提拔人的根据。因之，“检举”、“揭发”，背后打小报告，诬陷人的恶劣社会风气盛行。有似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式惩罚“异端”，杀灭不同意见的荒诞现象，在现代中国复活。大民主，或民主，无影无踪了。
改 革 开 放 和 知 识 分 子 重 新 定 位，适 应 了 历 史 的 大 趋 势
江青四人帮的覆灭，以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为代表一批富有经验的领导人复出，重新走上领导岗位。“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被否定，而代之以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一大进步。再则，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两个“凡是”，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中国的生机与复兴的希望所在。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是有能力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人。他在八十年代初期敏锐地提出了中国封建家长制的危害、长期影响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论述精辟。可惜他和后来的人 没有付诸实施，那怕做些尝试。但邓小平再次肯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是顺应了20世纪中国历史大潮的趋势的。邓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使中国经济形态已经走向多样化，虽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毕竟中国经济发展的车轮是起动了，前进了，再不会回到原来的地方。海内外希望中国发展的人们，对这一点是高兴的。而随着经济多元化的出现，意识形态趋向多元化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是社会思想走向活跃的表现，有利于创造的思想和人才的涌现，对中国的经济、文化、生活风习向现代化发展，利大于弊。然而，要真正落实我国宪法上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这些伴随着生存权之后，不可缺少的权利，在当局却是个难点，还不如在台湾的小蒋，他在1975年敢于开放党禁和报禁。这才是真民主，也是世界潮流。我们为什么不学学他人的长处，来为我们所用，后来居上。使我们这个古文明又走向现代化的大中华归于大一统，在各方面都前列于世界各国。但中国毕竟是前进了，最大的前进是人民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反“文革”中的个人迷信，野蛮、愚昧、专横、压制，不尊重人、折磨人，没有理性、法制，践踏文明、文化，不尊重知识、人才……人们在心里又一次强烈呼唤理性、文化、教育、文明，自由、民主，对人的权利、尊严的尊重，法治；尊重知识、人才，发展经济，也要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努力造就更多的知识人才，切实普及教育，以便改变愚昧、落后状态，提高国民整体素质，迎接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挑战。
1999年4月2日写稿，5月10日，修改；2000年3月17日，改定。
2011，10月1日，国庆再修。
作者弦柱，，曾在《人民文学》杂志工作三十来年，主要是做小说、散文、评论编辑。1987年至1995年，主编《传记文学》杂志九年。离休后成为自由作者。
20世纪中国历史趋势的主潮是反帝、反封建，争取国家、民族之自由、独立，人民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以便为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设现代化国家创造必要的条件。这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潮，虽然曲折，经历过无数的回流，漩涡，阻抑，甚至“灭顶”之灾，但历史大潮毕竟不可阻挡。
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中国知识分子（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其中一部分是东洋、西洋的留学生）为主导，提出引进西方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这是完全正确的，是建设性的，是破中之立：破封建制度、封建特权和中国末代封建统治者固有的愚昧和愚民政策；兴科学、教育，建立中国的现代文化和新兴的工业、农业，立民主、科学的新世界观和新人生观。这正符合上述中国历史的主潮、大潮。尽管它有缺点，如对中国传统文化否定得过头一点，但属第二位，是次要的。
正是在这种思潮背景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它引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争取中国民族之自由、平等、独立，实际是部分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格平等）的思想。在农村，它发动土地革命，剥夺封建地主的特权，将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由此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在军队建设上，它与旧军队的封建军阀主义，官长特权，打骂士兵等针锋相对，提倡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官长和士兵人格平等，尊重士兵的人格，不打骂士兵。作战之前，还提倡士兵一定程度的民主，献计献策。由此而调动了士兵的积极性（士兵的主体，就是穿军装的农民）。在全国，它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腐败，于国统区大城市，发动学生、知识分子争自由、民主，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由此而调动了国统区广大人民反对蒋介石政权的积极性。
所以，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中国共产党懂得发扬民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农村发动最广大的农民，在城市，发动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和其他阶层人民，组成最广泛的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威力。确实，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依靠穿军装的农民（军队），用争取自由、民主的新思想武装起来的城市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教授、教员，各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进步的新闻工作者、文化人等），两支大军—前者是武军，后者是文军（舆论大军），最后消灭被美国新式武器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八百万军队，推翻蒋介石政权。
中 国 知 识 分 子 如 何 适 应 新 社 会
前面讲到，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以及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传播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动员人民起来参加反帝、反封建、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的斗争中，均起了不可忽视的特殊作用，这就是毛泽东曾经高度评价过的先锋作用，宣传和组织的作用。这是因为知识分子作为先进思想和科学、文化的汲取者和传承人，往往是敏感地得风气之先、也是开风气之先者，如毛泽东所说，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而知识分子，就其职业特性来说，是脑力劳动者，是以其思想、文化，知识、技能等方面的专长来为社会、人群服务；在社会中，它又多数是个体的，相当独立的阶层，尤其是那些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分子，只有保持其独立性，人格独立和学术独立，方能更好地完成自己思考、研究和创造的工作，以为社会服务。
但是在新的社会，中国知识分子遇见了新问题，这是很多人未曾预料的，也就是毛泽东说的，如何“适应新社会”。每个人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关 于 对 知 识 分 子 的 基 本 估 计
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对共产党、毛泽东很崇敬。我为新中国工作了半个世纪，然后退了下来。那么，我对几十年的事情是怎么个看法呢？我总觉得，毛泽东和共产党本身是在矛盾和克服矛盾中前进的，这也是一般事物发展的规律。因而其做法，有对也有错。如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抗美援朝（对帝国主义不能示弱）、土地改革（消灭农村的封建土地制度）、镇压反革命（对民愤很大的，在旧社会压迫人民的“东霸天”、“西霸天”，需杀、关、管），在方向上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必须要做的。但1951年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究竟是否正确呢？我们不妨做点回忆与思考。1953年初，我来北京后，听见在清华大学等北京高校上学的我中学时期的同学们说，那时在高校中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用搞运动的办法，对一些名教授，粗暴地施加批判斗争，搞得他们很狼狈，但并无说服力，也难让人心服。我没有直接经历这场运动，但从1957年4月27日和29日北京大学傅鹰教授两次座谈会的发言提的意见可以看出，第一，这一运动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价是不对的，是脱离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无可否认有少数人难免有“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即使在这些人中，大部分人也仍然是思想问题，是可以通过学习、提高认识，而改变的），但是难道都是这样吗？他们在1949年以前的工作（例如教授们半辈子辛劳传播知识、文化、科学，培养学子），难道都错了，都是“为蒋介石服务”吗？第二，这一运动以其“开展斗争”的非和风细雨方式，深深地伤害了知识分子，尤其是他们的自尊心。这一运动开了几十年，不断打击知识分子，尤其学术、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的先河。在建国前，为了夺取政权，而精心造就、使用的两支 “军队”，文军和武军，在建国之初，已明显地倾斜，不平衡了。
1956年—57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判断的前后矛盾和质的变化。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明显地提出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估计，无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1956年9月中共开“八大” ，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写道：“在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后，我们现在面对着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经济、文化之间的矛盾。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同我国各族人民群众在一起，解决这个新的矛盾，使我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请参看《中共八大史》179面）知识分子的作用，因之更显重要了。毛泽东提出了“双百”方针 ，1956年8月在怀仁堂同部分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也较开放，提出了艺术创造中“古为中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原则；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团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这都是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需要，而调动各方面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广大青少年学习文化、科学的热情，是很正确的。毛泽东在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上和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上的讲话涉及知识分子所讲也是正确的，符合“八大”的精神：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当年我们在北京意识形态部门工作的知识分子，有幸听了毛主席讲话录音，那时他对形势的估计是，对私营工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的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共产党要整风，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官僚主义和人民群众的矛盾。因此不应该用阶级斗争的办法，去对待人民内部矛盾；而是要贯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鸣”和“放”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去团结广大知识分子，调动他们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共产党应很好地听取批评，包括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批评；有些民主人士在政府里任职，应当有职有权等。而在反右斗争前夕，毛泽东的观点改变了。他将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并列了。如“在我们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1957年5月15日，《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7月，他还讲“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1957年夏季的形势》）。在这里知识分子前边冠以“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总是并列的。反右后正式发表的上述两篇讲话，也在知识分子和阶级斗争等问题上做了根本性的修改。
毛泽东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在上述文章中，毛泽东认为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必须要“改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必须“附在无产阶级上”。他说，“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第二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第四张皮，是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过去的知识分子是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附在这些皮上吃饭。现在这五张皮还有没有？‘皮之不存’了。”毛泽东又说，“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引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52—453页）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的这些话，是突出一个“附”字，即知识分子必须依附于掌权执政的统治阶级，而现在则是无产阶级，并为其服务，否则“不给你开饭”。
毛主席的这个“知识分子依附”说，我想讲一点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这个观点，其实并不新，是很传统的。中国的封建帝王、大官僚、贵族，甚至大商人，都持这种观点，他们有权有钱，可以“养士”，可以雇请许多人来为他们著书立说，树碑立传，写字画画，唱歌，跳舞。但是大思想家、教育家、学者的孔子、孟子的规格，就比这些人高多了。他们独立办学，教书育人。他们也外出向诸侯王游说他们的学说，政见。但是对诸侯王是持不卑不亢、平等讨论的态度，“合则留，不合则去”，不是为做官而无原则地屈从。因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是这样一种“官为本”，“士为附”的体制，所以，有些旷世奇才的大文人，也不得不在大官僚军阀们或富豪的幕帐下、门下，混口饭吃。但也实在难以忍受这种屈辱的处境，如唐代诗人杜甫所说，“朝扣富儿门，……到处潜悲辛。”有的则习惯了这种屈从、依附的奴性，一见某位君王“礼贤下士”，就受宠若惊，大唱赞歌。有的是一种矛盾心态，如大诗人李白，他谦卑地上书，巴结过一个地方官“韩荆州”；但其后在宫廷里要宦官高力士为其脱靴，醉态中表现了他对宦官的蔑视。后来更写出“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样千古流传的佳句。但是历代也有些坚持知识分子独立人格，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不“附在某张皮上”，独立地教学，著书立说的知识分子。晋代大诗人陶潜，宁愿回家吃粗茶淡饭，而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可见，即使在封建社会，古往今来，也有一些坚持自己独立做学问，办教育，写文章；坚持自己独立人格、学术尊严，不附在某张“皮”上，而自食其力的知识分子。明朝的李贽，明末清初的顾亭林等学者，都是这样的人。最早的孔子、孟子，在这一点上，也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自然，在旧时代，这样的人居少数。在国民党专制政权年代，也有这样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曾鲜明地指出，像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化大军，他们不仅不为国民党反动政权服务，并且是抵制、反抗他们的。问题并不总是这么简单地“谁给开饭，就为谁服务”。据我所知，不少左翼文人，在当年特殊情况下，为了生存，在国民党政权机关里混口饭吃，如张天翼、胡风、蒋牧良等等都是。但他们依旧用他们的笔反对国民党。因胡风在上海中山图书馆混过事，就将这作为他是“国民党反动派”的 “根据”之一，这是愚弄人的，很简单、幼稚的逻辑。实践检验，这错了。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压力很大，仍有极少数学者，像马寅初、陈寅恪，坚持自己独立人格和治学品格，为了追求真理而不屈从权势。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这里，我还想再说一下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集文化、科学、学术于一身，用自己的知识、文化，科学、技术为社会、国家、人民服务，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政治上是赞成执政党对新政权的领导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需要依附任何阶级、政党或个人。他们是脑力劳动者，又是独立的社会阶层，和工人、农民相互独立又互相依存，谁也离不开谁，这样才构成一个社会。在社会主义时代，知识分子是以自己的知识、技能为社会、人群，当然包括人数最多的工人、农民服务，但他们与工、农人格平等，不存在谁依附谁的依附关系，而是平等地团结协作。知识分子的特性是人类文明，文化、科学知识的负载者、传承者、创造和发展者，因而任何社会的文明发展，离不开“士”和“师”（传道授业的人）。而因为从求知中开拓了视野，灵通了信息，知识分子又往往是最敏感最善思索者，常常成为社会新思潮的前导者。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知识分子，更是先进生产力的推动者、发展者。因而社会要文明、进步，国家要朝现代化前进，离不开文化、科学、教育事业的兴旺发达，更离不开各方面知识分子在知识、舆论等等方面的前导作用。
看来在1956年、1957年初，为了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需要，也为了执政党保持健康的肌体，不腐化，中共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将“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请回来了。而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他们的主体是知识分子），是“德”、“赛”两先生的传媒和载体，因而理所当然地意识到了自己在国家建设、发展中的作用和位置。然而，当“德”先生和“赛”先生请回来了，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在文化、教育、科学等领域及政治方面（响应号召，帮助执政党整风）发挥其空前的积极性，执政党的观念、政策，却发生了突变。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陷50多万知识分子（超过500万知识分子的十分之一，其中有许多优秀的人才）于20多年的缧绁之中。“德”先生和“赛”先生处境堪忧，中国元气大损。执政党整风，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自是更加厉害，党、群关系不仅没法改善，反而更增加了隔阂。1958年发动 “大跃进”，没有“赛”先生作指导，好些地方当然也不要“德”先生了，结果达不到预期效果，人力、物力浪费、损耗大。
决策的失误，从党的领袖毛主席来说，是将国家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过渡时期的知识分子，错看成异类、“资产阶级”，和革命的对象，而不是现代化的最先觉悟者，脑力劳动者，长期合作共事的伙伴。或者大大后退了，退到了传统社会某些执政者的观点，知识分子仅是被雇佣者，他们被抹去了人格的独立尊严、学术自尊和自由。知识分子本是人类科学、文化的负载者、传承者、创造者，而今在社会主义时代，却突然变成了资产阶级思想毒菌的载体，革命的对象。即使为“主人”服务，也必须“夹着尾巴做人”，甚至“俯首贴耳”（一位来自老解放区的诗人，曾这样开导着我），看“主人”的脸色行事。这同封建社会的奴仆，有多大差别呢？“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将其绝对化，也就有片面性。“文革”中有的人将其发挥，就变成“知识愈多愈反动”；“读书无用论”，呼之欲出。而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即使不被当作敌人，也沦落为无法与工农人格平齐的从属、改造和“接受再教育”对象，“下九流”。马列主义的祖宗马克思，可从来没有发明过这样的马克思主义。
对 阶 级 和 阶 级 斗 争 学 说 的 偏 执 看 法
毛泽东之所以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位置和作用发生错误的估计和看法，其一个根本原因，是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发生了偏执的看法。
马克思是以社会的经济关系，以剥削和被剥削关系，来区分有产和无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他是客观地来看待人类社会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阶级分野和阶级斗争。马克思也批判地继承了人类历史上，尤其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的精神遗产。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人对金钱的依附关系，使人本身异化了，因而未来的新社会，应建立合理的人际关系，使人性复归，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充分全面地发展。而列宁提出和实施的“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虽然这一专政对镇压真正的反革命也许是势在必行；却也为无产阶级建立的新政权带来非民主的，压制人性的一面。这一开端，对后来马列主义者建立的新政权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斯大林的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进，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观点，则为其肃反扩大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苏联社会建立的初期，有明显的压制知识分子的倾向。（虽然以列宁为首的领导集团，是以知识分子成员占主导地位。）例如俄国旧都彼得堡，集中了众多知识分子人才，而在最初的肃反中，不少知识分子是被错抓了，甚至错杀了。有些被迫流亡国外。这是苏联新政权的损失。作家高尔基实在看不过去，遂挺身而出，为知识分子说话。彼得格勒市的头儿季诺维也夫不接受，在列宁面前状告高尔基。高尔基的意见、建议，起初列宁还采纳一点，后来搞烦了，干脆批评高尔基为反革命知识分子张目，立场站错了，要他出国休养；或到外地，工农建设新生活的地方去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尼娜•别尔别罗娃著《高尔基在彼得堡》一书，对此作了详细的描写。）现在看来高尔基为知识分子说话不一定错，列宁也不一定对。的确，在苏联早期历史上是有岐视或排斥知识分子的思潮。法捷耶夫著名小说《毁灭》写的反派人物美谛克就是个小知识分子。我国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也有岐视或排斥知识分子现象。其实有的不信任知识分子的领导者，自己也出身知识分子，如湘鄂西苏区搞“肃反”很厉害的夏曦。当然工农分子中也有的人，大概总以为有知识的人“思想复杂”不好办，难以信任。也有知识分子在“肃反”中成为“肃反”对象，而遭误杀，如毛泽东的朋友柳直荀就是在洪湖苏区遭错杀的。与此相关的“左”的思想，就是惟成分论倾向，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也有。在他的影响下，三十年代，中共推选的总书记向忠发就是工人成分，还有个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也是工人成分。后来两人遭逮捕，却投降了敌人。可见“惟成分论”并不可靠。
从1957年反右前夕起，毛泽东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估计明显地走偏了。他刚宣布中国所有制改造完成后，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一反右，他又说阶级斗争还很激烈，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他说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也就从这时候起，他将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联在一起了，说他们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这就开始了他用思想、世界观来划分阶级的先例。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是没有的，也就难以有个科学标准了。正像后来他提出的 “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概念，不确定性太大了。
毛泽东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还有“要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这成了他用以整治与他有不同意见的干部或他认为“不驯顺”的知识分子，最锐利而有效的武器。当时就以“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整了副总理习仲勋及与写作长篇小说《刘志丹》 “相关”的人；以“右倾”、“小脚女人”，整了在农业问题上坚持实事求是观点的老革命家邓子恢。1963年、64年， 毛泽东发出对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1964 年又有关于教育问题的春节谈话，文教界领导和知识分子再一次“优先”“整风”。文化工作的一些著名老资格领导人如夏衍、陈荒煤、邵荃麟等都被整得稀里哗拉，并被调离原工作单位。还有些三十年代的老共产党员、红色的人文学者，竟莫明其妙地塞到秦城监狱九、十年，有的惨死于牢中。毛泽东这种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九大”时写进文件，成为党的“基本路线”，成为“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依据。这当然是不合乎学者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应回归到人性、人文的科学；和列宁、斯大林的“阶级斗争要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倒是一样。恰巧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则经常用的列和斯“越来越尖锐”的理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过毛泽东有他自己的“创造”。我认为毛泽东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之始，即将知识分子作为改造或革命对象；还有他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要不断进行下去的理论，这是他两大根本错误。这也是后来他发动“文革”犯错误的根源。
“文 革” 大 错 之 一，是 将 知 识 分 子 全 面 列 为 重 点 革 命 对 象
“文革”大错之一，是将知识界和知识分子全面列为与“走资派”并列的重点革命对象。1966年，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文件《五、一六通知》写道：“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在中国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时期，毛泽东如前面我们论述过的，他将知识分子归属于“资产阶级”，甚至将他们估计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力量，而且认为“走资派”是庇护他们的。毛泽东这种对知识界的估计，从“反右”以来，似乎愈演愈烈。提倡海瑞精神的，本来是他自己（见毛1955年在党内的一次讲话，当年曾作了传达）。他的朋友吴晗是听了他的讲话才写文章宣传海瑞的。吴晗跟毛心目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走资派”彭德怀元帅本无关系，但为了发动“文革”，毛支持江青率先组织姚文元写文章批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并将其跟“为彭德怀翻案”、跟他怀疑庇护吴晗的北京市委领导人彭真联系起来。
1962年春天在广州开的科学界人士和剧作家的会上，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本来有很好的讲话。周在会上讲话，再次将知识分子定位为脑力劳动者，是共产党“依靠和团结的对象”，陈毅并向知识分子行脱帽礼（脱掉“资产阶级”那顶帽子）。但毛泽东对周恩来等广州会议的讲话，迟迟不表态。毛实际是不赞成给知识分子脱帽。1966年初，毛支持江青搞那个“纪要”，将毛1964年关于文艺界的第二个批示中，认为文艺界“15年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更升级为文艺界存在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这条黑线在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界就存在；等于将毛自己曾经高度评价过的左翼文化界，差不多全给否定了。而在“五、一六通知”中，则扩大到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即全部中国的知识界，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都是黑线统治，因而要“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不用说，这种估计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而且将知识界全面作为打击对象，是意味着违反社会进步规律的历史大倒退，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不仅导致“文革”中疯狂毁灭文化，毁灭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导致中国现代的和传统的文化“断线”、断代，更使不少中国人集体回到野蛮、蒙昧的时代。这个损失，恐怕中国要费好几代人的时间，才能找回来。而知识人遭受的苦难和浩劫不知又超出“反右”多少倍。
“文 革”的 思 想“定 于 一 尊”，是 历 史 的 大 倒 退
毛泽东在“文革”发动期鼓励、提倡的“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在“文革”中很快走向了反面，这就是服从对毛泽东个人迷信、造神运动的需要。林彪因为“大立毛泽东思想”，而成为造神运动的推动者，自己也跃上了毛泽东接班人的位置。林彪讲话说，“要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全中国六亿人的思想”。这使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而那时是封建社会初期。“文革”开始是二十世纪中后期。在这世界信息难以完全封锁，人们的思想也是广泛吸收、空前丰富的多元化时代，再好的思想也不可能“定于一尊”，更不可能用强制的办法求“统一”。这样的“统一”，其实际做法，便是以表面的“拥护”或“反对”毛泽东思想，作为在“文革”中划分中国人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的标准。其实口喊“拥护”“高举……”的人，并不一定心里就是那样。而对毛泽东发动“文革”有意见、看法的人，（如运动开始不久，北京就有不少敏感的干部子弟——中学生、大学生，认为毛泽东在干部问题上犯了“左”的路线错误。有些老干部也持这样看法。有的对毛泽东重用林彪、江青有看法。当然他们只好放在心里，不便公开讲出来。有的人是私下议论）其实，相当多的人都是忠于共产党和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张志新就是其中一个。对毛的思想，“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是赤裸裸地宣传盲目、迷信，反理性，但人们（特别是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还是只能不情愿地这样作。而历来的大哲人、思想家，包括马克思，特别是唯物主义者，都是提倡理性、思考和怀疑精神的。毛泽东本人也提倡过“独立思考”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可是“文革”中谁照他说的那样做，准“没有好下场”。“文革”中被处死的年轻的遇罗克和张志新等人就是例子。“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就是现行反革命”（后来很快发展为谁“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毛的“亲密战友”林彪、江青、康生以及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就是“现行反革命”），这样的口号和做法太可怕了。张志新就死在这样口号的屠刀下。听说中国“作协”的评论家冯牧、侯金镜因为私下议论林彪，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侯金镜屈死于乡下的劳改场地。还听说中国“作协”有个“北大”刚毕业的小青年，因为在毛泽东著作上批了些小字（他是将毛泽东作为学者、理论家来崇敬的。在他的观念中，“小”学生与大学者讨论问题，也应是平等的，所以在自己读的书上写些读书批语是很自然的）被打派仗的对立面发现，打他个“现行反革命”，还刷出大标语，“强烈要求卫戍区”将他“逮捕法办”。他吓瞢了，跳楼自杀。这是地道的“红色恐怖”！随着对毛泽东造神运动发展到极致，哪个人心里不怀恐惧，一句口号喊错了，印有毛泽东“宝像”和语录的报纸放置不对，立即可以变成现行反革命，遭批斗。设想全国有多少这样无辜的人，冤枉蒙灾。“文革”初期，在北京的中学、大学里贴“中央文革”大字报的学生，很快也被谢富治的公安部处置。只有谁不恐惧，恐怕只有毛泽东信任或暂时倚重的，处在当年权力中心的那极少几个人，尤其是江青，她最自由，可以随心所欲地整人，说话。康生也是这样，他说谁“像个特务”，谁就有当作“特务”坐牢的可能。党中央的权力比“文革”前更加集中，集中在毛泽东和他身边的极少数几个人身上。“舆论一律”发展到只听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和江青等极少数掌握舆论权的人的声音。1974年春天开始的“批林批孔”，几乎只看见江青一人表演，只听见江青和她的写作班子“梁效”的声音。那时中国有句流行的话“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梁效听江青”。一个社会发展到这样，太可悲了：大家心怀恐惧，知识分子噤若寒蝉；独立思想、言论被禁锢；文化、学术活动被取消。只有江青和追随她的几个人，在那儿折腾，跳和闹。所以人说，这哪里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道地的封建法西斯专政，一点儿没错。在最“革命”的旗号掩饰下，个人迷信大盛行，极端的封建专制主义复辟，以“拥护”或“反对”一个人或一种思想，作为惩罚，或提拔人的根据。因之，“检举”、“揭发”，背后打小报告，诬陷人的恶劣社会风气盛行。有似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式惩罚“异端”，杀灭不同意见的荒诞现象，在现代中国复活。大民主，或民主，无影无踪了。
改 革 开 放 和 知 识 分 子 重 新 定 位，适 应 了 历 史 的 大 趋 势
江青四人帮的覆灭，以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为代表一批富有经验的领导人复出，重新走上领导岗位。“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被否定，而代之以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一大进步。再则，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两个“凡是”，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中国的生机与复兴的希望所在。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是有能力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人。他在八十年代初期敏锐地提出了中国封建家长制的危害、长期影响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论述精辟。可惜他和后来的人 没有付诸实施，那怕做些尝试。但邓小平再次肯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是顺应了20世纪中国历史大潮的趋势的。邓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使中国经济形态已经走向多样化，虽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毕竟中国经济发展的车轮是起动了，前进了，再不会回到原来的地方。海内外希望中国发展的人们，对这一点是高兴的。而随着经济多元化的出现，意识形态趋向多元化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是社会思想走向活跃的表现，有利于创造的思想和人才的涌现，对中国的经济、文化、生活风习向现代化发展，利大于弊。然而，要真正落实我国宪法上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这些伴随着生存权之后，不可缺少的权利，在当局却是个难点，还不如在台湾的小蒋，他在1975年敢于开放党禁和报禁。这才是真民主，也是世界潮流。我们为什么不学学他人的长处，来为我们所用，后来居上。使我们这个古文明又走向现代化的大中华归于大一统，在各方面都前列于世界各国。但中国毕竟是前进了，最大的前进是人民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反“文革”中的个人迷信，野蛮、愚昧、专横、压制，不尊重人、折磨人，没有理性、法制，践踏文明、文化，不尊重知识、人才……人们在心里又一次强烈呼唤理性、文化、教育、文明，自由、民主，对人的权利、尊严的尊重，法治；尊重知识、人才，发展经济，也要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努力造就更多的知识人才，切实普及教育，以便改变愚昧、落后状态，提高国民整体素质，迎接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挑战。
1999年4月2日写稿，5月10日，修改；2000年3月17日，改定。
2011，10月1日，国庆再修。
作者弦柱，，曾在《人民文学》杂志工作三十来年，主要是做小说、散文、评论编辑。1987年至1995年，主编《传记文学》杂志九年。离休后成为自由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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