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忠康
中共特务是怎样制造灾难和痛苦的
中共为了维持其罪恶的统治,耗费巨资打造和建立起了一个超级的特务队伍,这支拥有数千万人的队伍是干什么的呢?是专门从事制造灾难和让别人痛苦的。他们不但在毛泽东阶级斗争年代里大搞特搞,即使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这班孝子贤孙们仍然在从事着种种罪恶活动,而且规模更大,行为更恐怖,手法更毒辣,几乎已经达到了明目张胆疯狂的地步。那么中共特务是采用什么样的手法来达到其罪恶目的的呢?本文就是从我亲身经历来揭开这个长在中共身上毒瘤的内幕和真相。
在大陆中国,中共建立了两个政权,一个就是位于中南海的统治全国的北京政权,一个就是位于千里之外南方的傀儡小朝廷,这个小朝廷以我为目标作为实验对象,开展着杀一儆亿的阶级斗争运动,中共统治人的方法大部分是通过对我的实验之后推广全国的,为巩固中共的罪恶统治而服务的。于是南北呼应,相得益彰。
全国性的自行车偷窃事件,就是三十年前我到广东的第二天交警把我借来的自行车偷走开始,从此中国车辆盗窃案事件频频发生。到如今中国的警与匪已经难以区别,警与贪也紧密相连。
全国性有毒食物的发生,媒体称是奸商所为,其实都是中共特务干的。他们在出售给我的食物中下了毒,才形成了全国性食品中毒事件,个体户哪有这种胆子,哪有这种能量形成全国性下毒工作,只有杀人如麻的组织才能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来。
改革开放后又掀起了一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运动,1999年中共印制发行毛泽东头像百元新版人民币,这是我写了九评毛泽东文章的第一篇《中国皇帝的新衣》之后,中共特务把我的文章截走通过遥控,由北京造币厂设计打造的。他们把我对毛泽东的抨击变成对毛泽东的崇拜运动。
奥运会、残奥会开闭幕式的文艺表演,其构思就是采用我设计的一系列图片变化而成的。那首“我和你”的主题曲就是从我的一套通俗歌曲中选中变成标题的。
中共对六四天安门学生运动的镇压和对异议分子的迫害,都是因为对我实施“以气为纲”的阶级斗争有关。邓小平为了在文革后继续开展这项运动,特地从外单位调来一个叫“杨气善”的人充当本单位监委书记,这个监委书记从来不去监督自己党内成员的贪腐行为,却是专门对我这个党外改正右派进行欺侮和打压,“气善”成为中共欺压善良弱势群体的标志符号,与中共暴政密不可分。杨气善是在邓小平开展阶级斗争运动之时调来的,天安门镇压学生运动,邓小平出动军队用枪炮和坦克镇压学生,就是大规模“气善”行动之一。
因此这个傀儡小朝廷的所在地,也变成了中共特务基地和大本营。围绕在我周围的百分之百基本上都是中共特务,甚至位于我对门的那只狗,经过中共专门训练之后都变成了狗特务。
这些特务可以任意对我进行侮辱、刁难、破坏和打压,连快要垂死得风一吹就倒的朽木老头,也会在我的面前精神十足耀武扬威,变成了凶相毕露活像日本细菌战战犯松井石根模样。
这伙特务对我的所有一切都进行了全面控制,从我日常起居吃喝拉撒睡直到家中的一切物品和电器设备,甚至到了我的拉屎放屁也在控制之列,除了控制还要进行种种破坏活动。
下面这件制造灾难和痛苦的事就是最近发生的,说的是中共特务如何做手脚,把我从超市购得的能帮助消化起到排便通便作用的牛奶,变成了不但不起消化作用,相反起到阻断消化停滞排便作用,使肚子鼓了起来,形成大腹便便步履艰难的大肚汉。那么牛奶又怎么变成有害于身体的毒奶的呢?就与中共特务的流氓行径有关,本文揭露的就是中共特务如何丑恶和卑鄙,甚至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为了说明此问题,就得从中共特务如何监控我上厕所时的情形说起。
位于我头顶上的特务,是邓小平在天安门广场用坦克和枪炮镇压学生运动的1989年“六四”前后调来的,至今已有22年了。这个特务调来之后担任了教务科副科长,于是只有五个人的教务科里三个人是科长,一个是科员,一个是专门接听电话的文盲老太太(因为这位老太太是监委书记夫人,所以特别安排在最悠闲的岗位上)。这五个人中大部分是安插进来的中共特务,专门来对我进行大围剿的。
住在六楼位于我头顶上的特务原先有妻有子女,十多年前妻子与他离了婚,子女也成了家,如今他与我一样,是个退了休的光棍汉。这样这套房子就从一个家庭式变成了一个特务窝点,他们轮流值班,昼夜不停。除了监控外,就是对我进行天天斗的迫害和骚扰工作,不断地在我的头顶上敲击地板和发出令人胆战心惊的撞门声。他们甚至对我上茅房撒尿大便也特别感兴趣,于是中共特务得了一种怪癖症——嗜臭怪癖。每当我上茅房时,中共特务就会闻臭紧盯而来。特别是在深更半夜,特务还会守在厕所里蹲着。当我在梦中被膀胱里的尿蹩醒时,起身上茅房,一看表已经两点,也就是第二天的清晨了,此时天上漆黑一片,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都沉睡在梦中。正当我解手撒尿之际,我头顶上方就传来了特务忙碌的声音,哗哗的水声像尿盆子倒扣在我头顶上一样,我有一种被人骑在脖子上拉屎撒尿的感觉,这是中共侮辱人的拿手好戏,而中共特务能轮流守在茅房,也是一种真功夫!
西方社会有一种说法叫做“性骚扰”,这些特务都是大老爷们男人,男人对男人的骚扰是不是也叫“性骚扰”我不知道,也许叫“同性恋骚扰”吧!但是也不对啊!我们双方,一方是监控者,另一方是被监控者,这种关系是一种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与“性”并不沾边!
位于四楼住的就是电大中共监委书记杨气善一家,这样五楼的我就被他们夹中间,日日夜夜地遭到受气式的迫害和打击。杨气善一家搬走之后,搬来了一家非电大的人员,属于不明身份人物,由于他们不属于本系统,住的又在我的下面,所以对我影响不大。不过那山动地摇的猛烈而又恐怖的撞门声,却经常令我为之一颤。特别是那两个小女孩,从五六岁时来到这里,当时经常听到孩子每天哇哇哭的声音,几年过去,都背着书包上学了,她俩也学会了这一套,用猛烈的撞门声来吓唬人,我知道中共特务又后继有人了。
位于我楼上的特务则大不同了,他们居高临下,就像骑在我的脖子上一样作威作福,就像在我头顶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剑,随时随地会落下来。这个特务窝点,在我入住前已经安装上了全套的监控设备,所以在对我控制方面具有相当优势,连我上厕所都成为他们日常监控的手段。
而这套房子里的厕所又是特别的狭小,设计这套房子的建筑设计师不但属于笨蛋型的,就连电大审查图纸的党委书记、校长还有总务科科长们也是属于愚蠢型的。由于中共特别看中愚蠢而头脑简单的人,所以这位总务科副科长很快入了党,成了伟光正党员。他们为这狭小的厕所做足文章,也不得不让我为厕所及他们的所作所为仔细地描述一番。
在这套80平米三房一厅的住房里,厕所面积只有20平方厘米,只占住房面积的40分之一,而阳台面积却大得惊人,而且前后有两个阳台,造成空置浪费。在房屋的建筑平米图上这个位置标的是“浴厕”,也就是说这个厕所同时兼做浴室来使用的。天哪!只有一个茅坑的面积,连转个身都困难重重,而这个建筑工程师竟把它设计成浴室。让他家里三岁孩子到这个厕所兼浴室中洗个澡冲个凉试试看……
更不可思议的是这房子的厕所门正对着正门的出入口处,如果有亲戚朋友来串门,推开房门正见到主人在厕所提着裤子,这该是何等的尴尬;如果主人忘了闩门,一个陌生人突然推门进来,而主人正在光着屁股洗澡,这算是在耍流氓还是算有伤风化。
从风水学上讲也是犯忌的,财神爷不但不会光顾,财源不会滚滚而来,而且还会破了财,人的命运也是处于倒霉之中。
就在我住的这一边楼道里,共六层门对门地住着12户人家,其中却有两户死过人,死者患的都是癌症,一个是女教师,一个是总务科电工。他们生前都是非常健康的中年人,处于事业上飞黄腾达时期,结果却在这里被死神夺去了生命。电工之死是不是一种报应就不得而知,这是天老爷的事情,但是从我搬入这套房子那天起,我家里的所有电器设备都遭到了破坏,估计都是他在背地里干的。我虽然心里明白,因为没有证据是不能发作的,所以我们双方见面时,也都满脸堆笑,而在内心深处双方都各有打算,一个想着如何消灭我,而我想着如何防止被他消灭。二十六年前当我刚调到电大时,这个电工家里遭到别人的洗劫,被人偷去了不少值钱物品,银行存折总算经过挂失没有损失。通过这次被偷,我才知道这位电工已经是个万元户了,那时的万元户就像现在的亿万富翁一样,那是相当相当的富有了。当时我就纳了闷,电大是个清水衙门,一个小小的电工竟成了万元户,令我羡慕不止。这个曾令我羡慕不止的电工每个月到各家各户来抄电表,但是有一年很长时间未见到他来过,抄电表的换了一个人。我觉得奇怪,这个活蹦乱跳的大活人怎么会不见了呢?我也不好意思打听别人的隐私,所以也没问别人。有一天碰到他的夫人,一问才知这位事业上蒸蒸日上的中年汉子早已呜呼哀哉了,得的是癌症。我大吃一惊,好端端的人竟这样不见了,为此我还特地掉下了几滴“鳄鱼”的眼泪。
如今剩下我这个老不死的右派,他们千方百计想置我于死地,而我却顽强地活着。虽然勉强地活着,但是已经被中共特务监控得像个囚犯模样——一个行尸走肉的活死人,而住房也变成了家庭监狱。所以这栋楼房从风水学上看就是不吉利,不但死过两个人,而我这个活着的人日子也不好过,每天过的是担惊受怕日子,被中共特务日夜不停的折磨。
当然号称唯物主义的共产党人从来不相信这一点,称这是封建迷信。所以共产党人都不怕报应,更不会想到死后是上天堂还是入地狱,全不在乎。因此他们杀人如麻,经常干着伤天害理之事,干过之后从不忏悔,更不用说自我批评一下自己。外国的总统总理还为前任领导人的罪恶行为向当事人下跪,中国的毛泽东害死这么多中国人,中国的领导继任者有人下过跪吗?向受害的当事人道过歉吗?不但不认错,还要为杀人魔王歌颂一番,掀起一场场的唱红歌,读毛选,树毛像的运动。这个口口声声不迷信的组织和成员,却把他们的党魁封为神封为伟人,加以顶礼膜拜。可见中共又是何等的迷信和神化。
且不说这个厕所设计的位置犯了风水之忌,但是把臭大粪对着大门总是不好的。可见,这个设计师不但是个笨蛋,而且是一个别有用心的家伙,在设计这栋楼房时,他就想着要让住在这里的人都倒大运吃苦头!如今住在这里的人大部分都搬走了,留下了空荡荡的房子,他们是不是因为害怕报应而夹着尾巴逃跑了?也许中共特务为了把这栋楼建成一栋制造恐怖音响的行刑室有关。所以当这些人搬走后,中共特务的天天斗月月斗年年斗从此拉开了序幕,再也没有停止过。
在这连转身都困难的狭小厕所里,位于头顶上方还悬挂着一台大箱子,里面是架抽风机。据说房子建成后,这些蠢虫们才发现厕所的粪便能从下水道排出,而厕所的臭味却不能排出去,因为它建在房子的内部,没有通风口。为此不得不想出了一个蠢办法来对付,给每家每户厕所都装上一台排风扇,但它只起到把臭味散开而不能排出去的作用。
二十多年前当我搬入这套房子住的时候,在搬入的前一天,这台排风扇是能旋转的,但是当我搬进入住那一天起,这台排风扇已经被中共特务破坏了,遭到同样命运的还有厨房里的排风扇。这样二十多年时间我从未用过排风扇。如今这台箱子一样的排风扇就像置在我脑袋上方的达摩克利斯剑,不断地在威胁着我。中共特务在这个箱子里是不是装有针孔摄像头和窃听器,我不得而知。但是他们每天对我进行着闻臭监视,我却是感觉到的。
可见中共特务已经训练到了臭都必闻的地步,其死心塌地为中共效劳已经到了何等的程度。
如果中共特务要举办训练班,我是教官的话,就会在全体学员面前对这些特务表扬一番:“同学们:今天你们的实战学习很不理想,有的人跟踪目标竟把目标跟丢了。有的人对我们的工作很不重视,认为我们的工作太单调太枯燥太乏味,受不了。同学们,你们应该向这些特工学习,他们跟踪目标,守在一个狭小的茅房里一蹲就是十多个小时。那可是厕所啊!是臭不可闻的茅房啊,但是他们能够坚持下去大闻特闻这种臭味,其中一个已经闻了二十二年之久,变成了超级闻臭专家。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爱国主义精神,是为我党尽忠尽责的精神,是把整个身心都献给党的精神。为了方便开展工作,我们特地为坚持二十二年监控的特工打造了一个既好听又迷惑人的名字,把他取名为邱献民。现在想想应该取个更恰当的名字才行,应该取个邱献党。不过已经取了,也就这样吧,反正名字就像个符号和标志,“献民”二字本来就是糊弄老百姓用的,糊弄了二十多年,继续糊弄吧!”
不管是“献民”还是“献党”,自从这个特务调到我身边,就像魔影形影不离地伴随着我,我的命运一直处于倒运之中。买了韶关第一个股票“活力股票”,没活过一天就胎死腹中,再未上过市;买了一年到期的债券,很快不付本金了;买了房子办了所有手续,五年之后又要第二次缴款,说是二次房改……就这样中共强盗式变相掠夺还美其名曰是“献民”“献党”。
中共特务和媒体还经常含沙射影把我当作“臭名昭著”人物宣传,动员了所有的人不能与我接近和接触,把我的文章当作臭不可闻的毒素,要其他人不读不看,以免中毒。其实恰恰就是他们,连我的臭粪便都要当作香饽饽来闻香。
最近中共特务们再一次发挥了闻臭专家的功能,事情是这样的:六月初的一天,我在一家永安南城超市买了一盒蒙牛牌牛奶乳,它的全称是“消健‘黄金益生元’发酵乳”,一盒共8杯,每杯才100克,几口就能喝光。别看这一小杯,消健功能还特别的灵,盒上印着生产日期:2011年5月28日。上面还印着说明:每天早晚各饮一杯,能达到消化肠胃的作用。
被中共特务做过手脚的牛奶外包装 两次购买时的生产日期
于是我买了一盒,试饮之后效果不错,每天一早当我上厕所时,积存在肠胃中的粪便就畅通无阻一排到底,身体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杯装牛奶 位于我头顶上的特务立刻就闻臭而来,经过分析,是我喝了一种能排便功能的奶起了作用。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制造灾难和痛苦,当然不能让我轻轻松松过日子,所以这伙特务马上开始行动起来。首先要弄清楚我喝的是什么牌子的饮料,这很方便,通过超市购物单据一查就知,而且也不用查,售货员已经把我买货单输入到了特务中枢系统之中。还可以通过我扔在门外的垃圾袋,找到我喝过的空杯子,从清洁工手里找到线索。也能从针孔摄像头中窥见到奶汁的牌子。这样制造灾难和痛苦的第一步计划算是达到了,就要开始下毒做手脚了。
他们对我几十年的控制,把我生活和行动规律摸得一清二楚,当我把八杯乳汁喝完后,他们知道我下次必定还会去购买这种具有排便功能饮料的,于是一场陷阱也就设置好了。二十多天之后,即6月20日,当我再到这个超市去购买这些奶汁喝了之后,它不但不起消化排便作用,相反却起到了阻塞肠道积留食物的作用。我想健美瘦身,结果却变成大腹便便行动不便的大肚汉了。这盒奶汁包装盒上印的生产日期是2011-6-13日,距离上次购买奶汁的生产日期2011-5-28只有两个星期,中共特务做手脚的行动之快也是相当惊人的。
他们为何行动这么快呢,原来生产这种饮料的地
点是清远市,该市曾是韶关辖区,交通十分方便。根据中共特务的指令,清远的蒙牛公司很快就生产出阻碍通便功能的乳汁饮料来。如果中共特务指示要在饮料里添加致命的毒物,这些厂家也会立即照办的。
虽然这个厂要专为我一人生产这种逆反型的饮料,但是我的购买行为却是个不确定因素,什么时候去购买,到哪个超市去购买,连我自己都无法确定。而他们的生产是大批量式的成箱成箱地生产的,把货发到各个超市和所有的门店,这样不管我到何处去买,都能让我买到这种做过手脚的乳汁,当被我买到时算我倒霉。而别的居民瞎猫碰耗子也碰上了,那他们只好自认倒霉了。如果清远的蒙牛厂这一批次生产了一万盒逆反型的毒奶,而我只购买了其中的一盒,随机抽中率只有万分之一,那么这万分之9999盒都被其他人所购买了。有毒食物所以流毒全国就是这样形成的。
喝过这种做过手脚奶汁之后,我到另一家超市——“大润发”超市去看了看,只看了价格,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家超市的价格竟比南城百货超市便宜了四分之一。南城价格是12.9一盒,而“大润发”才售9.9元,南城百货在价格上也把我坑苦了。
这些事过去我都经历过,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在韶关到处都开着药房,而且每家规模都很大,在我住地附近只有几十米距离,药店就连开了五家,其中三家“爱心大药房”、“乡亲大药房”、“千金大药房”还连在一起,而千金大药房新开了两家,而且相距不远,还有一家是广安堂药店。药店虽多,却一度买不到能帮助消化的药物,为什么?中共特务作了统一布置,把这些商品从货架上收了起来,让我跑遍全市都买不到,即使买了来,吃了以后,一点效果都没有。
所以中国有毒食品能够流毒全国,中共特务起到了相当大的超能作用。没有他们支使,人们不会胆大包天去下毒的,没有他们大范围的行动,哪会引起全国性中毒事件发生。如果要怪罪生产企业的话,那么指示下毒的中共特务就是罪魁祸首的“刽子手”!
为了让我喝上这杯“毒乳”,中共特务还配合着开展另一项的行动。他们要明确地告诉我,中共特务不但在制造灾难和痛苦,而且还在制造着死亡。
这是一次与我住房补交款有关从而发生与房地产中心打交道的过程。
我喝的奶汁饮料是从“南城百货超市”购买的,这家超市的对面就是我三十年前所住的一栋贫民窟(见照片),这个贫民窟楼龄估计已达百年之久(我曾在《“让一部分人穷下去”的经历》一文中描写过)。当周围都盖起了高楼大厦时,只有这栋破旧的危楼还鹤立鸡群地矗在那里。去年当我从上海返回之后,这栋危楼的上面部分总算都拆掉了,但是楼旁还保留着一家门店,“毛线店”三个大字高高悬挂。这幢建筑物大概是为了纪念邓小平对我执行“让一部分人穷下去”政策的标志物而故意留着作纪念的吧。它的旁边是一条小巷,穿过小巷就来到了高达十六层的房产中心大楼。于是又引起了与房产中心打交道的故事。它是中共特务为毒奶事件特地打造的配套项目。
我购买毒奶怎么与房产部门打交道有关呢?此事还得从头说起。
二十年前广东省进行了房产改革,由公家分房变成了自己购房,我免费分到的这套电大宿舍楼房子要用钱购买后才能住了。经过一系列的优惠折算,我只化5700多元就拥有这套三房一厅80多平米的房子了。当时的手续一切办妥,房产证、买卖交易合同和缴款单据都已到手。但是五年之后,中共的这顶政策又变脸了,说再补交第二次款项之后才可拥有房产的所有权,不缴款就只有使用权。此时我已经被中共骗走了股票钱和债券钱,突然又要我补交第二次房款6896元,这不是中共强盗再一次的变相掠夺吗,他们把掠夺还还美其名曰叫第二次房改。所以我就不交此款,十几年过去之后,它就变成了我的心病。每次到上海,小辈们都催促我赶紧把它买下来,将来传给自己女儿也好呀!所以我产生了一种如果不缴纳这笔款,即使到了天国地狱也会遗憾的感觉。中共不怕我不缴,不缴就只有使用权而不能出售不能传给子女,他们是逼着我非掏这笔钱不可的!
今年4月的一天,退休了的张国贤校长来找我,说现在办理补交房款手续非常难办,因为房改办已经撤销,工作人员没了人影,再办理就不那么容易了。一个公安方面的朋友曾告诉他,通过公家校方出面去办,就会容易得多,很快就能办妥。几天后即4月6日张校长带着其他两位人员又一起来到我家,敦促我快跟学校校长说一说,通过学校来办理缴款手续。此时我女儿要在五一节假日前到韶关来,所以我想和女儿商量后再说。后来女儿来过韶关,我又去过深圳,从深圳返回来后一个星期,在5月9日我去学校找现任的校长,请他帮助办理房子的缴款手续。
这样我经过这些“托”的动员,终于来到学校二楼的校长室,这位现任的校长也姓张,他马上转到二楼的会客室热情地接待了我,知道了我的来意,立即拨通手机,叫楼下总务科的曾国尧上来一下。手机打了几次没打通,可能小曾正在与别人通话。其实只要站到门外,在走廊里朝下面一喊,对面的小曾就能听见。我想下楼去请他上来,被制止了。等了片刻功夫,总务科曾国尧先生终于上来了。经过张校长一说,小曾表示他的一个学生就在房产中心,有熟人就方便得多了,待他联系好后会打电话给我的。于是我给了他一个手机号后,谢过校长和小曾就离开了二楼会客室,下楼出了校门。
就在我刚迈出校门时,在大门挂着校牌的地方突然撞见了一个二十多年前的女学生,她首先作了自我介绍,说她就是“小马,是房管所的……”是啊,当我还住在校外一套公房时,这位小马不但是我的学生,而且还是我所住辖区里收房租的房管所职工,所以她不介绍我也认得她。一番寒暄之后,我们在校门口匆匆地分手了。
当我行走在路上时,一种不安的预感涌上心头,为什么这位二十多年不见的学生突然这么巧竟在校门口相遇,而且恰恰正当我要委托校方办理缴纳房款手续的时候她就出现了。想起刚才我在会客室里的情景,张校长打手机给曾国尧叫他上来,而曾正在忙着接听另一个电话,也许他就与我的这个二十多年不见的学生在取得联系吧!学校的领导为什么把她叫来?而她虽然属于房产系统,但是我办手续的地方是房产局(现在叫房产交易中心),与她工作的单位区房管所根本挨不到边。于是大大的问号在我脑海中产生了,为什么这么多的巧事都碰在一起了?
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来:那时我还在任教,当我在经济教研室里上班时,有两个财会班早已毕业的女生来找我,其中一位是房产局的。多年不见就与我这个当年的班主任聊了起来,房产局的学生聊起了电大一名叫吴炳坤的教师,在调到房产局担任局长秘书后的一段不太光彩的经历,说此人到各地开会都带着太太去,回来后把他太太的差旅费也都给报销了……
而这个吴炳坤教师是党委书记为了报复我特地从农校调到电大来的,本来是教书的,但是因为一口梅州话,学生们都听不懂,于是就改任为电大人秘科科长。就在这个岗位上,他为党委书记发动对我的大围剿运动,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党委书记报了一箭之仇。
此人生了两个孩子,调到电大时就带着老婆与孩子一起入住了电大,在党委书记庇护下,这位超生干部不但能享受计划生育奖,而且还可以享受工会的困难补助。而工会主席就是由书记兼任的,只要姓吴的递上申请书,苏主席就立即批钱给他。但是这个经济困难户却是个嗜酒如命的家伙,每次见到他时,喝酒喝得满脸通红,满嘴喷着酒气,醉酗酗的来上班。几个工会委员实在看不下去,提出了意见。当他在电大再难呆下去时,这位党委书记把他介绍到了油水十足的部门——房产局,而且还当上了局长秘书,收入也就成倍增加。
通过这个学生的谈话,知道此人在房产局活得不错,连太太都能享受旅费报销。聊过一阵之后,两位女生就到楼上的办公室去了,这一去从此再也未见到这两位学生踪影了。不但这两位女生不见了,我教过的千百个学生都了无踪影。于是我就有一种不安的预感,许多学生只要经过校领导的一接触和一番谈话之后,都悄然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难道这楼上有专门的一间刑讯室或是洗脑室,经过一番折腾教育,这些学生从此就从地球上蒸发了?
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突然在校门口遇见了也是房管系统的学生“小马”,我不知道当她与现任的校领导谈了话之后,会不会也像千百个学生一样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即使还能见到面,估计也是变成六亲不认的人了。可是,二十多年过去了,电大的领导早就换了一茬又一茬,难道所有的领导都是这样干着罪恶的勾当?难道中共的罪恶也是传宗接代地一代一代传下去的吗?
而这个新来的张校长,就是我看到的第三任校长,其实所谓的“新来”是指我退休后他才调来的,实际上他从空军调到电大担任校长之职已有十年之久了。这个校长是个崇毛派人物,每次见到他都能看见他的衣服上佩戴着一枚金灿灿的毛泽东像章,就像文革时期人人都挂着毛泽东像章一样。在他任职期间,位于校门口的值班室也布置得像毛泽东纪念室一样。真有点像中共小朝廷傀儡政权的样子。负责值班室的人姓邓,与毛泽东的接班人邓小平同一个姓。于是毛和邓就在这小小的值班室里不断地上演着“斗人玩”的勾当。
宿舍楼与校本部门对着门仅几步之隔,但是我退休后很少再去学校,每月到财务室去取工资条外,就是每周到值班室去取报纸。有一份是公家给每位离退休人员订的广东《老人报》,还有一份是自己订的《电视周报》,怪事就屡屡发生在我取报纸上了。每当我去取报时,就有一个曾担任人秘科科长的退休人员朱祥生坐在那里,这位与我同姓者,在大围剿运动中是朝我大吐唾沫最凶狠的家伙。那时我住在校外公房,当我骑车来到学校上班时,他就站在校门口专候着我的到来,然后就在我面前朝我猛啐起来。所以当我到值班室去取报时,每次见到他守候在那里,就有一种掉进黑格隆冬陷阱里的感觉。
而这位值班员邓大人又常常不在,所以一见到姓朱的家伙坐着,我就转过身来拔腿就走。既然邓大人不在取不到报纸,于是我到市场买菜时,顺便买来一份《电视周报》,等我返回学校再进值班室时,这位邓大人又端坐在值班室里了。这样我有了同一期的两份报纸,多了一份也是浪费,顺手就给了扫地的勤杂工。这种邓大人不在就取不到报纸的事,如果说一次、两次是偶然,三次、四次是偶然,但是到了每次都是如此时,这绝对就不是偶然,而是中共特务的必然行为了,他们是在执行着“以气为纲”的侮辱人的事。果然气得我从此不要这份公家为我订的《老人报》了,我把它送给了勤杂工。《电视周报》也不订了,虽然有线电视用户有优惠,只要缴纳象征性的几元钱,就能订到全年52元钱的报纸,省掉不小的开支。但是为了不让自己受气,我都把它舍弃了。
这位“新来”校长虽然是个崇毛派,但是对我这个改正老右派却热情得很,每一次见面我们都满脸笑容拥抱着握手,比老朋友见面还热情。当然这些都是表象,背地里是不是在绊我的腿,那只有他领导下的所有成员们知道,但是我还是没有把他当作笑里藏刀的阴谋家看待。既然他对我热情,我也算是对得起他。十年前当他初来乍到任为电大校长时,我亲自去拜访这位新来的校长,我们无冤无仇,低头不见抬头见,今后有什么事请这位领导多多关照,算是我主动的见了面打了招呼。后来校方组织一次离退休人员游览市区的活动,我在这里住了三十多年,韶关有什么可逛的呢?但是听说全体人员的午餐将在张校长夫人开设的“君悦酒家”就餐,我应该给点面子吧,于是我就参加了这次所谓的“旅游”。要知道在我退休之后,每年春节校方举办的聚餐和联欢活动,以及离退休人员外出旅游我都拒绝参加,他们都是对我进行大围剿的组织者和发动者,我无法与他们同桌而坐,碰杯说笑。所以我能参加张校长夫人主持的酒店聚餐,就是对他们的一次赏脸和面子。
在他电大十年的当政期间,他与武江区公安局人员和特工人员的关系如何,他们是怎样打交道的,还有位于我头顶上的特务从事着天天斗月月斗年年斗行动是不是由他幕后指挥和支使的,这我就不清楚了。我只知道在这十年里,韶关市出现了一个大贪污犯公安局长叶树养,在这个贫困山区一下子贪污了几千万,我只知道位于我楼上房子已经变成了特务窝点,而且对我的迫害和打击越来越厉害了。当这位张校长对我乐呵呵地过分热情的时候,我还为他而担心,他会不会因为同情我这个改正老右派而受到党内批评。要知道共产党这个组织比黑帮组织还黑呀,它只讲党性和阶级性,而不讲人心和良心,当然更没有什么同情心、怜悯心之说。
这次我有求于他,他也表现出特别的热情,表示很快会为我办好手续的。
两个张校长,一个是退了休的张国贤校长,一个是在任的张吉初校长,一个要我找校领导求他们帮助去办理房子第二次缴费手续,一个是满脸笑容,一口答应。
我等呀等,等了一个星期没有动静,我想何不自己亲自到房产中心去看一看,是不是像张国贤校长说的那样办手续困难重重。房产中心我相当熟悉,当我住在贫民窟时,几乎经常经过,当时叫房管局。1983年当我分到位于工业西路一套新公房时,就是从房管局领到公房钥匙的,从此我脱离了贫民窟生活。在这近三十年里,房产局变成了房产中心,普通楼房变成了拥有十六层的大厦,而我却从来没有进去过。
六月上旬的一天,我踱步来到房产中心,一进去只见大楼里的人员都在为交易和工作而忙碌着,根本没有什么房改办撤销的情景。到交易大厅一问,一位女工作人员递给我一张条子,上面写着到几楼几号窗口办理的字样,写得非常清楚。可惜那天我没有带房产证,不然可能已经办好了。于是笼罩在我心上阴霾也就烟消云散,心里踏实了许多,我准备选个吉日去办理。
正当我自己要去办理时,电话来了,小曾说他的学生到外地旅游已经回来了,可以马上去办理了。这一天是6月14日,这样他带着我并且坐上了公家面包车来到了房产中心,见到了他的姓周学生。在小周的引导下,到各个部门去验了身份证,复印了房产证,再缴纳一笔120元的测量费后,第一步手续算是办好了。接着就是我等着他们对我的房子进行重新测量,据说过去测量是用皮尺量的不准确,现在用扫描仪测量十分精确,我很想看看这种现代化的扫描工具是如何测量的。
出了房产中心大楼,本来我想穿过对面的小巷到南城百货超市去购买奶汁的,顺便再买点菜。但是小曾说汽车正等着,一起返回去吧。他们把我拉到电大附近的另一个菜市场,说是这里的菜最便宜,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市场。
返回宿舍后开始等着房产中心测绘人员的到来。有一天打开手机一看,在“未接电话”中出现了一个号码,07518888148,前面四位数0751是韶关的区号,真正的电话号码就是8888148,如果把这号码的谐音翻译成普通语言,就变成了“爸爸爸爸你死吧”,或是“发发发发你发吧”。我以为哪个五毛党在诅咒我戏耍我,所以也就心不在焉没给回电。过了一天我在深圳的女儿打来了电话,我也没有接(我的手机经常放在床头,在厅中打电脑或看电视就听不到铃声),在“未接电话”中有她连续四次打来电话的记录,我都没有接听。三天之后8888148的电话再次出现,我又没有接听,当我发现时,立即根据这个号打了一个回电,才知这个号码竟是房产中心测绘部门的人员打来的,要我到他们那里去一次。
于是我独自一人立即赶往房产中心,这一天是6月20日。我先找到学生小周,由他带我到七楼的测绘部门,才知我的房子面积已经测算好了。我觉得奇怪,测绘人员没有来过我家,他们是根据什么测算的。原来他们是根据四楼的面积推算的,因为同一个楼里,只不过层面不同,而建筑结构和面积是相同的,四楼的面积过去存有档案,这样他们的面积就等于我的住房面积了。想不到这120元的测绘费,不用亲自测绘,一动笔就完成了。签字画押后算是完成了第一步手续,接着就是等待第二步手续——评估房价,我还得等。
从测绘部门取了两张新的建筑平面图后,出了大门,我就到南城百货超市,再度买了消健奶饮料,共买了两盒。买回来再饮用后,才知这次购买的是已经被中共特务做过手脚的饮料了,它不再起着消化肠胃的作用,相反能把肚子撑胀起来,变成大腹便便行动不便的大肚汉人物。既然碰上了算是我倒霉。
两天后即6月22日我终于在房产中心二楼的交易大厅里取到了一份评估书,新的测算面积是83.10平米,估价为108362元,评估费542元,至此房产中心的手续算是办妥了,下一步就得乖乖地去缴钱了。据说如果把房产过户给自己的女儿,还得来办手续,而且要和女儿一起亲自来办理。
可见如果在房产中心有了熟人的话,就方便得多了,他们会把这套房子评估时估得低些,让我少缴补款。如果我要出售时,他们把房价估得高点,让我卖个好价钱。而且也不用什么亲自测量一番,到时都办妥了一切。不过手续费是一分钱都不能少的,房产中心不用怎么操心和操劳,只要在电脑中操作一番,将近700元的手续费就进账到手了。
原来为了让我喝上一杯经他们做过手脚的毒奶,还让我接到一个有着谐音的“爸爸爸爸你死吧(8888148)”的电话号码,中共特务竟动员了这么多的部门和这么多的人,一环套一环,一环扣一环,步步为营,处处设阱,最后终于亮出了要置我于死地的答案。
当中共特务要置我于死地的同时,中央电视台三套文艺频道中,姚明的保护动物的公益广告正在大做特做:“如果你能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成的,鲨鱼的鱼鳍是怎样被割下的,以及每年有7000多万条鲨鱼最终因为鱼翅汤而送命,你还想购买它吗?”最后一句是“没有买卖就没有**”说得含糊不清,好像说“没有买卖就没有鲨鱼”,但是这是不通的语句,可能就是“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
其实姚明的说词,看似像对鲨鱼发出了善心,像是一次公益广告。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讲反过来的意思就大不相同了,“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那么“有了买卖必有杀戮”。所以我每一次购物行动都会变成中共特务对我的一场场死亡的陷阱。但是我如果不去买卖,那不就是等死吗?
在茅于轼先生《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一文中就曾写过:“毛泽东的目的不在把人杀掉,而是让他遭受极大的侮辱和痛苦。首先让他被孤立,谁也不敢同情他,把他搞成人民的敌人,继而剥夺他的基本人权,任何一个人都能随意侮辱他,可以随便打他,叫他喝痰盂里的脏水,打伤了不许医院给他治疗。最后让他自己觉得生不如死,自杀算了。”“毛给中国带来的是使人痛苦,然后死去。不但自己用尽办法叫人痛苦,而且动员全国人民互相斗,互相制造痛苦。”“如果每个人的痛苦可以相加的话,毛泽东的目的是全社会痛苦的极大化。”“而且输出他的理论,让全世界都要残酷斗争。”
现在中共特务在我身上所做的一切,正是茅文中揭发毛泽东制造灾难和痛苦的翻版。茅于轼先生把毛泽东和刽子手们的阴谋诡计,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地写了出来,公示于世,于是惹恼了毛派的众流氓们群起而攻之,茅文揭在毛的身上,痛在刽子手的心上,他们如今就是这么干的,于是就发动了这场对茅于轼和辛子陵二人的口诛笔伐围剿运动。
而我所揭发的正是对他们二人文章的一种补充,用现实和事实说话是最有说服力的,我的目的就是让人们看看:中共特务为了让我喝到一杯毒奶,还得让我亲自听到一个置我于死地的电话谐音,他们是如何做手脚的,以及他们从事罪恶的全部过程。当一个人与面对这强大组织力量进行较量与抗衡时,这个过程,也就是一种制造灾难和痛苦的过程。
2011-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