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城旧事 —— 父亲与青岛市妇幼保健院

  又至春暖花开的季节，父亲的离去亦已近一年。他那总是对生活充满向往，总是为他人着想，快乐满足的音容笑貌，好像就在昨天。

    父亲一生中很少用语言来表达他对家人和他人的关爱，但我却深感这世上的语言在他的身体力行面前显得是那么多余、无力与苍白。每每欲提笔写下这心中的思念和寄语，心理上却又总想回避去重新触动那内心深处的痛。

    北美的春天时冷时热，夤夜难眠。远隔重洋，父亲与他工作了一生的青岛市妇幼保健院常常浮现在我的梦中—— 眼前仍是儿时洁净的街院，纯朴的人们…，依稀故园栩栩如昨。

    父亲吕兴东，早年毕业于东亚医科大学，毕业后致力于妇产科专业，师从当时的矢内原七太郎教授，于青岛市立市民医院（也即后来的青岛市妇幼保健院），开始了他的行医生涯。他以其正直、努力和自尊，在中国、日本的同事、同学中甚受尊重。

    矢内原七太郎教授与父亲的交往很深，父亲尊重他对医学的专注敬业和对病人的一视同仁，矢内原教授鄙视军国主义，他的哥哥也因反战被捕，直到战后才从日本监狱走出。改革开放后，矢内原教授曾回访青岛妇幼保健院，还特地来家中做客。后父亲在访日期间，矢内原教授积极组织捐赠，而父亲又将自己的所有积蓄连同捐赠来的医疗设备全部送给了医院。

    在父亲当时的中国同学中，有孙思哲、董俊友二位先生；孙思哲解放后任青岛市卫生局局长、文办主任，其夫人任重，曾任青岛化工厂厂长，是我母亲的好友，父母是他们二人结婚时的傧相。听父亲讲解放前的一天，他们突然来与我父母告别，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其后好多年父母才知道他们去了延安。董俊友后任青岛山大医院泌尿外科主任。

    青岛市市民医院的老院长邓初是一位极有思想的医学界前辈，与父亲很谈得来，交往甚笃。解放前，他曾经掩护过许多学生中的进步青年（包括江青在内），将他们藏在医院南侧大楼的阁楼上，躲过了军警的追捕。其女后来与作家曹禺结婚。

    父亲一生致力于医学，淡薄名利，很少提及过去。这些事直到前些年医院大楼拆建，才偶然对我提到。

     解放后，医院更名为青岛市妇幼保健院，父亲任业务副院长，而后为院长。为工作方便，我家干脆搬到了医院对面的小楼 ——“ 铁山路十九号”。当时家里没有电话，每逢危急病症、难产，特别是夜深人静时，常有从周边农村送来的急症，医护人员推开窗子就喊：“吕院长！…”,儿时的记忆中就早已习惯了这种急切地叫声，父亲会骤然跳起，披衣穿鞋，抄起门口的白外衣，紧接着的是一串急促的下楼梯的脚步声。无论是大雪纷飞的寒冬，也无论是暴雨酷夏，这一切都不过两分钟。每当清晨看到父亲拖着疲倦的身躯返回时，总是那句预料中的话——“救过来了”。

    父亲本是一位民主人士，与许多共产党的干部交往颇深；李坤英书记、张淑芬、赵德凯院长，情如兄弟，形同亲人。文革期间，“反动当权派”、“学术权威”们都被罚去劳动改造，一起扫雪、拉车，可他们却依然豁达乐观、互相帮助，经历过政治风雨的磨难，父亲与这些几经沙场，战争中走过来的行政领导们有着深深地理解与信任。与父亲交往较深的朋友中，应数华刚、谭宾若夫妇。五十年代中期的一次聚会，时任山东大学校长的华刚教授与母亲交谈后，很为母亲的才华所动，于是说服了父亲让母亲继续考大学深造。当时已有三个孩子的母亲靠着昔日的功底与聪颖，未加准备就以数学、英语两门第一的成绩考入了当时的山东大学。而后，虽经历了许多的政治运动，磨难，但始终也没有隔断我们两家的友谊。记得文革后期由于房屋大修，父母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就住到他们大连路的房子里。文革结束后，蒙冤多年的华校长得以恢复名誉，给我的父母亲带来了莫大的宽慰。

    幼年的家中有一面墙，被摆满书籍的书架所覆盖。记忆中，父亲周末一有空就带我去中山路的新华书店去看有无新的医学书籍出版。那个仅有两间屋子的小书店位于环球文具店的对面。在六十年代早期，这已是当时岛城最大的书店了。出了书店，右手边是国货公司，其对面的“劈柴院”是我每次都渴望要去的地方。通常每人一碗豆腐脑，外加一个馅饼或包子，吃完后父亲就会非常满意。再往南去，天主教堂与七中的下坡路上还有一家叫“馅饼粥”的回民店，卖牛肉面和羊肉汤，总是挤满了人，父亲也很喜欢。那时的“青岛咖啡”与“春和楼”是我印象中很奢侈的地方了，非特大喜庆，是不敢想的。平日里，父亲生活上很简朴，除去喝点茶外，对饮食从无抱怨。对于当时政府补给高级知识分子的一点营养补助也总是与家人分享。文革开始后“破旧立新”，由于缺柴少煤，家里开始烧书做饭，记得光那些旧书就烧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父亲对新鲜事物，中医和西医的进展充满热心，喜欢钻研并付诸于实践。言语中偶而也会表示出有所遗憾；他一生忙于临床工作，一位一位的诊治病人，常叹若有时间，多搞些科研该有多好！一个新的医学发现，可能一下子就解决了上万人的病痛。也许是潜移默化受到父亲的这种影响和期望，促使我选择了毕生要致力于医学研究工作。

    父亲对妇产科学的钻研，赢得了岛城远近病人们的信任。即使是周末，家中也时常有前来求医问病的人们。平日里更是医生们学术讨论的场所。与父亲同辈的同事中，邓仁爱、张博华、李志远、王泰山、刘菊珍、刘凤英、祝丙惠、段玉兰、沈纯明那些熟悉的面容迄今难忘。儿时的岛城，人口并不太多，医学界的老人们常有机会一起开会、碰面，多有交往。许多医学界老前辈的名字，王训熲、田真、史道生、潘作新、唐之曦、董俊友、王念斌、姜东皋迄今依然留在老青岛人们的心里，也深深地刻在了我童年的记忆里。

    在与父亲同辈的这些医学界老人们的心目中，当时医德被看做是行医的根本，是医生们必须具有的本色。父亲对此尤为看重。记得有一次放学回家，看到一位中年农村妇女提着一小篮子花生、芋头在我家楼下的院子里掉眼泪。后来知道她是为感谢父亲为她治好了病，特地从农村赶来表示一下心意，但被父亲拒之门外。在六十年代里，那时接收病人的礼物被认为是一种耻辱，是父亲和老一代医生们不能接受的。好多年过后，每当我想起此景，依然对这位出自真情又充满委屈的农村妇女，抱有一份同情，也感到一份歉意。

    六十年代早春的一个凌晨，天下着雨，一位家住大港站附近的中年男人粗暴地敲着我家的门，要求父亲去他家中抢救难产的产妇。父亲二话没说去医院拿了器械包就去出诊。那人打着伞只管自己在前面走，父亲抱着器械冒雨跟进。病人抢救过来后，那人拿出几块钱以示感谢,被父亲生气地拒绝了，父亲独自抱着器械包送回医院。到家后父亲开始发烧，家里人都很生气，可是父亲只是摇摇头，未加评论。记得那时候，医生们心目中治病救人，为病人解除病痛是至高无上的追求, 而医生在人们心目中更是一种纯洁、受人尊重的职业。但这件事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产生了许多的困惑。

    只记得有一次父亲是真的生气了，当时由于“反动”学术权威一律靠边站，恰逢一位难产病人大出血，一位医护人员着急地悄悄告诉了父亲，于是父亲马上要求参加抢救，在场的医生们也十分焦急，可是却被当时的工宣队挡在门外，结果病人不幸死亡。好多年后，许多医生们回忆起此景，依然非常气愤，父亲也是十分感慨，在那个混乱的年月里，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文革初期，我正读小学，每当放学回家看到小楼下又挤满了人时，心里就禁不住揪了起来，有一种紧张感，总想是不是又有人来抄家了？文革后期，家里才逐渐恢复到以往的模样。那时，常有来自偏远地区的农村妇女，她们包里带着一些煎饼、窝头、地瓜干来找父亲问病、看病。遇到这种情况，父亲总是让姐姐想办法帮忙。可那时买粮食要用粮票，几乎买任何东西都要票证。家里能提供的也只有一点热粥、热水、咸菜等简陋的方便。面对病人父亲总是有条不紊，耐心地解释病情，无论他们是邻里还是来自偏远的农村，是平民还是高官，他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医院应该像一个家，走进来的都是亲人”。父亲毕生的精力都付诸于对妇产科的临床实践，退休后，与医学界的一些老人们一起参加专家门诊服务。每次看完专家门诊，这些老人们总爱叙叙旧，他们将此看成是一种享受，并且常常商量能否可以不收费。与父亲相伴最长的是眼科专家田真院长。

    父亲在大陆的亲人中，只有一位远嫁上海的姐姐，关系很亲近。我小时候的好多衣服都是姑姑寄来的，每次邮包总是有些特别，且印有“史良才”字样。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姑父就是这位当年的申报编辑苏杭路上遇刺时，以身体覆护下来的那个男孩。

    父母的婚姻来自于自由恋爱。结婚后靠父母的工资养家。多年的辛勤劳累，母亲自七十年代初因患类风湿而病倒，最后的十多年里卧床不起，父亲总是和家人一起悉心照顾母亲。即使吃饭也总是要坐在母亲跟前陪着。随着岁月的流失，疾病给母亲带来许多的痛苦、烦躁、失眠，但每当她听到父亲缓缓的话语，感触到父亲的抚摸，就会逐渐平静下来，慢慢入睡。每当清晨来临，听到父亲充满幽默的英语问候，看到父亲慢慢走来的身影，母亲脸上便充满无语的微笑。父亲自己也曾有过脑血栓、脑溢血、心肌缺血许多病，可他很少提到自己。总是让子女多去照顾妈妈。母亲病重后入院，父亲也要睡在旁边的病床上陪着，直到最后。母亲去世后，父亲话语越来越少，变得沉默寡言，但还是时时想着他人。每次与我越洋通话，总是叮嘱我早些休息。

    父亲最高兴的是医院的老同事来探望。逢年过节，卫生局、医院的新老领导、同事们来探望后，他都要翻来覆去说好几天，其后的几次电话里，也都会对我一再提及。每逢重阳节，家里总会挤满父亲的老同事、退休的医护人员，他们会一起回忆几十年走过的路程。每当别人问及生活怎样时，父亲总是回答说：“太好了，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 那回答中充满了发自肺腑的满足感。  

   去年春季的一天，父亲突患肺炎入院治疗，病重时还盼着：何时能回家？回家多好！他热爱生活，对家人、亲友和同事充满深情与关爱。即使在生命最后的几天里也尽可能不麻烦他人。再后来父亲已无力说话了，但还是对前来看望的朋友们一一招手道别。他在意识逐渐恍惚时，还用微弱的声音让大家去照看妈妈。临行前，父亲很平静，他拉着哥哥姐姐的手说：“我真想你们的妈妈了。” 

    记得多年前父亲在一次脑出血恢复后曾对我讲：“假如有一天我过不了那一关，我也会走得平静和坦然，因为我的一生已经尽力了，对得起家人，对得起世人。”

    或许父亲事前曾有某种预感？书桌上，父亲早已把我这天涯游子的照片——儿时的、学生时代的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曾引以为豪的青医、海院的红色校徽、证件工整地放在一个小盒子里，还有一枚精致的印章——那是高中毕业下乡插队临行前，我忘年之交的好友，杜大愷兄为我篆刻的。

    父亲的一生中经历过病痛、离别，经历过屈辱、挫折，但父亲在他人的眼里总是乐观，宽容，对明天总是满怀向往。这一切，或许是他心里总是装着别人，抑或是因为心中的信仰、内在的坚强。

    父亲怀着一颗对家人、亲友眷恋不舍的心远去了。父亲为之工作了一生的医院如往常一样人来人往。新的生命每天不断地呱呱哭喊着来到世间，带来更多的是岛城人们天伦的幸福和欢乐。父亲与他同代的医学界的老人们或许在这忙碌的岛城里会被渐渐忘却，但留给儿女们的却是心中刻骨铭心的怀想与思念。没有常人那样的悲恸和哭泣，因为父亲生前期望与信仰的是永远为他人带来欢乐。可人类的眼神也时常不能完全掩盖住心灵深处的悲苍；记得当时一位黑肤色的女秘书见此景写了一首诗，悄悄地放在了我的办公桌上，诗的中文大意是：亲爱的请不要再悲伤！仰望天空 ---看那，您可知今夜的星空为何这般的明亮？ 那是因为它又多了一颗新星；---听那，您可知今夜的天使们为何这般的欢乐？那是因为他们又增添了一位可爱的新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