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大毕业生惨破碎尸：朝可鉴此安邦，野可鉴此聊生

大民太出名了，在老家五里三乡：“第一个状元，第一个考到北京，上北京大学呢；死得太惨了，死无全尸，且无缘无故”。这不是故事，而是现实。大民是我的邻居，只比我大三岁。大民一九八六年考上北京农业工程大学，食品加工工程专业，毕业分配于江西抚州地区乡镇企业管理局。“第一个状元”、“上北京大学呢”是村民的话，不是事实，可怜的村民以为北大是北京唯一的大学。确实是死无全尸，且迄今不知什么缘故。 大民身高体壮，精明强悍。用“身高体壮”和“精明强悍”来描绘一介学士，很容易让人感觉错位。然而，只有这两组形容词能够既概括又准确刻画大民。且笔者愚猜，这很可能就是他招惹噩运的祸根。 大民在北京上学时，父母甭提有多高兴。为了让大民体面地上学，父母心力、体力和财力的支出都像放血一样，但在所不惜。放血的高潮在大民毕业分配的时刻来临。原因在于，大民的父母朝思暮想：大民是正正规规北京出来的本科生，不管大小怎么的也得弄一个什么“有点说法的”，怎么的也不能还像工人一样，如果那样，那就太没意思、太不值了。为了弄一个什么“有点说法的”，大民的父母拼光了所有家产。能卖的都卖了，能借的也借了。几个没什么出息的妹妹也被父母早早地撵出去嫁了，能凑几个钱是几个钱。没有人不佩服大民父母的爱心、魄力和钻劲，反正大民最终进了江西抚州地区乡镇企业管理局。 真他妈的见鬼，响当当的北京毕业的本科生，今年是坐办公室，明年还是坐办公室，年年都是坐那间十几个人的办公室。眼睛望断了，总也看不见大民进一间小办公室。进不了小办公室，他妈的让他下到什么小庙里来也行，到小庙里还能更“有说法”。这些都是大民父母的原话。其失望、焦躁和颓废之情写满脸颊和额头。 整天穿着笔挺的西服衬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皮鞋擦得乌黑贼亮，都他妈的有什么意思？！大民恨透了这样打扮得像婊子一样。可是，你不这样，办公室人人都这样，你有什么办法？你能有什么办法？大民不是不理解父母的苦心，朝思暮想，无时无刻不在想办法。可是，你在想办法，别人也没闲着，谁不在想办法？你让大民有什么办法！大民是识时务者，农民的优良秉性与生俱来。 嘿，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大民依然白天像婊子一样去上班，四点半下班，不再磨蹭了。飞快下班，飞快回家吃饭，脱掉婊子行头，骑摩托飞快赶到一路公交的终点站。干什么？大民要开“摩的”了！第一天甭提心里有多不安，就像做贼一样。“天呀，我偷人东西了吗？我他妈偷谁抢谁了？慌什么呀？”大民心里这样告诫自己。嘻嘻，这心理暗示真管用，三五天之后，大民心安若泰。大民窃喜，办公室其他的“婊子”一定想不出这样毒的狠招。碰到熟人也不怕，他带头盔护套，肯定不会让对方先认出来。这么偌大的城市，躲过几个同事还不容易吗？退一万步说，万一被同事发现，没偷没抢，爱说笑就说笑去吧。大民越干越开心，越干越有经验，越干越放得开。和其他摩的司机抢生意，坑蒙拐骗顾客，一样的青春，一样的农民本色，谁怕谁？！大民秉承了父亲的精明强悍，一人干两人的活，还要把那两人都超过。摩的行业，一人的收入要超两人，超三人四人都有可能。大民和毛主席一样的身高，一米八四，能说标准的普通话，在摩的司机行列，无人能及。嘿，管他妈的爱提拔不提拔的，提拔固然好，不提拔大民就这样混，不信混不出个名堂来。 某日，大民如往常一样出工，下楼时和腆着肚子下班回家的妻子正好照面，互相“嗯”了一下。一宿没回家，大民妻子有些奇怪，但也不是太奇怪。自从大民干这一行，偶然生意好，干到天亮才回来也有过。奇怪，第二天也没回来，第三天也没回来，第四天也没回来。。。。。。上世纪九十年代，没有手机，急死也没办法。大民妻子什么都想过了，可是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警察查摩托车牌照找上家门了。警察客气地请她帮忙，跟他们去一趟，去干什么没有说。警察看到她腆着肚子，还客气地提醒她另叫一个人陪同。去干什么？去认破碎的衣服残片和零落腐烂的尸块。。。。。。 大民走了，永远地走了。衣服碎片像是他穿过的衣服，尸块是不是他的，无人知晓。DNA鉴定？谁出钱？破案？你以为警察局是你家开的，没钱又没压力人家会愿意侦破无头案？你们总以为警车不烧油会自动满街跑！大民妻子想，他也许抛弃妻子，下海经商去了。她想大民可能不爱她，以他的精明强悍和刚毅决绝，他有可能不辞而别。她想，他可能厌倦了江西抚州，去广东赚大钱去了，赚了钱也许会回来。她这个颇有创意的猜想一经传播，许多人都不信，但大民父母将信将疑。一年过去，两年过去了，到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每次我回老家，大民的父母都向我哀叹：大民一定回不来了，死得太不值得，死得好惨哟，呜呜—— 大民为什么而死，具体原因无从知晓。据熟悉当地警察工作的人说，寻常百姓家死一个人，当局总是能少管一点尽可能少管一点。大民的妻子为冤案奔波了多少，不得而知。大民的父母难得进城，进了城连北都找不到，找谁叫屈去？大民突然死去的具体原因不清楚，然而社会原因也许不难推断。笔者愚猜，死因可能有二。一是，大民载客可能碰上流氓无赖拒付车费。至少江西抚州的摩的行业是这样，碰到软一点的顾客，很可能司机多诈一点钱；碰到“横”一点的顾客，很可能被赖得只够汽油钱，甚至干脆拒付。这样的平衡如何把握？一看拳头大小，二看心地“善杀”（抚州方言：善恶）。以大民强悍的性格，加上身高体壮，他是否会欺诈顾客我不敢妄猜，但他一定是一个不肯吃亏的。原因之二，摩的行业也是有许多潜规则的，各自有地盘。大民以他“干部”的底气，是否愿意遵守这些“土人”的规则，很值得斟酌。无论哪种原因导致斗殴，死伤都不奇怪。人死灭尸，销声匿迹。 这些推断都离不开江西抚州的具体社会环境。有句话，家乡的山也好，家乡的水也美；可叹的是，家乡的人们却在一定程度下生活在黑社会中。十多年前，中国司法系统突然出现一个所谓组织黑社会罪的罪名。当时我好一阵纳闷：从我父母那一代开始就说，如今中国人生活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怎么到如今还可能有什么黑社会存在呢？这不是抹黑某某主义和某某党的领导吗？什么叫黑社会，的确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我觉得江西抚州的人们是生活在一定黑暗程度的黑社会中，我的判断依据就是如下两桩亲身经历。如果有人说，你才淋这么两趟毛毛雨，就把朗朗乾坤说成是黑社会，太不妥了吧？那么咱们改过来，您爱叫什么社会叫什么去。咱就以此寸管之见谈社会环境，就是指这个具体社会治安环境。 第一个经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上中学时，有同学问：“你晓得现在抚州最大的地下党领导是谁啵？”我惊愕地反问：“地下党？现在还有地下党？”同学说：“地下党你都不知道？记住啦，抚州地下党最大领导叫熊蝈蝈。你如果在抚州碰到麻烦，有人欺负你，你就说，‘算了吧，你也别欺负我了，你以为我挨了欺负会傻到去找党和政府的地步！闹狠了我们都要去找蝈仔的人来评理，来帮解决。我也懂到底是地下党还是地上当更能管事呢’。”我当时觉得莫名其妙，很是不屑。几年前有一次我问哥哥，现在社会治安怎么样。哥哥说：“熊蝈蝈被毙了，好些了。”我很诧异，这个“熊蝈蝈”是不是二十年前听说的那个地下党领导？哥哥笑答：“你以为抚州像你们美国，有多党领导？哪有两个熊蝈蝈？熊蝈蝈的领导何止二十年，三十年怕都有了。” 第二个经历是这样，某日我家兄弟姐妹加配偶共六七个人在抚州乘中巴车。上来一个满身酒气的青年，车内没有空座，他一屁股挤到我妹妹的座位上。妹妹只好尴尬地搭在妹夫和她自己的座位中间。我坐后排，伸手拍拍那青年，想和他理论一下，让他要懂礼貌，请他站起来。总之，不出三句话，车内几乎能闻得见火药味。哥哥嫂子和妹妹妹夫以及司机赶忙劝我少理论。当时我甚为诧异，怎么他们不帮我谴责那无礼青年的嚣张气焰，反倒劝我少理论。下车后他们告诫我，我从刚从国外回来真得注意，抚州的流氓无赖一定要长个心眼。气愤！我把怒火撒向哥哥和妹夫，我严厉地谴责他们，你们还算男人吗？难道流氓有三头六臂，我们这么多人还能被他全吃啦？！我愤愤地说，邪不压正，你们用得着怕成那样吗？！哥哥嫂子妹妹妹夫愕然无语，委屈地说，你不知道抚州是什么社会！ 大民惨死，有社会治安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方面的原因。社会精神生活空虚，拜金主义泛滥。当官、发财、出虚名是绝大多数人的内在精神动力。大民是乡镇企业管理局职员，也是老百姓眼里的“干部”。他并不是生活窘迫到非得在业余打黑工不可，而是扭曲了的价值观念驱动的，或者说某方面的农民本色驱动的。全社会都在躁动着寻找机会发财，他如何能做闲云野鹤。当然，以一个“干部”之尊，愿意和劳动人民打成一遍，也未尝不是好事。 大民惨死，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他本人的性格和价值观念。如果他是一个性情懦弱的人，也许不会出现争斗。如果他的父母胸襟眼界开阔一点，不要以为方圆几华里只要大民一个正正规规的北京毕业的本科生，就一定要“有点说法”；不那么急切地企望当官发财，也许大民失落的落差不会那么大。如果大民没有强悍的性格和泼辣的作风，不一定有委身市井与摩的司机厮混和拼杀的勇气。 大民是我的邻居，我们只差三岁，我们之间应该不会存在所谓的“代沟”或“代差”。然而，我想不到他会在业余去开摩的，赚如此辛苦的血汗钱；更想不到他会如此突然惨死。我依然记得，我在省城上大学时，他去北京上学途中在我宿舍留宿过。他高大的身躯，零落腐烂的尸块，常常会出现在我梦里。大民死了，我很震惊，也很惋惜。这些年我学会了许多阿Q精神胜利法，我为大民欣慰，他死得早总算还没有落下骂名，他总算还没有沦为官污一个、蛔虫一条。他死无全尸，没法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当然也没有人为他做悼词。如今十多年过去了，关于他的死也没有一点“说法”。既然我已经说开了，那就索性说个够，悼词也要补上：大民同志，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有一年评过），杰出的农民阶级本色知识分子，赣东山区某地某年高考状元，为官不贪，为民不刁，英年早逝，大名远播。他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他的事迹令人难忘，发人深省，朝可鉴此安邦，野可鉴此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