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前的帖】立场不同，才是“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的根本区别

【事件前的帖】立场不同，才是“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的根本区别
(2012-3-13 22:27) 时代尖兵



3月10日晚，广东省主要领导现身央视“新闻周刊”，谈改革、讲体会、论发展；这几天，《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也及时跟进央视，深度报道了广东省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和深化改革的具体设想，“南方报业网”等“南方系”网站也加大了对广东的宣传力度，不过，这些网站在宣传广东的同时，仍在极力抹黑王立军。由此可见，无论是央视，还是《中国青年报》，以及“南方系”网站，都在贬低重庆、赞美广东，说白了，是在抹黑“重庆模式”，力挺“广东模式”。其实，无论媒体如何造势，两个模式的优劣已经一目了然，因为这几年，两地反差实在太大！

如重庆，通过打黑，社会治安排名从倒数跃居到全国前列；通过建立公租房，缓解了群众“住房难”问题；通过建立医疗补贴制度，实现了“1元钱”看病；通过食品卫生整顿，成为全国第一个铲除“地沟油”的城市；通过以土地转换为核心的户籍改革，初步解决了农民“入城难”问题；通过大规模绿化，环境污染大幅缓解；通过“官员下乡”，既整顿吏治，又密切了干群关系，因此，在重庆很少看到城管与小贩冲突；更重要的是，重庆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前所未有。

反观广东，虽然GDP排名第一，但治安之差全国闻名。如在全国10大治安最差城市中，广东独占3元：深圳第一、东莞第二、广州第五。更令人不安的是，广东社会矛盾尖锐、群体事件频发，如仅去年6月，在增城和潮州就发生了2起群体事件，随后发生的乌坎事件更是举世瞩目。在今年“两会”期间，3月8日，广东惠州的平海镇再次发生群体事件，令人诧异的是，昨天，也就是3月12日下午，多名东莞警察居然上街游行，以抗议待遇不公。群体事件接二连三，游行示威此起彼伏，说明广东的社会矛盾非常尖锐，所谓“幸福广东”全是妄谈！

其实，发生群体事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某些官吏对人民群众的生硬态度和对群体事件的处理方式，如深圳为开好“大运会”，竟然严禁民工上访讨薪，否则就要刑责，而同样是讨薪，重庆则动用特警助民讨薪；又如，2010年，深圳出租车司机罢工，要求减免租金、发放油补，对于这些合理要求，有关部门不是积极处理、及时答复，反而以罢工造成“市民出行不便、损害行业形象”为由，将罢工司机辞退，不过，同样是出租车停运，重庆则由薄熙来亲自对话，共谋解决渠道；再如乌坎事件，从群众零星上访发展到大规模群体事件，长达3个多月，而在这100天里，各级政府采取的措施几乎全在激化矛盾，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起因反腐败引发的群体事件，居然被地方政府定性为境外敌对势力干扰破坏，实在让人大跌眼镜。

由此可见，两种模式谁优谁劣、谁高谁低，一目了然、无需争论。不过，在明知道“广东模式”敌不过“重庆模式”的情况下，还有人偷换概念、混淆是非，故意把两种模式说成“民主与民生”的区别，即前者追求民主，后者关注民生。其实，这全是胡说八道，因为如果广东“追求民主”，那么各级党委政府就应该查民情、听民意、顺民心，并且效仿重庆关注民生，如把警力用在打黑除恶、维护治安上，而不是用来对付手无寸铁的群众。其实，正是因为广东某些政府缺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才使一些官吏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对群众疾苦视而不见、麻木不仁，对群众呼声置若罔闻、漠然处之，甚至用专政手段对付群众，从而激化矛盾，酿成群体事件。因此，“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之争，不是“民生与民主”之争，而是“为人民服务”和“为权贵服务”的立场之争。（写于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