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由什么样的人来做中国的皇帝才能根治腐败？

什么是帝制？帝制的特征是什么？帝制就是帝王一个人说了算，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大地和大地上一切附着物和衍生物的所有权都是他的，他制定王法约束群臣和百姓，因为治理国家不能没有法律，但法律不能倒过来约束帝王和制约制约人类，怎么办？只能由皇帝一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允许帝王朝令夕改、出尔反尔、拒不认错，他怎么做都是对的，这才是真帝制。所以君王称“孤”道“寡”，除此以外，连王子犯法也得与庶民同罪。

凡是君主立宪的帝制，都对帝王权力进行大幅度的限制，是假帝制，不在本篇的讨论范围内。

国家的一切都是为了保住帝王的权势，帝王个人的权势一失去，就等于亡国灭种。只有这种真帝制才适合于统治中国那方的人，只有这种统治才有可能统治得了那里的人因为那方的人只配这么统治。有的人说，这不是太看轻民了吗？圣贤们不是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吗？连唐太宗都说：“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吗？可是我要反过来问了，无论孟子、墨子、孔子、还是太宗，话说得那么漂亮，又哪个不赞成帝制而赞成民主的呢？他们看了现代西方议会民主这套肯定会摇头，他们会赞成让那所谓的“人民”的选票来决定人类的走向吗？他们哪个不是拼死维护君王的统治的呢？他们只是讲述了“民”这玩意多么地危险，治理好他们多么不容易而已。

明代的洪武永乐两朝，是典型的独裁专制，刑罚相当严酷，到成化、弘治虽然宽大些，但还不错。国家那时都是因为实行独裁专制而强盛起来的。只有独裁专制的帝制才能压服住中国那方人群。大家知道，洪武是以杀人立威的，最有名的就是蓝玉和胡惟庸谋反案，在南京一气杀了几万人，除了杀这两人，他们的九族都给灭了，还牵连其它相关人员。只要您曾经去他家做过客的，也算是同党，再逼问你还有谁是同党，你只好把知道的其它曾经去过他家做客的，甚至只是去做生意的，修过房子的都检举出来，也算成同党给抓起来，再刑讯逼问这些人，这些人被打不过，又把别的不相干的人给检举出来，把与自己平时有仇的人也咬成是同党给供出来。这一下就杀掉几万人。

这一下就立了威，中国人那么奸诈的，那么调皮捣蛋的，现在人人自危，噤若寒蝉，谁还敢去谋反，谁还敢去犯罪招惹当局了呢？你明明没有犯罪的，明明没有想谋反的，都随时可能祸从天上来，根本不需用讲什么证据，只需要当局推断你有罪，你就可能人头落地，没有妄图抵赖或狡辩钻空子的机会。谁都知道只要沾上这事，不死也得脱层皮，所以平时连和当局斗心眼的想法都不敢有，连“谋反”两字想都不敢想，避之犹恐怕不及，何况还敢去真的和皇帝对着干？这样一来，社会秩序马上稳定了。

其实洪武杀得最多的还是官员，他曾规定每个地方到京来汇报的官员，那些数据都得在当地填写好后才来京上报，以免随意乱填带来水份。可有的官员觉得这不是大不了的事情，当真到了京再按照自己的想法填写。这事被朱元璋知道了，他勃然大怒，首先下令把这官员砍了头，别人以为这事应该这样就算完了。可朱元璋认为全国别的官员平时一定也是这样勾结起来背地里糊弄自己、应付自己，再次下令，把全国知府知县等一把手全部砍了脑袋，让二把手来继任。这下真的做到了令行禁止，连没有犯错都可能掉脑袋，谁还敢有意做怪去违背君王的意愿？更不敢结伙勾结起来糊弄皇帝了。

有的人觉得洪武太严酷了，可洪武却问了他们一个问题：“每年死在水里的人多，还是死在火里的人多？”众人想了半天，说“好象每年死在水里的人要多一些。”“对呀！”洪武解释道：“火势凶猛，人人想到它都害怕，平时都尽量远离，除非本来就困在房里出不来了才会被烧死。而水性柔弱，看上去不可怕，有的人还主动跳下河游泳，有的人主动去海里航行，这才使更多的人丧命。我今天行严厉的法，行对我自己没有制约的法，看上去就象烈火一样，别人都不敢对抗，避免引火烧身，这样以身试法的人就少，死的人就少。要行象水那样柔弱的法，奢谈什么公平，表面很仁慈，别人就不当回事，就会抱犯罪后可以巧言狡辩掉罪名的幻想，从而抱着侥幸心理去以身试法。”

同样，毛要不在建国时杀那么多投降过来的敌人，不杀掉党内那些敢挑战他权威的人，只要对它们仁慈一点点，这些人就一定会出来捣乱，与其如此，还不如乘早铲除。再没有谁敢心存侥幸和毛玩心眼了。

没办法，不这么做真的就不行，人就这么贱的。现在那些在网上大肆鼓吹西方民主的人，恨不得在中国马上照抄照搬美国那套民主，其实都不是老实人，都是野心家。事实上，别看它们口唱民主，却个个都是权力欲望极大的人。你看它们运运内部哪个搞的是民主？哪个不是妄图在自己的团体内搞专制独裁的？哪有民主？只不过假借“民主”、“人权”、“自由”来煽动国内闹事，它们可以浑水摸鱼而已，这和宣传资本家“剥削”工人，假借“解放”之名，要为其打天下当炮灰有什么区别？目的还是想让自己当上皇帝。它们要夺了天下，百分之百还是要搞独裁这套。既然怎么做都最后要走上独裁这条路的，现在大家又何必反对呢？

它们经常指责毛不守信用，说毛泽东搞“阳谋”，叫大家大鸣大放“提意见”，“引蛇出洞”让这些阶级敌人暴露自己，然后加以镇压，以此数落毛。可它们岂知，帝王就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就是应该和臣下玩心眼的，《韩非子》这本书自始至终都在教帝王们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术，你们怎么不骂韩非子？要是名正言顺称帝了，再搞这套或许你们反而又觉得正常了。中国要不是实行这“表面民主，骨子里专制”的模式，树立君王的绝对权威，中国早叫你们这些奸人给灭亡多时了。所以我说：“帝制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民主者，毁中国之毒药也。”现在的中国只有名正言顺地恢复帝制，彻彻底底地和“民主”二字划清界限才能走出今天的困境。什么“民主”、“人权”、“自由”，通通都是毒药。对于愚民和奸民众多的中国人，能用这些东西去统治吗？奸民们投票选出来的人能是好东西吗？愚民们只顾眼前私利而投票选出来的人类社会发展之路会是一条光明大道吗？

洪武帝知道中国人是最讲“爱”的了，中国人不象洋人，我们很多人出国，发现洋人之间感情好象淡入水，没有我们礼仪之帮来的人那样喜欢人来客往，送礼请客讲感情的。其实洋人这套倒还象点“君子之交”。洋人长大和父母关系比较疏远，和兄弟姐妹更别谈了，对异性也顶多因为性而去爱，但兴奋劲一过马上另寻新欢。而中国人重“感情”，最讲骨肉之情，有的人对自己家里人很好，是好父亲好丈夫好儿子，对外却凶得不行，无恶不作，判若两人。其实这是把双刃剑，有美好一面，往往是罪恶的根源。很多罪不都是因为爱而引起的吗？中国人除了爱自己的老婆、情人，还爱自己父母子女，甚至喜欢自己的老乡，为了让自己的老婆孩子，父母兄弟姐妹过上“好日子”，什么坏事都肯干，宁肯抛弃自己的生命也再所不惜，这“爱”现在听起来很好听，很高尚很美好，可那都是爱自己那小圈子，爱与自己骨肉，区别只是圈子的大小范围不同而已，有的局限在老婆孩子，有的还爱父母兄弟，好点的人还希望自己三姑六婆能靠自己享福。正统英宗皇帝的大太监王振，虽然草包一个，但桑梓之情甚浓，爱自己家乡一草一木，弄了七十万军队去打瓦喇，战况不利，应该及早撤退才是，可他偏要把军队兜远路经过家乡，显示自己衣锦还乡，但同时又指示军队做好军容风纪，不许蹋坏老乡的庄稼，你说它多爱自己的九族啊？结果因此还耽误了行程，被瓦喇军追上，全军覆没了。

但几乎没有人的爱有整个国家那么大，对圈子以外的人不仅不爱，反而还很恨，巴不得天下的好处都让自己和自己爱的人占有完才甘心。也没多少人是爱君王，事事为君王着想的，真正“忠君爱国”的人很少，所以整个古代评论人品，首先一条是看你是不是“忠君爱国”，其次才能说到别的什么诸如“孝顺”、“孝悌”、“仁爱”。中国人当了官不怕自己被杀头，心想：“反正我把钱都藏起来了，我就算被查出来也没什么，大不了被砍头，我死后，我老婆孩子，父母兄弟会挖出这钱过上好日子，我死也值了。我对我心爱的人已经尽到责任，问心无愧了。”于是“大义凛然”地引颈就戮，没有一丝愧意。

你说中国人这“爱”多可怕？多具有两面性？所以朱元璋气恨之下，把贪官的皮剥了挂在公堂上，可继任者在这人皮下办公，依旧要贪污，因为他们心里只有 “爱”，不怕死了。那怎么办？只好搞“诛灭九族”。当着贪官们的面把他家里人砍了头，当贪官看见自己最心爱的老婆、孩子、父母因为自己而被砍头，或者儿子被罚到人家家里为奴，女儿罚做官妓，让千人骑万人日时，心里才会真的后悔，真的难受，才会生出那么一丝愧疚。

现在的人愚昧，看这段历史问题都很片面，都觉得那些被杀的九族太冤枉了，可能里面有的亲属根本不知情，根本没怂恿官员贪污的。但没办法，不杀你，制止不了犯罪，国家更不可能搞好，你不能恨洪武，要恨得恨你那喜欢调皮捣蛋的亲戚。现在的中国之所以搞不好，就是吸取了外国那套司法制度，使得奸人们有空可钻，要也把贪官的九族杀了，别说九族，就只把它父母老婆孩子杀了，贪污受贿马上就会制止，风气马上就好起来，因为现在的中国人“爱”的范围在缩小，连父母也不爱了，只爱自己的老婆孩子，也有的连老婆也不爱了，只爱情人。那就不必杀那么多人，只要把贪污后的最大受益方杀了我看就够了。所以现在中国恢复帝制，重新实行明清时期的司法制度势在必行，这才是制度问题的根本啊。

那么这么搞了之后，国家怎么样了呢？打开历史书可以看到，洪武死后没多少年，中国就发生了大规模的内战，几年的战争，习性类似洪武的永乐帝终将生性仁厚的建文帝给推翻了，其后永乐又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战争以清除北方游牧民族威胁。又组建庞大的舰队，派郑和下西洋。按照现在人的推断，国家经过这么惨烈的战争洗礼和巨大工程的消耗此时应该早被掏空了，国家绝对衰弱得百孔千疮。可是历史恰好相反，到了永乐朝，物产极其丰富，粮食多得吃不完，境内大治，文化繁荣，立即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就更说明洪武永乐治理的方式有效，象建文那么搞不行，上天选择残暴的永乐代替宽厚的建文是有道理的，目的就是要这段时间的稳定，就和《儒林外史》29回里杜慎卿说的一样：“本朝若不是永乐振作一番，信着建文软弱，久已弄成个齐梁世界了！”以至于后任几位皇帝象宣宗等等的日子相当好过。到弘治后几朝皇帝，被人哄得仁慈了一些，放松了高压管制，不那么“暴政”了，可没几年，朝廷的奸臣、贪官、搅屎棍们马上纷纷出笼祸国殃民，等崇祯再想学洪武振兴，已经无力回天了。

有人会说：“这不就是国家恐怖主义吗？还是现在的司法制度好，你看现在的司法制度多完备啊，哪有这么轻易定人罪的呀，法无明文不为罪。都在学西方那种无罪推定的原则，讲人权了。不会再冤枉这么多好人了。”可是它们也不想想，西方的这套司法制度用到中国来合适吗？要对中国人也这么宽大，那问题就来了。

比如，今天定条法律：“鉴于干部下乡大吃大喝之风盛行，为提倡节俭，以后干部下乡每餐只能四菜一汤。”中国人是最有“智慧”的了，自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好，你不是只准四个菜吗？我就把每个菜做得象缸那么大，还是铺张浪费。等上面发觉了，指责他们不按政策和法律办时，他们振振有词：“你又没规定一个菜只准用多大的口径，我这不是四菜一汤吗？法无明文规定者，不算罪！”上面语塞。这些干部觉得自己聪明极了：“你看，还是我聪明，能想得出这种办法，你们就想不出来。”沾沾自喜。上面一看法律被人打了“擦边球”，只得规定装每个菜的盘子口径大小不得超过30公分。可干部们还是有办法，用极深的盘子来装，国家又发现不对了，等再指责的时候，干部们还是能学阿凡提的样子油腔滑调强词夺理道：“我哪里是犯罪？你又没规定盘子有多深？”国家只好再出台新的司法解释，规定盘子最深不能超过5公分，以免再被人钻了空子。这还是难不倒他，他就把菜尽量做成山珍海味，费用变本加厉，国家一看不行，不得已再制订各种级别的干部的各种工作餐标准，只能什么级别的干部一桌吃，不够级别的吃另一桌。人为地把这种芝麻绿豆大的事情搞得复杂得不行。可还是管不住下面这些干部，人家还是有办法，叫厨师做菜时，把原料价格报低，弄得满汉全席的价格和稀饭差不多，国家无奈，又得出台新的清单，洋洋洒洒列举了无数种珍贵菜肴、珍稀动物、高价原料不许吃，这时，这部法律已经缝缝补补几经修正，恐怕厚得象本书了，复杂得连律师也记不住了。可是效果呢？别说还是没管住下面，即使最后管住了，下面的干部解不了谗了，就会消极怠工，声称自己吃得太差，干不动活了，损失更大。那么大家想想，在中国哪行哪业，哪部法律出台，不是经历了这么类似的过程呢？这种 “猫捉老鼠”的无聊游戏浪费掉大量资源和成本，民主人士却做得有滋有味，喜欢把简单的事搞得极复杂，最后还是没解决问题，反把下面所有的人都训练成了偷奸耍滑的老油条。

西方社会这种温柔而繁琐的管理机制、司法体系只能勉强管管西方那些国家的老实人。对中国人来说，就相当于用疏漏的篱笆来防狡猾的狼。中共曾出台过无数个“四菜一汤”的规章制度，都没实行几天就成了摆设了。在中国，这么一点简单的事情，靠西方那套管理模式都没办法解决，那么更复杂更难办法律就更没法实施了，就更得打折扣了，到最后法律就成了一纸空文。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而要是在帝制条件下实行王法，就不是这样的了。古代的法律线条很粗，不象现在这么细腻。要是洪武皇帝规定了只准四菜一汤，你敢学阿凡提那样去他面前狡辩吗？调皮捣蛋地回禀：“你又没规定盘子尺寸多大，我就拿缸装。”你以为这就能把洪武顶回去了？他就哑口无言了？洪武就马上发火把你九族给灭了。王法就是给了执法官个人很大决定和判断的空间，只看你起心是恶是善，不存在明知你犯了罪，还被你巧言逃脱的可能。因为“法治”是死的，“人治”才是活的。你说哪个效率高？你说哪个真正解决问题？你说哪个真正端正了风气？

对中国人只能用帝制和王法来管，这叫“因地制宜”。可有的人想参政的念头已经上瘾了，觉得专制碍着他执政得瘾，让他不能当上大官或者皇帝完成自己的梦想，嫉妒得不行，死不瞑目，所以竭力鼓吹在中国全盘推行美式民主，搞什么分权，他才有机会乘乱捞权，大肆宣扬什么“林肯的演说”，什么“普世价值”，大谈什么选举的好处，好象这么一搞，中国的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我倒想反问他一句，在中国真的全面照搬美国的体制行得通吗？我就别说全面了，就采用一条，让中国人享有美国人那种“人人可以持枪”的自由，你看行得通吗？

中国人的素质，大家都有目共睹，最不讲道理最野蛮了，泼皮占了绝大部分，有的人别看它有什么学历，本质上还是无赖，只不过有点文化，更阴损而已。有的人，为了面子，为了一点小利，做事情根本不计后果，根本不顾生死。没枪都还寻思要造火药枪行凶呢，中国人手里没枪，每年造成的杀人案件都比有枪的美国高出许多。很多人常会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大打出手，无理都要搅三分，有理更不饶人了。

很多中国人喜欢欺负别人，遇弱就欺，遇强就服。同时又不能忍受别人欺负，要是自己势力比别人大一点，就老寻思着怎么欺压别人，总要在人家面前“耍横”、“立棍”、“摆威风”，要别人在它面前服贴。我就不讲这些强梁的人手里有了枪会干什么，单讲那些现在看起来被人欺负的弱者，他们之所以现在窝囊，是因为无力反抗，打不过人家，只好暗气暗憋，可你不要以为人家就不想报复了。要是手里也有了轻易要人命的东西，那就不一样了：“你不是平时仗着自己力气大势力强要欺负我吗？好！我以前拿你没办法，现在我就早上到你家门口等着，你一出门就当头给你一枪，然后冲进你家里，把你一家都杀了。我死一个，拿你家里十几口垫背！”要不禁枪，这种事情可能层出不穷，不知道要出多少杨佳，杨佳要有枪，何止杀六个人？估计得杀掉六十人，过不了一个月，十三亿中国人就只剩下三亿了。

这么一点点小小的美式民主都没法向中国人开放，一开放就会象洪水猛兽把中国人给吞掉。其它那些更大更重要的自由能开放吗？你那向往的美式民主在中国能行得通吗？

要发挥帝制的长处，好有个首要条件，那就是毛泽东说的“独立自主”，也就是“自成乾坤”，或者说得难听点，就是“闭关锁国”。只有在这个状态下，皇帝有绝对的权势和威严，说出来的话算得了数，丝毫不打折扣，帝制的优越性才能最大地体现出来。我刚才讲了，洪武时期的帝制算很成功的，那时中国周围乃至世界上都没有比中国更强大的，即使有，却因交通不便而不能影响到中国。而要换了清朝末期同治、光绪、宣统的帝制，则徒有虚名，因为那时最有权势的已经不是皇帝和太后，而是洋人。皇帝要杀个人，只要洋人反对，就杀不成。而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后，命令慈禧杀点一百多个反对洋人的大臣，慈禧明明不愿意，也得照做。这帝制实际也是假帝制，名存实亡。

整部《韩非子》都在教君王应该怎么算计臣下，要君王装得虚静无为，不轻易表露自己的观点，保持神秘感，让臣下摸不准自己的心理，再暗中观察臣下，“虚静无事，以暗见疵”。用奖励和惩罚（刑德）“二柄”的把戏，又调动臣下的积极性，又让臣下怕自己，最后可以“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这样就能通过臣下对全国指挥自如。但这一切都得建筑在君王有绝对的权势基础上，一旦权势被打了折扣，想奖赏的不能奖赏，想惩罚的不敢惩罚，臣下不怕君王，而怕外国，臣下有了罪还可以投靠外国而规避，投靠外国所能获得的好处远比为君王效忠来得大。君王没有了权势的情况下，帝制还有什么优越性可言呢？难怪有预言要说“海运一开动刀兵”。其实是说，大清在被海上来的列强欺负后，马上失去了威严，君王就再难全面掌握这个国家了。不过几十年，清朝就垮了台，国家四分五裂，由各种各样的军阀统治，成了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若不是列强之间自己打了起来，爆发了二战，中国还可能统一吗？恐怕早被列强瓜分完了。

毛敏锐地观察到了这点，知道若不“自力更生、独立自主”，不关起门来做皇帝，总是受制于美苏，王位终究难保，所以宁肯和苏联闹翻也要关起门来闹革命，不受外面的挟制。反观当今的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在军事上还没有特别受制于西方，但在政治上、经济上却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帝王的权力大打折扣，对运运，虽恨不得把他们五马分尸，却不敢杀害，稍微抓几个，西方社会就大呼小叫地谴责，动不动以经济制裁相威胁，国家投鼠忌器，想杀却杀不了，关又不能关，只好驱逐到国外，受制于人，失去了绝对的权势，想靠韩非子的“二柄”术摆布下面也就办不到了，难以做到“要在中央”遥控指挥全局的效果。

可能又有人要问了，既然毛泽东和苏联闹翻了，原子弹都造出来了，美苏都奈何不了他了，国民也被隔绝了和外国的联系，对外一无所知，他应该有施行帝制的优越条件了。为什么还是搞不好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这又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即谁来当这个皇帝和怎么样选继承人的问题。简而言之，正因为毛无法把锦绣江山传给自己的骨肉。这才恶搞一气，死后一了百了，随便你们怎么样了。若能传给儿孙，就不会去做那些荒唐事了，总不能留给自己的骨肉一副烂摊子吧。这个问题，我们留在下一讲再和大家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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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茉莉花革命前线总指挥部总指挥金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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