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制造浮夸与反对浮夸zt
1956年9月，邓小平当选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退居二线，从此由刘少奇、邓小平全面主持管理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美狗们道听途说的张冠李戴，制造混乱、颠倒黑白。近20多年来，竟然冒出了这样一些人，他们公然说：毛泽东不知道一亩地产多少粮食。硬要把大跃进中 的“浮夸风”，按在毛泽东头上。胡说什么浮夸风是毛泽东鼓吹起来的。他们的公式是：大跃进搞浮夸，浮夸风就是大跃进。岂不是要故意把水搅混？
现将毛泽东反对浮夸风的有关讲话整理出来以正视听。
1957年1月27日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讲话中，毛泽东强调：“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
1957年10月9日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中毛泽东又谈了《关于农业问题》，指出：“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 一天要天下大乱。”、“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 、“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要勤俭办社，逐步增加一点积累。”
同时，他还特别强调：“请同志们摸一下农民用粮的底。要提倡勤俭持家，节约粮食，以便有积累。”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讲话》中毛泽东还特别强调： “工业要有生产节奏，农业也要有，商业、文教、政治都要有点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快 和慢的对立的统一。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下，波浪式地前进，这是缓和急的对立的统一，劳和逸的对立的统一。只有急和劳，就是片面性。如 果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湖北有个县委书记，不看农民的情绪， 腊月二十九 还让修水库，结果民工跑了一半。”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找人民日报社总编吴冷西谈话，毛泽东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 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 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 余地。”
毛泽东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农林口上报的各地汇总的粮产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说：“搞不了这么多。”经与农林口商议压缩到了5000—6000亿斤（相当平均亩产300—350斤）。农林口负责人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群众积极性了。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意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泽东听后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不可能的事。”他 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人民日报》曾登过一幅照片，五位小女娃嘻戏地站在稻秧上，毛泽东摇头风趣的说：“娃 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毛泽东到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 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 的数字。”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为争取今年实现钢铁翻一番为生产1070万吨而奋斗。会间毛泽东向与会人员询问，现 在钢铁生产仅400万吨，到年底还有4个月，4个月能生产700万吨钢吗？大家都说能行。毛泽东非常感慨，他引用了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毛泽东还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怎么得了。”
1958年11月初关于兴修水利问题，毛泽东说：“现在要减轻一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 三倍还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你搞多了也可以，以不死 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1958年11月2日开始至10日（1958年10月25日金门炮战刚告一段），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在会上，毛泽 东多次讲话，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在《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问题》的讲话中，他指出：“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 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 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这次会议之后，亩 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了。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 事求是。” 他强调：“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 、“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河南的农民就会同郑州的工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
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讨论人民公社问 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毛泽东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 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 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但要具备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 移的。”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们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 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他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 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 我看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 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按北戴河会议决定 1959年钢产量为2700－3000万吨－－－笔者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 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1958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这篇名为《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指出：“郑州会议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初稿，现在要搞成指示，作 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 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现在的严重问 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 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
毛泽东强调：“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 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你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 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我看七千五百亿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 起。”“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 是新闻了。”“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比如说，连睡觉也不要了，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
1958年11月23日，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强调说，“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成液态或者固态，使它凝一点。”
关于生产指标问题，毛泽东说：“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究竟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后两个半月的经验，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2700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一种办法，把指标减低？”
他还说：“你说服我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 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 反人家的冒进。”——（按：毛泽东这里讲的“你”、“人家”、“别人”指的是刘少奇）由于当时许多领导干部头脑发热，武昌会议压缩工、农业生产主要指标仍 然偏高。但毛泽东在会议上讲的这些话，确实反映了他当时要求压缩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心情。
1958年11月25日，毛泽东还在《一个教训中》强调：“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 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 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1959年3月，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肯定抵制共产风的瞒产私分现象，鲜明地说：“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
1959年4月29日，毛利用党内通信绕过某些人的阻挡，直接号召基层干部群众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 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 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1959年7月至8月的“庐山会议”后，毛泽东还是在一如既往地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进行着艰苦不懈地斗争。1959年12月27日，在《对部分地区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情况材料的批语》中，毛泽东批道：“问题：五年社有化，十年国有化，是否有可能呢？”
1960年3月2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的文件，强调：“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 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
仅仅一周后，1960年3月30日，毛泽东就又在《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中指示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 各部委、各党组： “中央在一九六○年三月下旬将山东六级干部会议的一期情况简报[2]，批发给你们，请你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许多严重情况，提起充分的注 意，务必在三四月间，利用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委接着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对于那些不可允许的、极端严重的情况，务必彻底地整顿一次，到下半年再整 一次。”
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彻底纠正“五风”》中指示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1960年11月28日，毛泽东再次指示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永远不许一平二调！
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又强调：“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 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 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 、“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 、“现在值得注 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 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 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 【 注：人祸的说法不是刘少奇勇于自揭问题，而是毛泽东最先提出来的。】
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发表《总结经验，教育干部》讲话中指出：“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 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我们要学韩文公在《祭鳄鱼文》中所说的办法，‘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 是终不肯徙也’，我就打它、杀它。我们也来个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还不行，是终不肯改也，那我们就要撤职、查办。”
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参加中南局的小组讨论会，向会议主持人金明发问：“金明同志，你说是猪聪明一点呢？还是人聪明一点呢？”金明自然回答： “还是人聪明一点吧！”毛泽东摇摇手说：“不尽然，猪一头碰到南墙上，过不去，他知道退回来，有的人就不知道退回来！”“吴芝圃同志，你离马克思主义者还 有十万八千里哟！”（注——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时，吴芝圃都在场，他不可能不了解毛泽东反对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风的坚决态度。但是，吴芝圃却在河南一 意孤行。）
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刘少奇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