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六四

移民到加拿大，有些事儿终于可以说出来。快到64了，在加拿大有时候会被问到22年前发生在北京的事，惊讶的发现，不仅仅是常住加拿大的华人，就连刚从国内来的留学生，有不少人好像也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
22年前，作为在北京上学的中学生，近距离旁观了这场运动。现在就整理一下记忆，说说我的这段经历。那时候我在北京念高三。学校就位于东三环，京广中心北面。从胡耀邦去世，到6月3日，爆发了以学生为主的向政府和平请愿的运动。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自己的记忆里，游行的人没有打出任何发党反政府的口号，只是诸如打倒官倒肃清腐败之类。更没有任何暴力行为，比不了五四运动的火烧赵家楼，痛打张宗祥。因为顺应民意，受到绝大多数北京市民乃至全国人民支持。北京城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是空前和谐，秩序井然，举个例子，骑自行车的撞了，会互相搀扶起来，笑着说没事。就连小偷都被感动，宣布罢偷。当时有人向天安门毛主席像扔装了油漆的鸡蛋，还是被大学生，扭送的公安机关。
发布戒严令后，一车一车的军人已经向北京城里开。那时候北京市民忙着到各个路口拦军车。当时还都把军队当子弟兵，把军车拦下，还会给军人讲讲道理。没有人感到害怕。北京市民的一个普遍认识就是北京当年都是和平解放的，枪是人民给的，现在和平时期，子弟兵怎么会向人民开枪呢？最不济，也就像以色列镇压巴勒斯坦人，打打橡皮子弹，喷喷高压水枪吧。
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思路。甚至，在5月20日左右的一天晚上，盛传要来空降兵占领天安门广场，我和一个同学，甚至到天安门蹲了一晚上，就是为了一睹空降兵的风采。那时候就连中学生，也有很多去游行的。但我们高三年级因为要高考，还都留在学校上课。逐渐的，后来，高三的课也受到了影响，记得连最后2次高考模拟考试都取消了，上课的同学也越来越少。那时我是住校生，受到影响，逐渐地学习的时间少了，晚上看看看电视，上街看看热闹，后来甚至有时白天的课都逃了。
那时北京的各大报纸，几乎都站在学生一边，新闻在短时间内变得空前自由。我想外地的大概也一样。江泽民第一个在上海整顿《世界经济导报》，应该是这老东西在64事件里立的第一功。那时候北京市的袁木、阎立本出来和学生对话，再后来又一次，大概快到6月了，李鹏和学生有一次对话。内容大多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李鹏好像说绝不秋后算账什么的。现在想想这老丫挺的狗阴险。对这次对话印象最深的是，和与他对话的乌尔凯西相比，李鹏就想一个弱智人。那时候，陈希同李鹏还都表示过自己家里没有官倒，绝对的清廉，现在正能当黑色幽默了。
电视新闻中，另一个印象深刻的是赵紫阳在公共汽车上看望学生。他那河南腔的“我们老了，无所谓，你们还年轻。。。”时间过去的越久，就越觉得感动，中共领导人很少有他这么真诚的。当时站在他身后的是温家宝，却把真诚学成了作秀。
6月3日，我们高三同学齐聚一堂，因为要照毕业照。午饭后，我要骑自行车回位于石景山区的家。回家的原因是定于6月4日在天坛举办高考咨询，我要先回家听听父母的意见。我回家的路线基本上是沿着长安街从东一直骑到西端的石景山。骑着骑着，感觉就不对劲了。先是长安街上的隔离墩，被横在路上作路障，十几米就一段，一个路障左边留一个缺口，下一个路障缺口就在右边。害得我只能骑之字形。到天安门广场时，挺热闹，好像有什么人在结婚，又有个什么大学要开张。但是大喇叭的强调已经变了，出现了，斗争到底，不怕流血这样的字眼，感受到紧张的气氛。
过了天安门，一群人围住一辆大轿车，竟从里面搜出了机关枪和少将的军服。整个长安街依然到处是人，广场上也是慢慢的学生。一般情况，从学校出发1.5小时可以骑到家，可是6月3日，我骑了差不多6个小时才到家。
差不多就快7点了，看了新闻联播，应该是薛飞杜宪倒数第二次播音，宣布戒严部队有权采取措施，请大家不要外出之类的话。大概晚上11点左右，上床睡觉。还没睡着，听到外面有密集的鞭炮声，密集度和大年三十晚差不多，只不过距离比较远，声音不是很大。没想到会是别的声音，只是奇怪谁会这时候放鞭炮？白天骑车时间长，太疲惫了，就这样，伴着远处传来的鞭炮声，睡着了。
第二天，也就是6月4日，吃过早饭，骑车出门，目的地天坛，高考咨询。天阴沉沉，下起了毛毛细雨。刚出小区的路，就遇到一辆烧毁的212吉普车，着实吓了我一跳。等我上了长安街延长线，看到的更是震惊，沿着长安街，一排排的军车停在路中间。有的被烧毁，有的这在燃烧。夹杂在普通军车里还有许多野战厨房车。
这样的场景一直延续到公主坟，进了3环，躺在路上的就以装甲运兵车为主。这时才注意到，昨天还熙熙攘攘到处是人的长安街，变得空空荡荡了，只是偶尔看到几个在街角晃动。到军事博物馆时，看到大约20几个聚在门前，隔着关闭的铁栅栏门口，向里喊话。里面整齐地排列着军车，有军人穿着雨衣。喊话的内容大意是杨尚昆的部队，27军已经向人民开火了，屠杀了老百姓，你们没有像人民开火，还是人民子弟兵，你们要拿起武器，消灭27军。
这时有人展示了捡到的十几个子弹头，弹头前面爆开，是所谓的开花弹，杀伤力极大，以至于日内瓦公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后来在网上看到有人说解放军从来没装备过达姆弹（开花弹），更没在64中使用，这是彻底的谎言，不但我亲眼看到这种弹头，我的一个同学还死于开花弹，前胸中弹，后背碗大的窟窿。
在军博门口呆立了十几分钟，脑袋空白，但是继续我的行程。远处天安门广场冒着黑烟，天空中有直升飞机朝广场方向飞去。这时有人突然点燃了我刚好路过的装甲车，火苗窜起的同时里面噼噼啪啪的闷响，子弹被引爆了。我快骑2步离开危险之地。
过了西单，到了六部口，一辆公共汽车横在路中间，绕过公共汽车，发现另一面的车窗上吊着一个全身赤裸人！公共汽车旁边站着2个人。看到我过来，一个气愤地说，被吊着的是个排长，昨天夜里用枪近距离射杀市民，结果被人一棍打死。后来知道这个被吊死的人叫刘国庚。后来有人为说明“反革命暴徒”的凶残，说刘国庚是被活活剖腹并烧死的。这又是谎言。至少我看到时，既没有剖腹也没有烧。他是至少死亡10个小时以上，才被人剖腹焚烧的。
过了这辆公共汽车，也就20几米远的样子，有一排一尺高的隔离墩。隔离墩这边有20几个人，大多推着自行车，向大概50米远处的一群穿雨衣的军人喊话。和军博门前喊话不同，这里的人喊的是还我兄弟，血债血偿这样的话。显而易见，这里的军人是真正向人民开火的。喊话的人群对那条隔离墩叫生死线，不敢越雷池半步。
很快就验证生死线的威力，我正在想，长安街不通了，天坛的高考咨询也一定取消了，我该回学校还是回家的问题，几乎所有的人突然转身骑上自行车就跑，尽管不知为什么，我也跟着转身跑。后面传来2声枪响，不知道是鸣枪警告还是没打准，没看到有人倒下。原来看到有军人举枪，早已成惊弓之鸟的人群就立即逃了，而我还不知厉害，根本没意识到危险。令人惊奇的是，狂奔仅几十米，这20几个人居然又转回头，到生死线继续喊话。我想不是失去亲人的悲痛，是不会给他们这么大的勇气的。
我当然不敢再回到那个生死线。我决定绕道回学校。于是从西单北上，转文津街一路向东回到学校。这段路上也有一些烧毁的军车，甚至一辆坦克，但是密度上比长安街沿线要少多了。这时才注意到沿途两侧的楼房外墙，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弹孔。而零星的枪声也一直没有中断过。总算回到学校。
之后的一段时间，位于天安门外围的生死线不断扩大，北京每天都在上演着野战军对平民的枪战。至少有2个多星期，都不敢出校门。有一次在操场里，我们几个住校的，在3面被教学楼包围的一个乒乓球台子上打球，一颗流弹飞来，正打在水泥的台子上，吓得一干人等，抱头鼠窜。那时负责管宿舍的老师天天说，你们这届，高考肯定取消了。我也没有丝毫沮丧，反而觉得挺好，除了打球，就是看电视。新闻联播里，罗京高亢的声音代替了薛飞，印象特别深的是：“这个暴徒还不死心。。。”不少80,90后的不理解为什么罗京死后那么多人叫好，根在64。
6月底，枪声不知不觉，停了。同学陆续回到学校，我们班不全，缺了一个。班主任是政治老师，党支部书记，面色阴沉，不是因为办理少了个学生，而是因为他自己的小舅子，被戒严部队打死了。这时候我才知道，高考还会照常进行，而我几乎有2个多月，没正经学习了。给我的时间只有7天了。同学们去找失踪的同学，结果她家一直没人。奇怪的是，一年以后，大家都开始大学二年级生活的时候，她从商丘给每个人发了一张明信片。她怎么知道每个人的地址的？对我来说至今是个谜。
我的同桌告诉我，她家隔壁的老太太，在6月3日夜被打死在自家的卧室里。前面提到被开花弹打死的同学，是我初中同学，是在生死线上被打死的。广播里还播过被戒严部队打死的大学生的名单，包括姓名和学校。但后来就绝口不提了。
64总的死亡人数绝对是个谜。海外又说2700左右的，并有统计的名单，但我觉得还是不全，我查了，至少没有我那个初中同学。
高考前最后一堂政治复习课，老师发了一份卷子并进行了讲解。我因为64当天受了刺激，拒绝复习政治课。高考政治那天，同学们惊奇地发现，老师最后的复习课讲的就是高考试卷！又是一个神奇的事件。尽管有我强力的拖后腿，政治分比班里倒数第二底了20分，我们班依然成为89年高考政治北京市最高分班。应该光荣还是耻辱？
以上就是我作为64的近距离旁观者的记忆。特别是我竟然在屠杀前后2次经过了最惨烈的屠杀现场，现在想起来更多的是后怕，希望我记述能帮跟多人了解64。

[xkk]

真实纪录历史，是每个人的职责，你做了，人民感谢你！

[小泥山]

Thank you for writing the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