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又是《父亲的眼泪》

为了母亲---写在清明雨过后
04/14/2011

父亲，属猴，生于一九三二年，卒于二零零八年。他，可以说是出身书香豪门。由太平天国到民国动乱；又从军阀混战到鬼子侵略；复经国共内战到和平年代的种种浮沉，家境被纷争错乱的世道整得七零八落。他还算幸运，靠着叔叔对着兄长的灵位发出的誓言，凭着家里积存的老底子，他自初中起就进了最好的教会学校；高中时由升至美汉，接着进入圣约翰系统的高中直至完成学业。五零年高考时，因高分同时被复旦，交通，政法等七所高校录取。选择华师大是因为那是国家全资的高校，可以减轻不断支撑他和妹妹的两位兄长的经济负担；但真正让他做出这个选择的原因除了新中国的号召，还有和我母亲，和当时许许多多有血青年一样，出于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中女主角芭芭拉。瓦莲娜契芙娜感人至深的故事。

父亲一生有三好：桥牌，书法和五加皮。

桥牌大学二年级开打，直到手抓不起牌张。文革时，那是“违禁”的，照样关起窗户挂上厚毯不分季节地吆五喝六。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了，全没模样，连说带唱的，清一色的“老顽童”。书法是父亲打小练下的。整个学院无出其右。记得当时出版社要他出字帖，被他拒了，原因很简单，所有书法都炼成了，唯独怀素的狂草缺了点“疯劲”。五加皮，在床边，书桌旁和饭桌上随时都可以一把在手。记得来纽约时，到处找不到中国酒，去了梅西见着法国香水柜台，大呼万岁，以为找着酒柜了。唐人街找到“台北酒庄”后，把他乐得，两个月喝掉我好几千，回去时还提溜了八瓶：和母亲各执四瓶，海关允许的最大量。

父亲是全学院和全家族声名赫赫的硬汉子。绝不违心，绝不将就，绝不就俗落私。

家族在文革期间烂事多多，他成了“救火队员”，哪里有情况就及时出现在哪里，把我母亲累得只有流泪的份，把着苦枯瘦的儿子和干瘪的女儿，只好违心不断地向外公请求支援。这也最后成了我父亲到死的心病，觉得头上的桂冠和光环都是从妻子那里“窃”来的。生命最后的一刻，他没忘用最后的气力拉着所有后辈的手，手指停在半空中，指着母亲---一位同学和同事，唯一的所爱，终身的伴侣，至死的挂念。

他，在所有朋友和同事中以大义肝胆称著。

袁世清是新四军的高级干部，妻子是延安时代最早的白毛女扮演者之一。文革中因为“皖南事变”中的一些曲折，袁世伯吃尽了苦头。流放至安徽凤阳“五七干校”改造时，归父亲管。父亲除了照看，还给出很多关怀。袁世伯“解放”后，妻子在陕西路骑车被撞，死于脑震荡，袁世伯第一时间就找父亲排痛。以后袁世伯做了同济大学校长，依然常常来家。偶尔会拍着我的头说：你父亲是个大好人，好好学他。

大概是性格关系，也是经历使然，父亲一生再难也没见他低过头。唯一让我无法忘记无法面对的是我记忆中仅仅的两次流泪。

第一次:
我十五岁那年，五门功课拿下了四百九十八的高分。母亲奖励了我祈求大半年的东西：一支一元两毛五分钱的“铅皮”圆规。三个月后，我被学校保送上海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结果因为邓被重新打倒成了梦中烟雾。图书馆也关了，父亲借不到我要看的书，他，流泪了，哭得非常地伤心。这，在我心中留下了很深很深的愧疚。那时不懂啊！从此之后，再也没问父母要书或要钱买书。真正开始大批量按月买书是大学毕业有了工作的第二个月。第一个月工资的全部，我交给了父母。

第二次：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日，地点，上海吴淞船码头。母亲为了我将被送往东海大岛接受再教育，已经整整哭了三天。临走，父亲死活不让她送，独自清早起来，拎着网线袋将我领出家门。

五月的上海，常常是细雨濛飞。儿子第一次要远离家门，远去独自生活工作了。父亲却笑不起来。八点，开船的汽笛声穿云破雾。父亲拍着我一米五八，四十一公斤的躯干，红了眼睛。他转过身去，久久地不能回转，山一样地站着，却哭了。

父亲病危时，我在纽约买了连夜机票赶到上海，在床边握着已然干枯的手，守了八个夜晚。父亲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十个月后重新病危时，母亲让我不要再光图形式了，因为父亲已经鹤飞。争着夺下了横幅祭奠的诗句，不要那匠师们的手笔；还提了要求，不能放哀乐，是我唯一的恳求，必须放布诺契利和布莱特曼的歌剧型曲目《It’s Time to Say Good-bye》。气人的是学院领导坚持要放哀乐。我，没法坚持，挨着母亲的脸面。

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三日，地点：纽约哥伦布广场边的新建爵士演出中心。演出单位：Y92的纽约少年合唱团。伴奏：茱丽叶音乐学院，纽约爱乐乐团。指挥：爱乐乐团首席。我们的大儿子登上了舞台，站在了台中央。我，流泪了。曾经跟他说过，风里来雪里走，三年了，就为这一刻。

其实，人生很多时候，三年只需要走出像样的一步。

同样是父亲的泪，我又懂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