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领土的关系本就天然紧密,不可分离;民族主义与海洋观念,在近代中国更是同生共长。在这种民族思潮激发之下,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海洋方向反抗东西方列强侵略的激情一次次高涨。当然,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激情往往不能持久,经常是生发得快,消落得也快。既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形成浓烈的氛围和强大气势,也很容易在生活逐渐恢复常态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自然冷却。受这种特性的影响,近代中国对海洋问题也就忽热忽冷,海防政策缺乏连贯性,资源投入未能持久用力,整体效果非常不理想。
鸦片战争后,有人形容当时北京的情形:“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也具有不同的政治取向,既有主张变革者也有主张保守和排外者,特别是在文化民族主义和保守民族主义的催生之下泛起过蒙昧排外之风,与开放进取的近代海洋精神背道而驰。这又充分说明了与民族激情相比,民族的理性同样非常重要,甚至是更为珍贵的。缺乏理性的深情和缺乏深情的理性都是可怕的。这一近代中国和世界没有解决好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今天仍然面临的时代课题。理想的答案是,要使这种激情与理性保持平衡,让理性为激情把握方向,用激情来激励理性生发,使整个民族既充满昂扬的激情,又能始终前进在正确的方向上,并控制好发展的节奏。正如泰戈尔所说,人类历史的目标既不是含糊不清的世界主义,也不是狂热的民族自我盲目崇拜。
走向海洋,应更加主动地引导和有效利用民族激情。进入信息时代,民族激情与信息网络相结合后,其影响波及范围变得更大,所产生的社会冲击力和政治冲击力也显著增强。这就需要我们在应对海洋问题时注重趋利避害,把压力和冲力变成动力,把舆情变成国家战略资源和有用的政策手段。一方面,用以激发和动员民众关心海洋,积极参与海洋开发和维护海洋安全,为中华民族走向海洋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另一方面,也可用以反制某些国家挑动我周边海洋问题。
走向海洋,应更加自觉地培育并始终保持高度民族理性。“海上力量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军事史,在其广阔的画卷中蕴涵着使得一个濒临于海洋或借助于海洋的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秘密和根据。”一个国家的崛起既需要物质能量的积累,更需要民族理性水平的提升。中国当前面临着极为复杂的海洋形势,有效应对这种形势和局面,仅有激情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理性的光芒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要真正改变一个民族对海洋的看法或者认识,其根本途径在于塑造和改变民族的性格,提升民族境界。比如我们应当清晰地知道,中国现阶段国家根本利益何在,维护海洋权益与维护中华民族崛起的伟大进程二者间是何种关系,如何从战略的高度切实处理好海洋方向维稳与维权的关系。再比如,我们应当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如何围绕解决海洋问题调整与有关国家的关系模式,如何调整我们自身的发展模式和对外行为方式。正如法国著名海军上校达里厄所认为的:“海军的每项规划,如不考虑同大国的关系,又不考虑本国资源所能提供的物资限度,就会立足于一个虚弱不稳的基础之上。外交政策和战略是被一条不可割裂的链条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海军战略是一部民族战略、一部民族战术。”海洋是民族的海洋,海洋战略是民族智慧的延伸。
“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地理战略”,中国民族主义的自我寻找、自我定义、自我丰富过程是理性与激情结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检验着民族的战略视野和学养沉淀。
“。。。吾欲我同胞兮御风以翔,吾欲我同胞兮破浪以扬!”
(作者 侯昂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