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再看一看伊斯兰教的情况。《古兰经》《圣训》中多次鼓吹“圣战”，声称“在圣战中面向敌人阵亡的烈士能直接升入天国”，“信士能够以一人抵挡两个不信的人”云云，这是公然鼓励征服和劫掠。：“以掌控我的生命的神的名义，我需要为真主而死；然后我会复生，然后再次为真主而死”；“先知说，‘没有任何上了天堂的人愿意再返回这个世界，即便给他所有东西，除了那些烈士。他们愿意为了赐给他们的无上光荣而回到这个世界死上10次’。” [sahih muslim, chapters 781, 782, the merit of jihad and the merit of martyrdom.]）
杀了暴徒，他们的 亲属也会为他们报仇继续杀汉人的。怎么办？？短期严打是必须的，但不是根本办法。冤冤相报是按下的葫芦，飘起的瓢，循环往复，永无止境。
要想达到长治久安，一劳永逸，就得走同化的路。宗教是精神鸦片，要根除洗脑后的维人就要清除洗脑的地方。虽然遥远缓慢，但是值得的。
对于恐怖份子，据说普京有一句话特牛，转给大家：原谅他们是上帝的事情，我们的事情，是送他去见上帝。在机场抓到恐怖分子就在机场击毙，在厕所抓到就溺死在马桶里
不经意间，又看到了那烂陀(Nalanda)的新闻，那烂陀(Nalanda)，古代梵文里nalan意思是莲花，在印度象征着知识，ｄａ意思是给予，那烂陀意思是“知识的给予者”。“那烂陀寺相传建于公元４２７年，在古摩揭陀国王舍城附近。它不仅是古代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和学术中心，同时还教授哲学、逻辑、语言、天文、数学、医学等各类知识。在最兴盛时期，曾经藏书９００万卷，僧人学者超过万人。”
曾经，那烂陀寺是印度最大的寺院，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印度历史上著名的佛教大师龙树、无著、提婆、世亲等都在这里修业讲学，“僧徒主客常有万人”。
佛祖涅 后不久，这个国家的国王铄迦罗阿迭多，也就是帝日王，敬重佛教，崇拜三宝，建造了最初的那烂陀寺。他的儿子佛陀毱多王又建一所寺庙。婆罗阿迭多王继位后，也建一所寺庙。这样，从帝日王到加来王、幼日王等，先后有６位国王在这里营造佛寺，最后把所有这些寺庙用砖墙围起来，成为一个大佛寺，就是现在的那烂陀寺。而今天那烂陀寺只是一片废墟，佛教在印度也早已绝迹，佛教在印度重新出现只不过是19世纪英国人统治以后以后的事，如果没有英国人佛教能否回传？显然是个问题。不光在印度，在中亚，中国西北，东南亚，这些佛教曾经大红大紫的地方早就是穆斯林的天下，这些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里，人们当然是找不到答案的。
有一个关于佛学大师提婆的故事，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的宿命。提婆是龙树门下高足，继龙树之後继续於南印度传播大乘佛教。据说，他曾像龙树一样，也感化过一位南印度国王，使之皈依敬重佛法。有一次，这位国王为了佛教的事业，於都城中建立了一座法坛，请提婆端坐其上，宣讲佛法。
这便引起南印度其他教派之人的愤恨和不满，他们从四面八方赶赴都城，要与提婆菩萨以论辩决胜，想藉以击垮佛教。提婆知道对方谋定而动，有所为而来，不但毫不畏惧，反而主动出击，令人传出话说∶「我现在要建立三个论题，其一是一切圣贤中佛陀第一，其二是一切知识中佛法第一，其三是一切救世人物中僧为第一。我建立这三个论题，欢迎各家各派的论师前来辩论。如果有人能驳倒此论，我提婆甘愿斩首相谢。何以必要斩首呢？因为我所立之论如被人驳倒，足见我见理不明，愚昧无知。那种愚昧无知的脑袋我宁可砍掉，也不愿保留，省得它让我乱作议论，丢人现眼。」提婆的这番宣言，无疑於将其他各派论师视若无物，他们越发被激怒了，相约而说∶「这个提婆也太自高自大了，根本不将我们放在眼里。即便他真的有三寸不烂之舌，难道还能胜过我们百万之众吗？」於是，他们约定联手对敌，同提婆展开一场车轮大辩论，且看他如何能够应付。
这天，约定好了的各派论师突然一起云集到提婆的道场。车轮大战开始了，他们一个个接连出场，但都没能在提婆的利舌下得到一丝半点的便宜。那些智慧较低、学识不富、论术不精的人，仅需提婆一言便告屈服。智慧深厚、学识广博、精於辩论的人，虽能与提婆往来争锋，但最多不过两天时间，便也理屈辞穷，告败认输。许多有自知之明的人乾脆就不敢出场了。这样一直辩论下去，直达三个月之久，前来辩论的八方论士才算全部认输，再没人敢出头露面了。当日辩论开始之前，各家论士也曾依样画葫芦，像提婆一样发誓论败便斩首相谢，提婆未能同意，只是让他们论败便应改投提婆为师。因此，等到三个月的辩论结束时，八方论师百万馀人都成了提婆的弟子。提婆的事业由此达到了高峰，却也因此埋下了祸根。据说当时有一位「邪教」弟子，虽然也改投了提婆，但却抱著不轨之心。原来，他看到自己的老师败於提婆，便认为是奇耻大辱，心中非常痛恨提婆。他曾咬著利剑发誓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你以口才胜了我们，我必要以刀剑胜你；你以无形的空刀杀我们，我必要以真刀实剑杀你。」发誓以後，便一直身怀利剑，追随在提婆左右，伺机行刺。有一天，提婆正在丛林静处禅定思维，其弟子们也都散到各处各自用功去了。那位「邪教」弟子见到有机可乘，立即挺身而起，一剑刺出，正中提婆的腹部。这事若发生在别人身上，只怕会大声喊人救命了。可提婆却出人意料地非常安静，他捂住伤口，对凶手说∶「我这里有三件东西，袈裟、佛钵和盂盆，你赶快拿著逃命去吧，注意要走山间小路，不要走大道平川，否则肯定会被我的弟子们捉住。你还没有学到佛法，不知身名是人之所累，所以肯定会爱惜自己的身体寿命。我却不然，我深蒙佛陀遗法所化，对身形寿命早就看淡了。念你仍为狂心所惑，我在命终之前还是想向你说明白，人与万物实际上都是无实的，求之实不可得，不明白这一道理的人被狂乱之心所惑，从而认为有人有我，有苦有乐。岂不知苦乐只是两种情感，来自人们对外界的接触。人如果不与外物相接，苦乐之心便失去存在的依据，也就自然消失了。」
那位「邪教」弟子见提婆如此慈悲，不仅不怨恨自己，反而在临终前为自己说法，心中非常悔恨。但犹豫再三，还是逃命去了。这时，提婆遇刺的事已为弟子们知道了，他们失声痛哭，汇集到提婆身旁，更有一些学法不精的人四处搜寻，截堵道路，想要捉拿凶手。提婆把他们召集回来，进行最後的说法教诲。他说∶「若从事物的真实本性进行思考，你们就会知道，世间根本没有害人者，也没有被害者。因为一切皆空，人的本性也是虚的。所以，你们失声哭喊、四处追捕凶手又何必呢？这不过会使你们多种些不善之业而已。至於那位凶手，他所害的不过是些业报，却不是我提婆。所以你们应该谨慎思考，千万不要以狂追狂，以哀悲哀啊。」
说罢，放身蝉蜕而去了。一代佛学大师就这样遇害身亡，离开了人间。
提婆的境界自然是高的，不过总感到还需要周围的人也需要高境界才行，不然高僧岂非只有任人宰割的份？
类似的还有一个“顽石点头”的故事，晋末义学高僧竺道生，他为鸠摩罗什的高足，悟解非凡。当时《涅槃经》只部分译出，传入南方，其中说除一阐提（断绝善根的人）外皆有佛性。道生则坚持认为“一阐提人皆得成佛”，遂被守旧者目为邪说，摈出僧团。道生因入今苏州虎丘山，传说他曾聚石为徒，讲《涅槃经》，说到一阐提有佛性，群石皆为点头（见《佛祖统纪》卷二十六、三十六）。以后全部《涅槃经》传到南京，其中果然说“一阐提人有佛性”。
那么佛教徒遇到真正毁佛杀僧断绝善根的一阐提人会是什么态度，又会有何结局，从这两个故事里是不难看出端倪的。
据佛典记载，古印度有96外道（也有其他说法），而耆那教则说有300多种，可见在古希腊、南亚次大陆和中国几乎在同一个时代发生了思想大爆炸，争论是非常激烈的，但由于某种默契，印度实质上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宗教宽容。
宗教宽容是存在的，并不意味着争论停息了。今天你到敦煌莫高窟去参观壁画，还可以看到一些护法金刚手里拿着蛇，解说员会告诉你那是因为婆罗门怕蛇，实际上蛇（Naga）在印度教中是神物，而大神湿婆身上就有三条蛇。而据佛教经典记录经常有论战发生，比如龙树与婆罗门还有其他外道论士的对抗，龙树大获全胜；而印度教也有商羯罗辩论大胜佛僧的记录。
这些斗争，都说明，有一种默契是的确存在的。
直到野蛮屠杀的开始。
这些野蛮人来自西北，他们是突厥，从7世纪进入印度北部。而印度北方无数的佛教寺庙被劫掠屠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贪婪的突厥人盯上了寺庙里储存的，让人瞠目结舌的黄金珠宝等等的财富；那些灭亡佛教的突厥人,是一个贪婪的游牧民族,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不惜用宗教来给自己的野蛮行径遮丑——那些毁灭佛教的突厥人相信，毁的的佛像越多，杀的异教徒越多，他们在天堂的奖赏就越多。
这些穆斯林罪行滔天，自以为是伊斯兰教教徒，但除了贪婪和特别能打，他们在文化、哲学方面实际上是非常落后且自闭的，实质上，他们就是流窜的土匪。
渥德尔先生研究过一个藏地的记载，讲述的是一个西藏的朝圣者到了佛教的学术中心、伟大的大学那烂陀寺时，看到的是野蛮屠杀、抢掠和焚烧后的狼籍，一个比丘拿着几本佛经在颓倒的佛塔间踯躅。这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文化灾难，那烂陀寺不是一个单纯的修行场所，它还是一个伟大的学术中心，几百年来，它的藏书多到了无法计算，无数优秀的哲学家在这里学习生活，公元１１９３年，突厥人巴克赫提亚尔#8226;卡尔积带兵侵入那烂陀寺，寺院和图书馆遭受严重破坏，大批僧侣逃难。从此，那烂陀寺失去了光辉。而这也成为佛教在印度走向衰败的转折点被毁灭后的那烂陀寺，在数百年的时间里被淹没历史的尘埃里。自从北部佛教进入大乘时代后，民间的佛教的确在式微，高深烦琐的佛教哲学只能在这些最优秀的哲学家手中传承了，这种不停地屠杀、焚烧和骚扰是釜底抽薪，终于将佛教从南亚次大陆抹掉了。那烂陀寺的毁灭，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灾难，不亚于亚历山大图书馆被焚（据说有位阿拉伯大将认为焚烧的理由是“凡是《古兰经》上没有的，都是不应当保留的；凡是《古兰经》上已有的，都是不必要保留的。”），曾经僧众2万的学术中心，从此消失。也因为突厥穆斯林的入侵，次大陆的宗教宽容结束了，在晚期，佛教中有密宗色彩的金刚宗组织了军队反抗突厥人，他们被消灭殆尽；印度教徒的反抗更烈，也因为他们人数众多的原因，终于存活。但是，所有宗教派别互相辩论的学术时代一去不返（后来的阿克巴时代一瞬即逝），也就是说，规则被少数派抛弃；而默契，因此失效。
自以为有信仰的野蛮人、流窜犯，是印度宗教宽容传统的罪人，是世界文明史的罪人。而后人——只能感叹，却不能回到从前，做历史的仲裁者了。
放眼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伊斯兰教向中亚、南亚、东南亚扩张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蚕食、打击佛教的历史。公元8世纪起，阿拉伯帝国的势力范围扩张到中亚，中亚大部分佛教国家和游牧部落都皈依了伊斯兰教；公元9-13世纪，阿拉伯人、突厥人前仆后继地入侵北印度，并最终导致佛教在印度的绝迹。到了公元15世纪，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的穆斯林国家又通过武力征服将佛教和印度教赶出这一地区，在东南亚构筑了一个伊斯兰文化圈。在与伊斯兰教的对抗过程中，佛教在多数情况下都会遭遇失败。英国学者渥德尔曾说：“佛教教义，尤其是它反暴力的社会纲领……对伊斯兰教的残暴作不出直接的回答。”（《印度佛教史》第十二章第七节“穆斯林的毁灭精神”）这一说法有些偏颇，但也不失为一个有道理的解释。当时印度大部分国家都支持印度教，只有孟加拉的统治者还推崇佛教，佛教失去了来自上层的保护；而在民间，佛教要么被印度教驱逐，要么与印度教融合，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力。此时的佛教既无下层根基又无上层支援，在伊斯兰教面前缺乏起码的自卫能力。而“非暴力”的信条根植于佛教思想中，佛教的教义也使佛教徒不可能自己拿起武器、组织群众来反抗突厥人的入侵。当印度教王公与突厥人坚持对抗，当印度教群众此起彼伏的起义使穆斯林统治者不得不放宽宗教政策时，佛教徒却没有组织起任何像样的反抗，只有少数僧侣远走国外，保存了一些古代印度佛教经典。
突厥征服者对佛教和印度教的残忍是令人发指的。根据英国学者渥德尔的引述，“穆斯林从左边杀过去，又从右边杀过来……被征服的人民要么接受伊斯兰教，要么只有死亡一途。”许多印度教神庙和佛教寺院都在劫掠一空后被焚烧，并在其原址上建立起清真寺。但这种烧杀抢掠对佛教的打击更大，因为佛教此时主要集中在北印度和东印度的少数繁华地区，突厥人只要占领这些地区就可以彻底摧毁佛教寺院，消灭佛教的有生力量。而印度教神庙则遍布印度各地，从大城市到小村社无处不在，突厥人无法控制印度的每一个城市和乡村，自然也就无法根除印度教。更重要的是，印度教的哲学思想和社会纲领已经渗透到印度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任何一个外族统治者都必须利用印度教来控制印度。而佛教对印度社会虽然曾有很大影响，但却远没有印度教那么深；佛教的黄金时期早已过去，现在它的印度社会的影响有限，穆斯林很容易就能将其一举击溃。
佛教唯一象样的抵抗发生在中国新疆于阗佛教王国，在这里佛教徒抵抗了50余年。如今，当我们翻开《突厥语大词典》时，还可以读到穆罕默德;喀什噶里记载的伊斯兰征服者的诗歌：“我们如潮而至，攻陷大小城池，佛堂庙宇全捣毁，给菩萨拉屎撒尿。”穆罕默德;喀什噶里在解释这首诗时说，为了侮辱他们而在佛像头上“拉屎撒尿”。从此首诗歌中又见到了宗教战争既凶猛无比，也非常残酷的情景。
从世界范围看当佛教遇到伊斯兰教无一例外的溃败。从佛教这方面来讲，我们当然可以说出佛教一千个优点，一万个优点，但佛教的消极面同样不可小觑，正如《草原帝国》[法]勒内;格鲁塞/著
蓝琪/译 项英杰/校所讲的“阿勒坦汗和达延系的其他王公们在与其人民一起皈依西藏佛教时，他们认为他们正在追随忽必烈的脚步。但是，当忽必烈崇信佛教时，蒙古人对中国的征服几乎已经完成。然而，尽管阿勒坦汗不止一次地攻入长城，火烧北京城郊，但是，他所做的仅此而已，蒙古的征服不得不又从头开始。不过，喇嘛教的盛行对东蒙古人产生了立即见效的松弛作用。鄂尔多斯部和土默特部，察哈尔部和喀尔喀部，特别是前者，在虔诚的西藏教权主义的影响下，他们很快丧失了阳刚之气。这种佛教，曾经把唐朝的可怕的吐蕃人改造成了宗喀巴的梦想者和创造奇迹者，它将使近代蒙古人更衰落，因为他们缺乏任何富于哲理性的品质，除了偏执和教权主义外，从新宗教中他们一无所获。15世纪末宣布要再现成吉思汗国史诗的人们，现在突然停止了脚步，陷入顺从的惰性，除了给他们的喇嘛提供奢侈的生活外，无所关心。正如鄂尔多斯部王公萨囊彻辰所记录的那样，他们的历史表明他们已经忘掉了世界征服者及其光荣，他们只梦想征服灵魂。当获得了这种精神超脱和达到神圣境界之后，东蒙古人被卡尔梅克人，或者是满族人征服的时机已经成熟。正像考朗特所评论的那样，唯一的问题是两者中，谁将使东蒙古人跌落。”
我们不妨再看一看伊斯兰教的情况。《古兰经》《圣训》中多次鼓吹“圣战”，声称“在圣战中面向敌人阵亡的烈士能直接升入天国”，“信士能够以一人抵挡两个不信的人”云云，这是公然鼓励征服和劫掠。：“以掌控我的生命的神的名义，我需要为真主而死；然后我会复生，然后再次为真主而死”；“先知说，‘没有任何上了天堂的人愿意再返回这个世界，即便给他所有东西，除了那些烈士。他们愿意为了赐给他们的无上光荣而回到这个世界死上10次’。” [sahih muslim, chapters 781, 782, the merit of jihad and the merit of martyrdom.]）
伊斯兰教的天堂一直是一个很招人的话题，特别是天堂里的处女。在天堂中的回报是什么？在《古兰经》和《圣训》里以非常色情的细节描述了伊斯兰天堂，例如古兰经第56章12-40节、第55章54-56节和第76章12 -22节。引用著名的企鹅出版公司出版的NJ Dawood译《古兰经》的56章12-39节：“他们躺在宝石镶嵌的床上，长生不老的少年端着碗、壶和一杯最纯的酒服侍着他们（这酒既不会让他们头疼，也不会让他们迷醉）；他们自己选择水果和喜爱的禽肉。他们还会得到深色眼睛的天堂美女(houris），如同蚌壳里的珍珠一样贞节；这是对他们的行为的报偿……我创造了这些天堂美女并使其成为处女，作为他们的贴身爱侣……”
你应该注意到大多数版本的译文，甚至是由穆斯林自己翻译的版本——例如A Yusuf Ali和英国穆斯林Marmaduke Pickthall翻译的版本——都把阿拉伯语中的（复数词）Abkarun翻译成了处女，一些著名的词典，例如由John Penrice编纂的，也是这样翻译的。我强调这个事实，是因为许多羞愧而窘迫的穆斯林说“处女”这个词翻译错了，它应该翻译成“天使”。在《古兰经》第 55章72-74节，Dawood把阿拉伯语词汇“hur”翻译成了“处女”，而上下文表明处女一词是适当的翻译：“深色眼睛的处女躲在她们的帐篷里（你想拒绝你的主的哪一件恩赐？），任何男人和精灵都没有和她们接触过。”）
需要指出两件事。第一，在《古兰经》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及天堂提供的处女的实际数量。第二，深色眼睛的处女是为所有穆斯林提供的，不仅仅是烈士。我们发现，正是在《圣训》中提到了天堂里的72个处女——Al- Tirmidhi（卒于公元892年）收集的圣训集（第4卷，真主的使者［先知穆罕默德］在一些章节中描述了天堂的特色，以及第21章“给天堂中的人们的最小奖赏”（圣训2687））。Ibn Kathir（卒于公元1373年）在他对《古兰经》第55章《至仁主安赖哈曼》第72节的注释（Tafsir）里也引用了同样的一个圣训：“听到先知穆罕默德说：‘给天堂中的人们的最小奖赏，是一座有8万名奴隶和72位妻子的住所，它的圆顶上镶嵌着珍珠、碧玉和红宝石’，它的跨度相当于从 Al-Jabiyyah[大马士革的郊区]到Sana’a[也门]的距离’。”
近代伊斯兰护教家试图淡化这些描述中的明显的物质主义和性暗示。但是正如穆斯林百科全书所说，即便是正统的穆斯林神学家——例如al Ghazali (卒于公元 1111 年) 和Al-Ash’ari (卒于公元935年)——也“承认天堂中的肉欲的愉悦”。古兰经的注释者、博学的Al-Suyuti (卒于公元1505年)生动细致地详细描述了这种肉欲的愉悦。他写道：“每一次我们和一个天堂美女睡觉，我们都会发现她是处女。此外，被主选中的这些人的阴茎永远不会变软。他们将永远勃起。每次你做爱的感觉美妙至极，绝非人间的感觉。如果你在人间体验到这种感觉，你会昏过去。除了在人间的妻子，每一个被选中的人[即穆斯林]将与70位[原文如此]天堂美女结婚，而她们的阴道全都美妙极了。”
不难想像当佛教遇到伊斯兰教，就象秀才遇见兵，或许更确切的比喻是处女碰上强盗，结局是不言自明的。难怪穆斯林有那么多人肉炸弹，原来他们急着要去享用72个阴道“他们”的路线图：
1、“他们”首先宣称自己是“和平的宗教”，通过经商、避难的方式零星迁徙到一个新地方，很低调，很和善，很遵纪守法——除了对吃某种食物有点神经过敏，除了干涉婚姻自由之外（不过我们总是想，唉，不吃什么食物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内婚虽然很讨厌，但不跟他们通婚不就行了嘛）——谁能拒绝这么一群可怜巴巴的外来人呢？于是，他们站住了脚。
2、既然站住了脚，那么第二步就是形成社区了。这个进程会持续几十年，“他们”的繁殖速度异常迅速，每家几乎都会养10个8个孩子，而且这些人一出生就毫无选择地成为“他们”。几十年之后人们会发现，周围已经到处是“他们”。“他们”自由地游走于我们的开放社会中，而“我们”却对“他们”的圈子针插不进、水泼不入——除非“我们”也皈依了“他们”。我们不知道“他们”在筹划什么。
3、第三步，我们会发现身边的暴力和犯罪现象突然增加，就象1995年前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周围突然到处是某族小偷一样。即便是犯罪，也是在不断地发展：1995年我抓住第一个某族小偷，在把他扭送派出所时他用刀片自残了；2000你年我抓住第二个某族小偷，立刻围上来几个人跟我对峙，尽管我没能把他扭送派出所，但他们也没敢对我暴力相向；而现在，据说这些家伙已经动不动就砍人了。
4、第四步，犯罪行为会升级到群体性暴力，“他们”十分善于结为一体对付单个的“我们”，侵占财产，强占耕地，欺男霸女，欺行霸市，让“我们”时刻生活在威胁的阴影中。
5、第五步，群体性暴力会变得越来越频繁，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动不动就出动几十、几百殴打、骚扰“我们”。在这种情形下，“我们”面临选择：如果有可去的地方，“我们”就得背井离乡；如果没有可去的地方，“我们”要么继续在惊恐中度日，要么不如皈依“他们”，以免遭迫害。
6、OK，至此，某个特定地域的绿化已经接近完成，其标志是，“他们”占了局部人口的简单多数，或者是相对多数（即成为多民族中最大的族群）。这时，“他们”就要闹独立、闹分裂了，“他们”闹独立时既有“温和派”（文的），也有“激进派”（武的），还有“犯罪派”（无间道），你兴兵围剿逼得“他们”走投无路时，“温和派”就来宣扬“和平”；你罢兵休战放他们一马，“激进派”就立刻卷土重来，杀人放火；而“无间道”派则是不战与和，片刻不停地进行犯罪的勾当。
7、此时的“我们”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屈膝投降，看着那块地方分裂出去，眼睁睁地看着留在那里的“我们”的同胞被迫害、被驱赶、被屠杀、被同化（无论在车臣还是科索沃，当“他们”控制了该地之后立即都对当地其他民族实行了抢劫、屠杀、迫害和清洗）；要么，奋起反抗。
8、同意他们分裂出去就能乞求来和平吗？就能结束这绿化步骤吗？谁要相信这个，那他的智商不会高于60。这个分裂过程永远不会停止，过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现在的进程重新进入了“步骤一”，或者“步骤二”，只不过换了一下。
（伊斯兰教徒的观念就是：天下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伊斯兰的，只不过暂时被非伊斯兰抢走而已。总有一天，伊斯兰会抢回来的。不信阿拉的全部都要杀死，等条件成熟了，就杀光一切非伊斯兰信徒。）
1970年7月，我被分配到新疆工作。母亲不在了，所以没有像多数同学一样，先回家探亲再报到，而是直接就去了乌鲁木齐。那时候学生分配工作以后有派遣费可以领取的，主要就是交通费住宿费等，也就是说已经享受正式国家干部的待遇，坐火车可以坐卧铺了。
到了乌鲁木齐，一下火车就有了一种到了异国他乡的感觉，大街上喇叭广播的是听不懂维语，满眼都是穿着五颜六色戴着头巾少数民族妇女，还有处处的瓜果飘香。我们一起去同学十分亢奋，在乌鲁木齐呆了三天时间，天天在街上，把乌鲁木齐大街小巷逛了遍，少数民族同胞都十分友好，没有碰到令人不快的事情。
分配到新疆的大学生要到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二年。新疆地广人少，驻疆部队的副食品大部分依靠自己生产，所以基本上每个团都有农场。等到人数够了，我们就坐上部队的汽车出发了。一大早上车，行程三百五十多公里，到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才到了当时我军陆八师步兵二十二团在乌苏县一个叫古尔图农场。
到了新疆才知道祖国疆土辽阔；到了新疆才知道什么是荒凉。
我们来锻炼的学生编成一个连，排行第十就叫二十二团十连。以我们学校的学生为主，因为我们学校位处西北，我们这两届毕业生和以往的分配不一样，多数分配在西北，分配到新疆的学生不少。另外还有新疆艺术学校的部分学生。班长付班长由学生担任，排长副排长，连长副连长以及指导员副指导员，还有卫生员通讯员均是团部派来的。农场比较大，有专门的机构。除了在乌苏境内有很多土地外，在博乐州精河县内还有一千多亩地。我们班十多个人在连副指导员和副排长的带领下就去那里负责播种管理那些土地。土地位于叫大河沿的一个镇上，过去在那里驻有一个营的部队，后来撤走了，营房就一直空着，我们就住在那里。
新疆种地的方法和内地完全不一样，粗放型的。小麦由播种机播种下去，主要管理就是浇水。它那里地不像内地，平平整整，而是高低不平，所以浇水很困难，水总是往低的地方流，放了半天水，浇不了什么地。而且，当地使用的一种叫砍土馒的工具，我们根本不会用。副排长就带我们去参观学习当地维吾尔农民怎么浇水的。只看见水在他们的砍土镘下非常听话，指到那里水就流到那里。当然，这农活不是马上能熟练掌握的。后来，当地的生产队长提出，说他们想试种水稻，他们插秧技术不行，问我们有没有会插秧的同志。我们很多人都是来自南方农村，插秧一点问题没有。于是副排长和那位维吾尔族队长商定，他们派二位维吾尔族农民来做我们的浇水顾问，我们去二位会插秧的同志去当他们的顾问。我和来自镇江的一位同学被派往生产队做顾问。
我们和生产队的社员同吃同劳动，不过晚上还是回营房住。那个生产队全部都是维吾尔族。早上一早出去劳动，中午就在田头吃饭，一般都是羊肉面条，加一些洋葱，因为在野外做面条比较方便。他们不吃少吃蔬菜，说那是草嘛，牲口吃的。当然水果像西瓜哈密瓜苹果还是吃的，胡萝卜也吃。吃完中午饭稍微休息就开始政治学习。他们都是用维吾尔语说的，我们一句也听不懂。队里有一位初中毕业生，会讲汉话，他很愿意和我们交流，于是他就当起了我们的翻译。他说这是在批判一个“东突”分子，他从博乐州的一家印刷厂下放下来的。社员们都在发言，批判他分裂祖国的言行。这时我们明白，为什么在乌鲁木齐街头，没有警察武警巡逻，却显得那么宁静和谐的原因。只有发动人民群众才是反对民族分裂和民族分裂分子最有效的途径。武力不可能保证长治久安。你看，这么偏僻地方，最基层的群众都发动起来了，新疆能不平安吗？
我们在大河沿一直待到秋收结束，有七八个月吧。蔬菜自己种，荤菜就得买。星期天就下乡买鸡蛋和鸡，改善伙食。维吾尔农民养鸡但是不怎么吃鸡和鸡蛋。我们就学了一句维吾尔语：“土红巴妈约克？（有鸡蛋卖吗？)。我们甚至到过很远很远汉族人从没有到过的偏僻居民点，从来没有出过什么事。副指导员和副排长也不觉得会出什么事。如果是现在，我想我们根本不敢到那么偏僻的地方。
1972年我被分配到新疆地震部门工作，和我们一起分配来的还有新疆大学和新疆工学院毕业的不少维吾尔族学生.虽然素不相识，因为没有了语言障碍（他们都会说汉语），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
地震工作需要常常跑野外，兴建新的地震观测站、地震震后考察，地震前兆异常落实等等都需要到野外去。那时我既年轻有没有什么家庭负担，所以一有什么野外任务，首当其冲。由于新疆地域辽阔交通又不方便，所以出去都是单位派车，一般都是南京产的嘎斯车。新疆真是大啊，有时跑几百公里都看不到人，因此吃和喝就成了大问题。所以，好不容易看到牧民的帐篷或农舍，我们就迫不及待的停下车钻进去了。老同志有一套办法；先给里面的人递上香烟（当地少数民族同胞当时一般很少舍得抽香烟，一般都是抽自己产的莫合烟，。好像是烟的杆子分碎的小颗粒，用纸卷起来，然后用舌头在纸边添一添，包成一根烟，味道很呛人），然后用半不拉子的维吾尔族语问候，你们好嘛！这时少数民族的家庭主妇就会端上奶茶和馕，招待我们。我们也就把客气当福气，大吃大喝起来。多少年我们跑野外都这样，当然到了县或镇有招待所或饭店的居民点，不会这么去蹭饭。一般在路途上没有办法的时候才这么做。本人几乎跑遍了新疆南北，从来没有遇到过少数民族同胞伤害。在乌鲁木齐上街，虽然和陌生的少数民族同胞少打交道，但是也从来没有遇到过麻烦，即便到少数民族聚居的二道桥以及南梁一带。和单位的少数民族同事相处也恨融洽，二个民族过年都放假，互相拜年。从我到新疆到毛主席去世，整个新疆是平安无事的。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充分相信依靠发动群众，和民族分裂分子作斗争。依靠人民群众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在战争年代是这样，在建设时期也是这样。仅仅依靠专政机关不可有效地和民族分裂分子作斗争。你用这种办法可以暂时解决一点问题，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有依靠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的群众，才能长治久安。。
第二，关心边疆群众的生活，要使边疆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有过明确指示。他说，不但要使新疆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解放前有较大提高，而且要高于新疆边境那一边人民的生活水平。为落实毛主席指示，中央在不断发展新疆工农业生产的同时，每年给新疆相当数目的财政补贴，并且逐年增加。在毛泽东时代，新疆职工的平均工资大概比内地高一半左右，早年参加工作的职工还要高一些。
第三，充分发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建设新疆保卫稳定新疆中的作用。从新疆最北部的阿尔泰到最南面的和田，总共布下了兵团的十个师，一面生产一面保卫边疆稳定。以前，他们都有武装值班连。
第四，从少数民族娃娃抓起，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广泛进行热爱祖国热爱党和反对民族分裂的教育。
第五，采取各种措施使少数民族和汉民族不断地接近，比如维吾尔民族文字的改革。在我的印象里，新的维吾尔文字和汉语拼音有某些相似之处，在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间，新文字似乎马上要取代老的文字了。改革开放以后，维吾尔文字改革连同已经取得的成果都被抛弃了。
第六，培养一批懂得马列主义彻底反对民族分裂的少数民族干部。其中，铁木尔.达瓦买地是他们的代表。
1976年毛主席走了，像胡耀邦等对毛主席心怀不满又政治眼光短浅的一批人上台了，他们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很高明，比毛泽东那当然更高明。处处事事和毛主席生前的指示和部署唱反调。具体哪一年记不清了，胡耀邦和邓颖超到新疆，胡作了一次讲话，其核心意思是说，在新疆汉族压迫少数民族----主要是维吾尔族，，几百年了，现在好像应该改变了，还规定了一系列做法，比如以前，各地各级机关书记一般都由汉族干部担任，从今以后不能这样做了，等等。并且撤销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改成纯农场，由各州管辖（试行了几年，情况不妙，又改了回来）。经过这么一折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战斗力和内在素质已经大大不如以前了。
还有，就是限制中央财政对新疆的补贴。记得好像是从1981年开始吧，中央给新疆的财政补贴不再逐年增加，固定在上一年的数字。明显，这肯定会影响到新疆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然后就是以落实宗教政策为名大规模修建清真寺，其新建翻建的广泛程度，连我们单位有些有良知的少数民族同事都看不下去了，他们说用这些钱多建一些学校不是更好吗？
从此以后，民族之间的对立就产生了。首先是震惊全国新疆和田大案。后来是维吾尔“群众”不断上街示威游行，什么反对在新疆进行核试验，反对计划生育。后来发展到，在新疆人代会上，中央建议提名的少数民族藉自治区副主席遭到了维吾尔族人大代表的公开反对，在人代会上选不上。我们老百姓上街也遇到各种挑衅，后来甚至发展到公开叫嚣，让汉族猪滚回去。“新疆是我们的嘛，你们滚回内地去”。再后来就有爆炸等恶性案件发生了。把老新疆王恩茂调回来也没有什么显著效果。过去新疆稳定，不是王恩茂有什么天大本事，只不过他认真贯彻落实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解决民族问题的灵活巧妙的技巧。在新疆这么多年，深深地懂得，要很好解决民族问题，保持民族团结，方针政策固然重要，技巧尤为重要。
毛主席走了没有几年，好端端的新疆就变成了充满仇恨的是非之地。
我和妻子商量，新疆是坚决不能再待下去了，无论怎么困难都得想办法调回去。1988年，我们终于离开了本来是美丽和谐后来变成充满仇恨的是非之地。和我们一样逃回来的很多很多，我们一起分配到新疆在一个农场锻炼的同学，多数回来了。单位里走了一批。我们回来后，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动就愈演愈烈了。
附：邓力群回忆录：为什么胡耀邦被称为胡乱邦？
(1)胡耀邦闯了一个乱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当时他们了解到中央补贴给西藏的钱每年5、6亿元，80％用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包括在西藏进行工业交通等各种事业建设的汉族职工。这本来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厂、修路只能用这个钱啊，从事工厂生产和修路建设的汉族工人工资也只能用这个钱啊，但胡却错误地作出结论：中央一年给的5、6亿元钱，80％用在西藏的汉族干部。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另外，本来阴法唐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许会有点“左”的东西。胡就抓住这点进行批判，同时，阴法唐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
后来赵紫阳派伍精华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赵的影响，去了西藏后，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边，影响很不好。直至胡锦涛去了之后，原藏族积极分子受压的状况才得到纠正。
(2)“纪要”与“电报”
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80％的汉族干部要从西藏撤出。这个消息一传到新疆、内蒙......跟着就发生了类似问题。特别是新疆，那时的书记是汪锋。1980年时，搞防苏备战，汪对战争形势估计得很严重，惊慌失措。在伊犁边界，要很多汉族干部往东撤，县级以上干部都要回内地。有些汉族干部乐得回去，而少数民族干部中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则乘机鼓噪要挤走汉族干部，成为一种风潮，而江锋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数几个人，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在新疆闹得不可开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
没办法了，胡耀邦就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会也开不下去了，他们来电报向中央请示怎么办。不知赵和胡是否商量过，赵找到我说：新疆问题，搞得这么僵，他们来了个报告，要中央给他们回电。于是，赵叫我起草了一个复电。这里比较公道地讲了一下汉族干部、解放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新疆党组织成立以后汉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个电报到了那里，反应各异，民族干部比较冷淡。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纪要”，汉族干部要“电报”。问题解决不了，后来要我负责起草一个新疆问题的决定。当时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搞这个东西，但后来因文件太长，实际上没用上。
到了这个时候，胡耀邦感觉到在民族问题上出了毛病，要收拾这个局面，于是提出“两个离不开”。在酝酿过程中，我听说(没看到文字)，原来的纪要上他讲过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决定了以后，中央只有这一点权，即看到有哪些不妥当，可行使否决权，其他事情都由你们决定。我就问胡，在民族地区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呢？除了三个权，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区自己管，这怎么行呢？他和我说，这不是他说的，这话是万里说的。
这件事情后遗症太大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后来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们要提铁木耳，新疆要提司马义；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司马义调到民委当主任，当时乌鲁木齐有一、两千人(民族人员)上街拥护司马义。在这种情况下，王震出了个主意：汪锋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调出，把王恩茂调回去，又调谷景生去当区党委第二书记。从此之后，新疆的局势才逐步稳定下来。
(3)胡耀邦的两个问题
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我看胡耀邦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他没有警惕：对百多年的历史，即英国、印度总是想把西藏搞过去，英国、美国、过去的沙俄及苏联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并不重视，或者说完全忽视这种大问题。在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你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却天天在打我们的主意，多危险啊！另一个问题是，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没有认识。
网友评论：
我的体会是内地汉族知识分子不能只从自己所从属的阶级和集团的角度看问题。
胡耀邦是在平反老干部，清理冤假错案。解放思想，否定“两个凡是”这些伟大的运动中起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功勋。但是胡耀邦确实不是一个像老毛，老邓那样的领导者。只能是跟着做些具体工作。所以胡耀邦，赵紫阳这些人都是技术官僚类型的。
极端分子就是行动派负责打击卡菲勒。所谓温和派就是后勤，帮助掩护。
首先由后勤人员把行动派隐藏其中进入敌国，然后行动派一打完，后勤人员就出来拿着人权，宗教歧视的盾牌防守！
真要是全员都出来战争了，最有力的武器“人权，宗教歧视之盾”就没用了。你什么掩体都没这好使。几个月就全交代了！
警惕！穆斯林会要求通过QQ和你聊天，搞到你的消息就杀人灭口！
伊斯兰恐怖主义欺骗和祸害世界的阴谋，参阅：
《滚动的“塔基亚”原则》：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65585-1.shtml
奇文共欣赏--穆斯林学者史未安先生 - 《伊斯兰不可以改革》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84125-1.shtml
《穆斯林“学者”史未安先生：论炸毁巴米杨大佛的合理性》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84141-1.shtml
《黑奴贩子的历史:阿拉伯人最凶残,黑人最贪婪》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83938-1.shtml
《伦敦极端分子“我们以真主的名义发誓，我们绝不会停止与你们战斗。”》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71302-1.shtml
《伊斯兰圣战在瑞典发动，穆斯林已经暴动3天》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71018-1.shtml
伊斯兰教社会的特征都是以家族为单位的剥削、压迫、掠夺和屠杀体系。
都是用圣战的口号。
伊斯兰的巨大优势是其旺盛的生育率，在欧洲甚至北美都还会有巨大潜力扩张。
科索沃信伊斯兰的阿族人2战结束时在当地还是少数民族，结果1990年代不是变多数了。
虽然按照伊斯兰教义，伊斯兰的敌人从大到小的顺序为：无神论者>多神论者>其他的一神论者>伊斯兰的其他派别（家族）
但事实上死在仇敌手里的概率刚好颠倒了过来。这就造成了仇恨和教义相反的怪现象。
沙特的伊斯兰恐怖分子，沙特王室屠杀的最狠（为了讨好美国），哪里有什么媒体报道，美国需要的，交给美国；美国不需要的，就秘密处死了。当然，在沙特反对王室那是绝对的大罪，不需要审判，自动人间蒸发。
这就是伊斯兰社会一盘散沙的原因。
但是，如果对于文明社会来说，却是另外一回事：
穆斯林或黑人权利越大，管理好他们就越难，然后他们开始偏袒自己的人，选举都选自己的，把一个国家的主体民族边缘化，摧毁他们的文明，西欧正在往这条路发展，美国正在成为另一个巴西或墨西哥，美国以后会分裂，这都是偏袒外来移民的结果。
如果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也如同毛泽东那样，发动草根起来，斗毛拉，分田地，搞土改，塔利班早就爆成渣了，甚至伊斯兰教斗没了，何止原教旨主义。
伊斯兰社会是以家族为单位的，是综合了政治、经济、文化、家族、社会、教育、军事、宗教等全方位的威权和杀戮（即圣战）体系。
单纯地杀恐怖分子对伊斯兰恐怖分子没有太大的威慑力。
而且恐怖分子还被家族视为圣战英雄！当然，在敌对的伊斯兰派系里会被视为魔鬼！
法家的满门抄斩，连坐制可以奏效。但这是文明社会不允许的。
仁慈的方法，那就是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办学习班，思想改造。
2011年07月23日
据维吾尔在线消息，称土耳其宗教事务局官方网站发布消息，40年来首次访问中国的土耳其宗教事务局局长穆罕默德·居尔迈茨教授在中国访问期间与中国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土耳其与中国签署宗教领域合作备忘录》
http://www.uighurbiz.net/archives/1926
据土耳其宗教事务局官方网站发布的消息，土耳其与中国此次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决定两国将在宗教教育、宗教工作，宗教刊物出版与朝觐等方面展开合作。
根据这份合作备忘录，中国每年会向土耳其的培养Imam Xatip（宗教人士）的高中和大学的伊斯兰学院派遣留学生。这些学生所有的开销都由土耳其 diyanet wexpi（diyanet基金会）负责。据这份由14项条款组成的合作备忘录，中国境内4万所清真寺的5万名伊玛目将轮流到土耳其深造学习。
土耳其宗教事务局与中国宗教局之间签署的这份合作备忘录还决定将《古兰经》《圣训》等宗教著作译成汉文并出版；双方将于2012年在北京，2013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宗教展览与学术研讨会。
据土耳其宗教事务局官方网站发布的消息，土耳其与中国签署的这份由14项条款组成的合作备忘录将在近年来不断加强的双方关系中起关键作用。
出席此次合作备忘录签字仪式的人员，除土耳其宗教事务局局长穆罕默德·居尔迈茨教授与中国宗教局局长王作安等人外，还有土耳其驻中国大使木拉提·瑟力木·安塞利，土耳其宗教事务局外交事务办公室主任买买提·帕恰奇教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陈广元等人。
土耳其宗教事务局局长穆罕默德·居尔迈茨教授结束中国之行后于6月25日返回土耳其。
可是光事后求饶是不够的。
日常生活中要拿出行动， 配合政府，揭露行为不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