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经济思维看待茉莉花革命

用经济思维看待茉莉花革命



许多经济思维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想要什么，然后做出理性的局车来实现这些愿望。这种行为需要他们为各种可能的行为结果评级，也就是赋予事物价值。

人们通过决策而实现的结果的价值，通常与他们名义上的货币价值不同。比方说，在一场公平的赌博中，让1美元赌注翻倍的可能性与输掉这一美元的可能性相同。纯理性的个体对于是否参与这场赌博是无差异的：如果他们每天参与这场赌博，平均而论，他们不会更富裕，也不会更贫穷。

但是，正如《星际迷航》中科克船长对斯波克说的那样：现实往往胜过逻辑。抑或是如瑞士数学家Gabriel Cramer在1728年给他的同事Nicolas Bernoulli 的信中所述：“数学家根据数量来估计货币的多少，理智的人依据的却是货币给他们带来的效用。”事实上，许多人是厌恶风险的：他们为确保能拥有1美元而放弃了在赢得1美元的机会，尤其是当他们只拥有1美元的时候。他们认为不参与赌博的结果的价值大于失去1美元的价值。相反，一个风险爱好者却会跃跃欲试。

随后Nicolas Bernoulli的各个，著名统计学家Daniel Bernoulli用公式表述了Cramer的观点，将它总结成了“预期效用”这个概念，也就是赋予决策可能结果的隐含价值，就像比较赌博结果那个例子所揭示的那样。厌恶和爱好风险的人都不是理性的，确切地说，他们是根据自己的预期效用来做理性决策。经济学家通常假设，大部分人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理性的，也就是说，他们知道哪些决策会实现预期选择的效用最大化。（当然，这样做需要知道如何精确评估风险，这一点人们总是做不好。连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都不行，更何况其他人）

然而，一些实验表明，人们有时候给结果评级的方式并不一致。1953年，美国数学家Kenneth May做了一项实验，他让高校学生评估三个假定将要与之结婚的人，每个人都各有所长。学生们有的认为智慧比长相重要，有的把长相看得比财富重要，有的则感觉财富的筹码胜于智慧。

在现在百姓们蠢蠢欲动的国家，一场思维博弈正在他们的脑海中进行着，他们手里现在只有一块钱，他们即将用自己的余生与子孙的未来与政府博弈，若赢得了，他们可能会获得高于零元的回报，但是若是这场博弈不幸输了，则换来的是赔偿一元或者是高于一元的代价，他们不知道还需要多少年他们才能再赚取一元进行博弈。

很多人知道国家需要改变，但是怎么一个变法？有的人说使用民主程序进行投票，有的人制造国家骚乱乘火打劫，也有的进行武装政变，更有的借着宗教力量蛊惑民众。茉莉花革命只是博弈的一个开始，第一场起义和第二场起义胜利不代表之后的斗争依然是百姓赢得一块钱，而更多的是很多人失去评估风险的理智：他们只想到如何将一块钱变成两个块钱，但是他们似乎忘了，他们进行的不是一场“公平”的赌博，而且在失去唯一的赌注成本后，他们会变得一无所有。

埃及人民起义是一场民心所向，人民胜率远高于穆巴拉克胜率的博弈，而泰国直到目前仍然局势未明，当初推翻他信政府，换来的却是尚未结束的国家动乱，兴许有的人开始后悔，当初为了赢一块钱，以致现在失去了全部，还赔去了老本。《经济思维》作者Davide Castelvecchi也在文章的最后中引用了一个实验来揭示了更多的民众宁可自私一点，绝对不会为了别人的博弈而将自己仅有的一元让出进行博弈。他宁可永远保有这个一元，一直到他真的即将失去这个一元之后，他才会将这一元掷出进行博弈。而有国家政府开始进行各种安抚百姓的措施，包括每户派发3000美元的补助金，以让全国人民了解到，他们手里的一元不会被抢夺也不会失去，只要他们不进行博弈，那么他们将能够永远地保存这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