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92年底，我在TOEFL班的课程结束了。我用一个月的时间自习，又上了三天临阵磨枪班，次年春节过后便首次参加了托福考试。我明知道我考不过，但是特别需要那种气氛来锻炼。在莱斯利的口语班是没有考试的，就是说，我迎来的人生的第一次英语考试，是TOEFL。
----摘自《我的英语老师莱斯利.麦凯恩和俞敏洪（下篇）俞敏洪 2》
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英语考试，设想今后如果去考托福，心理压力一定巨大，甚至难以承受。所以我去尝试这个，唯一的目的就是适应一下环境，看看什么感觉，为正式参考积累经验。
事实证明，那种感觉坏极了，我经历了一生中首次可以称为恐惧的几分钟，痛苦不堪。问题出在开篇的听力部分，当耳机中早已烂熟在心的男女对话响起来时，我突然被莫名的绝望所攫取，大脑一片空白，完全没有能力应对，直到试卷翻过一页，才逐渐缓和过来。本该稳拿的分数被如此丢掉，我的信心倍受打击，对自己的能力，再次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煎熬之余，我闪过要去问问俞老师该怎么办的念头，但因为紧张，最终放弃了。不过喜欢继续听他讲课的情绪，还是渐渐地占了上风，于是在等待成绩的同时，我不管不顾地又去报了一个班，半信半疑地安慰自己考过考不过没关系，就当补习英语了。
不久分数出来了，哈利路亚，居然得了550，作文5分，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当别人上不了600都算失败时，我却兴奋异常。因为我知道，答对的都是自己懂的，没有瞎蒙的成分，短暂而漫长的几个月，这算一个不可想象的飞跃吧。我开始有点小人得志，突然觉得TOEFL也没有那么可怕了。
上第二次托福班时，我的目标比以前明确了，如果说第一期是广种薄收，到第二期就是精耕细作。但从不会到中等容易，越往后提高就越艰难。尤其我原以为不错的听力，其实完全不行。想来当初面对莱斯利的时候，有情境、有背景，加之她刻意关照，相对容易。但轮到冰冷的机器，我的心理素质尚不足以应付其单向考验。另外复习单词仅凭自己书写和念叨并记不牢靠，我发现重复俞老师的课堂讲解也不可或缺。
此时我原有的旧录音机已经不再适用，于是我托人从国外带回一台小巧的原装索尼录放机，除了疯狂地练习听力，也开始录俞老师的课，回家反复重听，等于把一节课变成了若干节。我一改以前偷偷摸摸躲在后面的习惯，坐到了前几排，既直面老师不易分神，也录音清晰没有干扰。从此俞老师滔滔不绝喋喋不休的声音，不但只回荡在教室，也登堂入室，充斥到我的生活中。
有趣的是，直到这期学完，除了一个大概轮廓，我都弄不清俞老师长什么样，说明一来他太路人甲，二来我太投入。但对于他的声音，却从此“刻骨铭心”。
记得北京的夏天干热无比，借用的大教室里没有空调，几台风扇摇得快机头落地，只搅出几股闷热的气流。动辄上百人码在一起，可想而知有多么难熬。上听力时厚重的耳机捂得我汗流满面，头发打缕，压在眼镜腿上，切得耳朵生疼。衣裤也潮乎乎地粘在椅子上，站起来身后满是难看的褶子。如果不幸挨上个打完球直接来上课的男生坐，更让人崩溃。因此不论他们多么潇洒，多么有才，自己心里多想接近，我都躲避了，而尽量只往女生堆里扎。
相对来说，老师在高温里不但站立，还要不停说话，其实更不容易。俞老师却说比起炼钢工人，自己非常满意，至少没有生命危险，而且还挣得多得多。我始终对南方人怀有一种敬意，因为我夏天怕热，冬天怕冷，特别没用；而他们恰恰相反，夏天不怕热，冬天不怕冷，非常厉害。激励和榜样的作用都是巨大的，看到大家都一样，也就不觉得自己苦了。
俞老师跟所有我见过的老师的不同点，不但在于他对所授课程的精通，而且像一个好心的师长、兄长，把自己很多好的性情品格，自然地展示给学生，给予后者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关心和抚慰。这种印象来自非常多的例子，随便举两个有意思的吧：
例一：当年报考托福很不容易，考点少、排队长不说，还得经常受一些无良工作人员的刁难，我在北大报名、取成绩就深有体会。显然俞老师也了解，便如是安抚大家：“同学们反映的情况我都知道，也特别理解你们的感受。不过请大家想一想，他们为什么对你们不好？那是因为他们看你们要出国了，可他们自己出不去；不但他们自己出不去，他们的孩子也出不去，所以特别嫉妒，特别生气。我们就让他们舒服一点，就当做好事了，好吗？” 教室里当然笑成一锅粥，本来负面的情绪被一扫而光。
例二：有一次我忘了带听课证，被一个长得很漂亮的老太太挡在教室门外，心急如焚。与我遭遇相同的还有几人。俞老师来上课了，大家眼巴巴地看着他，他冲着门将老太点头哈腰，把我们全放进去了。老太太十分不满，满口京腔地冲着一屋子的人嚷嚷：“你们看，你们看，这制度吧，是他自个儿订的，他带头儿不遵守！我呀，瞎忙乎半天，到头来还是你们的俞老师好！哼！”老太太一甩手走了，临出门还不解气地狠狠瞪了俞敏洪一眼，把门拨弄得叮当响。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预料到，这位凌厉的下岗老太，就凭借这份工作，后来成为了千万富婆。
俞老师目送她离去，转过头来，好言好语地跟下面偷乐的学生说：“同学们，我发现，每次来上课的人数，都比名单上的多，这个，不说你们也知道为什么。我希望大家都认真带好你的听课证，因为如果你交钱了，但坐你旁边的那个人没有，你会怎么想？每次报名你都有两次试听机会，不喜欢的话我们会全额退款。但你要觉得我还行，能帮助你，我也需要你的配合。我们要交房租，付工资，还被追着屁股要版税，如果都混进来，工作人员也不便管理。你看我都被她训了，回去还得跟她陪不是。没钱想听课的同学，你单独来跟我说，我想想办法，好不好？”
俞老师后来越做越大，我毫不奇怪，因为这些小事，一次次表明了他独特的品质，比如耐心和友好，气度和真诚等。如此与人为善，宽宏大量，加上不辞辛劳，自然会感召别人与其合作。
当然，作为学生，看他都是好的，别的人就不一定了。前不久我读过一篇报道，采访对象是一位对俞老师颇有微词的著名前雇员，他直截了当难掩愤懑地说俞敏洪是他见过的世界上最没有原则的人，而且老奸巨猾。我忍不住地笑。尽管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有点能理解他的恼怒。个性理念的不同，差距可以如此之大。
总之由于有俞老师耐心敬业的不懈鼓励，其它学员的榜样作用，和对未来的憧憬，我仍然坚持着。这段时间我把往届的托福考题全部重新吃透，又自学了全套新概念，与面目可憎的英语越来越心有灵犀，含情脉脉。
多年后看到一篇介绍俞敏洪老师的文章，是他的一个同行加朋友写的，说俞老师博闻强识，娴于辞令，幽默儒雅，使学英语成了一个苦中有乐的事情。对此，我感同身受。尽管我还算能干，其实更大程度是俞老师的功劳。他对知识的精通、对教学的热情、对学生的重视，无一不是引导我走下去的动力。
到了死去活来的三个月末，所有的模拟考试，我都能做到620分了。我感到最难的变成了阅读，因为它需要时间的积淀，而那恰恰是我所缺乏、又无能为力的。第二次托福我考了598分，除了阅读，问题依然是开篇紧张的旧病，延续到后来的GRE考试，我始终深陷恐慌。做模拟试题的氛围毕竟轻松，与指望靠它去美国的真枪实弹的考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相信自己触到了棚顶，准备对TOEFL就此收手了。
不过想到距离师从俞老师只有半年多，还是业余的，我只好以知足常乐安慰自己不要气馁。如果说我刚开始学英语时目的比较功利，逐渐地，喜好和兴趣占据了半壁江山。对于能不能实现最初的理想，我已经一面不再诚惶诚恐，一面势在必得。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