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悠悠 － 我母亲的童年回忆录(１９)

（二）在日本酒店

 一九三八年夏来到日本酒店。酒店在南岗花园街，老板是个独身女人。生了个私生子，正在月子里，我妈是来给她伺候月子。来接我们的是她的管事刘先生，他约莫二十五、六岁，挺精干穿身黑色制服。说话和气，有礼貌。

“大嫂你孩子的事没告诉老板，只要不在老板面前露面，关系不大。请放心吧。即使有事，由我负责。”
  
“谢谢您。以后还请您多照应点儿。”
  
“你叫什么呀？”
  
“我叫乖。”
  
“乖孩子，就在后院玩，可别到前面去，听到吗？”我点点头。
  
“孩子的饭端到屋里吃。”又对我说：“对不起，委曲了。”拍拍我的手。
   
小屋子只能放四块“榻榻米”，没窗子，灯通亮。进门脱鞋脚迈上一个高台阶，既是床又是地。吃饭妈拿来一个刨花饭盒，吃完扔掉盒子。有时是面包夹沙糖或是香肠。除三顿饭整天看不到妈的影子，睡着了，她还没回来。
  
“妈，我想跟您说会儿话，想和您呆会儿。”眼圈红了。
  
“傻孩子，给人家做事儿怎能由得自个儿？妈也愿意守在你身边，有什么法子呢？听妈话，闷了到院子里转转，别难过。”

小屋太憋闷，我整天在院子里转。后院树木高大幽深，大花坛开满了鲜花；铺着鹅卵石的小径曲曲弯弯； 绿色的栅栏上爬满青翠的藤蔓。就这样整天和花，草，蜜蜂，蝴蝶为伴。那小荷包花太像真的了，它有个小口，对着小口一吹，便鼓了起来，放在手心儿上，越看越像花绒布做的小荷包。含羞草很奇怪，手一碰，叶子就并了起来，心里纳闷它怎么会有知觉呢？其实蝴蝶最容易捉住。见它停在花蕊上，翅膀一并，轻轻用手一捏，就捏住了它的翅膀。往往是捉住，放掉，又捉又放，直到捉到最漂亮的留着给妈看。“花大姐”也挺有趣。它们的“衣服”虽然颜色不同，但都带着小黑点儿。蚂蚁总爱排成队去找食，在洞口出出进进的，忙个不停。洞里有什么？挖开看看。啊，原来是一片白白花花的卵，好麻人呀!赶快闭上眼睛逃跑。
   
开始时在这院子里还高兴。常常边玩边唱歌。使我想起姑奶奶教我的《甜蜜的梦乡》：
    睡呀小弟弟，你不要害怕，姐姐在这里呢。
    梦的世界是安安静静的；
    梦的世界是美丽的。                     
    里面有红花，在园中开放；  
    里面有绿草，在草地上乘凉。
    小鸟在树上歌唱，蝴蝶在花间舞蹈，
    还有那小小的船儿，绿波中漂摇。
    暖和的太阳，甜蜜的花香，
她们都在等着你呢，你为什么不去玩一趟？

感到没意思了，就蹬着栅栏的门撑看过往的行人。这里是高级住宅区，多是外国人。叫我注意的是外国女人。日本女人穿和服，撑花伞，穿双后跟下装铃当的木屐。迈着碎步，拌着脆脆的铃声，向前趋赶着；俄国女人穿西装，戴洋帽，一双高跟鞋。见她高耸胸脯，目不斜视，随着咯噔咯噔的节奏，阔步向前迈着；高丽女人穿小衣宽裙，船形鞋，鞋尖带个勾，头上顶着东西，一手扶着，另一只手臂前后摆动着，走的风一样快。

行人寥寥无几，边看边数一个，两个，……看够了，妈还不来叫我吃饭，感到时间过得慢极了。
   
吃饭时妈说：“下午刘大叔去洋行（银行）办事儿，说带你去。他要你在洋行门外等他，你千万别走开，听见吗？”高兴地说：“我不会走开，您放心。”
   
刘大叔带我坐洋车（人力车）去银行。刘大叔坐在车座上，我蹲在他脚下。刘大叔指指点点，叫我看。我跟着东张西望，我看什么都新鲜好奇。从此刘大叔到哪去办事都带我去。我就盼着和他出去。

日子一天天过去。无人说话，无人一块玩，感到寂寞难耐。于是心酸，流泪。在心里一遍遍叫着妈。可是妈怎么知道呢？！妈您现在在干什么呢？我想去看您。

   
有天我追一只非常漂亮的大蝴蝶，不知不觉，跑到院子的西头。听见有中国人讲话。寻声走过去，见好几个人在西门前做事。远远地望着，忽然想起别被别人看见我。想跑开，可是又不想走。
   
忽然有人叫：“小孩儿过来。”向我招手。
  
“这是谁的孩子，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可能是伺候月子的吧？”
   
我扭头想跑走。
  
“别跑，别跑，过来。没事，别怕。”一人跑过来领我过去（后来我叫他王大叔）。

见他们在弄菜。有人削皮，有人摘菜，有人在擦山药泥。他们七嘴八舌，问我叫什么，从哪来，爸爸做什么的。擦山药泥的人看着我，撩起一勺山药泥，唏溜一声吃一口，笑着说：“来尝尝，凉凉的甜丝丝的可好吃了。”我摇摇头。

另一个人问：“你见过这种菜吗？”像棕色鞭子一样，我又摇摇头。他说：“它叫构宝，日本人爱吃。有股土腥味，等下我叫你妈盛点儿，给你尝尝。”
   
他们边做事边聊天，嘻嘻呵呵的挺热闹。我很愿意和他们在一起，不再感到寂寞了。可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妈在我身边。
   
一天我发现几天不见王大叔了，我问：“王大叔哪去了？”那些大叔说：“被日本人打了个耳光，耳朵打坏了。”
  
“为什么打人？”
  
“伺候不到就打你呗!谁叫咱是满洲国人呢？就得受小日本的气。”
   
晚上问妈：“王大叔被日本人打坏耳朵了吗？”
  
“是呀，怪可怜的。”
  
“日本人为什么这样狠？我恨他们。”
  
“恶人没好报，包括那娘儿们。等着瞧吧，都会遭报应的。”

   
玉亭哥来看我们了。跑过去抱住他。他推着我说：“哥的肺病复发了，别靠近会传染的。”
  
“我不怕，你怎么老不来看我们？”
   
妈拉过我说：“别缠他，他累。”又对哥说“你走这么远的路来看我们，病加重了怎么办？何苦呢!”

妈扶他坐在石凳上。他瘦多了，眼窝也陷深了，可两眼仍旧炯炯有神。他穿件月白色长衫西裤皮鞋，拿个文明棍（手杖），那能省点力气。他还是那么潇洒。说了会儿话，妈叫辆洋车把他送走了。妈皱着眉头，叹着气说：“你哥是来接咱们去他那儿。我正愁一个月快干完没处去呢。可是他病了。拿的退伍金，花完了怎么办？真愁人!”

这次来，哥照了张照片，他很瘦，都不像他了。

老板要满月了。就在快离开的时候，刘大叔带我去趟道里公园（编者注：道里公园，后改为兆麟公园以纪念抗日英雄李兆麟。哈尔滨现在每年在此举办著名的冰灯展览。）玩。三叔和玉亭哥都说要带我去道里公园，可谁也没带我去成。道里公园，铁廊围墙，盘花大铁门很气派。马路对面正对大门的一栋大楼房。“啊，真高呀！”自言自语。

刘大叔说：“那是北京旅馆，原来叫北京公寓。是哈尔滨最高的楼。”“谁住那儿呀？”
   
“有钱人呗!”

“能进去看看吗？”

“咱们没认识人，又不住那，人家不叫进。”
   
公园里有假山，有水，有桥，有亭子。有个像笼子一样的桥，桥顶和桥廊都是用木条编的。太阳照进来，洒满地的光格子，可好玩了。在里面来回走了两趟。走到游戏场，那里有滑梯、秋千、翘翘板和大人玩的吊环、 双杠等等。刘大叔带我打秋千，我坐着，他蹬得好高，真怕翻过梁去。风飕飕的在耳边过，裙子呼啦啦的飘，我又怕又兴奋。不停的笑着，叫着，好开心。我们还玩翘翘板，爬假山，尽兴地玩了一天。这一天是好久以来最让我快活的一天。

三十多天过去了，日本女人产期已满月。我们必须离开这儿，到玉亭哥家去。刘大叔把我们送上洋车。我心里说，刘大叔我永远不会忘记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