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的夏天,李军和康琳非常诚挚邀请我和阿竹跟他们一起去张家界旅游。这个邀请使我和阿竹陷入了很尴尬的情况。我第一次认识到钱其实是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和阿竹都不是很有钱,靠家里给的一点微薄的生活费生活。加上我这个人比较爱面子讲排场,还有点哥们义气,几个人一起出去的时候喜欢抢着付账,所以开销尤其大。好在阿竹跟我不分彼此,总是自己买好一个月的饭票以后,其他的钱都放在我这里补贴我的亏空,所以平时还能勉强应付,但一说到出去旅游,实在是力所不及。
接到这个邀请之后我几天都在琢磨这事,总不能让李军和康琳帮我们出钱,不管我是个什么心理,总之在康琳面前我也丢不起这个人,毕竟她是我一首藏字诗骗到手的。于是我找到宋颂商量。
我说:“艺术家,有什么办法可以弄点钱花花,也不见你的艺术能转化成生产力。”
宋颂:“又没钱了,我这里还有二、三十,你先拿去用吧。”
我说:“二、三十哪里够,二、三百还差不多。”然后向宋颂解释了我的处境。
宋颂想了一会说:“也不是没有办法,就看我们会不会忽悠了。”
那时候流行一种叫“扎染”服装,多为T恤和裙子,但价格比较昂贵。
宋颂说:“我们可以去进一些白色的老头衫,然后简单的扎染一下卖,不过咱们这玩艺管不长,洗两次就脱白了,所以我们得去离咱们学校远一点的地方卖。”
当天下午宋颂就去买了所需的染料,我去借了一口大锅、电炉、电熨斗就开染了。
工艺很简单,在衣服上随便抓起几个阄,用线扎紧,然后扔在染料锅里煮。洗水、晾干、烫平后,看起来和市面上机器染的到有八分的相似。三块钱的成本价,我们以八块钱出售,非常适合一些高校里想赶时髦,但口袋里银子不多的学生。没有几天就赚了两百多块,宋颂一分没留,全部给了我,说是下次赚的再给他。我当时就差没有抱着他亲两口以表示感谢了。
张家界是在1982年才被国家批准成为国家森林公园的,现在的张家界一到旅游旺季绝对是人满为患,你必须为吃饭、住宿、导游、购物等诸多问题付出大量的精力,使得你不一定有欣赏和享受自然风景的心情。我们去的1989年,张家界还是一个刚刚开始发展的旅游点,我们必须先乘火车到襄樊,然后转乘从襄樊到柳州的某趟5字头普客经过17个小时的颠簸才能到达大庸市。
阿竹是个聪明的女孩,虽然这是她第一次和康琳见面,虽然她知道我和康琳之间那个漂流瓶的故事,但她表现得极为得体,几乎在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里就跟康琳混成了无所不谈的朋友。
我们到达张家界后请了当地的山民做我们的导游,祖孙两人,5块钱一天,他们在拿到我们5块钱的同时,可以拿到介绍我们去吃饭的回扣,并且可以吃到免费的饭,如此而已。我的计算是他们辛苦一整天可能拿到手的钱不会多过10块,因为我们一顿饭四菜一汤也不过20几块。
几年后,当我在深圳月光俱乐部一顿饭花掉2万多的那个晚上,我有点失眠,想起了这对祖孙俩,当时眼睛里竟然有点湿润。
意外发生在第一天晚上。我们开了两个房间,要知道,在那个时代,以我这种正常人的思维方式想当然的认为应该是康琳和阿竹住一间,我和李军住一间,而且我们登记的时候也是这样写的。没想到的是上楼以后,李军和康琳直接进了其中一间房,把我和阿竹晾在了另一间房的房门外。
我和阿竹面面相觑,我撇撇嘴,苦笑了一下说:“今天上演兔子和狼的故事。”
房间里好在还有两张床,我睡在了左边的一张,阿竹睡在了右边的一张。我是从数数开始的,闭着眼睛从一数到了一千,越数越燥热。然后我索性睁开眼睛开始极力回忆高中生理卫生课上的一些基础知识。但可惜得很,没有任何帮助,因为那上面除了男女各有一张性器官的手画草图以外,没有对过程任何形象的描述。我近乎绝望的又把所有看过的电影回忆了一遍,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男欢女爱的线索,因为我觉得也许今晚就是我从一个男孩变成一个男人的机会。
“阿飞。”
“阿竹。”
我们几乎在同时叫了对方的名字。
阿竹:“你先说。”
我说:“不,你先说。”
阿竹:“你也睡不着啊,难受吗?”
我说:“能不难受吗,我兄弟今天不太给我面子。”
阿竹:“那你过来吧,不过千万不要让我怀孕。”
我苦笑一下:“嘿嘿,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可以避免使你怀孕,而是用什么方法才能使你怀孕这个命题变成一种可能。”
阿竹也笑了,说:“在很多时候,我还是很欣赏你的这种幽默感的。不过,什么方法是你的问题,我只能保证我会配合你。”
在张家界的那个晚上,我虽然不能确定李军和康琳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但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有事。因为从第二天开始,康琳就抱怨胃痛,到一个地方一坐下去就不愿意起来,晚上回到旅馆的时候更是连饭都没有吃直接上了床。并且以后几天同样如此,使我们的玩兴大减。
至于我和阿竹,虽然我们相拥了一夜,也尝试了好几次,但我还是一个男孩,没有变成一个男人。事实上,在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和阿竹还有过无数次单独相处的时候,我们接吻、拥抱、抚摸,但是我们没有一次真正意义上成功的结合。
我和我高中的同学几乎都是来自省直机关的子弟,因此在我们的观念里,如果工作安排不能进省直机关,至少也应该进市直机关,否则将会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很不幸,由于我父亲去世较早,我对此基本不报什么希望。因此从张家界回来后,有一个观念逐步在我脑海里形成,我要去赚钱。
这个观念是李军和康琳灌输给我的,是一个土皇帝的儿子、一个在职的大型企业总会计师的女儿,他们在花钱时惊艳的感觉带给我的。我当时想,有钱真好。如果没有一个好爸爸就一定要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