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红军第三十四军军长张广才：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领导下，为配合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西渡嘉陵江，迅速占领了江油等地，并在当地扩军，以升钟寺独立师和川陕军区独立二、三、五师及红三十军一个团合编而成红三十四军，军长张广才、副军长于江震。由于各支部队分散各地，没有集中起来，红四方面军不久又放弃根据地开始长征，红三十四军番号取消，编入其余各军。
张广才，1900年12月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塔区害家田村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出生时，家有房3间，与人合养耕牛一头，有两斗田，租种佃田一石。全家9口人，有父母、兄嫂、姐姐和弟弟，父亲是农民，靠租种地主的土地维持生活。广才从7岁起，家庭生活越来越困难，年成好时，口粮只能勉强维持吃四五个月，如逢欠收，则生活难以维持。因此，年年借高利贷，负债一年比一年重。有一年腊月三十晚上，地主上门逼债，父亲躲在外面不敢回来，地主等到深夜才愤愤离去。第二年春天，正值春耕季节，张广才在郊外放牛，地主赶来将他打倒在地，强行把耕牛牵走顶债。眼看春耕，他家的地还不能下种，只得去乞求帮助，等别人将地种完，才将牛借给广才家，勉强把地种上。由于季节已过，到了秋天比往年更加欠收，粮食交租之后，不能糊口，债主相继上门催讨，只得将口粮变卖，也还不清债，无奈又卖掉仅有的三间房屋。一家9口人，无处栖身，父母便带着一家人出外乞讨。外出讨饭三个月，父亲因饥寒劳累成疾，于腊月二十九返回原籍。正月初七，父亲离开人间。没有钱买棺木，只好用门板将父亲埋葬了。父亲去世后，母亲和嫂嫂春季挖野菜充饥，冬季纺线做鞋，勉强维持生活。
张广才就是在这样一个贫苦家庭里生长起来的。他9岁给舅父家放牛，一直干了三年。他不能上学读书，表弟读书，他就在一旁听着，边听边记。
张广才12岁时，到罗汉寺砖瓦窑当徒工。由于他是苦出身，学徒时勤学苦练，只有半年就学会了做砖瓦的技术。第二年他去河南光山做了一年烧窑工，学会全套烧窑技术。后来，他回湖北原籍，先后在黄安、麻城、金牛、谌家湾、罗汉寺、汉川、油湖、赵家岩、鸽子口等地烧窑十四五年。在漫长的烧窑生活中，他的技术不断提高，成为一名熟练的工匠。长期的工人生活，使他养成了勤劳俭朴依靠集体、敢于斗争的性格。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阀攻占了武汉，成立了武汉临时政府。当时，张广才正在汉阳做工，北阀的胜利，使他受到启发和鼓舞。他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非常赞同，对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提出的“实现耕者有其田”等政策积极拥护。他的原籍黄陂县也闹革命，声势浩大，影响很广。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的产业工人，使他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也使他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是先进工人阶级的组织，是被压迫的穷苦劳动人民的唯一领导者，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摆脱贫困和压迫，才能求得解放。后来他自己分析能够参加革命有三个原因：一是对地主阶级的仇恨；二是对旧社会的不满；三是革命形势和党的政策的影响。
张广才在革命处于低潮的1928年6月邀约家乡的工友多人，回原籍参加了革命。
1928年7月广才参加本村的农民协会，积极组织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组织赤卫队。由于他立场坚定，工作表现积极肯干，敢于斗争，所以在参加革命后仅三个月就由县委委员刘志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被调到黄陂县委会担任党内秘密交通工作。1929年秋，他又被调到特务队工作。1930年6月，他在行动委员会先遣队当队员。8月，行动委员会解散，他又回到黄陂县委担任武装交通工作。同年11月，他参加了县委举办的政治训练班，学习一周，从思想上批判了左倾影响。结业后，他回到塔区任革命委员会主席，1931年1月任塔区区委书记，同年4月任湖北省黄岗县委书记。其间张广才认真学习党的政策，认真执行上级党委的各项指示，深入基层宣传党的政策与主张，团结群众，组织赤卫队和边区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发动群众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为开辟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根据地当时的形势，广才认为，只有武装斗争，才能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因而他向组织要求，到军队中去工作。经组织同意，他担任黄岗县独立团长。
1931年11月，张广才率领黄岗独立团参加了红四军，被编为十师三十团，任团政委。12月，他又与二十一师三十二团政委梅光荣对调，任三十二团政委。他初到红军正规军队热情很高，一心想将工作做好。但他对军队工作生疏，缺乏经验，不知部队的政治工作从哪入手，对战略、战术也不懂。但他并设有被困难吓倒，一方面深入连队了解情况，一方面向老同志学习。三十二团刚由地方独立团改编不久，装备较差，但干部战士的情绪还是很高的。他认为，部队干部战士思想觉悟高是个好条件，要在战争中去学习战争，在战争中不断装备自己。不久，三十二团随师北上，经历了仁和集、豆腐店、王家围子、韩撮渡等地战斗。张广才在率领部队作战中，坚决执行上级命令，从实际出发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保证了战斗的胜利。所以，每战每捷，缴获很多武器、弹药，装备了自己，部队的士气愈来愈旺，政治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1932年6月，张广才被调到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任政委。部队经过整顿后，又在仁和集、红石堰．麻城等地参加了战斗。麻城战斗后，敌人四次围剿鄂、豫、皖苏区。当时红四军的领导张国焘，头脑不清醒，口号不明确。敌人步步为营，分路合击，寻找我军主力作战，而张国焘仍指挥部队以老一套对付，敌人开始围剿时，领导上犹豫不决，错过了有利时机，以至被迫与敌人打消耗战。当时，部队受张国焘左倾错误的影响，一些干部认为“左比右好”，对内只注意阶级出身，清理地富出身的干部战士；对知识分子不相信，肃反中锗误地肃掉一些团以上领导干部；对外杀了一些反动军官，对俘虏不准留用，一律遣散。这些左的做法，导致红军不能在鄂、豫、皖苏军坚持，只好脱离苏区西征。
1932年7月，鄂、豫、皖红军离开苏区后，七十三师也随大队西征。在西征中，七十三师随队且战且走，先后参加了39次战斗，翻过秦岭、巴山进入四川。部队入川后，经过整顿又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打败了军阀田舜克、邓锡侯、刘成厚等队伍，苏区迅速扩大，部队也在战斗中得到迅速发展。当时入川的四个师编为四个军(王维舟经过地方党委组织群众起义，又成立个三十三军)。随着部队的发展，原七十三师于1933年春改编为红三十一军，张广才任军政委，同年秋任川陕省军区总指挥长，12月又任红四军政委。1934年4月，张广才任红三十三军政委，配合兄弟部队粉碎刘(成厚)、湘军阀的六路进攻。同年12月，张广才任川陕省军区司令员。1935年春，大部队转移，省军区独立师与红三十三军合编，他又任军政委，奉命攻打胡宗南，相继攻占松藩，掩护红一、四方面军会合。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继续北上，三十三军为掩护主力部队北上，作为后卫在马塘未动。不久，四方面军到包坐，不听党中央指挥，继续南下打庐山、懋功等县城。后来，三十三军与红五军合编，广才被调到四川省军区任副司令员。以后又折回西康，任西北局粮食局副局长，积极筹粮，准备冬服、帐蓬，迎接二方面军，以便过草地北上。张广才随部队过草地后，于1936年6月，被调到红四方面军红大高级班学习，同年11月，又去保安中央红大高级班学习。12月西安事变后，红大改为抗大，张广才在第二队学习，直到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为止。张广才在红大、抗大学习时非常认真、刻苦，联系思想实际，积极参加反张国焘的路线斗争。在学习时，他聆听朱德总司令员讲党的建设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他理论联系实际，认识到执行党纲、党章的重要意义，每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党的纪律。他在学习中积极揭露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批判受张国焘错误路线影响的极端个人英雄主义，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张广才被分配到前总政治部工作，同年9月调到阳泉工人游击队任战术总教官，11月阳泉失守，回到总政组织部巡视团工作，任总政锄奸部第三科科长。1938年6月，又被调到晋东南区委干部政治队任指导员，8月调到前总兵工厂任政委，由军职干部做一般领导工作，但他不分职务高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考虑物质待遇多少，而是服从组织分配，每接受一项新的工作，便从头学起。他在工作中，坚持埋头苦干，完成组织交给的工作任务。他在兵工厂建设中，克服重重困难，钻研技术，向工人学习，团结工人一起战斗，完成了生产任务，为部队装备做出了贡献。
1939年10月，张广才在前总直属队党代表会上被选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1940年5月，他离开工作，10月到延安准备参加“七大”。但因为大会延期召开，组织决定他到中央军政学院学习。1941年1O月，他因患伤寒病休养半年。
1942年10月，回到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在学习巾，他反复研究了党的二十几个文件，联系思想实际，把自己的思想和作风进行了检讨和反省。特别是他聆听毛主席、刘少奇等中央首长的报告，思想上受到了启发，消除了自反张国焘路线以来存在的思想苦闷，进一步清算了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残余，从而提高了政策理论水平。
1945年4月，张广才出席中共“七大”，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正确路线的伟大，全党空前地团结一致，是我们夺取新胜利的根本保证。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广才奉命赴东北工作，同年12月到东北.1946年2月，被任命为吉辽军区吉北军分区司令员。1946年5月，我军撤出吉林后，6月再次组建吉北军分区，张广才任分区副司令员兼后勤部长。他在吉北地委领导下，坚持地方武装建设，努力发展与扩大地方武装，坚持边缘区的群众武装斗争，围剿土匪，保卫土改，保卫民主政权，保障社会安定，加强了根据地建设。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军占据了吉北地区松花江以西的德惠、九台两县，地处松花江以东的榆树、舒兰两县所属的区中队发生了叛变投敌事件。仅榆树县10个区就有6个区发生7起叛变事件，共有237人投敌叛变，一些为首分子携械投靠国民党军队，有的叛变为匪，杀害干部与群众。张广才坚决执行吉北地委关于镇压叛乱的决定，率军分区地方武装会同县保安团在主力部队的配合下，仅用十几天就将吉北地区的叛乱平息，镇压了叛乱中的首要分子，使动乱的吉北地区很快稳定下来。
吉北地区建立初期，全区有土匪4000余众，他们在东部山区结伙成帮，打家劫舍，奸淫烧杀，扰乱社会治安。为了保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张广才按照吉北地委关于清剿土匪的指示，组织吉北地方武装，在主力部队的配合下进山清剿土匪。经过几次围剿，至1946年底，吉北地区的土匪基本上被剿灭，安定了社会秩序。
1947年1月至3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驻北满主力部队为策应辽东军区“四保临江”作战，曾三次渡松花江作战。吉北地区处于对敌作战前沿，吉北军分区所属部队在“东总”统一指挥下，也渡江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张广才时任吉北军分区副司令员，负责后勤供给工作。他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兵站，组织了两条兵站线，负责接待部队，运送粮草，抢救运送伤员，不仅保证了吉北军分区所属部队的供应，也为主力部队的供给做出了贡献。
1947年4月，东北局敌工部组织民主同盟军三支队进入吉北，由马逸飞率领，在吉北军分区统一指挥下，坚持在前沿执行敌工任务。吉北军分区决定由张广才负责三支队的工作，在他的指挥下民盟三支队不仅在两家子、蔡屯等地与敌军作战，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还完成了特殊任务，保护我地工人员进入敌占区，防止敌特潜入。
1947年8月13日，敌突击队自乌拉街进犯永北县政府所在地缸窑。当时，张广才率部正在前沿大口钦执行任务，永北县政府派人向张广才报告，请求支援。张广才便率部前往缸窑围剿敌突击队，敌突击队不堪一击，见我军增援，便仓惶撤出，扔下了抢去的物资和我方被俘的人员。敌突击队进入缸窑仅两个小时，就被张广才率部击溃，使永北县直机关未受大的损失，县委、县政府很快又回到缸窑照常工作。
在后勤工作中，张广才除了在山河建立后方仓库，保证了部队的供给外，还配合雷震司令员在山河、舒兰等地建立起吉北军分区后方医院，医治伤病员，为我军的发展与壮大做出了贡献。后来，在吉北军分区后方医院基础上，建立起野战医院。
1948年2月，张广才被调到吉林军区任副参谋长，同年8月调到东北军区军工部第七办事处任政委，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张广才随大军进关，开始新的战斗。
1949年9月，张广才被调回湖北工作，任湖北省军区副政委，为湖北省委委员。此间，他在中南军区和湖北省委直接领导下，剿匪反霸，发动群众减租退押，组织民兵维护社会治安，保卫土地改革，并且在党委领导下不断扩兵，支援前线，扩大野战军队伍。
1955年张广才由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任武汉军区副政委。“文化大革命”中，张广才受“四人帮”迫害，下放到恩施，1969年4月8日于恩施病逝，享年70岁。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领导下，为配合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西渡嘉陵江，迅速占领了江油等地，并在当地扩军，以升钟寺独立师和川陕军区独立二、三、五师及红三十军一个团合编而成红三十四军，军长张广才、副军长于江震。由于各支部队分散各地，没有集中起来，红四方面军不久又放弃根据地开始长征，红三十四军番号取消，编入其余各军。
张广才，1900年12月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塔区害家田村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出生时，家有房3间，与人合养耕牛一头，有两斗田，租种佃田一石。全家9口人，有父母、兄嫂、姐姐和弟弟，父亲是农民，靠租种地主的土地维持生活。广才从7岁起，家庭生活越来越困难，年成好时，口粮只能勉强维持吃四五个月，如逢欠收，则生活难以维持。因此，年年借高利贷，负债一年比一年重。有一年腊月三十晚上，地主上门逼债，父亲躲在外面不敢回来，地主等到深夜才愤愤离去。第二年春天，正值春耕季节，张广才在郊外放牛，地主赶来将他打倒在地，强行把耕牛牵走顶债。眼看春耕，他家的地还不能下种，只得去乞求帮助，等别人将地种完，才将牛借给广才家，勉强把地种上。由于季节已过，到了秋天比往年更加欠收，粮食交租之后，不能糊口，债主相继上门催讨，只得将口粮变卖，也还不清债，无奈又卖掉仅有的三间房屋。一家9口人，无处栖身，父母便带着一家人出外乞讨。外出讨饭三个月，父亲因饥寒劳累成疾，于腊月二十九返回原籍。正月初七，父亲离开人间。没有钱买棺木，只好用门板将父亲埋葬了。父亲去世后，母亲和嫂嫂春季挖野菜充饥，冬季纺线做鞋，勉强维持生活。
张广才就是在这样一个贫苦家庭里生长起来的。他9岁给舅父家放牛，一直干了三年。他不能上学读书，表弟读书，他就在一旁听着，边听边记。
张广才12岁时，到罗汉寺砖瓦窑当徒工。由于他是苦出身，学徒时勤学苦练，只有半年就学会了做砖瓦的技术。第二年他去河南光山做了一年烧窑工，学会全套烧窑技术。后来，他回湖北原籍，先后在黄安、麻城、金牛、谌家湾、罗汉寺、汉川、油湖、赵家岩、鸽子口等地烧窑十四五年。在漫长的烧窑生活中，他的技术不断提高，成为一名熟练的工匠。长期的工人生活，使他养成了勤劳俭朴依靠集体、敢于斗争的性格。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阀攻占了武汉，成立了武汉临时政府。当时，张广才正在汉阳做工，北阀的胜利，使他受到启发和鼓舞。他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非常赞同，对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提出的“实现耕者有其田”等政策积极拥护。他的原籍黄陂县也闹革命，声势浩大，影响很广。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的产业工人，使他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也使他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是先进工人阶级的组织，是被压迫的穷苦劳动人民的唯一领导者，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摆脱贫困和压迫，才能求得解放。后来他自己分析能够参加革命有三个原因：一是对地主阶级的仇恨；二是对旧社会的不满；三是革命形势和党的政策的影响。
张广才在革命处于低潮的1928年6月邀约家乡的工友多人，回原籍参加了革命。
1928年7月广才参加本村的农民协会，积极组织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组织赤卫队。由于他立场坚定，工作表现积极肯干，敢于斗争，所以在参加革命后仅三个月就由县委委员刘志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被调到黄陂县委会担任党内秘密交通工作。1929年秋，他又被调到特务队工作。1930年6月，他在行动委员会先遣队当队员。8月，行动委员会解散，他又回到黄陂县委担任武装交通工作。同年11月，他参加了县委举办的政治训练班，学习一周，从思想上批判了左倾影响。结业后，他回到塔区任革命委员会主席，1931年1月任塔区区委书记，同年4月任湖北省黄岗县委书记。其间张广才认真学习党的政策，认真执行上级党委的各项指示，深入基层宣传党的政策与主张，团结群众，组织赤卫队和边区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发动群众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为开辟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根据地当时的形势，广才认为，只有武装斗争，才能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因而他向组织要求，到军队中去工作。经组织同意，他担任黄岗县独立团长。
1931年11月，张广才率领黄岗独立团参加了红四军，被编为十师三十团，任团政委。12月，他又与二十一师三十二团政委梅光荣对调，任三十二团政委。他初到红军正规军队热情很高，一心想将工作做好。但他对军队工作生疏，缺乏经验，不知部队的政治工作从哪入手，对战略、战术也不懂。但他并设有被困难吓倒，一方面深入连队了解情况，一方面向老同志学习。三十二团刚由地方独立团改编不久，装备较差，但干部战士的情绪还是很高的。他认为，部队干部战士思想觉悟高是个好条件，要在战争中去学习战争，在战争中不断装备自己。不久，三十二团随师北上，经历了仁和集、豆腐店、王家围子、韩撮渡等地战斗。张广才在率领部队作战中，坚决执行上级命令，从实际出发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保证了战斗的胜利。所以，每战每捷，缴获很多武器、弹药，装备了自己，部队的士气愈来愈旺，政治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1932年6月，张广才被调到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任政委。部队经过整顿后，又在仁和集、红石堰．麻城等地参加了战斗。麻城战斗后，敌人四次围剿鄂、豫、皖苏区。当时红四军的领导张国焘，头脑不清醒，口号不明确。敌人步步为营，分路合击，寻找我军主力作战，而张国焘仍指挥部队以老一套对付，敌人开始围剿时，领导上犹豫不决，错过了有利时机，以至被迫与敌人打消耗战。当时，部队受张国焘左倾错误的影响，一些干部认为“左比右好”，对内只注意阶级出身，清理地富出身的干部战士；对知识分子不相信，肃反中锗误地肃掉一些团以上领导干部；对外杀了一些反动军官，对俘虏不准留用，一律遣散。这些左的做法，导致红军不能在鄂、豫、皖苏军坚持，只好脱离苏区西征。
1932年7月，鄂、豫、皖红军离开苏区后，七十三师也随大队西征。在西征中，七十三师随队且战且走，先后参加了39次战斗，翻过秦岭、巴山进入四川。部队入川后，经过整顿又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打败了军阀田舜克、邓锡侯、刘成厚等队伍，苏区迅速扩大，部队也在战斗中得到迅速发展。当时入川的四个师编为四个军(王维舟经过地方党委组织群众起义，又成立个三十三军)。随着部队的发展，原七十三师于1933年春改编为红三十一军，张广才任军政委，同年秋任川陕省军区总指挥长，12月又任红四军政委。1934年4月，张广才任红三十三军政委，配合兄弟部队粉碎刘(成厚)、湘军阀的六路进攻。同年12月，张广才任川陕省军区司令员。1935年春，大部队转移，省军区独立师与红三十三军合编，他又任军政委，奉命攻打胡宗南，相继攻占松藩，掩护红一、四方面军会合。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继续北上，三十三军为掩护主力部队北上，作为后卫在马塘未动。不久，四方面军到包坐，不听党中央指挥，继续南下打庐山、懋功等县城。后来，三十三军与红五军合编，广才被调到四川省军区任副司令员。以后又折回西康，任西北局粮食局副局长，积极筹粮，准备冬服、帐蓬，迎接二方面军，以便过草地北上。张广才随部队过草地后，于1936年6月，被调到红四方面军红大高级班学习，同年11月，又去保安中央红大高级班学习。12月西安事变后，红大改为抗大，张广才在第二队学习，直到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为止。张广才在红大、抗大学习时非常认真、刻苦，联系思想实际，积极参加反张国焘的路线斗争。在学习时，他聆听朱德总司令员讲党的建设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他理论联系实际，认识到执行党纲、党章的重要意义，每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党的纪律。他在学习中积极揭露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批判受张国焘错误路线影响的极端个人英雄主义，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张广才被分配到前总政治部工作，同年9月调到阳泉工人游击队任战术总教官，11月阳泉失守，回到总政组织部巡视团工作，任总政锄奸部第三科科长。1938年6月，又被调到晋东南区委干部政治队任指导员，8月调到前总兵工厂任政委，由军职干部做一般领导工作，但他不分职务高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考虑物质待遇多少，而是服从组织分配，每接受一项新的工作，便从头学起。他在工作中，坚持埋头苦干，完成组织交给的工作任务。他在兵工厂建设中，克服重重困难，钻研技术，向工人学习，团结工人一起战斗，完成了生产任务，为部队装备做出了贡献。
1939年10月，张广才在前总直属队党代表会上被选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1940年5月，他离开工作，10月到延安准备参加“七大”。但因为大会延期召开，组织决定他到中央军政学院学习。1941年1O月，他因患伤寒病休养半年。
1942年10月，回到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在学习巾，他反复研究了党的二十几个文件，联系思想实际，把自己的思想和作风进行了检讨和反省。特别是他聆听毛主席、刘少奇等中央首长的报告，思想上受到了启发，消除了自反张国焘路线以来存在的思想苦闷，进一步清算了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残余，从而提高了政策理论水平。
1945年4月，张广才出席中共“七大”，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正确路线的伟大，全党空前地团结一致，是我们夺取新胜利的根本保证。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广才奉命赴东北工作，同年12月到东北.1946年2月，被任命为吉辽军区吉北军分区司令员。1946年5月，我军撤出吉林后，6月再次组建吉北军分区，张广才任分区副司令员兼后勤部长。他在吉北地委领导下，坚持地方武装建设，努力发展与扩大地方武装，坚持边缘区的群众武装斗争，围剿土匪，保卫土改，保卫民主政权，保障社会安定，加强了根据地建设。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军占据了吉北地区松花江以西的德惠、九台两县，地处松花江以东的榆树、舒兰两县所属的区中队发生了叛变投敌事件。仅榆树县10个区就有6个区发生7起叛变事件，共有237人投敌叛变，一些为首分子携械投靠国民党军队，有的叛变为匪，杀害干部与群众。张广才坚决执行吉北地委关于镇压叛乱的决定，率军分区地方武装会同县保安团在主力部队的配合下，仅用十几天就将吉北地区的叛乱平息，镇压了叛乱中的首要分子，使动乱的吉北地区很快稳定下来。
吉北地区建立初期，全区有土匪4000余众，他们在东部山区结伙成帮，打家劫舍，奸淫烧杀，扰乱社会治安。为了保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张广才按照吉北地委关于清剿土匪的指示，组织吉北地方武装，在主力部队的配合下进山清剿土匪。经过几次围剿，至1946年底，吉北地区的土匪基本上被剿灭，安定了社会秩序。
1947年1月至3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驻北满主力部队为策应辽东军区“四保临江”作战，曾三次渡松花江作战。吉北地区处于对敌作战前沿，吉北军分区所属部队在“东总”统一指挥下，也渡江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张广才时任吉北军分区副司令员，负责后勤供给工作。他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兵站，组织了两条兵站线，负责接待部队，运送粮草，抢救运送伤员，不仅保证了吉北军分区所属部队的供应，也为主力部队的供给做出了贡献。
1947年4月，东北局敌工部组织民主同盟军三支队进入吉北，由马逸飞率领，在吉北军分区统一指挥下，坚持在前沿执行敌工任务。吉北军分区决定由张广才负责三支队的工作，在他的指挥下民盟三支队不仅在两家子、蔡屯等地与敌军作战，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还完成了特殊任务，保护我地工人员进入敌占区，防止敌特潜入。
1947年8月13日，敌突击队自乌拉街进犯永北县政府所在地缸窑。当时，张广才率部正在前沿大口钦执行任务，永北县政府派人向张广才报告，请求支援。张广才便率部前往缸窑围剿敌突击队，敌突击队不堪一击，见我军增援，便仓惶撤出，扔下了抢去的物资和我方被俘的人员。敌突击队进入缸窑仅两个小时，就被张广才率部击溃，使永北县直机关未受大的损失，县委、县政府很快又回到缸窑照常工作。
在后勤工作中，张广才除了在山河建立后方仓库，保证了部队的供给外，还配合雷震司令员在山河、舒兰等地建立起吉北军分区后方医院，医治伤病员，为我军的发展与壮大做出了贡献。后来，在吉北军分区后方医院基础上，建立起野战医院。
1948年2月，张广才被调到吉林军区任副参谋长，同年8月调到东北军区军工部第七办事处任政委，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张广才随大军进关，开始新的战斗。
1949年9月，张广才被调回湖北工作，任湖北省军区副政委，为湖北省委委员。此间，他在中南军区和湖北省委直接领导下，剿匪反霸，发动群众减租退押，组织民兵维护社会治安，保卫土地改革，并且在党委领导下不断扩兵，支援前线，扩大野战军队伍。
1955年张广才由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任武汉军区副政委。“文化大革命”中，张广才受“四人帮”迫害，下放到恩施，1969年4月8日于恩施病逝，享年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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