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
宋时轮，原名宋际尧，别名宋之光。1907年9月10日生于湖南省醴陵北乡黄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1921年入醴陵县立中学读书，后因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被学校当局开除。1923年到长沙半工半读。同年冬入军阀吴佩孚的军官教导团，因不堪虐待，逃回长沙。
1926年4月13日，宋时轮在广州市文明路高等师范学校参加黄埔军校入学考试，经过21日的复试，顺利被黄埔军校录取。为表达革命的决心，赶上时代发展的车轮，他由宋际尧改名为宋时轮。
入校后，宋时轮的军事训练各项科目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就在他满以为自己能够成为一名优秀学员时，不幸染上了疟疾，加上脚气病发作，他只好在广州东山医院住院半年多。期间，宋时轮经张一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病愈出院后，因缺课太多，军校决定将宋时轮转入第六期，编在第一团第四营（营长陈明仁）第十六连。1927年1月，部队驻防广东东莞圩时，宋时轮由张庆孚（中共党员、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教官）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反共“清党”。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深与上海遥相呼应，在广州制造了“四一五”惨案。4月20日，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先后扣留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分子100余人。宋时轮作为 “共党嫌疑”，也于这一天被捕，关进了广州珠江南岸南石头惩戒场。在监狱，国民党正式审讯了宋时轮3次，每一次的结果都令国民党当局大失所望，因为没有丝毫的证据证明宋时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即便如此，国民党当局还是以涉共嫌疑，判处宋时轮等1年徒刑。
1929年4月，经党员廖益通找保人担保，宋时轮被释放。他很快离开广州，乘船去香港，并在香港接转组织关系，等候分配工作。真是无巧不成书，到香港后，他在住地附近巧遇旧日同学李适生。李适生一定要拉宋时轮去广西张发奎的部队谋职，态度十分坚决，二人发生了争执，气氛非常紧张。宋时轮怕节外生枝，无法脱身，没等在香港办妥组织关系接转，即于当日晚搭船去了上海。由于人生地疏，虽经多方努力、到处探询，宋时轮始终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尽管他省吃俭用，仍然沦落到无钱吃饭的境地。无奈之下，他只好捉笔为当时的上海街头小报写报屁股文章，换取微薄收入糊口。后来，他离开上海到湖北武汉、湖南长沙继续寻找党组织，均无结果，只好返回家乡醴陵，哥哥宋方桂十分气愤地说：“家里供你上学，是希望你有个出息，谁知你读了一肚子书，不仅不能养家，还尽给家里惹事，你是个败家的崽！我要报官抓你！”兄弟二人互不相让，恶言相向。宋时轮气急了，随手抄起身边的条凳子将宋方桂打倒，冲出家门，父亲宋名德见状十分着急，紧紧跟在后面追赶。宋名德追上宋时轮后，望着儿子瘦弱的身躯，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紧紧拉住儿子的手，塞给儿子几块钱，含泪喃喃地说：“我知道留不住你，希望你自己保重”。1929年秋，在湖南醴陵、浏阳、攸县和江西萍乡一带，活跃着一支打白匪、杀土豪，令军阀颇感头痛的队伍——宋时轮领导的萍醴游击队。宋时轮回忆创建游击队的经过时曾写道： “经过艰苦宣传，组织成了黑杀队（游击队），最多时37人，辗转活动于萍乡、浏阳、醴陵、攸县边界地区。”这支队伍在化名“张司令”的宋时轮的指挥下，不断组织发动穷苦群众惩戒恶势力，使贫穷的农民看到了革命的希望，把许多穷苦的农民兄弟吸引到了党的周围。秋末，宋时轮旧疾复发，双腿肿痛不能行走，游击队员用担架抬着他在姚家坝牛形岭一带活动。有一次，为了躲避还乡团的搜捕，游击队员只好把他藏在山上的一棵樟树上。时近中午，一群荷枪实弹的还乡团在树下抽烟、聊天。树上的宋时轮动也不敢动。对这件事，宋时轮很憋气。他在晚年时回忆说：“我要是身体好，能动弹，早就把他们干掉了。”
后来，由于病重，宋时轮来到已成立苏区政权的江西省莲花县医治。因为出狱后一直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也没有党的关系介绍信，1930年初，宋时轮在养病中，经贺碧如介绍，重新入党，并担任莲花县军事部部长。同时，宋时轮领导的萍醴游击队编入红军第六军。
1930年初春，宋时轮任中共湘东南特委委员、湘东南游击队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后任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校长。翌年春，他遵照上级命令，率领红军学校的全体干部、学员进入中央苏区。红军学校第四分校被改编为红军总司令部教导总队，宋时轮任总队长。1931年 3月，宋时轮调到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十五军任参谋长。同年 10月，红三十五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宋时轮任该师参谋长，翌年6月任该师师长。1932年7月下旬，独立第三、第六师合并，编为江西军区第二十一军，宋时轮任参谋长兼六十一师师长。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的急剧发展，宋时轮在一段时间里受到影响。他在红三十五军时，就有人提出他有“AB团”嫌疑的问题。为此，他向军长、政委详细汇报了入狱、入党和1929年拉游击队以及到红军部队之后的全部经历。最后，他坚定地说：“1926年，我虽然在黄埔军校参加过国民党，但那是履行每一个入伍生的手续，我自入狱之后即同国民党的组织脱离了一切关系，除加入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之外，没有再加入任何组织，我绝对不是‘AB团’。”为避免斗争扩大化，红三十五军军委当年对宋时轮所谓的“AB团”问题，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1932年10月，陈毅推荐宋时轮到红二十二军任参谋长。此时，有人再次提出宋时轮有“AB团”嫌疑的问题，致使其未能到职。
红二十一、红二十二军是江西军区的所属部队，作为军区司令员的陈毅，听到有人传播有关宋时轮的消息之后，首先听取了红二十一军政治委员李井泉关于宋时轮问题调查的情况汇报。尔后，他又亲自找宋时轮谈话。陈毅认为：对革命队伍的同志，采取一而再、再而三的怀疑态度是极其错误的。他召集江西军区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蔡会文及李井泉商量，提出：对宋时轮的怀疑是错误的，江西军区经过调查之后应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并向方面军报告。江西军区调查后的结论是：“1931年，宋时轮确被人怀疑和乱供过，但是组织并未轻信，今天应当宣布这是冤屈的。”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由陈毅推荐，调宋时轮任江西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由于军区参谋长郭天民要去红军学校学习，陈毅、李富春敦请朱德、周恩来要宋时轮尽快到职。1933年5月6日，宋时轮匆匆赶到江西军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宋时轮受伤，留医江西军区。伤愈后，他几次向陈毅请求去红军大学学习，得到批准。
1934年初春，宋时轮踏进了红军大学的校门。红军大学设高级指挥、上级政治、上级指挥、上级参谋4个科，宋时轮被编到上级参谋科。一个多月后，红军大学遵照《优待红军家属条例》的规定，组织学员礼拜六帮助红军家属挖泥塘。宋时轮负责挑，另一个学员负责上泥。负责上泥的学员，每担都装得很满，并且逐担增加。连泥带水挑了几担之后，宋时轮对上泥的学员说：“太重了我挑不起，你以后少装一些泥。”结果，下一担装的更多更重，一下子把宋时轮直犟的脾气引发了，他说：“我是自愿来优待红军家属的，又不是来罚苦工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搞？”回到红大，负责上泥的学员向党小组长汇报说：“宋时轮讲‘优待红军家属是罚苦工’”。党小组立即开“斗争”会。宋时轮在会上复述自己的原话，双方争执不休。党小组的其他学员因为不了解事情真相，随声附和说:宋时轮不接受党小组的批评。最后，红大以“破坏苏维埃政府法令，组织观念薄弱，坚持错误”及总政治部个别领导说“其二七年被捕后表现不好并有ABR嫌疑”等原因，给予宋时轮“开除其党籍3个月”的处分。
宋时轮被开除党籍一个月之后，鉴于他的考试成绩非常好，红大决定将他从上级参谋科转到上级指挥科学习。不久，宋时轮在考试中又取得优异成绩，红大决定调他担任上级指挥科的军事教员。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出发前，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组成红军干部团，红军大学编为干部团上级干部队。 1935年9月上旬，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分裂，于9日夜出发北上。由于时间仓促，宋时轮事先没有得到北上的通知。第二天早起，他发现红军全部转移，立即自动追赶中央红军。毛泽东见到他的时候说：“宋时轮你来了，好！”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胜利到达吴起镇。很快，毛泽东和彭德怀到红十五军团驻地看望军团领导。为了向中央红军学习，军团领导请求毛泽东，由中央红军派一些干部到红十五军团工作。不久，毛泽东找宋时轮谈话，要他出任红十五军团作战科长，协助参谋长主管部队作战。宋时轮带着委屈表态说：“红十五军团刚刚组建不久，各方面的工作都很多，司令部作战科是部队的核心部门，这么重要的部门派一个被开除党籍一年多、至今没有予以恢复的非党干部去是否合适？”毛泽东接着说：“用人之长是组织的事，恢复你的党籍也是组织的事，请你服从组织安排，愉快地到红十五军团报到工作。”由军团政治委员程子华和钱钧介绍，宋时轮再次入党。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宋时轮任第一二0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团长，率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同日军作战。同年9月，遵照八路军总部的命令，他率第七一六团一个营组成雁北支队，任雁北支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他率部北越长城，挺进雁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连续收复数座城镇。直逼大同，严重威胁了大同日军和同浦路北段日军交通，打开了雁北地区的抗日局面，受到八路军总部的高度赞扬。
1938年5月，宋时轮奉命率领雁北支队到达平西（北平以西）地区，与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邓华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任纵队司令员兼第十二支队司令员。6月，他同政治委员邓华一起，率领部队挺进冀东，配合李运昌、胡锡奎等组织领导冀东抗日武装暴动，并一度挺进到当时的北平郊区，大振了八路军的声威。当时暴动武装有十多万人，如果有坚强的领导，将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第四纵队的领导人物缺乏就地坚持的信心，不顾八路军总部要其坚守的电令，贸然决定将这十万武装全部带离暴动发源地，向西部山区撤退，结果部队在行进途中被山下奉文指挥的日军全部打垮，轰轰烈烈的大暴动完全失败，宋时轮作为四纵的军事领导，其主要失误是非常明显的。他在晋察冀被批判，陈伯钧日记就记载了他当时骂骂咧咧，十分火暴的情形，1940年，宋时轮到达延安，他领了个十分严重的处分。然后被派到军政大学当教员。这是宋时轮一生中最灰暗的时期。但也是这一阶段，奠定了他在军事上深厚的理论功底。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宋时轮随陈毅到山东革命根据地工作，任津浦前线指挥部参谋长、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在内战开始后，执行出击津浦路的任务，由于大形式的敌强我弱，1946年8月的泗县战斗中失利，9月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趁利用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配合不佳，各守本位的弱点，奇袭淮阴成功，迫使华中粟裕放弃根据地北撤。这次南线的总失利，虽然陈毅大包大揽了全部责任，作为参谋长负责具体战斗部署的宋时轮还是被免去职务，降为渤海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七师师长，1947年1月，出任改编后的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所部只有7个步兵团，宋时轮初到十纵时，渤海的老兵们对他不太认可，常私下议论，如果杨国夫司令指挥，便如何如何。后来他凭着自己的豪爽和出色的指挥才能才赢得军心。在孟良崮之役10纵侧击5军成功、在泰蒙战役中，他指挥所部全歼泰安国民党72军杨文泉部。 1947年掩护刘邓挺进大别山进行的梁山战役，对抗了五军邱清泉部十天猛攻，任务完成后，由于宋判断失误，想当然的认为自己撤退，五军会去追击刘邓，可是他让开道路后，五军却趁机对其猛攻，把十纵逼到了背水作战的境地，仓促转移的时候损失了约2000兵员和4000民工。（宋时轮的指挥有点大而化之的味道。再加上28师王德贵、29师肖锋这两个不太称职的师长，所部处境比较困难）梁山阻击战失利后，全纵队上下都不满。部下指责“黄埔军校怎么学的？十年内战的经验哪里去了？”休整期间，宋时轮到各师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与会干部一个个没精打采的，宋时轮走进会场，干部们低着头鼓掌，掌声也不响。宋时轮的开场白是通报全国战场的形势，干部依然耷拉着头，会场气氛沉闷。宋时轮顿了一下，突然提高嗓门，大声骂道：“我这个司令混蛋，打了败仗！” 听到司令骂自己，干部们一下子把头都抬起来了。宋时轮对梁山战斗指挥上的失误作了深刻检讨。大家觉得宋时轮这个人不简单，自己骂自己，有自我批评精神，都原谅了他，原来一肚子意见都没了。
1948年5月至6月中旬，宋时轮率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在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远出鄂北进行了光化、老河口之战，接着在平汉路以西参加了宛东战役，在陈赓判断失误的情况下，他没有机械执行命令，最终抓住了敌58师鲁道源一部，成为这次会战的最大亮点。在6月中旬，为配合豫东战役，宋时轮奉命立即率部进到上蔡地区，以高超的战术机动牵制了胡琏兵团，保障了陈士榘开封之战的胜利。接着，又率部在杞县拦截国民党援军。29日，邱清泉兵团向桃林岗阵地发起攻击，宋时轮指挥部队顽强阻击，激战7昼夜，邱清泉赞叹“排炮不动，必是十纵”。遂避开宋时轮的防御阵地，实施大迂回才赶到主战场，迫使粟裕退兵。 在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中，宋时轮抢得主攻的荣誉，尽管地势平坦，且以强大攻势逼迫吴化文部战场起义，但还是被助攻的九纵聂凤智部和预备队十三纵周志坚部率先突破城墙，夺走了济南第一团和第二团的荣誉。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徐东阻击战，宋时轮统一指挥三个纵队对抗国民党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的援军，血战10昼夜，圆满地完成了阻击任务，也是华东野战军防御作战的范例 。
1949年2月，宋时轮任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力邀同是猛将的陶勇出任副司令。他率部南下，与第七兵团王建安组成中突击集团，参加渡江战役，在裕溪口至棕阳镇段，中突击集团首先发起渡江，顺利突破敌之江防，尔后，组织一部分部队肃清沿江残敌，亲率主力部队昼夜兼程向东疾进，按时进到吴兴。与第十兵团叶飞将逃敌个军全歼于郎溪、广德地区。紧接着，宋时轮指挥第9兵团5个军，会同第10兵团在粟裕统一指挥下发起上海战役。上海解放后，宋时轮兼任淞沪警备区司令员。
1950年7月，朝鲜战争爆发，11月，正准备渡海解放台湾的第九兵团奉命北上入朝参战，由于行动仓促和总后勤部张令彬副部长的失误，所部15万人并没有足够的冬装，他只能从红军时期就是朋友的东北军区参谋长贺晋年处得到一些支援。在第二次战役的东线战场，所部20军、27军包围美十军的两个师，毛泽东突然打来电报，要其围而不歼，引敌来援，但美军凭借着强大的工业力量迅速突围逃脱，而我志愿军拦截的26军却因后勤原因连冬衣都无法保障，长途跋涉而冻伤累累，最终九兵团冻伤达四万余人，部队元气大伤，没能参加第三次、第四次战役，直到第五次战役才重新出现。他以凶猛的攻击突击的最远。
1952年9月的一天，在鸭绿江边即将返国的宋时轮将军向长津湖方向脱帽弯腰，向长眠在那里的他认识和不认识的战友、那些有名和无名的忠勇士兵，深深地鞠躬90度。当他抬起头来戴上军帽向他们致庄重的军礼的时候，人们发现，这位身经千战的将领已经泪流满面。回国后，他任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后兼政治委员。1955年授上将军衔。1957年11月，他调任军事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并先后兼任计划指导部、外国军事研究部部长。1958年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被连带批判。 10年动乱期间，宋时轮曾遭受迫害。 1972年10月，宋时轮重新出来工作，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院党委第二书记、书记。与政委粟裕不合，故力邀张爱萍、廖汉生来军科院共事，为我军军事科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宋在1977年至1980年担任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主任。1980年以后，担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审委员会主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主任，组织领导《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著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我军胜利的指南》、《毛泽东军事思想初探》等重要论文、论著。郭伯雄说“1980年，他主持起草的《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建议》被中央军委采纳，《关于今后反侵略作战几个问题的初步设想》、《关于我国军事组织体制问题的几点建议》等研究报告，为中央军委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他组织撰写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一书，在军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时轮将军豪于饮，有百杯不倒之称，千杯不醉之慨，自喻“酒将军”，而酒德极优，微醺后来者不拒，豪气万丈。其麾下华东野战军九兵团，人称“酒兵团”。又将军见部属留小分头即不悦，故其部属为方便，均剃为光头，九兵团又有“光头团”之谓。1991年7月11日，战功赫赫的宋将军在北京去世。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记住历史，因为那是我们的辉煌。”
宋时轮，原名宋际尧，别名宋之光。1907年9月10日生于湖南省醴陵北乡黄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1921年入醴陵县立中学读书，后因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被学校当局开除。1923年到长沙半工半读。同年冬入军阀吴佩孚的军官教导团，因不堪虐待，逃回长沙。
1926年4月13日，宋时轮在广州市文明路高等师范学校参加黄埔军校入学考试，经过21日的复试，顺利被黄埔军校录取。为表达革命的决心，赶上时代发展的车轮，他由宋际尧改名为宋时轮。
入校后，宋时轮的军事训练各项科目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就在他满以为自己能够成为一名优秀学员时，不幸染上了疟疾，加上脚气病发作，他只好在广州东山医院住院半年多。期间，宋时轮经张一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病愈出院后，因缺课太多，军校决定将宋时轮转入第六期，编在第一团第四营（营长陈明仁）第十六连。1927年1月，部队驻防广东东莞圩时，宋时轮由张庆孚（中共党员、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教官）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反共“清党”。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深与上海遥相呼应，在广州制造了“四一五”惨案。4月20日，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先后扣留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分子100余人。宋时轮作为 “共党嫌疑”，也于这一天被捕，关进了广州珠江南岸南石头惩戒场。在监狱，国民党正式审讯了宋时轮3次，每一次的结果都令国民党当局大失所望，因为没有丝毫的证据证明宋时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即便如此，国民党当局还是以涉共嫌疑，判处宋时轮等1年徒刑。
1929年4月，经党员廖益通找保人担保，宋时轮被释放。他很快离开广州，乘船去香港，并在香港接转组织关系，等候分配工作。真是无巧不成书，到香港后，他在住地附近巧遇旧日同学李适生。李适生一定要拉宋时轮去广西张发奎的部队谋职，态度十分坚决，二人发生了争执，气氛非常紧张。宋时轮怕节外生枝，无法脱身，没等在香港办妥组织关系接转，即于当日晚搭船去了上海。由于人生地疏，虽经多方努力、到处探询，宋时轮始终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尽管他省吃俭用，仍然沦落到无钱吃饭的境地。无奈之下，他只好捉笔为当时的上海街头小报写报屁股文章，换取微薄收入糊口。后来，他离开上海到湖北武汉、湖南长沙继续寻找党组织，均无结果，只好返回家乡醴陵，哥哥宋方桂十分气愤地说：“家里供你上学，是希望你有个出息，谁知你读了一肚子书，不仅不能养家，还尽给家里惹事，你是个败家的崽！我要报官抓你！”兄弟二人互不相让，恶言相向。宋时轮气急了，随手抄起身边的条凳子将宋方桂打倒，冲出家门，父亲宋名德见状十分着急，紧紧跟在后面追赶。宋名德追上宋时轮后，望着儿子瘦弱的身躯，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紧紧拉住儿子的手，塞给儿子几块钱，含泪喃喃地说：“我知道留不住你，希望你自己保重”。1929年秋，在湖南醴陵、浏阳、攸县和江西萍乡一带，活跃着一支打白匪、杀土豪，令军阀颇感头痛的队伍——宋时轮领导的萍醴游击队。宋时轮回忆创建游击队的经过时曾写道： “经过艰苦宣传，组织成了黑杀队（游击队），最多时37人，辗转活动于萍乡、浏阳、醴陵、攸县边界地区。”这支队伍在化名“张司令”的宋时轮的指挥下，不断组织发动穷苦群众惩戒恶势力，使贫穷的农民看到了革命的希望，把许多穷苦的农民兄弟吸引到了党的周围。秋末，宋时轮旧疾复发，双腿肿痛不能行走，游击队员用担架抬着他在姚家坝牛形岭一带活动。有一次，为了躲避还乡团的搜捕，游击队员只好把他藏在山上的一棵樟树上。时近中午，一群荷枪实弹的还乡团在树下抽烟、聊天。树上的宋时轮动也不敢动。对这件事，宋时轮很憋气。他在晚年时回忆说：“我要是身体好，能动弹，早就把他们干掉了。”
后来，由于病重，宋时轮来到已成立苏区政权的江西省莲花县医治。因为出狱后一直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也没有党的关系介绍信，1930年初，宋时轮在养病中，经贺碧如介绍，重新入党，并担任莲花县军事部部长。同时，宋时轮领导的萍醴游击队编入红军第六军。
1930年初春，宋时轮任中共湘东南特委委员、湘东南游击队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后任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校长。翌年春，他遵照上级命令，率领红军学校的全体干部、学员进入中央苏区。红军学校第四分校被改编为红军总司令部教导总队，宋时轮任总队长。1931年 3月，宋时轮调到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十五军任参谋长。同年 10月，红三十五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宋时轮任该师参谋长，翌年6月任该师师长。1932年7月下旬，独立第三、第六师合并，编为江西军区第二十一军，宋时轮任参谋长兼六十一师师长。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的急剧发展，宋时轮在一段时间里受到影响。他在红三十五军时，就有人提出他有“AB团”嫌疑的问题。为此，他向军长、政委详细汇报了入狱、入党和1929年拉游击队以及到红军部队之后的全部经历。最后，他坚定地说：“1926年，我虽然在黄埔军校参加过国民党，但那是履行每一个入伍生的手续，我自入狱之后即同国民党的组织脱离了一切关系，除加入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之外，没有再加入任何组织，我绝对不是‘AB团’。”为避免斗争扩大化，红三十五军军委当年对宋时轮所谓的“AB团”问题，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1932年10月，陈毅推荐宋时轮到红二十二军任参谋长。此时，有人再次提出宋时轮有“AB团”嫌疑的问题，致使其未能到职。
红二十一、红二十二军是江西军区的所属部队，作为军区司令员的陈毅，听到有人传播有关宋时轮的消息之后，首先听取了红二十一军政治委员李井泉关于宋时轮问题调查的情况汇报。尔后，他又亲自找宋时轮谈话。陈毅认为：对革命队伍的同志，采取一而再、再而三的怀疑态度是极其错误的。他召集江西军区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蔡会文及李井泉商量，提出：对宋时轮的怀疑是错误的，江西军区经过调查之后应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并向方面军报告。江西军区调查后的结论是：“1931年，宋时轮确被人怀疑和乱供过，但是组织并未轻信，今天应当宣布这是冤屈的。”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由陈毅推荐，调宋时轮任江西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由于军区参谋长郭天民要去红军学校学习，陈毅、李富春敦请朱德、周恩来要宋时轮尽快到职。1933年5月6日，宋时轮匆匆赶到江西军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宋时轮受伤，留医江西军区。伤愈后，他几次向陈毅请求去红军大学学习，得到批准。
1934年初春，宋时轮踏进了红军大学的校门。红军大学设高级指挥、上级政治、上级指挥、上级参谋4个科，宋时轮被编到上级参谋科。一个多月后，红军大学遵照《优待红军家属条例》的规定，组织学员礼拜六帮助红军家属挖泥塘。宋时轮负责挑，另一个学员负责上泥。负责上泥的学员，每担都装得很满，并且逐担增加。连泥带水挑了几担之后，宋时轮对上泥的学员说：“太重了我挑不起，你以后少装一些泥。”结果，下一担装的更多更重，一下子把宋时轮直犟的脾气引发了，他说：“我是自愿来优待红军家属的，又不是来罚苦工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搞？”回到红大，负责上泥的学员向党小组长汇报说：“宋时轮讲‘优待红军家属是罚苦工’”。党小组立即开“斗争”会。宋时轮在会上复述自己的原话，双方争执不休。党小组的其他学员因为不了解事情真相，随声附和说:宋时轮不接受党小组的批评。最后，红大以“破坏苏维埃政府法令，组织观念薄弱，坚持错误”及总政治部个别领导说“其二七年被捕后表现不好并有ABR嫌疑”等原因，给予宋时轮“开除其党籍3个月”的处分。
宋时轮被开除党籍一个月之后，鉴于他的考试成绩非常好，红大决定将他从上级参谋科转到上级指挥科学习。不久，宋时轮在考试中又取得优异成绩，红大决定调他担任上级指挥科的军事教员。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出发前，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组成红军干部团，红军大学编为干部团上级干部队。 1935年9月上旬，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分裂，于9日夜出发北上。由于时间仓促，宋时轮事先没有得到北上的通知。第二天早起，他发现红军全部转移，立即自动追赶中央红军。毛泽东见到他的时候说：“宋时轮你来了，好！”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胜利到达吴起镇。很快，毛泽东和彭德怀到红十五军团驻地看望军团领导。为了向中央红军学习，军团领导请求毛泽东，由中央红军派一些干部到红十五军团工作。不久，毛泽东找宋时轮谈话，要他出任红十五军团作战科长，协助参谋长主管部队作战。宋时轮带着委屈表态说：“红十五军团刚刚组建不久，各方面的工作都很多，司令部作战科是部队的核心部门，这么重要的部门派一个被开除党籍一年多、至今没有予以恢复的非党干部去是否合适？”毛泽东接着说：“用人之长是组织的事，恢复你的党籍也是组织的事，请你服从组织安排，愉快地到红十五军团报到工作。”由军团政治委员程子华和钱钧介绍，宋时轮再次入党。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宋时轮任第一二0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团长，率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同日军作战。同年9月，遵照八路军总部的命令，他率第七一六团一个营组成雁北支队，任雁北支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他率部北越长城，挺进雁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连续收复数座城镇。直逼大同，严重威胁了大同日军和同浦路北段日军交通，打开了雁北地区的抗日局面，受到八路军总部的高度赞扬。
1938年5月，宋时轮奉命率领雁北支队到达平西（北平以西）地区，与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邓华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任纵队司令员兼第十二支队司令员。6月，他同政治委员邓华一起，率领部队挺进冀东，配合李运昌、胡锡奎等组织领导冀东抗日武装暴动，并一度挺进到当时的北平郊区，大振了八路军的声威。当时暴动武装有十多万人，如果有坚强的领导，将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第四纵队的领导人物缺乏就地坚持的信心，不顾八路军总部要其坚守的电令，贸然决定将这十万武装全部带离暴动发源地，向西部山区撤退，结果部队在行进途中被山下奉文指挥的日军全部打垮，轰轰烈烈的大暴动完全失败，宋时轮作为四纵的军事领导，其主要失误是非常明显的。他在晋察冀被批判，陈伯钧日记就记载了他当时骂骂咧咧，十分火暴的情形，1940年，宋时轮到达延安，他领了个十分严重的处分。然后被派到军政大学当教员。这是宋时轮一生中最灰暗的时期。但也是这一阶段，奠定了他在军事上深厚的理论功底。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宋时轮随陈毅到山东革命根据地工作，任津浦前线指挥部参谋长、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在内战开始后，执行出击津浦路的任务，由于大形式的敌强我弱，1946年8月的泗县战斗中失利，9月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趁利用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配合不佳，各守本位的弱点，奇袭淮阴成功，迫使华中粟裕放弃根据地北撤。这次南线的总失利，虽然陈毅大包大揽了全部责任，作为参谋长负责具体战斗部署的宋时轮还是被免去职务，降为渤海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七师师长，1947年1月，出任改编后的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所部只有7个步兵团，宋时轮初到十纵时，渤海的老兵们对他不太认可，常私下议论，如果杨国夫司令指挥，便如何如何。后来他凭着自己的豪爽和出色的指挥才能才赢得军心。在孟良崮之役10纵侧击5军成功、在泰蒙战役中，他指挥所部全歼泰安国民党72军杨文泉部。 1947年掩护刘邓挺进大别山进行的梁山战役，对抗了五军邱清泉部十天猛攻，任务完成后，由于宋判断失误，想当然的认为自己撤退，五军会去追击刘邓，可是他让开道路后，五军却趁机对其猛攻，把十纵逼到了背水作战的境地，仓促转移的时候损失了约2000兵员和4000民工。（宋时轮的指挥有点大而化之的味道。再加上28师王德贵、29师肖锋这两个不太称职的师长，所部处境比较困难）梁山阻击战失利后，全纵队上下都不满。部下指责“黄埔军校怎么学的？十年内战的经验哪里去了？”休整期间，宋时轮到各师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与会干部一个个没精打采的，宋时轮走进会场，干部们低着头鼓掌，掌声也不响。宋时轮的开场白是通报全国战场的形势，干部依然耷拉着头，会场气氛沉闷。宋时轮顿了一下，突然提高嗓门，大声骂道：“我这个司令混蛋，打了败仗！” 听到司令骂自己，干部们一下子把头都抬起来了。宋时轮对梁山战斗指挥上的失误作了深刻检讨。大家觉得宋时轮这个人不简单，自己骂自己，有自我批评精神，都原谅了他，原来一肚子意见都没了。
1948年5月至6月中旬，宋时轮率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在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远出鄂北进行了光化、老河口之战，接着在平汉路以西参加了宛东战役，在陈赓判断失误的情况下，他没有机械执行命令，最终抓住了敌58师鲁道源一部，成为这次会战的最大亮点。在6月中旬，为配合豫东战役，宋时轮奉命立即率部进到上蔡地区，以高超的战术机动牵制了胡琏兵团，保障了陈士榘开封之战的胜利。接着，又率部在杞县拦截国民党援军。29日，邱清泉兵团向桃林岗阵地发起攻击，宋时轮指挥部队顽强阻击，激战7昼夜，邱清泉赞叹“排炮不动，必是十纵”。遂避开宋时轮的防御阵地，实施大迂回才赶到主战场，迫使粟裕退兵。 在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中，宋时轮抢得主攻的荣誉，尽管地势平坦，且以强大攻势逼迫吴化文部战场起义，但还是被助攻的九纵聂凤智部和预备队十三纵周志坚部率先突破城墙，夺走了济南第一团和第二团的荣誉。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徐东阻击战，宋时轮统一指挥三个纵队对抗国民党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的援军，血战10昼夜，圆满地完成了阻击任务，也是华东野战军防御作战的范例 。
1949年2月，宋时轮任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力邀同是猛将的陶勇出任副司令。他率部南下，与第七兵团王建安组成中突击集团，参加渡江战役，在裕溪口至棕阳镇段，中突击集团首先发起渡江，顺利突破敌之江防，尔后，组织一部分部队肃清沿江残敌，亲率主力部队昼夜兼程向东疾进，按时进到吴兴。与第十兵团叶飞将逃敌个军全歼于郎溪、广德地区。紧接着，宋时轮指挥第9兵团5个军，会同第10兵团在粟裕统一指挥下发起上海战役。上海解放后，宋时轮兼任淞沪警备区司令员。
1950年7月，朝鲜战争爆发，11月，正准备渡海解放台湾的第九兵团奉命北上入朝参战，由于行动仓促和总后勤部张令彬副部长的失误，所部15万人并没有足够的冬装，他只能从红军时期就是朋友的东北军区参谋长贺晋年处得到一些支援。在第二次战役的东线战场，所部20军、27军包围美十军的两个师，毛泽东突然打来电报，要其围而不歼，引敌来援，但美军凭借着强大的工业力量迅速突围逃脱，而我志愿军拦截的26军却因后勤原因连冬衣都无法保障，长途跋涉而冻伤累累，最终九兵团冻伤达四万余人，部队元气大伤，没能参加第三次、第四次战役，直到第五次战役才重新出现。他以凶猛的攻击突击的最远。
1952年9月的一天，在鸭绿江边即将返国的宋时轮将军向长津湖方向脱帽弯腰，向长眠在那里的他认识和不认识的战友、那些有名和无名的忠勇士兵，深深地鞠躬90度。当他抬起头来戴上军帽向他们致庄重的军礼的时候，人们发现，这位身经千战的将领已经泪流满面。回国后，他任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后兼政治委员。1955年授上将军衔。1957年11月，他调任军事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并先后兼任计划指导部、外国军事研究部部长。1958年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被连带批判。 10年动乱期间，宋时轮曾遭受迫害。 1972年10月，宋时轮重新出来工作，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院党委第二书记、书记。与政委粟裕不合，故力邀张爱萍、廖汉生来军科院共事，为我军军事科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宋在1977年至1980年担任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主任。1980年以后，担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审委员会主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主任，组织领导《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著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我军胜利的指南》、《毛泽东军事思想初探》等重要论文、论著。郭伯雄说“1980年，他主持起草的《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建议》被中央军委采纳，《关于今后反侵略作战几个问题的初步设想》、《关于我国军事组织体制问题的几点建议》等研究报告，为中央军委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他组织撰写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一书，在军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时轮将军豪于饮，有百杯不倒之称，千杯不醉之慨，自喻“酒将军”，而酒德极优，微醺后来者不拒，豪气万丈。其麾下华东野战军九兵团，人称“酒兵团”。又将军见部属留小分头即不悦，故其部属为方便，均剃为光头，九兵团又有“光头团”之谓。1991年7月11日，战功赫赫的宋将军在北京去世。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记住历史，因为那是我们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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