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三个鸡蛋中间跳舞的阎锡山，想起了被山西两次通缉的薄一波
1932年阎锡山东山再起，重新掌握山西军政大权以后，虽然他与蒋介石的争斗告一段落，并貌合神离地相处着，但他知道，蒋介石吞并山西的想法一直没有改变。3年以后的1935年，在一种错杂的形势下，阎锡山明显地感到“土皇帝”的交椅不太安稳了。
这一年，侵华日军策划的华北“自治运动”，不但与阎锡山独占山西、发展山西阎记官僚资本的利益发生了冲突，而且已将山西纳入到了“侵略华北之计划”，亡国亡省的危险就在眼前。
尽管阎锡山是在日本毕业的，并一直与日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是，在日本的铁蹄要叩响山西的大门的时候，如果与日本妥协，不但不能保持山西的安全，还有可能成为遭人唾骂的汉奸。“倾巢之下，安有完卵”，这个道理他是知道的。
蒋介石怎么样？面对着日本的威胁，阎锡山开始整理军备、修建防务工事对付日本时，“曾数次电请中央，将晋绥军队与国家财政统归中央统一”，希望蒋介石给予经济上的援助。阎锡山此举当然有乘机扩充自己的势力的念头，但毕竟考虑的是抗日的问题。但此时蒋介石仍在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阎的要求不但置之不理，反而数次催阎出兵陕北，剿灭红军。阎锡山认识到，拥蒋是没有出路的。但蒋毕竟是中央，他只能表面拥蒋，实际拒蒋。但是“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来，山西抵抗不了，蒋介石也抵抗不了，怎么办？”他把目光转向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
对于共产党，以阎的本性而言，是绝对敌视的。但是，此时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主张，在东征过程中的大力宣传，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共产党要求援绥抗日、实行对日武装作战的主张，与阎锡山保卫晋绥的目标有共同之处。在蒋介石频频催促他出征陕北之时，他已明确地意识到，借助共产党的力量保卫山西也许是一条比较好的计策。于是，阎锡山想出了一条“变通”的策略：请一位坚决抗战又有号召力的共产党人，但是不以共产党员的面貌出现，而是以山西抗敌救亡活动家、组织家的面貌出现；采取共产党的进步措施和主张，但是提法上要换成“山西话”，组织上戴阎锡山的“帽子”即官办团体的“帽子”；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做法，但又打着山西的旗号——扩充实力，应付危机，渡过难关。阎锡山认为，这样既可以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赢得爱国的名誉，又可为将来与日本谈判增加筹码；既可顶住蒋介石吞并他的企图，又可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既可同共产党搞好关系，又可在合作中交一些共产党朋友，借以提高自己的身价。这就是他所谓的“配为、当为、能为三者合一”的万全之策。他说：“现在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候，就要看谁能制服谁了。”后来，薄一波曾在一次会议上对他的这种做法作过这样的形容：“阎锡山是在三个鸡蛋中间跳舞，哪一个也不能碰着。”
阎锡山在作出这样的策略的时候，人选也早已考虑好了，那就是曾在山西两次被通缉的同乡薄一波。
而此时的薄一波，还在北平草岚子监狱里。
1936年8月下旬，阎锡山派郭挺一到北平狱中找到薄一波说：“阎先生派我来营救你，带来了活动经费和给宋哲元的信，请宋帮忙。另外，阎先生还有信带给你。”当时，我们党也在营救薄一波等同志出狱。所以，薄一波兴冲冲地告诉郭，不必营救了，自己马上就要出去了。郭将这一情况电告阎锡山后，阎立即发来一份电报，要郭转给薄。电报大意是：目前山西形势危急，“希望一波兄回晋，共策保晋大业”。而作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的薄一波，对此并不动心。他对郭说： “共策保晋大业云云，你做可以，我不适合。我在外边搞了这么多年，在山西又曾两次被通缉。对阎锡山这个人，我不感兴趣。”
但是，薄一波出狱后，与接头人徐冰谈起这件事后，徐冰报告了北方局的领导人、化名胡服的刘少奇时，刘少奇对此很重视，第二天就让徐冰找到薄一波。徐冰转达了刘少奇的指示：“当前党的任务是：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一致抗日。北方局刚刚收到陕北来电，毛泽东同志在电报中提出，阎锡山等华北六省市军政负责人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这样的机会我们找还找不到，现在阎锡山找上门来，你却拒绝不去，是不是还有一点‘左’倾关门主义的顽疾？‘左’倾关门主义就是不懂得要善于把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相联系，把合法斗争同非法斗争相联系，把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同下层统一战线工作相联系。过去我们就是吃了‘左’倾关门主义的亏，使白区党的工作受到重大的损失。”很显然，刘少奇坚决主张薄一波到山西，与阎锡山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
而薄一波对此是犹豫的，他请徐冰报告刘少奇不愿回山西的理由：“我在狱中读过共产国际七大的全部文件，其中季米特洛夫的报告最感人；还读了共产国际十三次委员会各位委员的发言。这两次会议都是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对照我长期在白区做军运工作的经验教训，我对‘左’倾关门主义的危害深恶痛绝。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定，我在狱中也认真学过，反对‘左’倾关门主义，我是坚决的。不过，我不去山西有自己的理由。并不是因为我做党的秘密工作已经多年了，不熟悉上层社会的人情世故和待人接物，不适合到那里工作。主要是不愿意和阎锡山这样的人共事，何况郭挺一已经知道我仍是共产党员。”
刘少奇对薄一波的理由并不理会，他让徐冰给薄一波下了命令：“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彻底转变我们过去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学习和创造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这是新形势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不会就学，到工作中去学。阎锡山正因为知道你是共产党员，才会对你这样欢迎嘛。”
薄一波对毛泽东刚来的电报指示和刘少奇的考虑是完全领会的，况且党的决定，作为一名党员是没有二话可说的。在征得刘的同意后，薄一波到山西实地考察了40天左右。在考察过程中，薄一波将山西的情况全摸得清楚了，对在山西开展工作心中有了底了：“按照党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来衡量山西的情况，觉得不但可以做工作，而且大有文章可做。”
1936年10月下旬，薄一波正式赴晋工作。离开北平时，徐冰传达了北方局对开展山西工作的指示：(1)这次到山西去，首先要争取站稳脚跟。不要搞 “左”倾关门主义和空谈主义，不要提阎锡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号，不要怕到上层机关去和戴“官办团体”帽子。(2)要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做“清客”，不“抬轿子”，要争取抗日民族革命的领导权。(3)由薄一波、杨献珍、韩钧、董天知、周仲英五同志组成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只作公开工作、合法工作。这个组织绝对秘密、不对外。可开会，也可不开，因为阎锡山请的是薄一波，实际上就是通过以薄一波的名义来进行工作。公开工作委员会直接受北方局领导。同时成立山西省临时委员会，由张友清任书记。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完全分开。
刘少奇还特别交代：“一波同张友清是一块从草岚子监狱出来的，互相很熟悉，无话不说。从现在起再不能发生横的关系，各搞各的，薄搞薄的，张搞张的。张做秘密工作，省委名义是公开的，可以发文件、开会。公开工作委员会不能发文件，也不必开什么会，就是由薄一波在那里领导。”
薄一波一行5人在11月3日到达太原，阎锡山的代表梁化之、郭挺一已在火车站迎接。第二天，阎锡山就将薄一波请到省政府“东花园”赵戴文的参事室进行会谈。曾经做过薄一波的老师的赵戴文和薄的高小同学梁化之陪同。对于这次谈话，薄一波回忆说：
见面稍事寒暄之后，我就开见山地说：“这次能回来在阎先生领导下做点事情，很高兴。山西对我有两道通缉令……”梁化之马上打断了我的话，半开玩笑地说：“现在不‘通缉’，不就请到了吗?”……阎对我也是心中有数的，特别是知道我是真共产党员之后，更是高兴，所以谈得非常之好，无拘无束，而又严肃认真。我说：“我愿意在阎主任领导下工作，是做工作，不是做‘清客’。按咱们家乡(阎和赵是五台人，我和梁是安襄人，我家和阎家、梁家又是邻村)的话说， ‘先小人，后君子’，把丑话说在前面。有几点情况我想需要说清楚，然后好共事。第一，我参加共产党多年，可以说是定型了，说话行事总离不开共产党的主张，希望得到理解；第二，我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对抗日有利的事情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要给予方便，对我用的人要保障安全，其中会有不少是共产党人。”阎一一表示同意。赵插了一句：“一波，道理全都你占了，我也提一条：在山西省政府里、军队里，你不能发展共产党的组织。”我回答：“可以保证不发展。”有意思，这同北方局对“公开工委”的决定恰好一样。这个“约法三章”，为我们以后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合法的依据。我们和阎锡山建立的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就这样开始了。
这次谈话后，赵戴文和梁化之似乎有点不太满意，觉得阎锡山太倚重薄一波了。而阎锡山对此却不在意：“现在抗日是第一等好事，就得用第一等好人去做。”
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执行的却是共产党的主张。
在薄一波到达山西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在积极地作阎锡山的统战工作。毛泽东派彭雪枫，作为与阎锡山联系的代表，并数次致电阎，阎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中共中央与阎锡山建立的统战关系，一方面为薄一波在山西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薄一波的工作又促进了这种统战关系。因为薄在山西建立的上层统一战线，“特殊就特殊在：它戴的是阎锡山的‘帽子’，说的是‘山西话’，贯彻执行的却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总之，形式是阎锡山的，内容是共产党的”。
薄一波在山西开展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接办牺盟会。牺盟会是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的简称，成立于这一年的“九·一八”5周年大会。但是，由于会员成分比较复杂，而成立时所发表的《纲领》、《宣言》、《告同胞书》引起了日军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对和质问，阎锡山又采取搪塞的态度，因而牺盟会成立后并没有开展工作。
薄一波接手后，对牺盟会进行了改组，组成了以薄一波、董天知、韩钧等为首的新的工作班子。改组后的牺盟会，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组织，也成为薄一波等在山西开展工作的“基地”。薄一波利用牺盟会的组织形式，广泛发动群众，宣传共同抗日的主张，使山西的抗日工作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各地青年纷纷来山西，参加抗日的准备工作。当时的《上海党声》杂志著文盛赞山西的抗日宣传工作：“不分国与共，共组同盟救祖国”的统一战线歌声，响彻晋阳大地。
在积极宣传抗日的同时，薄一波还把目光放在了组织抗日武装力量上。以薄当时的身份，公开提出组织武装力量，必然会导致阎锡山的猜疑及顽固派的反对。薄一波明白这一点，总在寻找适当的时机，不显山不露水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不久，机会就让薄抓住了。
牺盟会改组后不久，阎锡山召开了一次高干会议。他在会上出了一个题目：“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来，我们该怎么办?”让大家讨论。会议开了几天，许多人发了言，但阎一直不表态。薄一波看出阎锡山想扩军的意图，决定抓住这个时机，让董天知发言试探一下。薄一波对董说：“阎锡山要征求意见，看样子，他有所图谋。他有个‘雄心壮志’，要训练30万国民军，想扩军，但办不到。你今天到会上可以这样讲：‘日军步步进逼，晋绥首当其冲，不早作准备，将来必吃大亏。不成立一支以保卫桑梓为宗旨的强大部队，就不足以抵抗日本入侵。因此，像阎会长讲的，发展30万国民兵是当务之急。’”
董天知在会上如此这般地讲了。阎锡山听了虽没有说话，却掩饰不住高兴的神色。薄一波知道，机会是抓住了。果然，会后，阎锡山就让薄负责主持“招兵” 的工作，并把负责培养军政干部的军政训练委员会交给牺盟会领导。军政训练委员会的实际办事机构是政训部。政训部的组织、宣传、训练分别由梁化之(主任)、薄一波(副主任)、宋劭文、刘岱峰负责。薄一波通过牺盟会，首先开办各种训练班，培养干部。如1936年12月，连续举办两期 “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 训练1000名宣传抗日的专职人员，并发展牺盟会会员60万人。在此基础上，又开办了“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等，先后训练10个团，2万余人。这为以后组建新军，坚持山西抗战准备了干部。
在实际工作中。薄一波是持十分谨慎的态度的，在宣传的用语及尺度的把握上，尽可能戴阎的“帽子”，说“山西话”。薄在制定任务的目标时，所讲的“一方面，加紧守土抗战的工作；另方面，积极准备收复失地的工作。”就是用的阎的话。1936年11月绥东百灵庙抗战胜利，阎从中捞到了政治资本，于是他把以前提出的“屋顶战”的口号改为“守土抗战”。他说：“收复失地是利害问题，守土抗战是是非问题。”一方面打起了抗战的旗帜，另一方面又避免使用“抗日”的字眼。根据阎的意愿，薄一波本来拟用的“抗敌救亡下乡宣传团”，改成了“临时村政协助员”的名称。1937年2月，在太原召开的主要由太原市各界代表参加的牺盟会代表会议上通过的牺盟会工作纲领，薄一波与杨献珍也仔细推敲，把政治语言改为“山西话”，“抗敌救亡”；“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改为“动员民众，守土抗战”；“不分党派”改为“不分派别”。虽然用的是阎锡山的语言，实际上是我们党的主张。
组建新军，奔赴抗日前线
抗战开始以后，阎锡山急于扩大部队。一天，他找到薄一波说：“一波，战争开始了，还没有兵，你看怎么办？”薄一波斩钉截铁地对阎锡山说：“组织新军，改革旧军。”阎锡山说：“旧军是不好改革啦，你就先组织一个团的新军试试吧！”
薄一波请示了北方局，刘少奇答复：“要去!不要说一个团，就是一个营、一个连也要去。你赶快回去，把牺盟会的日常工作委托给一个合适的人，除了重大问题你过问一下外，主要的工作就转到组建新军的工作中去。”此后，薄一波的主要精力就放在了组建新军的工作上。
经过薄一波的发动和各方面多次研究，决定以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团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八团、第九团各300名学员组建新军第一个团，原来准备叫抗日青年先锋队，阎锡山把它改成“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山西新军的第一支战斗部队从此诞生了。薄一波担任这个总队的政治委员，徐绩章任总队长，牛佩琮任政治主任。新军实行政委制，即政委是最高领导人和决策人，没有政委签署，一切军政大事不得实行。全队共辖三个大队，每个大队辖四个连，共两千多人，都是投身抗日救亡的爱国知识分子，这是决死队的精华。三个大队的政治工作分别由廖鲁言、周仲英、王鹤峰负责。军事各级指挥人员则都由旧军官担任。政治工作人员则全部由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担任。
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成立后，经过50天紧张训练和准备，于9月21日由薄一波率领，从太原开赴五台山地区，准备建立抗日根据地。行军到盂县时，遇到朱德。薄一波回忆说：
我向他（朱德）汇报了决死队建立的经过和到晋东北创建根据地的打算。他向我详细转达了毛主席在新形势下的战略意图。他说：毛主席最近一再强调指出：在华北大局危急的情况下，山西将在华北形成特殊局面。原因有两条，主要是因为有八路军，其次是因为阎锡山与我们合作。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我们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毛主席还说：游击战争主要应放在敌人的翼侧及后方，山西可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个区，向占领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态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毛主席要求八路军把五台山作为重要的游击区域，同时要充分注意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的部署，太行、太岳山脉之间的晋东南，与吕梁山脉所在的晋西南，也要抓紧做好准备工作。毛主席对战局的精辟分析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深深吸引了我。我正在沉思在战争的全局中，我们这颗“棋子”究竟应该下到哪里，这时候，朱德同志又说话了。他说：晋东北地区已有八路军一一五师，你自然不要去了。我建议你设法取得阎锡山的同意，到晋东南去。毛主席说，我们跟日本打的是持久战，要有根据地，而且是一批根据地。这和下围棋一样，只有一个眼不行，那还是死棋，要做几个眼。晋东南地区也是毛主席选定的一个眼，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接着，他又说：“我们得到情报，阎已委任托派、汉奸张慕陶为上党地区专员、游击司令，张要占据那块地方。你去把他撵走，能不能办到?”那时正值山西旧军在雁北打了败仗，是阎锡山表现最进步的时期，也是我们最能说上话的时候，所以我很有把握地回答：“不成问题，可以做到。”
我一面命令部队向晋东南上党地区转移，一面自己到太和岭口(阎前线指挥所驻地)去见阎锡山，我向阎提出：“上党地区是军事重地，我要求率部队到那里去，建立一个抗战的立脚点。”阎锡山不知道我的意图，摇头晃脑地讲了一通历史：“自古都说山西是形胜之地，表里山河。其实上党才是表里山河的表里山河呢! 五代梁、唐、晋、汉、周，都是从那里起家的。上党居心腹之地，当四达之冲，肘京洛而履河津，倚太原而跨河朔，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要求出兵上党，这步棋走对了。阎很高兴，马上同意了我的要求，并任命我为山西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后改为山西第三区专员公署专员)。
1937年10月，继雁北、大同失陷后，阎锡山的内长城防线又被日本侵略军攻陷。山西旧军节节失利，阎看到旧军连遭重创，士气不振，于是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扩建新军上。八路军三个师的主力相继东渡黄河，挺进山西敌后，9月25日，平型关一役，首战告捷，接着又在晋西北、晋东北点燃了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火，更促成了阎锡山扩大新军的决心。
薄一波抓住这一时机，正式向阎建议，以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等为基础，组建五至十个旅的新军。阎同意先组建五个旅，并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名义发布命令，由薄一波全权负责，从速组建。当时，已有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等13个干部训练团。这些训练团队，由于兵力不足，马上难以组成五个纵队(旅)，便决定先组建四个纵队，每纵辖三个总队(团)。各纵先给两个总队，组成纵队后再自行发展一个团。这四个纵队，陆续在1937年底至1938年初组建完毕。各纵的政治委员由薄一波来提名，分别由薄一波、韩钧、董天知、李力果担任。对以上方案，阎锡山没有异议，只是提出了个小问题：政治委员是否都用山西籍人好些?
薄一波当然明白阎的用意，立刻表示同意，决定由薄一波、张文昂、戎子和、雷任民同志分别担任一、二、三、四纵政治委员，牛佩琮、韩钧、董天知、刘玉衡(后为李立果)分别担任各纵政治主任。各纵队的纵队长，由阎锡山晋绥军中选任。在干部问题上，八路军给了许多帮助。早在抗战前夜，办军政训练班时，薄一波就通过北方局从延安要来陈玉堂、苏鲁等十位红军团、营干部。现在，八路军总部在干部奇缺的情况下，却迅速从一二九师派遣80余名干部到一纵队工作。二、三、四纵队建立以后，又陆续给这些纵队输送过400名以上干部。新军除四个纵队外，还有郭挺一组建的工人武装自卫旅。
新军组建后，先后到晋东南、晋西南、晋西北，配合八路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八路军总部也十分重视决死队的工作。1938年6月初，总部在沁县西林村专门为决死一纵队办了一个班，分批轮训排以上的干部。8月，薄一波又组织了一纵队的200名中高级军官的军事参观团，到八路军连队参观学习。在八路军的影响与带动下，新军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秋林会议与晋西事变
1938年2月，阎锡山在临汾西南温泉村召开“第二战区抗战工作检讨会议”。他在会上肯定了牺盟会和决死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建立新政权方面的工作；同意任命牺盟会推荐的40名县长，批准《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纲领》，加发给每个决死纵队100万发子弹，200挺轻机枪。会议期间，他又提出了成立“民族革命同志会”的意见，想利用这个组织显示他的进步。
但也是在此次会议上，机警的薄一波已发现，阎锡山已有准备倒退的迹象。薄一波回忆说：温泉会议期间，他曾在会上拿出徐永昌从武汉打给他的电报，内容是当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建议的“和平”条件，要大家发表意见。与会者面面相觑，默不作声。阎锡山说：“这些条件并不苛刻，可以接受。打下去会亡国灭种。”显然，这是放一个准备妥协的试探气球。我当即说：“抗日战争不能中途妥协，妥协就是亡国。牺盟会和决死队坚决反对妥协投降，一定要抗战到底!” 阎沉默良久，说：“看蒋先生的吧。中日战争总有和平了结之一日，我们以后不应该说反对和平妥协。”这次会议不欢而散。这时，阎锡山的旧军队已溃不成军，他还需要决死队和牺盟会支撑山西的抗战局面，所以他除了发出妥协的试探信号以外，还不敢有进一步的动作。
1938年2月28日临汾沦陷后，阎锡山仓皇退到吉县。这时旧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而新军却挺进敌后，迅猛发展，搞得如火如荼。新旧力量之间此消彼长的巨大变化，使阎锡山惴惴不安。于是，他在“逃过了灭亡”之后，开始对抗战以来依靠和支持牺盟会、决死队的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他对旧军发出警告说：“不要使最后胜利的场中，没有了自己!”要求旧军赶快准备，保存和扩充实力。到1938年六七月间，阎锡山的政治态度进一步发生变化，“扶旧抑新”成为他这一时期政策变化的集中表现。
1938年7月和9月，阎锡山在吉县古贤村召开了两次高级军官和文职干部会议。阎锡山虽然没有正面反对新军，却费尽心机，挑动、鼓励旧军军官来反对新军。他居心叵测地对旧军官说：“这次会议是给你们开追悼会的。但是，如果你们懂得了道理，也可以说是庆生会。”“现在你们的力量大大减少，再这样下去，不到3个月，你们就全完了。所以预先给你们开个追悼会。”他还用激将法挑动说：“你们反对新军。反对薄一波他们，你们算什么?薄某人是大骡子拉马车，轻松得很，你们这些人哪个能赶上他?哪一个够格?”“欲存在，须以弱变强；欲成功，须以弱胜强。”
吉县会议前后，阎锡山一面积极安排投降、反共、倒退，一面与薄一波领导的新军虚与委蛇。高度警觉的薄一波，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准备可能出现的破裂。薄一波回忆说：
1938年5月底，决死一纵队纵队长鲁应麟(旧军官)趁我不在部队之机，命令部队打临汾、打王陶(沁源北部的日军据点)，强攻日军坚固工事，打阵地战，牺牲多少人他也不在乎，阴谋假手日寇消灭新军。我从阎那里开会回来，批评他，他不接受，我就拿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政治委员制度条例》，对他说：“这里规定：政治委员为部队中之最高首长，我的命令，你要服从。你不听，你就走!我不要你。”又对他说：“你可以带上警卫员和你的左右手，其他一概不能带。”就这样把他赶走了。……和旧军官作斗争，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斗争的方式也多种多样。……这样，到1938年下半年，我们不但在政治上掌握了部队，军事指挥权也基本上拿过来了。当然，这里说的旧军官，不包括许多进步的、中间的(大部分是非阎嫡系)军官。
吉县会议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39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长期抗战的困难面前，一些人对抗战前途发生了动摇。汪精卫投敌在前，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后，阴谋牺牲中国的远东慕尼黑也一直在酝酿。一时间，对外妥协、对内积极反共的乌云笼罩了全国。
新年伊始，阎锡山就在吉县五龙宫召开部分晋绥高级军官会议，要求陈长捷、王靖国等旧军将领实行强民政治。这次会议刚结束，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随即召开，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秘密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一“巧合”表明，阎锡山这一时期政策的改变与一些人对日妥协动摇的想法是一致的；而国民党所确立的反共政策，又加速了阎锡山在山西的反共。不久，阎锡山就明确提出了反共的想法：“不能同共产党合作，‘道不同，不相谋’。”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告诫手下：“天要下雨，要赶快备雨伞。一落人后，就要吃大亏。”为了实现这一主张，改变3年来实行的联共抗日路线，阎锡山于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在秋林镇召开了师长及独立旅长以上军官、各区专员及保安司令以上行政区干部、公道团主要领导干部、牺盟会各中心区及部分县特派员等参加的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这就是有名的秋林会议。
以薄一波为首的牺盟会、决死队的主要领导干部都参加了，旧派的主要领导人也都参加了。有一天，阎锡山在会上公开地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对我说：你不要看不起你过去用过的那个破车，那个破车可以把你拉到目的地，只是慢一点而已，你不要相信你现在用的那个新车，这个车可以飞得快，但也可以把你翻倒在地。”这无疑在宣称他以前依靠牺盟会和新军是错了，要抛弃“新车”用“旧车”。因此，他对军政干部职务和职权作了重新分配，把陈长捷、王靖国等一些旧军官提升为集团总司令。而对薄一波为首的牺盟会和新军的领导者则予以调职。薄一波回忆说：
会议的中心内容就是一条：取消新军政治委员制度，文官不能兼任军职。阎宣布：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我实在不能不执行。此外，会议还讨论了取消战地动员委员会，限制牺盟活动，缩小专员权限，取消进步法令等内容，也都是围绕着取消新军政委这个中心内容提出的。会议表面上一直是温和的，实际斗争非常紧张激烈。阎锡山装出一副可怜相，说他的处境很困难，全国都没有文官兼军职的，现在蒋介石在压他，要我们取消政治委员，帮他过这一关。会上，二纵政委张文昂表现慷慨激昂，说：“你不要我们就算了，我们搬上铺盖就走。你不让行政官员带兵，我现在就辞掉专员，留下政治委员。”我的表态只是一句话：“政委制不能取消。山西搞了这么些时候，就是搞了些新军，帮助了阎先生抗战。现在这样不行。”阎锡山看到说不服我们，又从重庆调回赵戴文和赵丕廉。他们两人当时在重庆国民政府担任要职，是我和张文昂在山西国民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前后两任校长。这两位校长找我们两人谈了一上午。谈得很和蔼、亲切，似有难言之隐。最后，赵戴文对着我俩说：“阎先生碰到了困难，只要你们现在帮帮他的忙，渡过困难，日后他会报答你们的。”阎还表示，要我担任山西省建设厅厅长，主持省政府工作，我断然拒绝了。这样软缠硬磨了几个月，最后还是要按照“蒋委员长的决定”办。……
到了5月底，我们的人陆续都回去了，但阎锡山还把我留下不准回去，戎子和同志等着和我结伴同行，也留下来，阎、梁对决死队早有个估计：一纵百分之百是共产党的；三纵百分之百是他们的；二纵是一半对一半，是斗争的焦点；四纵没有专员兼政委的问题，但估计也是一半对一半。当然，这只是阎、梁的估计，实际上我们党在三纵有相当的力量，在二纵的力量也远远超过“一半对一半”。当时我们已经看出，阎要“摊牌”了，同时估计，斗争的焦点是在二纵队。果然，阎锡山 “摊牌”了。他对我说：“文官不能兼军职是蒋委员长的决定，只能执行。我们必须取消专员兼任的政治委员。”为了摆脱阎的羁绊，及早返回部队，我对阎说： “化之说得对，决死一纵队完全是共产党掌握的，即使取消了政治委员，也不可能回到山西旧军序列。不过，我回去，还可以做点工作，你看怎么样?”阎犹豫好久，说：“也对。”便让我回来了。我是同戎子和一起回晋东南的，这时已经是1939年6月初了。
秋林会议就成为阎锡山由联共抗日转向积极反共的转折点。已经准备好“雨伞”的阎锡山要动手了。
从秋林回到太岳后，薄一波立即向北方局汇报了秋林会议的情况和研究的对策，北方局完全同意他们对形势的分析和布置。1939年8月6日，北方局专门发出《制止阎锡山之动摇与巩固山西统战的指示》。9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接着中央又用山西省委名义发出了《关于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的宣言》。号召干部分析形势，部署行动。薄一波回忆说：
这时我已经从专区搬到决死一纵队司令部。6月在沁源活凤村召开了决死一纵队第三次全体干部会议(也叫活凤会议)，对切实掌握武装作了具体布置。11 月初，又召开了决死一纵队第四次扩大干部会议，我作了《如何克服目前时局危机与坚持长期抗战》的报告，指出妥协投降的危险十分严重，山西顽固分子反共、反决死队、反牺盟会、反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活动日趋严重。因此，要切实加强思想上的准备，认清妥协投降的危险形势。特别提醒大家要吸取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当时就是因为思想上没有准备，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葬送在血泊之中。我还强调提出，要加强组织上的准备，掌握部队，进一步巩固政权，准备在顽军进攻的时候，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
1939年下半年，新军各纵队都作了不同的准备，我和新军各纵队之间都通消息。……一纵队早已对反动的旧军官做过清洗，尚余旧军官100多人，其中有不少是进步的或比较进步的，梁述哉等。我把他们集合起来，对他们说：“我们过去处得并不错，或者说很好，但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形格势禁，决定你们现在一起到路东(白晋线东)抗大分校(校长罗瑞卿)去学习。”……他们的职务，由政工干部取代。我向这些政工干部提出：“你们虽然过去做政治工作，但是也受过军事训练，还有一些实战经验。现在你们只要把枪保持住，把部队保存在我们手中，就是胜利。”
秋林会议以后，阎锡山一直在准备力量，观察形势，等待解决新军和一切进步力量的时机。 1939年12月1日，阎锡山以对日军发动“冬季攻势”为名，命令决死二纵队于12月5日向灵石、霍县段的同蒲路实行破击；同时命旧军为“预备队”，置于新军之后。就在二纵队准备向日军发动攻势之际，旧军从背后向二纵队开了枪。二纵队政委韩钧立即给阎锡山发电报：总座伯川先生：
六十一军欺我太甚，甘作汉奸。学生誓与二纵队万余健儿，为总座争一伟大胜利，兹定于十二月十二日誓师。此后半月内，恐无暇报告钧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是生报告恩师最后之一言，胜利的结果将见。学生韩钧敬叩 印
阎锡山收到电报，立即召开高干会议，在会上宣读了韩钧的电报。他说：“韩电对我不称长官而称老师，不称职而称学生，并说十二月十二日誓师，表示不相隶属了，韩钧反了！”以此为借口，宣布韩钧“叛变”，通电全国，进行讨伐。酝酿已久的晋西事变终于爆发了。
阎锡山原以为在“晋绥军中，以我的地位为最高，就作官说，我要舒服，谁也不能阻挡我”，事变前，他与梁化之估计，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部署，除了薄一波领导的决死一纵队共产党力量强大，不易得手外，其余的三个纵队他们都可以控制，只要他一下命令，他的“扫荡晋西南，掌握晋西北，摩擦晋东南”的行动总方针就可以大功告成。但是，他低估了以薄一波为首的共产党人的力量。在事变前薄一波的周密部署，已经尽可能地做到了防患于未然。事变中，薄一波发电要求所有新军部队，必须明确表态站在二纵队一边，予以支持。一纵队也动员了三个主力团，准备前去支援。各部队和牺盟会的领导人，也纷纷致电阎锡山，抗议王靖国、陈长捷、赵承绶、孙楚挑起的反革命事件。与此同时，八路军大力协助新军。因而，事变的结果远不像阎锡山计划的那样美妙。
事变中，新军除了三纵队有4个团，二纵队有极小部分分离出来外，其余33个团全部离开阎锡山。阎的部队虽然扫荡了晋西南，却在晋西北遭到彻底失败，晋东南也让国民党的中央军乘机插足进来。他的地盘损失了四分之三。他更不愿意看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蒋介石已经乘机把手伸向山西。1940年1月30日，国民党军令部下令：“胡宗南部派两师增援晋西，归阎长官指挥，……以卫长官统一指挥晋东南之中央军及孙楚部。”大有在山西取代阎锡山之势。续范亭形象地描绘说：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是“阎王定下杀马计，跑了马儿又伤身”。
事变以后，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科学地分析当时的形势，既看到了阎锡山在坚持华北抗战中还有一定的进步性和重要性，又看到了蒋介石要搞掉阎锡山孤立共产党的企图，等等，因而提出了调停的建议。中央指示薄一波等人，在痛斥阎锡山的部下进攻新军、破坏牺盟会，残杀抗日人员的罪行以后，要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山西内部问题，并愿意在阎锡山领导下继续团结抗日，以免被敌人利用。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采取措施，敦促阎锡山和平处理事变。 1940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以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的名义致电阎锡山，表示愿意调解新旧军冲突，使山西恢复团结抗战局面。2月11日，毛泽东又亲笔起草了致阎锡山电，指示用薄一波的名义发出，电报全文是：
长官阎钧鉴：三个月来，山西内部阋墙之争，中外惊疑，敌人拊掌，而演变所极，尤属痛心。盖我为鹬蚌，人为渔人。此渔人者，不但有一日本帝国主义，更有一顽固势力。彼挟其地位以临吾人，企图挑拨吾新旧两军，取吾两军而置其囊中。先取其一，使钧座陷于孤立，继取其二，使钧座陷入绝境。然后分之裂之，摧之折之，而晋绥军尽矣。设此企图而能实现，非但抗战不利，钧座不利，新军不利，即旧军同人亦绝无所利。为今之计，极宜由钧座调和两军，重新团结，一致抗日。两军虽一时以兵戎相见，然新军全属自卫，绝无成见。苟利抗日，无不服从钧座之指挥，想旧军同人亦必不固执己见。钧座一纸团结之令，则和协之局立现，抗日战线重整于三晋之间矣。一波忝受知遇之恩，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敬祈速决大计，俾有遵循，大局幸甚。
此电不提任何条件，只提两军团结，使阎及旧军好转弯。待萧劲光去谈判时，再与阎磋商条件。如各守现地，互不侵犯，双方均不加处罚等。此电只用薄一波出名，续范亭也可打同类电报去。如阎同意妥协，再由新军诸领袖联名发一团结抗日宣言，就可了事。
山西全省新军应公开发表下列口号：1拥阎抗日；2新旧两军团结起来，一致抗日；3新军不打旧军，要求旧军停止打新军；4枪口对外，停止内争。以上这些口号，应在一切接近旧军的地方写出来。
以薄一波名义的电文发出后，给了阎锡山一个挽回面子的机会。于是，阎复电中共中央，表示不拒绝谈判：“萧主任有暇，希望前来一谈。”2月25日，萧劲光、王若飞持毛泽东给阎锡山的亲笔信到秋林见阎。萧、王向阎及各方转达中共中央及八路军赞成新旧军团结，拥阎抗日，赞成新军仍属晋绥军，不受国民党中央政府改编，巩固阎之地位的意见，不但阎锡山、赵戴文、杨爱源、梁化之、李冠洋等表示欢迎，而且王靖国、薄右丞等也表示欢迎。在融洽气氛中萧、王向阎提出了和平解决办法：(1)双方停止军事行动；(2)双方停止政治攻击；(3)新军表示拥阎，不受中央政府改编； (4)双方互不处罚，互不侵犯；(5)今后统一于进步，实现阎之十大纲要；(6)恢复与新军电台联络及人员来往。阎表示：(1)新军仍属晋绥军是其愿望，但问题已交中央，不便说话，只好让其自然演变，不了了之；(2)已令各军停止军事行动及政治攻击，如韩钧等受日寇攻击，他还要助韩；(3)与新军电台经常联络，并未断过；(4)今后当注意以进步求团结。阎锡山还公开说，他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他的存在是于团结有利的。阎锡山答应我党提出的恢复晋西兵站线的条件，但不同意沿线驻兵。
随后，双方代表又经过谈判，终于在4月初正式达成协议。晋西事变的斗争至此告一段落。
此后，薄一波有一段时间依然在山西进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再得一张通缉令。
阎锡山为何要引狼入室饮鸩止渴，说得很清楚；可是他为何又突然转变，语焉不详。难道阎锡山是年轻冲动，朝三暮四？显然不可能。我敢肯定百分之百是因为共产党没有遵守规则，做了小动作，花别人的钱，组建自己的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