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会思维吗？》和《中国，崛起什么？》这两篇文章在网上已发表了一些时间，得到了不少热心人的关注，也招来了不少无聊的谩骂。我诚恳地希望，那些动辄破口打骂的朋友，请亮出您的大名，有机会，在一个公开的场合，例如电视台、大学学术报告厅之类的地方，展开面对面的辩论，彼此友好地交流，共同提高，也可让更多到场的年轻朋友们受益。
由于是中国人，关心中国的命运，已成了我永远不能排解的心病。正是因此，才有《问人性》、《问天命》、《中国人性分析报告》、《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等等一系列的著作。到了今天，我才终于把这一系列破解命运问题的努力推到了我自认为最致命的关键处——中国人自古以来惟一只会独断论型思维的传统顽固的习惯。尽管不久我将会有专著对此进行论述，但我的急性子要求我不能不立即把结论告诉大家，希望尽快获得大多数（尤其青年）同胞的共鸣，从而尽快获得改进。人类历史供给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机遇不可能太多，我们绝对不能又错过了。
人类文明的一切成就，都离不开人类思维能力的提高，当然也离不开实践能力的提高，但毕竟实践，是在思维引领之下进行的，而不是相反。中国古人也尝说：“三思而后行”。
但“思”是什么？“思维”是什么？“三思”又是什么？下面，我只讲我的结论，不同意者，欢迎批评，但不欢迎匿名谩骂，因为这只能有损谩骂者自己的人格。
思维包括三大块或三大内容：记忆、理解、创化。这三大块也是思维过程中的三大阶段，它们彼此环环相扣，从而也就有了大家常说的三种思维力量：记忆力、理解力和创造力。有人说我只会讲“常识”，的确，这里依然还是常识。下面，我再说一点可能不属于常识的结论：记忆力和创造力，从它们的内涵来看，具有或要求具有某种绝对的属性，记忆力具有或要求具有绝对的客观性，创造力具有或要求具有绝对的开放性或自由性，而理解力则具有或要求具有相对性。所谓绝对性和相对性，是指对时间而言的可变化的难易性，绝对性是指不变或难变性，相对性是指可变或易变性。
由此可知，一个人思维能力的增长或提高，主要是针对理解力而言，而记忆力和创造力虽然不是不增长不提高，却多半是随着理解能力的“水”涨而“船”高的。
也从而可知，思维过程的“时空”应更多地倚重“理解”，而不是更多地倚重记忆和创化。
又从而可知，一个人学习、研究，总之思考的功夫，应更多地花在理解上，而不应过多侧重在记忆或创化上。人们的学习经验也充分证明，越是着意记忆、创化，反而越是事倍功半，甚至事百功一，吃力非常不讨好。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善于理解的人，才是真善于学习的人，也可能是真善于创造的人。
记忆在天赋，而且大多数人的记忆天赋也是差不太多的。创化也在天赋，只不过这种天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需要“理解”的激发，同时也需要一定外在环境机遇的配合。理解虽然也有天赋的因素，但更多地需要人们后天自己的实践努力。从另外一面看，人的主观努力也更多只在理解力的提高上最见功效。花功夫在记忆力和创造力上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的，尤其是后者，它们并不是仅仅主观努力就可以奏效的。用白居易的一首诗来比划：“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大家还是多把学习、研究的功夫花在理解上吧！
由此可见，要造就天才，最大最厚的基础主要还在提高人们，包括提高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民族的平均理解力的水平上。
也由此可见，一个人，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的高低，最关键的还在看这个人、这个民族的思维理解力及其发挥的水平。有高的理解力也相应会有高的记忆力和创造力，也即新发现、新发明、新创造的文明创造力。没有高的理解力，记忆力会萎缩，创造力也会死去。
回看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国人最缺乏最没有获得开发的恰恰正是理解力，甚至直到今天，很多会写文章、会作讲演的文人，连什么是理解力都说不清楚。所以他们才会“食古不化”，到了今天，还又在主张复古的“读经运动”；所以他们才会“食洋不化”，只会玩弄时髦洋概念，闹到整个中国学术界今天几乎全患上了“失语症”；更有“食今不化”，青少年几乎全都跟着“感觉”走，索性不要“思”。什么叫“不化”，“不化”就是不会思维，而根本的是不会理解。
中国人几千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缺乏人类理解力的历史。正是因为缺乏理解力，所以中国人才会那样一直崇尚政治上封闭保守的极权专制，经济上封闭保守的小农手工，文化上封闭保守的匮乏新发现、匮乏新发明、匮乏新创造。正是因为缺乏理解力，中国文人才会那么相互轻薄、相互瞧不起，都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不知天高地厚，虚骄狂傲，占山为王，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最后是卑鄙无能：卑鄙于无主体、无人格，无能于新发现、无能于新发明、无能于新创造。现在网上那些仗着匿名，动辄开口骂人的人们，多少也染上了中国旧文人的这种坏习气。
话说回来，什么是理解，什么是理解力？为什么西方人的理解力会强于我们中国人？
不说远，翻开任何一本近代西方的哲学史，你都会立即注意到，西方曾有多少杰出的哲学思想家一直都在关心人类理解力的问题，他们留下了多少关于如何解决理解力问题的思想巨著！从笛卡尔开始，培根、霍布斯、洛克、休谟、卢梭、狄德罗、莱卜尼茨、斯宾洛莎、牛顿、康德等等，他们的著作的书名也都必用 “理解”、“理性”、“工具”、“方法”等等的字样。例如洛克的《人类理解论》，莱卜尼茨的《人类理智新论》，休谟的《人类理解新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康德的理性批判，实即理解力的批判。实际上，几乎所有的西方哲学大家的著作，凡是他们涉及理解、理性、理智、工具、方法、逻辑、知识等等名称的，无不主要是在探索人类思维的理解力的问题。正是因为在他们那里，“理解”、“理解力”获得了深刻的理解，所以，西方人的思维能力在近三百年中，突飞猛进，催枯拉朽，超越了一切其他故步自封的人类，包括以央央大国自命不凡的中国人。这是历史事实，不能不承认。
再翻开中国的历史，中国连一本像样的思想史都拿不出，更不要说有关心思维理解力问题的著作。即使在今天，又何曾拿得出一部以自创的形式讨论思维理解力问题的专著呢？自秦汉之后的儒、道、法、佛各家，他们谁关心过中国人的思维问题呢，更不要说什么理解力的问题了。一个从来就不关心思维，不关心理解和理解力问题的民族，他们怎么可能会有多高的理解力呢？甚至直到前不久，中国人还在叫嚣“一句顶一万句”的权力真理观哩！这样的民族，他们的理解力会高到哪里去呢？
不仅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不重视思维理解力问题，即使近半个世纪以来，又何曾真正重视过思维理解力的问题呢？同样没有，而且糟糕的是，还用一种错误的理论误导了中国人，在本来就理解能力薄弱的中国人头上更又加上了一套新的紧箍咒。为了下面进一步的分析，我们把近来西方对理解和理解力的认识，加上本人的部分研究成果，作一些简单的介绍。好说闲话的人们，可能又会说我在贩卖常识了，我倒是希望那些自以为高明的人士，也能用真正的常识为中国人做些有益的事情，哪怕亮出大名，专门挑我的错，跟我辩论也好，我将感激不尽。何必躲在暗地里，匿名说些风凉话，甚至破口大骂，这也忒有损自己的人格。
回到什么是理解和理解力的问题。
什么是理解？理解即是对对象（问题）进行多层次、多阶段、多方面关系的分解，不仅求知其然，而且求知其所以然。关系又分：必然的因果关系、可能的分类关系、应然的包含或统一关系。正是由此，；理解也可分三大类型：思辨的（或抽象的分析的肯定的）理解、怀疑的（或具象的类比的功利的否定的）理解、独断的（或想象的感性的直观的情绪的）理解。这三种理解类型，实际上也是我在前面文章中曾提到的三大思维类型（思辨型、怀疑型、独断型）。思维主要在理解，因此理解的类型主导着思维的类型。不会理解，其实就是不会思维。
思辨的理解（思维）要求思维者遵循逻辑规律，不懂逻辑规律的人，很难说具有思辨理解（思维）的能力。
怀疑的理解（思维）要求思维者具有实践主体的意志，要求思维者拥有敢于根据实践经验去怀疑一切的勇气和行为能力，无此勇气和能力的人，很难说具有怀疑理解（思维）的能力。
独断的理解（思维）又分主动的独断理解（思维）和被动的独断理解（思维）两种。主动的独断理解（思维）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感性直观，这种能力的强大，往往表现出有价值的综合创造能力，通常又称灵感或悟性；但灵感、悟性的产生是有条件的，它不能没有前述的思辨、怀疑理解（思维）的基础而单独使用。因此，主动的独断理解（思维）其实是思维的塔尖，没有塔基是不可能有用的。被动的独断理解（思维），严格地说不能叫做思维，而只是遵循权威指令的鹦鹉学舌或奴性的机器人。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纯粹就是只会用这种被动的独断理解（思维）方式去考虑生活中一切的人。今天，那些食古不化、食洋不化、食今不化的人们，大体上也都是这种只会进行被动独断理解（思维）的人。一个民族，如果大多数都是这种只会运用被动的独断理解（思维）的方式去对待自己生活的人，这个民族会有什么希望呢？更又如何崛起呢？实际上，马克思也早就说过这样的话：“没有理论思维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他在这里，还只是指出了缺乏思辨理解（思维），还没有同时指出缺乏怀疑理解（思维）。而我们中国人，直到今天，思辨型、怀疑型，这两种理解（思维）全都匮乏。中国人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