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军历史上，还有许多优秀的指挥员曾经获得过外国军队的军衔。
最早获得外国军衔的我军将领中，获得的军衔都是苏联红军的军衔，其中著名的有唐铎、常乾坤、王一飞、徐介藩、王弼、王智涛、刘亚楼等。
唐铎（1955年授少将）1925年考入苏联第2飞行学校学习，1932年加入苏联红军，后入苏联空军通讯学校学习，晋升红军上尉军衔。1942年8月，唐铎从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毕业，入苏联军事学校任教，授红军少校军衔；1944年作为白俄罗斯方面军空军74团见习副团长，参加了普鲁士战役，授红军中校军衔。
常乾坤（1955年授中将）1926年黄埔三期毕业后不久即同徐介藩（1955年授大校，1961年晋升少将）等一起赴苏联学习航空技术，后入苏联红军服役，先后担任过独立领航队飞行参谋（红军上尉军衔）、领航员（红军准校军衔）、副参谋长（红军少校军衔），1938年回国。而徐介藩也曾经担任过苏联红军作战参谋，军衔是上尉，1948年回国。
建国后担任过空军副政委、副司令员的王弼，早年留学苏联列宁格勒空军机械学校，1929年入苏联空军服役，被授予苏军少尉军衔，此后先后任苏联空军机械师（上尉军衔）、工程师（准校军衔），1932年7月担任总工程师，被晋升少校军衔。
黄埔二期毕业的王一飞赴苏联前是国民军上校旅参谋长，在苏联期间参加红军，担任过苏联莫斯科军事学院教员，军衔为上尉，后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我军著名军事教育家王智涛，早年在国民革命军冯玉祥部担任上尉区队长，1925年赴苏联基辅步兵学校学习，毕业后被授予苏军上尉军衔；后考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1929年晋升少校军衔，1931年加入苏共，后担任伏龙芝军事学院少校军事教员，我军历史上36位军事家中的刘伯承、叶剑英、左权、肖劲光、许光达就曾经是他的学生。此外曾经和王智涛一起留学苏联的吉合将军（1955年授少将军衔）也有过苏联红军军衔。
刘亚楼（1955年授上将）1938年赴苏联学习，1941年按照苏军总参谋部的安排，结束了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习，参加卫国战争，当时化名“萨沙”，被授予苏联红军少校军衔。1945年8月，刘亚楼化名“王松”随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后担任苏军大连警备司令部作战参谋，军衔仍然是少校。
1945年8月底，苏联红军进驻旅大地区，当时东北抗联的董崇彬、季加林、刘玉泉被苏军任命为大连沙河口、西岗、甘井子三个区的警备副司令，三人也获得了苏联红军的军衔，董崇彬是中尉军衔，季加林和刘玉泉是少尉军衔。
在我军历史上，还有两支部队获得或实行过苏联制军衔，他们是周保中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和帕里诺夫领导的新疆民族军。
1942年7月16日，撤退到了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联军余部被苏联远东方面军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旅长周保中和政委李兆麟被授予少校军衔；副参谋长（参谋长为苏军将领）崔庸健被授予大尉军衔；第一营营长金日成、第二营营长王效明（1955年授少将）、第三营营长王明贵（1955年授少将）、第四营营长柴世荣等营级干部也被授予大尉军衔；其他各连连级干部如彭施鲁（1955年授大校，1961年晋升少将）等都被授予了中尉军衔。直到1943年，周保中才被晋升为中校军衔。抗战胜利后，教导旅大部分编入了东北人民自治军，一部分随金日成、崔庸健等返回朝鲜成为朝鲜人民军的一部分，当然教导旅各级干部所拥有的苏联军衔也随之取消了！
新疆民族军是在“三区革命”爆发后于1945年4月在伊宁成立的。帕里诺夫任总指挥，祖农太也夫（1955年授少将，1962年叛逃苏联）任副总指挥，马加诺夫任参谋长，阿巴索夫任政治部主任。由于三区革命有着苏联背景，所以民族军成立后，实行的军衔制也有着浓厚的苏联式。他们的将官分为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和少将四个级别，除民族军最高统帅伊力汉吐拉被授予元帅军衔外，实际上无论是帕里诺夫还是继任者伊斯哈克拜克木诺诺夫，军衔都只是中将；副总指挥祖农太也夫、阿不都热合木江等部授予少将军衔。1950年1月新疆民族军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其所实行的军衔制也随之取消了。
在我军众多将领中，还有一位将军曾经获得过越南人民军的军衔，他就是双料将军——洪水。洪水，越南河内人，1926年由胡志明介绍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学习，1927年8月加入中国*，同年参加广州起义，后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师政治部主任；1945年经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胡志明的协商，洪水回到越南，担任越南第四、第五战区司令员兼政委，1948年被授予越南人民军当时最高的军衔——少将军衔，直到1950年10月洪水再次回到中国，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条令局副局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