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第一批进入南京政治军事学院的学员，正是新中国刚成立时，这批学员全是从现役的机关部队抽调的军人。父亲后来终生都从事总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我们兄妹仨从小耳闻目染，长大以后，除了我们的妈妈，一家父子四口常常激战在晚饭桌上，各自占据自已的观点私毫没有松动的余地还极力想说服某方拉成谋友。常是这样的情形，我是右派，父亲不用说是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我称为左派，兄是左偏右，弟是右偏左。可想而知，我们常常是伤了和气连晚饭也吃得气呼呼的。可怜的母亲除了精于使用的手术刀对政治却是近而不亲一窍不通，总想做和事佬一发言却让父亲诉之为：“乱发言，混淆事非”记得有一次，哭笑不得的母亲无奈地说：“你们这几个怨家呀，何必呢，为了那个天远地远的美国总统你们连饭都吃不完，值得嘛？”
母亲最怕有什么大事发生不管是国内国际的，她知道我们是一定要都当天跑回来，一家子凑一起，从讨论到争论终了一场争吵是难免了。原因在我，我的观点被父亲认为是“幼稚，简单，”然后一通“事物总是复杂的，，，叭啦叭啦。”那时的我，父亲的话就是一阵叭啦叭啦。
在这三个子女中，在父亲看来，我的思想和信念是最让他老人家忧心的一个。而我这边没心没肝地顶撞着父亲的每一个不入耳的字。这样的争吵从父亲的花白头持续到白头止在父亲的秃头时。大家都已成家立业没那么多时间讨论时事政治，不过只要聚在一起还是以时事为主要话题。兄弟们已不再易于激动，更多的时候是平心静气的讨论着，到是我一如以往地右着，还是总惹父亲生气。好在我一点不存介缔，第二天该叫爸一样不二的叫着，父亲却无限担忧的看着我一天天地继续幼稚的右派着.
在我来到美国后,他的担忧也就更盛了。
从小长这么大和父亲从来没有为一件生活中的大小事情发生过争吵。而现在想来，可以这么说，我们的父女感情没有因为不停的争吵受到伤害，我却伤了父亲的心。
直到有一天，父亲病危，我心急火燎飞回国，当天就吃住在病房全力照看着渐已瘫痪的父亲。一天，当我依坐在老父的病床边，看着他那担忧的眼神定定的望着我，我突然感到一阵心痛。我伏下身子有生以来第一次吻了一下父亲的额头，然后轻轻地对父亲说：“爸，我很幸福做了你的女儿，下辈子我们还做父女，我一定不和你争呀吵的，都是我不好，我听你的话，做个最乖的女儿。。。”我分明看到父亲的已开始游离的眼神出现了一道明亮光一闪而过，父亲冲我微微地点了点头再眨眨眼，我终于看到了父亲临终前的幸慰。
四天后父亲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