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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21期特别策划“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文章之一。 侵华日军细菌战，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谋略有所不同，但给中国人民所造成的疫情患亡和生态创伤都极其惨重。
中国东北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前进基地和细菌战谋略中心，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使用细菌武器：一是大规模细菌实验，除实验室、野外靶场、城乡居民区的细菌实验外，还在原兴安北省的蒙古族部落、三河地区以及辽阳、农安、长春、哈尔滨、林口、佳木斯等地，撒布鼠疫、炭疽、伤寒、霍乱等病菌，实验细菌战的方式及自身防疫法。二是配合关内细菌战的谋略，如1940年，石井部队实施的“新京”（长春）、农安“防疫战”，实际上，此鼠疫是日军散播细菌所为。三是日军战败时，销毁细菌战罪证，却使大量疫鼠四散，酿成东北鼠疫史上第三次大流行，鼠疫蔓延至内蒙古、吉林、黑龙江38个县市旗，1946年至1948年，鼠疫患者51672人，死亡42967人。
在华北，抗战初期，日军图谋在山西与陕北数十县投掷细菌炸弹，吓阻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在中国共产党揭露下未能得逞；遂在华北交通沿线附近村镇投放细菌，妄图阻止八路军向冀鲁豫平原地区发展。武汉会战结束后，华北犬牙交错态势形成，1939年和1940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各种细菌攻击实验，如向村庄的街口、水井、水池、河水投放细菌等。1941年和1942年，日军使用细菌由小规模、间隔长和主要针对军队，转变为大规模、经常性和主要针对民众。1943年，日军相继策划实施了北京细菌实验和鲁西霍乱战。1944年和1945年，日军一面在华北城乡使用细菌武器，一面在沿海地区准备以细菌战应付美军登陆。至日本投降，日军使用细菌武器约70次之多，华北民众被传染致死约30万人以上，患亡者共约100万人。
华东、华中，敌我战线分明而广阔，日军使用细菌武器较集中，规模大。1940年，日军为封锁宁波海港，9月至11月，石井四郎指挥第731部队远征队，在1644部队配合下，实施杭州细菌作战，据邱明轩等调研，造成宁波、金华、温州、台州、玉山、衢州、丽水、义乌等11个市县疫病流行，平民患者3000人以上，死亡2913人。1941年，日军为摧毁陪都重庆之大后方门户，11月4日晨，实施对常德的鼠疫细菌攻击战。据常德市党史研究室、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研究所的调查：当时档案记载城区死亡37人。经过7年努力，走访约30万人次，获得15000多份受害人材料。除常德城区外，鼠疫还蔓延至周围10个县、58个乡、486个村。经过审核，确定7643份（人）为日军鼠疫细菌战受害致亡者。1942年5月至9月间，日军进行浙赣作战，实施细菌攻击，造成浙赣铁路沿线广大地区鼠疫、霍乱、伤寒、炭疽等大流行，仅浙江、江西两省30余县市平民感染疫病306989人，其中死亡53843人。数以万计的居民传染炭疽病，仅金华、丽水、江山三地，炭疽患者3000多人，死亡850多人。
在华南、西南，日军配合其战略战役，实施大规模细菌攻击。日军8604细菌部队，在广州南石头细菌实验致死3万以上粤港难民，在粤北、粤西、海南各地，以及广西、福建两地广大城乡，散播伤寒、鼠疫等细菌，仅1943年鼠疫大流行，这些地区死亡不下百万人。由于日军细菌战，1941年鼠疫传入闽北浦城，迅速蔓延到建阳、建瓯、光泽、邵武、顺昌、政和、南平、崇安等闽北各县市，至1952年，鼠疫患者20112人，死亡19120人；并由闽北蔓延到福建各地，至1953年，全省鼠疫患者至少119039人，死亡92784人。日军切断滇缅公路后，于1942年5月4日，实施保山霍乱细菌攻击，造成滇西地区暴发霍乱。保山城乡死亡6万余人，云南省有58个县市霍乱流行，患病人数12万人以上，死亡9万人以上。1944年，日军撤离滇西前夕，在滇西实施鼠疫细菌战，鼠疫传染计16个县，患鼠疫死亡四五万人。
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中国大陆对20个以上省区市实施了细菌攻击，疫情蔓延至约290余个县市旗，患者约237万人，死亡约65万人。此疫情延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根本控制。
但此患亡人数，基本上是依据当时的记录（及此推算）而得出的。可以肯定，这是一个与实际患亡人数有不小距离的数字。已有研究表明，由于历史原因，档案记录的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人数，不足实际受害人数的1/4至1/5；而近年来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调查，仍是有一定距离的数字，约为实际受害人数的1/2左右。因此，日军细菌战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患亡总体数字，迄今乃至今后相当时期内，都难于做出精确的统计，只能做出一个尽可能接近历史实际的估算。据此分析来估算，可以初步认定：日本侵华战争细菌战，中国受害疫病患者约700万人，其中死亡者约200万人。当然，这仍需要进一步的调研和考证。（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谢忠厚）（本期特别策划采写工作小组：童力、宋晖、江哲、郭烁、刘鹏、黄维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