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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大理地区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
大理白族自治州抗损课题组
时间:2012-05-04 作者： 来源： 点击： 196一、课题调研概况
2005年下半年，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下发《关于开展<抗战时期云南省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调研的通知》后，大理州委党史研究室立即将通知及统计表下发各县市委党史研究室，要求抓紧时间查阅档案、地方志书、文史资料，走访当事人或知情者，按时上报专题报告和统计表。同时，州委党史研究室成立了课题组，组长和副组长分别由主任、副主任担任，具体工作由征集编辑科负责。为认真完成调研任务，全室7位同志，全力以赴，到大理州档案馆查阅抗战时期民国的档案1000多卷，州级有关单位的志书10多本，走访了3位老同志，复印档案资料200页，文献资料111页，并对各县市的报告及统计表进行汇总，于11月25日将调研报告上报省委党史研究室。2006年7月，为进一步贯彻省委党史研究室《关于开展<抗战时期云南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征研工作的通知》(云党研字[2006]30号)，大理州委党史研究室下发了《关于开展<抗战时期大理州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征研工作的通知》(大党研字[2006]14号)，要求各县市在原基础上加大征研力度，扩大征研范围，增加走访人数，做好走访记录，并对搜集的资料进行研究、整理，写出调研报告和相关资料上报州委党史研究室。州委党史研究室在各县市上报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整理、形成调研报告，于2006年11月28日上报省委党史研究室。2007年上半年，根据省委党史研究室对大理州“抗损”课题调研成果修改完善的建议，再次布置。州县市党史研究室在原来调研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认识，明确调研工作的重要性，挖掘抗战资料，提高调研成果质量，查阅档案资料1516卷，复印资料86份113页，查阅有关书籍191本，复印1219份，3236页，走访40人，参加调研45人。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调研报告后报省委党史研究室审核。2008年7月，在省委党史研究室抗损课题调研组的指导下，按要求补充完善相关资料和调研报告，上报省委党史研究室。大理州开展抗损课题调研未争取到课题经费，开支5万多元。
二、 抗战前后大理地区的自然条件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大理州地处低纬高原横断山脉的南端，纬度为北纬24。41’～26。42’。大理州的山脉，属于云岭山脉及怒山山脉，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山脉的展布，从西向东，由北向南依次为志奔山、三崇山、五宝山、雪班山、老君山、罗坪山、无量山、点苍山、太极顶、哀牢山、马厂东山、九顶山、鸡足山、臭水南山、五顶山等。北部剑川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坪县交界处的雪班山，是州内群山的最高峰，海拔4295米。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境内最高海拔4295．3米(剑川雪班山)，最低海拔仅有730米(云龙红旗坝)，海拔高度相差3500米。大理地区属横断山脉的纵谷区，金沙江、澜沧江纵贯其境；纵横交错的山脉，将其分割为108个大小坝子。大理州年平均气温在15℃左右，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如春，气候宜人。
1932年云南全省设立12个政务视察区，大理州地域分属第四区(蒙化、弥渡、祥云)、第八区(风仪、大理、宾川、邓川、洱源、漾濞、永平、云龙)、第九区(鹤庆、剑川)。1938年，全省政务视察区划分为15个区，风仪、大理、宾川、漾濞、祥云、弥渡改属第十一区，永平、蒙化、云龙改属第十二区，邓川、洱源、鹤庆、剑川改属第十四区。1949年，弥渡、祥云属行政督察区第八区，鹤庆、剑川、洱源、邓川、宾川属第十区，大理、风仪、蒙化、永平、云龙、漾濞属第十一区。
1912年—1924年，大理地区的人口在80万上下波动。1932年人口为1，085，175人。1938年起，人口逐年下降。1943年人口比1940年减少141，839人，下降15．83％，1946年总人口下降到858，229人，比1943年减少37，760人。
商业情况：1927年，大理的“洪盛祥”开设荣新制革厂。1939年，云南省政府设立云南制革厂下关分厂。第一次世界大战至抗日战争前夕，大理的“永昌祥”、“锡庆祥”等大商号，把资本投向金融业和工业，在下关、昆明开办银行、工厂，使大理地区的制茶、制革、纺织、缫丝、制皂、火柴等轻工业有一定发展。滇缅公路通车前，每年通过马帮从腾越关出口商品包括川丝、纺丝、条丝、山货、药材、铁器、火腿、纸张、粉丝、土布、茶叶等，在1～4万驮之间。
滇缅公路通车前，大理、下关已有公路通往昆明。当时，大理通往外地的商路主要是滇西和滇西北两条，商品靠马帮运输。滇西干线以下关为中转站，由昆明驮运商品的马帮到下关后即驮运进口商品回昆明。再由凤仪、蒙化(今巍山县)、永平、保山等地的马帮将滇西出口的商品由下关经永平、保山、腾冲驮运到缅甸的八莫、瓦城。滇西干线还有三条支线，以运输茶叶、棉纱及土特产品为主。茶叶支线由下关经凤庆、云县、临沧、景谷、双江到达普洱，每年运输普洱茶、勐库茶、凤庆茶4000～6000驮，在下关加工成沱茶。土特产支线由下关、永平、保山至耿马、镇康、麻栗坝，每年运输约2000～4000驮大烟及土特产品。百货支线由下关驮运棉纱、棉布、茶叶至四川会理、西昌，返程时驮运川丝，每年运输约6000～10，000驮。滇西北干线，以下关为起点，经剑川、鹤庆至丽江、维西、中甸等地。主要驮运“边销茶”、棉纱、布匹、百货等，每年有驮马12，000～15，000匹运输商品。
滇缅公路通车后，以下关为中心的商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下关—保山—畹町—瓦城—仰光（滇缅公路）；另一条是下关—昆明—重庆—上海。在抗战中期和后期，由于上海、武汉失守，腾冲沦陷，滇缅公路中断，新开辟两条商路：即下关—昆明—百色—南宁—广州和下关—维西—拉萨—印度两条商路，对打破国际封锁发挥了一定作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沿海被日本侵略军封锁，中国滇缅公路成为中国对外的主要国际交通线，下关也因之成为战时交通枢纽和物资转运中心，内地许多企业迁移来滇，不少本地和外地的资本家纷纷涌入下关开办企业，经营商业，使大理的经济发展进入空前繁荣时期。银行有15家，商店发展到2000余家，经营范围和项目不断扩大，分支商号遍及国内外，并把投资转向开发电力、采矿、造币、化工、纺织、制茶、铁路及金融等产业。滇西各大商帮抓住机会开展“川丝销缅，滇茶销川”活动。永昌祥、福春恒、兴盛和、茂恒、洪盛祥等大商号纷纷在下关及重庆、成都、叙府、西昌、嘉定、乐山设缫丝厂、黄丝加工厂和解丝厂，将黄丝加工成“嘉纺”、“渝纺”、“叙条”、“渝条”等，运到下关后转销缅甸、印度等国和上海香港等地。喜洲商业，在“永昌祥”、“锡庆祥”的带领下，发展较快，发展成为“四大家”、“八中家”、“十二小家”的白族商业资本家集团，资本由3万多银元扩大到180余万银元。下关成为仅次于昆明的云南第二大商业城市。抗战胜利后，各大商号纷纷将大部分流动资本和物资转移缅甸、印度和香港经营，形成华侨资本，导致大理经济逐渐衰退。
三、日本帝国主义在大理地区的主要罪行
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中国政府将云南省祥云县云南驿商务机场改为军用机场。同时，中美两国政府开辟了从印度汀江和阿萨姆邦至中国云南的空中运输线—“驼峰航线”。云南驿机场是“驼峰航线”上的重要中转站，共有轰炸机、驱逐机和运输机200余架。日军为破坏空中和陆地运输线，轰炸大理地区，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日军施放霍乱病菌，使霍乱病迅速传染到大理地区，造成大理地区霍乱病流行，人员死亡众多的惨景。
（一）轰炸重要目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了破坏中国空中和陆地交通运输线，日军多次派飞机对“驼峰航线”上的重要中转站云南驿机场，滇缅公路的咽喉功果桥和下关、巍山进行轰炸。
1940年10月20日，日机27架轰炸滇缅公路上的功果桥，桥伤，主要钢索第1、2根分别被碎片削断2股，但交通未断；原人行铁桥铁链被碎片打断，桥倾斜；房屋炸坏三四间，普通人及军人伤亡共计六七名，东西两碉堡顶炸坏，云龙县县长受重伤[1]。12月12日，9架日军飞机两次轰炸扫射云南驿机场，损失甚为惨重，21架菲律宾教练机和3架运输机全被击坏炸毁，在场的两个机械士被炸伤[2]。1941年1月5日、6日，日机两次对功果桥进行轰炸，8根钢索炸断2根，交通中断；10日，经抢修通车[3]；1月23日12时10分，9架日机轰炸功果桥，上方4根，下方2根钢索被炸断，东半部桥面坠江，西半部桥面斜悬于两根钢索上，交通再次中断[4]。7月15日，日机轰炸下关，死8人，伤11人，房屋损坏50余间[5]。8月15日，敌机28架轰炸凤仪、下关，投弹约100余枚，西南运输处下关分处及其修车厂，云南汽车公司车站炸毁较重，并毁待修汽车6辆，附近民房炸毁及震坏63家，西运处侧民房中弹起火，烧毁3间；计死西运处宪兵、警戒兵、运输兵共3名，田野农妇2名，疏散到附近郊野之妇孺、背夫等9名，共14名；轻、重伤男女及镇长、警戒壮丁等7名。死伤总数21名[6]。1942年1月，功果桥被日机轰炸破坏后，为保证滇缅公路畅通，在功果桥上游用128只汽油桶建成浮桥，长88米，可通行10吨的汽车[7]。3月，日军轰炸机28架和零式战斗机8架轰炸扫射云南省驿机场，炸死民工250余人，国民党留驻机场的第38站股长黄友德和机械士张信忠亦中弹身亡[8]。10月28日下午2时许，日机20余架分3批向东飞来，旋绕五六分钟后，在云南驿机场附近用机枪扫射，警戒机场人员伤1人[9]。12月26日、27日，日本飞机侵袭云南驿飞机场，炸死25人，炸伤12人，美军航空队飞机炸伤3架[10]。1943年1月16日和26日，日军飞机先后两次轰炸扫射云南驿机场，民工死2人，伤4人[11]。3月中旬，上午9时左右，18架日本飞机，袭击云南驿机场，对机场上的飞机和人群展开了残酷的轰炸与扫射，美军飞虎队的18架驱逐机和两架运输机被打得破烂不堪。被炸死和低空扫射而死的民工有2700人左右[12]。4月26日，日本飞机轰炸云南驿飞机场，祥云、巍山、姚安、大姚修机场的民工被炸死433人，炸伤388人[13]。4月27日，日军25架飞机袭击云南驿机场，炸毁美军航空机队驱逐机3架，伤5架；毁运输机1架，死美国人7人，伤5人；死国民党驻守部队30人；死民工200余人[14]。5月19日，上午8时，日军50余架飞机过巍山县境侵袭，投弹27枚，炸伤巍山县五印乡民6人，炸毁民房两方。上午9时，敌机30多架被盟军及中国空军飞机追击，自西北窜入县境上空，向东北方向飞去，旋又转回，队形错乱，至河上弯上方冷水塘后面的黄泥箐上空，仓皇弃弹，炸死村民2人，炸伤五、六人，下落不明者数人，炸跨民房四五间[15]。1O月25日，日军飞机轰炸下关金星村，炸死8人，伤11人，炸毁房屋16间[16]。12月18日，日军18架中型轰炸机和40架零式战斗机袭击云南驿机场，盟军航空战斗机队阻击空战达半个小时，击落日军零式战斗机4架、轰炸机1架；机场严重受创[17]。12月19日，日军中型轰炸机18架、零式战斗机2架于上午10：50到达云南驿机场上空，投弹轰炸机场跑道，低空扫射做工人群。盟军航空战斗机队与其空战，击落日军轰炸机6架，零式战斗机3架。美军d─iv零式战斗机被日机击落1架[18]。1944年3月26日，日军以54架重型轰炸机和不知其数的驱逐机空袭云南驿机场。双方飞机在水目山上空交战，盟军击落日本飞机3架，落于蚂蝗箐。当时，日军飞机向机场上投下了300多枚炸弹，炸死炸伤楚雄、姚安、巍山、弥渡、祥云等县在云南驿修机场的民工15，000余人，其中炸死1000多人[19]。
共计死伤人数：1940年炸死7人，伤1人，国军炸伤2人；1941年炸死19人，伤18人；1942年平民炸死275人，伤12人；国军炸死3人；盟军炸死1人；1943年平民炸死3345人，伤415人，失踪5人；国军炸死30人；盟军炸死8人，伤7人；1944年炸死1000人，伤14000人。
（二）霍乱病迅速传播，造成大理地区人口减少。1942年，日军入侵滇西，攻占龙陵、腾冲，派飞机轰炸保山，迫使大量难民、大理商人及匠人涌向大理地区。由于从缅甸及龙陵、腾冲等地的难民和返乡的大理商人、匠人携带霍乱病菌到大理，造成大理地区霍乱疾病迅速蔓延，患者人数和死亡人数均与日俱增。霍乱病，发病急，扩散迅速，死亡率高，一旦感染，大量患者难逃死亡的厄运，几小时就死亡。当时对霍乱病防治见效甚微，十有九死，灭门之户各地均有发生，令人惨不忍睹。1942年霍乱在大理地区流行，各县死亡严重。整个大理地区感染为17，964人，死亡38，032人。
四、人口伤亡
抗战期间，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把日寇赶出滇西，有许多大理籍的参战军人战死疆场，为国捐躯；有许多民工在抢修云南驿机场、功果桥和运送军粮的抗战活动中被日本飞机炸死炸伤；有许多人死于日机轰炸和霍乱病；有许多人因战争流离失所成为灾民或失踪。
（一）直接人口伤亡
1、日机轰炸伤亡人数：
1940年炸死7人，伤1人，国军炸伤2人。1941年炸死19人，伤18人，国军炸死3人。1942年平民炸死275人，伤12人；国军炸死2人，伤1人；盟军炸死1人。1943年平民炸死3345人，伤415人，失踪5人；国军炸死30人；盟军炸死8人，伤7人。1944年炸死1000人，伤14000人。
平民共计炸死4646人，伤14，446人，失踪5人。
2、霍乱病伤亡人数：
1942年，大理地区霍乱病发病人数多，死亡率高，其中漾濞县感染霍乱165人，死96人[20]；云龙死亡3000人，感染无记载[21]；永平死亡1000人[22]；邓川感染4774人，死亡2243人；洱源患者4228人，全部死亡[23]；弥渡死亡481人，感染137人；宾川死亡2000人[24]；鹤庆感染12，658人，死亡7749人[25]；大理死亡14，000人，全家死绝有3000余户[26]；剑川县流行霍乱，死亡3105人[27]；祥云城区及云南驿、前所、龙润（今下庄）、文源（今刘厂）、禾丰（今禾甸）等地区霍乱病流行，花园村有四五十户农户，染上霍乱病的就有230多人，死亡30多人，禾甸新泽村患霍乱病死亡的人数达100多人[28]。
大理州因霍乱死亡38，032人，感染17，964人。
平民死亡42，678人，伤32，410人，失踪5人，共伤亡75，093人。
3、军人死亡人数合计：
抗战期间，大理地区出征作战军人有几万人，现有记载的有12，739人[29]，大理州参加国民政府军出省抗战共阵亡3146人[30]。1940年12月云南驿机场被日机炸伤2名机械士；1941年8月15日炸死宪兵、运输兵、警戒兵共3人；1942年3月因日机扫射，云南驿机场股长黄友德和张信忠机械士中弹牺牲；10月28日日机于云南驿机场附近用机枪扫射，警戒机场人员伤1人[31]；1943年4月27日，日机袭击云南驿机场，炸死中国驻军30人[32]。国军共计炸死35人，伤3人。
计：伤亡3184人，其中伤3人，亡3181人。
4、盟军军人伤亡人数：
1939年至1945年，美国军人来华支援抗日战争，在对日作战中盟军军人伤亡情况。1942年12月，日军飞机空袭云南驿机场，美军莫尼中尉负伤因抢救无效死亡；1943年1月，盟军与日军在巍山上空空战，一架美国飞机坠毁于巍山县城南阴箐山中，飞行员1人牺牲[33]；4月27日，日机袭击云南驿机场，炸死美国人7人，炸伤5人[34]；1943年7月，一架运送抗战物资的盟军飞机，因机器故障坠毁于永平县杉阳镇江顶寺梁子，1位飞行员跳伞摔断了腿[35]；1943年12月19日 日军中型轰炸机18架、零式战斗机2架于上午10：50到达云南驿机场上空，投弹轰炸机场跑道，低空扫射做工人群。盟军航空战斗机队与其空战，击落日军轰炸机6架，零式战斗机3架。美军d─iv零式战斗机被日机击落1架（按伤1人）[36]。盟军共计伤亡16人，其中炸死9人，伤7人。
（二）间接人口伤亡
大理地区间接伤亡共1704人，其中死亡1369人，伤335人。
1938年云龙县修筑滇缅路死亡五六百人，按550人算[37]；1939年云龙县斑疹伤寒死亡50余人[38]；凤仪患病199人，死亡197人[39]；1940年大理县参加修筑滇缅公路死亡86人[40]；1943年云龙天花流行，发病30余人，死亡20余人，伤寒流行死亡130余人[41]；1944年云龙因伤寒死亡146人[42]；云龙县运输民工死亡8人[43]；1945年邓川霍乱、鼠病流行，死亡155人[44]；抗战期间漾濞民工死亡27人，伤106人[45]。
五、财产损失
在抗日战争中，日军丧心病狂地派飞机轰炸，不仅给大理地区造成人口重大伤亡，而且给大理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和居民财产损失。
一、社会财产损失
（一）直接社会财产损失（按1937年7月法币折算）
1、1940年10月至1941年2月间，日军轰炸功果桥16次，出动飞机242架次轰炸功果桥，投弹近千枚，8根钢索被炸断，滇缅公路交通中断，经济损失巨大，无法估算。
3、1939年至1945年间，祥云县云南驿军用机场多次被日机轰炸，盟军飞机与之空战，盟军损失飞机38架。
1942年美空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部)1架大型运输机因机械故障坠毁于自羊村山腰。[47]；12月26日下午，日军飞机空袭云南驿机场，美军航空机队起飞迎击，美军莫尼中尉驾驶的飞机中弹后坠毁[48]；12月26日、27日,日本飞机侵袭云南驿飞机场，美军航空队飞机被炸伤3架[49]。1943年1月16日，巍山县境上空发生美国空军与日本侵略军空军的空战，1架美国飞机被击中坠毁于县城南阴箐山中[50]；1943年3月中旬，18架日本飞机，袭击云南驿机场，对机场上的飞机和人群展开了残酷的轰炸与扫射，美军飞虎队的18架驱逐机和2架运输机被打得破烂不堪。[51]1943年4月27日，日军25架飞机袭击云南驿机场，毁美军航空机队驱逐机3架，伤5架；毁运输机1架[52]；1943年7月，1架运送抗战物资的盟军飞机，因机器故障，起火坠毁于永平县杉阳镇江顶寺梁子[53]。1943年12月19日 日军中型轰炸机18架、零式战斗机2架于云南驿机场上空，投弹轰炸机场跑道，低空扫射做工人群。盟军航空战斗机队与其空战，击落日军轰炸机6架，零式战斗机3架。美军d─iv零式战斗机被日机击落1架[54]；同年，1架盟军失事飞机坠落于云龙长新山上[55]。
4、1940年8月15日，敌机28架轰炸大理州凤仪、下关。投弹约100余枚。西南运输处下关分处及其修车厂，云南汽车公司车站炸毁较重，并毁待修汽车6辆[56]。依照中央党史研究室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工作简报第119期转发的浙江省《实物折算参照值表》中，商营汽车1937年7月价国币482元/辆计算，为1937年价值0.2892万元。
（二）间接社会财产损失（按1937年7月法币折算）
1、人力资源损失。
1937年至1945年，大理人民在抢修公路、铁路、机场、运送军粮的抗日工作中，投入民工563.6614万个工日，骡马工56．9282万工日。
其中，1937年祥云修机场投工7.687万工日[57]、修滇缅公路投工56.7万工日[58];永平投工50万工日[59]、弥渡投工13.5万工日[60]、漾濞投工85.59万工日[61]；凤仪投工0.4万个工日[62],修滇缅铁路大理各地投工10万工日[63]。共投民工223.877万个工。
1941年弥渡累计投工61.8万工日[68]，永平修功果高炮路投工24万余工[69]，滇缅公路铺柏油投工36万工日[70]、弥渡投工53.6万工日[71]，。滇缅公路沿线昆明、大理、保山等18个县市共351，440名民工担任滇缅公路柏油路备料等完善工程的任务[72]。扩修滇缅公路，宾川一次即应征石工500名；修筑宾川机场，共征用民工3000名[73]。共投民工210.894万个。
1942年 蒙化(巍山)县征派民工运送“大包米”（军粮）全县共征派民工1000余人，投入运力马匹240匹，历时120天[74]。永平出民工9960个、骡马4980余匹运送军粮[75]，共投民工9.496万个；蒙化组织驮马700匹，历时120天（4个月），完成了运送8000吨军工物资到昆明的任务，共有马工8.922万个[76]。
根据民国《永平县志稿》之《永平县历年各项工资比较调查表》中1937年永平县的普通木工、泥工、石工、竹工价格——0.5元/工日计算民工工钱，根据《云南省抗战时期货币换算和物价表》1943年每匹驮马一节国币90元折算为1937年7月国币0.45元/匹，折算马工工钱，大理州抗战期间投入民工价值281.8307万元；投入马工价值为25.61769万元；1939年弥渡雇的民工牛工价值为0.316395万元。
1937年到1945年期间大理地区共征兵员12，739名，出征军人共12，739人[83]。按出征军人出征年月日，扣除阵亡数后折中按1／2折算，共造成人力资源损失1103.08475万工日，折合1937年法币3198.945775万元[84]。
人力资源损失共计折合为1937年法币3506．71056万元。
2、占用农田损失。
1937年至1945年，大理人民在修公路、铁路、机场中共计占地4324．14亩，折合1937年法币21．6207万元。
其中1937年祥云1000余亩、弥渡141.1亩[85]；1938年修机场征用祥云县农民土地659.97亩，合国币25，905.85元；青苗补偿费1，320.55元；迁移坟墓126冢，补偿2，180元[86]（共计折合1937年价值2.94059万元）。1939年,祥云县北屯飞机场占地48万平方米（720.72亩）[87]，弥渡县扩修云南驿机场征用人民田地中上地170.82亩，每亩国币50元；中中地23.6亩，每亩国币45元；中下地273.77亩，每亩国币40元，共12248.8元（折合1937年价值0.71214万元）[88]；1940年巍山机场39.1万平方米587.09亩,折合为1937年法币2.9355万元[89]； 1941年宾川机场占地1651.6亩,折合为1937年法币8.258万元[90]。1942年弥渡建瓦仓临时机场，占地15万平方米（225.2亩）[91],滇缅公路工务局在漾濞修建食宿站、及停车场占用公荒地38.4市亩，每亩定价款5000元，计算共合国币10.2万元[92]。
抗战期间，大理州因修路和建机场，共征用土地4905.19亩，档案记载有价值的按其价值计算，没有的统一根据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抗损”课题组《云南省抗战时期货币换算和物价表》，统一按永平县50元／亩标准计算（1937年价值），占用土地和青苗、迁坟补偿费，共25.277095万元。
3、粮食损失。
1942年至1945年，为支援滇西反攻战，从各县征购、征借、征实军粮，共提供军米计8597.761667万市斤,按0．06元／斤，折合1937年法币515.8657万元。
其中：1942年云龙捐粮食加上采购的粮食计300多万斤[93]，提用积谷向第11集团军兵站分站部运去米6000余斤[94]。蒙化(巍山)县共调运军粮109，339大包（每包100公斤），计1093.39万公斤[95]。剑川县剑川16.6667万斤[96]、大理区（大理县及其附近各县）拨借积谷交军粮36，000石[97]，计240万斤；永平1942年以征实、征购、征借、派购等名义征收农民稻谷254，036公担，大米17，100公担，折合数为20，322，880公斤[98]，拨交军米3500大包[99]，计4134.576万斤；1943年永平县采购军米：1月40万市斤[100]、5月20万市斤[101]、6月10万市斤[102]、11月60万市斤[103]；1944年永平县采购军米80万市斤[104]、1944年，征实稻谷22，465公石，除县级公粮3097公石就地拨发县级各机关外，其余全部拨交站兵，充作军粮[105]，计1，291，200斤。1945年4月40万斤[106]，11月10万斤[107]。1943年10万抗日将士云集祥云，县政府组织供应柴58万斤，提供军米500万斤[108]。鹤庆提供147.884万市斤[109]。弥渡县1941年配购军米721弥市石（每市石折重750市斤），共折合540，750市斤；1942年运云县1072大包（每包重100公斤）；1943年征购粮食4，992，140市斤（其中马粮311500市斤）；1944年购1，600，000市斤，并成立军粮运输处，下关成立办事处，分别运往下关、永平、漾濞、云南驿等地，计运送51，072大包[110]。
提供柴58万斤，参照中央党史研究室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工作简报第119期转发的浙江省《实物折算参照值表》，按0.0012元/斤计算，计0.0696万元。
田赋：1941年永平交田赋（法币）5.6522万元[113]，折合1937年0.38268万元。1942年，永平全县田赋，除每元征收l斗2升外，加征省级公粮2升、县级公粮5升，合并每元征收2斗，同时，每元额外征购2斗。结果，共征起实稻谷17，250公石、征购稻谷9千公石，两项共征收稻谷26，250公石[114]。折合1937年价值10.5万元。
4、修路经费。
5、军粮运费。
永平县1944年5月份运瓦窑600大包，运费（法币）82,800元；运保山600大包，运费132,480元；6月份运瓦窑及保山数量与5月份相同。7月份运瓦窑1920大包，运费（法币）264,960元。8月份运保山840大包，运费211,968元。9月份运瓦窑990大包，运费（法币）136,590元：运保山810大包，运费（法币）178,752元。10月份运瓦窑1200大包，运费（法币）165,600元；运保山11,800大包，运费（法币）39,744，021元。11月份运瓦窖2880大包，运费（币法）397,440元[117],折合1937年法币6.9584万元。共计折合1937年法币6.64885万元。
抚恤。1943年，因日机轰炸云南驿机场，造成民工伤亡惨重，省政府制定云南驿机场遭日机炸灾民工抚恤标准：死者及重伤者每名发给3000元，轻伤者发给1500元[118]。死亡（包括失踪）共3350人，伤415人。发抚恤费共1005万元,折合1937年价值为7.337909万元。
1945年3月，日机轰炸云南驿机场，炸死炸伤楚雄、姚安、巍山、弥渡、祥云等县在云南驿修机场的15000余人，其中炸死1000多人，伤14000人[119]。按省政府的抚恤标准，共发2400万元，折合1937年价值6.775642万元。
共发抚恤费为1937年价值14.568063万元。
6、各种捐款：
大理地区各种捐款如下：
1937年蒙化县（今魏山县）捐旧滇币6000余元[120]、大理县（今大理市）大理县（今大理市）县民杨鸿昌留嘱，捐旧滇币20，000元劳军[121]、邓川县（今洱源县）解交旧滇币1240元[122]、洱源、云龙等购买救国公债15万元（新滇币），折合法币7．7724万元[123]。
1938年弥渡县抗敌后援会于“七.七”纪念日举行献金抗日集会共献金旧滇币3000元、新滇币20,000元、国币1,628,138元，布鞋2000双[124]。各种捐款共为国币163.8438万元，以1941年7月的物价指数折算，为1937年价值12.75049万元。布鞋2000双，根据1943年10月22日《云南省各县市劝募劳军鞋袜实施办法》[125]，布鞋每双65元，折为1937年7月国币为0.06232万元。共为1937年法币12.81281万元及银手镯5支。
1940年大理儿童剧团演抗战剧募捐，寄《云南日报》社新滇币100元折合1937年法币0.001256万元[126]；大理下关玉盧小学430.75元[127]；折合1937年价值0.007832万元，两项合计为0.009088万元。
1941年1月蒙化（今魏山县）等县寒衣捐国币3002.35元[128]，3月宾川县劳军代金3，412.4元[129]。7月永平县奉令劝募战时公债（法币）l万元、8月劝募21，650元[130]；共折合1937年价值0.318193万元。
1942年，徐悲鸿到三月街，到了最热闹大牲畜市场观看到壮观的场面，徐悲鸿万分激动，当即打开画板调换着不同的角度奋笔画了起来。徐悲鸿不顾风吹日晒，接连在三月街牲口市场素描写生数日，回到马家将素描写生画出的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各种牛马，一并交给马丽生在“和兴昌”铺义卖，得银元1万多元全寄给云南抗敌后援会[131]；
1943年3月永平县政府奉财政部公债筹募委员会云南省分会训令，筹募同盟胜利公债（法币）7.5万元，6月完成；接着劝募同盟胜利公债（法币），10月共募获20万元（法币）[132]。折合1937年价值0.150638万元。
1944年凤仪县（今大理市）由妇女会倡导，为购买抗日飞机捐款（法币）6000余元，折合1937年法币0．001377万元。
1946年3月，巍山县捐献难民基金国币63万元[133]，折合1937年价值0.020075万元。
计22.084581万元。
这只是其中的一部份，还有的损失因年代久远，资料查找困难，无法计算和统计。
二、居民财产损失
在抗日战争中，日机轰炸，1940年云龙被炸毁民房4间[134]，1942年炸毁242间[135]，1943年23间[136]，共计民房269间，按每间590元计算（1937年价值），折算损失为15．871万元[137]。
1945年7月13日，中印输油管道路径河西五里坡公路450号桩油管发生爆炸，烧毁茅草房7格、瓦房1间、秧田10亩1分、水磨房1间，烧伤袁青山、马玉根2人。9月份省政府民政厅批示：烧伤者送大理福音医院医治，损失赔偿：瓦房每间（国币）4万元，草房每间（国币）2万元，水磨房（国币）2万元，秧田每亩（国币）l.4万元[138]。折合1937年价值0.013426万元。
抗日战争时期大理地区造成的社会财产损失为4224.831479万元；居民损失为15.884426万元(1937年法币币值)；共计4240.715907万元。另：国军损失飞机24架；盟军损失飞机38架；西南运输处下关分处及其修车厂，云南汽车公司车站炸毁较重，日机轰炸功果桥等经济损失无法估算；银手镯5支、因无折算依据无法折算。
这只是其中的一部份，还有的损失因年代久远，资料查找困难，无法计算和统计。
六、结论
（一）大理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特点
1、空袭严重。由于大理地区地处战时交通枢纽和物资转运中心，是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对华物资援助和国内军需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祥云县云南驿军用机场，云龙县功果桥是滇缅公路的咽喉，成为日军攻击的重要目标，屡遭敌机轰炸，军民伤亡和财产损失惨重。日机空袭炸伤死亡：平民共计炸死4646人，伤14440人；国军共计炸死35人，伤3人；盟军共计炸死9人，伤7人。对滇缅公路功果桥的轰炸。1940年10月至1941年2月，日军轰炸功果桥16次，出动飞机242架次，投弹近千枚，8根钢索被炸断，交通中断损失无法计算和统计。
2、霍乱流行。由于日军入侵滇西，侵占腾冲、龙陵，轰炸保山，造成滇缅公路沿线霍乱流行。滇缅公路穿过大理地区的祥云、弥渡、大理、永平、云龙，前方伤患官兵、侨胞、难民纷纷沿滇缅公路向后撤到大理；大理地区的商人、匠人返乡避难。他们携带了霍乱病菌，造成大理州霍乱病感染严重局面。大理州因霍乱死亡38，032人，感染17，964人。
3、军粮任务重。由于大理地区是远征军和滇西反攻部队的重要中转、集结地，支前、劳军任务繁重，人民节衣缩食，忍饥挨饿，为抗日部队提供了大量军粮和其他军需物资。1942年至1945年，为支援滇西反攻战，从各县征购、征借、征实军粮，共计8597.761667万市斤,按0．06元／斤，折合1937年法币515.8657万元。提供马粮311，500市斤，折合1937年法币2.1805万元。
4、征调民工多。1937年至1945年，大理人民在抢修公路、铁路、机场、运送军粮的抗日工作中，投入民工563.6614万个工日，骡马工56．9282万工日。
5、出征军人共12，739人，按出征军人出征年月日，扣除阵亡数后共造成力资源损失1103.08475万工日，共计折合1937年法币3198.945775万元。
6、占用农田损失。1937年至1945年，大理人民在修公路、铁路、机场中共计占地4324.14亩，折合1937年法币25.277095万元；
7、各种捐款共计折合1937年法币22.084581万元；
8、运军粮费、修路经费共计折合1937年法币126.80412万元；：
9、在抗日战争中，日机轰炸祥云、下关、凤仪、巍山、云龙等县，炸毁民房269间，按每间590元计算（1937年价值），折算损失为15.871万元
（二）损失程度。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大理有3184军人死亡，盟军死伤16人；日机空袭大理地区共计死亡4106人，伤15，469人，失踪6人。日军进攻滇西，造成霍乱病在大理地区流行，大理地区感染为17，964人，死亡38，032人。由于战争造成灾荒的原因，无数人外出逃荒下落不明（因年代久远、资料不全无法统计）现有记载的间接伤亡：大理州间接伤亡共1704人，其中死亡1369人，伤335人。
抗日战争时期，大理地区造成的社会财产和居民财产共计损失4240.715907万元。另：国军损失飞机24架；盟军损失飞机38架；西南运输处下关分处及其修车厂，云南汽车公司车站，功果桥等被日机炸毁，经济损失无法估算；银手镯5支、因无折算依据无法折算。
这只是其中的一部份，还有的损失因年代久远，资料查找困难，无法计算和统计。
（三）对大理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后果。抗战前大理地区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工商业繁荣，交通畅通，物资丰富，市场繁荣，农业生产稳定，粮食丰收，人民生产生活有序，人民安居乐业。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破坏了大理地区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有利环境，破坏了经济发展的有利契机，破坏了人民安居乐业的安定秩序。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造成大理地区工厂关闭、工人失业，物价飞涨、市场萧条，经济危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造成大理地区人员大量伤亡，人口大幅度减少，财产巨额损失，农业土地减少和撂荒，粮食减产。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造成大理地区军粮任务加重，增加了人民的负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造成大理地区社会生产力倒退，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人民流离失所，生活非常困难等严重的后果。
中共大理州委党史研究室
2008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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