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广东的残暴的殖民统治

一、    侵华日军在广州使用细菌武器述略

日本军国主义为扩大侵华战争的需要，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9月日本投降的14年时间里，由石井四郎一手策划在中国组建了许多细菌战部队的秘密基地。

据日本史学家常石敬一教授的研究统计，日本细菌战部队的人员共有2万余人，规模较大的有以下五支细菌战部队。建立在哈尔滨的第731部队、建立在长春的第100部队、建立在南京的荣第1644部队、建立在北京的甲第1855部队、建立在广州的波字8604部队。

日军侵占广州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后，于1939年初正式编成波字8604部队，对外称“华南防疫给水部”，本部驻广州市原百子路中山大学医学院内。该部为师团级单位，编制1200余人，其中专业将校100人，是日军在华南地区的一支重要细菌战部队。部队长先后为田中严军医大佐、佐佐木高行、佐藤俊二、龟泽鹿郎。本部下设6个课。总务课：管理后勤保障、人事和财务等，熊仓少佐任课长；第一课：从事细菌研究，由沟口军医少佐任课长。下设庶务班、研究班、检验班、培养班、消毒班和动物班。共80人，其中将校官10人，中国劳工7人；第二课：从事防疫给水研究，江口卫生少佐任课长；第三课：从事各种传染病治疗的研究工作，由小口军医少佐任课长；第四课：从事鼠疫培养和病体解剖，渡边军医中佐任课长；第五课：从事器材供应等。

波字8604部队除了给日军做防疫给水工作外，主要是进行细菌战。防疫给水单位驻广州市郊江村，对人体进行细菌试验则在广州南石头难民收容所。据前侵华日军波字8604部队班长丸山茂回忆证实，1942年他所在的日军细菌战部队向广州南石头难民收容所秘密使用细菌战剂，杀害中国人上千名（参见《细菌战罪证累累》，《南方都市报》1999年12月2日）。波字8604部每月可生产10公斤鼠疫蚤，并先后从东京运送大批鼠疫、伤寒霍乱、白喉、赤痢等病菌，于1939年6月、1940年6月、1941年5—6月和1942年，在广九铁路沿线、广东阳江、乐昌、谦江、湛东和海南等地投放，造成华南地区在1942—1943年间鼠疫、霍乱等疫病流行，杀害了大量中国军民。

侵华日军5支细菌战部队仅人体试验所杀害的中国人（含少数朝鲜人、苏联人和蒙古人）达2万人以上（据不完全统计为20,899人，其中第731部队杀害8400余人，第100部队杀害5400余人，荣第1644部队杀害6080余人，华北甲1855部队杀害19人，波字8604杀害1000余人）。与此同时，日军在侵华期间，通过飞机播洒、向江河水源投放鼠疫、霍乱、伤寒病菌等方式实施细菌战，所杀害的中国民众，据不完全统计有769,772人，感染后而死亡者35万余人，共计约120万人（约为111.9万余人）。如果加上细菌战所扩大传播和持续性疾病流行时间长，其死亡人数更是一个高出当时记载数倍而难于统计的数字。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在临近日本投降时，日军为了逃避战争罪责，下令炸毁了在中国各地建立的各细菌部队的建筑物和重要设施，销毁了所有实验的仪器设备和资料，秘密杀害了全部囚禁的“犯人”。能带走的文件和研究资料全都运回了日本。同时，这伙法西斯分子又故意把感染鼠疫的跳蚤、老鼠和鼻疽菌的马等动物，向四面八方驱赶，使当地疫病流行。第100部队在撤离长春时，就把60多匹感染鼻疽菌的马、数千只疫鼠从营区放出，从而导致1946年、1947年和1951年长春及其周围地区鼠疫、鼻疽和炭疽，连续爆发流行。

 

肖琤老人默默地摩挲着石碑，仿佛抚摸着那段不忍回视的岁月

　兴隆大街44号，粤海港检疫所旧址。两层结构的黄色楼房，外墙已经开始剥落。这里曾经是侵华日军进行细菌大屠杀的旧地。1938年，侵华日军第四支细菌部队波字8604部队在这里组建了细菌试验所，对外称“华南防疫给水部”。数以千计粤港难民惨遭秘密杀害。2007年9月，72岁的肖琤站在楼下，追忆往事百感交集，60年前同他一起在这“炼狱”，今天还能看到阳光的，只剩他一人了。1942年，他才10岁，和父亲、弟弟一起被送进日军设在广州南石头的难民所。难民所吃的常不够分量，且是劣质大米。“弟弟没多少天就开始经常性全身发冷，我把捡来的破棉被都往他身上堆，但他还是很快没有了呼吸……他才7岁。” 这个怪病又很快出现在肖琤身上，他也全身发冷，开始烂脚。而据有关细菌战史的专家分析，这样的症状正是感染了日军细菌武器伤寒菌和炭疽菌的典型症状。这座难民所，常规容纳人数是1200人。不断有人死掉，不断有人进来，同样的命运。对于年轻、健壮的，日军把他们带到粤海港检疫所里进行细菌试验。日军在那里培育了“霍乱”、“鼠疫”等细菌，先让蚊子感染上这些细菌，然后把“难民”赶进充满蚊子的房里，让蚊子叮咬。有的人则被带有细菌的刀子刮掉大腿上的一块肉。那些被试验的“难民”基本上都死掉了。唯一逃离的一个人是本地人肖树，因为熟悉地形，在一个深夜通过地下水道逃了出来，赶紧找医生医治，才脱离了生命危险。日军在南石头村难民所内建了两个化骨池。这是两个面积在25平方米左右，高约三四米的无底混凝土池，最多可分别堆放五六十具尸体，有时放在上面的人体的嘴巴还会动。放满后，加入药水封盖，约十多天，尸体的血肉开始烂尽，水分渗入地下。然后日军叫运尸工在深夜打开盖再放尸体。1994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沙东迅教授调查证实，1938年到1945年间，日军1200名专业人员，就是在现为中山医科大学图书馆旧楼的地方从事细菌研究和病体解剖等。而当年南石头难民收容所，实际上是8604部队的细菌战实验场所。这段历史终于昭彰于世。1995年，几位民间人士自发在广州造纸集团居民区一个水塔围院旁竖了纪念碑。

 

二、    侵华日军在广东实行毒化政策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日军将鸦片看作重要财源，命令陈思齐，在广州设立福民堂，垄断广州鸦片专卖。鸦片被日军当作货币使用，日本军人逛妓院，用鸦片支付费用；工人在日本军事基地干活，日军也用鸦片支付工资。

1939年，日伪强迫从化、番禺等地农民种鸦片，到1941年底，广州市郊与附近各县遍开罂粟花。龙归、南村、人和、竹料、钟落潭一带生产的鸦片，俗称“禺北土”；沙河、西坑、天平架、龙眼洞一带生产的鸦片，俗称“禺南土”；石牌、员村、棠下生产的鸦片，俗称“黄埔土”。1944年，日军强迫广东南澳，至少要种植鸦片6000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