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记忆与认同取向：冲绳社会和平意识之特征
林泉忠
本文初稿于七月十一日发表在台湾台东市举行的“东北亚和平博物馆论坛”研讨会上，原题是《战争记忆与认同取向：冲绳社会和平意识之特征》。境内授权首发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日本冲绳县（或称“琉球”）是二战期间日本国内饱受战火蹂躏最深重的地区之一。
在二战末期的一九四五年三月下旬至六月下旬的冲绳岛战役（冲绳战）中，战死的人数接近二十万，其中冲绳县出身者超过十二万，包括为数九万多的一般民众[1]，占当时冲绳人口的四分之一之多，惨重之程度在遭受二战战火洗礼的地区之中亦属罕见。这场战争所留下的阴影，数十年来在冲绳社会挥之不去，并使冲绳在战后成为日本反战意识最强烈、和平意识最浓厚的一个县。
值得强调的是，尽管日本本土的广岛、长崎也同样深受二战之苦，也是和平意识强烈的地区，但是冲绳的反战与和平意识却多了一份广岛和长崎没有的历史沉重感，以及与近代以来跌宕起伏的国族认同错综复杂的关系。
今年正值日本萨摩入侵琉球四百年与明治日本吞并琉球一百三十年，在此一对冲绳而言异乎寻常的重要年份，来探讨冲绳民众和平意识中夹杂的历史苦难以及与日本纠缠不清的情感关系，显得更有意义。
一．冲绳战纪念形式的多样性
冲绳社会之所以在战后能够长期维持高涨的和平意识，持续至今的各种战争纪念设施与相关活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设施与活动的目的都离不开追悼死难者、铭记战争的残酷以及呼吁珍惜和平的可贵。不过，不同的纪念方式所侧重的功能也有所不同。
首先是战争结束纪念日与相关的集会等活动。这些活动通过一年一度隆重的追悼仪式与纪念集会，高度集中地提醒人们对过去那场战争的记忆以及冀望历史记忆的传承。冲绳最重要的纪念日是六月二十三日的“慰灵日”，用以纪念冲绳战的结束，有别于日本本土八月十五日的“终战纪念日”。其中由县政府主办的“冲绳全战殁者追悼式”广受媒体注目，近年来还成为日本首相不可缺席的重要仪式[2]。
同样是延续战争记忆与唤起和平意识，常年设置的战争纪念碑、纪念馆，其影响力并不局限于某一天，受教育的对象也并不集中在冲绳的民众。如果说战争纪念碑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追悼死难者，那么主要以展览方式呈现的战争纪念馆则更具教育后人的功能。
冲绳本岛的南部是冲绳县的中枢地区，也是冲绳岛战役的主战场。各式各样的纪念碑集中在南部，林林总总，据估计不下一百座。在纪念馆方面，较大型的公立设施主要包括冲绳县和平祈念资料馆及国立墓苑、姬百合和平祈念资料馆、旧海军司令部、对马丸纪念馆，而县级以下的非专门设施里也有不少包括了冲绳战的展示，如冲绳县立博物馆、那霸市历史博物馆、冲绳市立郷土博物馆、乌鲁玛市立石川历史民俗资料馆、南风原町立南风原文化中心等。而民间设施中较受推崇的则有佐喜眞美术馆。这些设施不仅着重重现战争史实，由于长年吸引了包括来自日本本土的学生团体，其教育新一代的意义不言而喻。
在冲绳，维系战争记忆的另一项重要方式是透过研究、口述历史与艺术加工，以平面媒体或音像媒体的方式展现出来。其中为数最多的是传统的平面媒体。几乎所有冲绳的书店里，都设有冲绳相关内容的书架，此现象在日本本土的书店里相对罕见。有关冲绳岛战役的书籍在八十年代出版为数最多，即使是现在每年仍有新的相关着作面世。在音像媒体方面，主要是电影，较受瞩目的作品有《激动的昭和史—冲绳决战》、《蔗田之歌》、《姬百合塔》，以及《海龟与少年》等。
此外，在战迹纪念设施、公民馆、文化中心、学校等公立与民间机构所举办的战争生存者演讲会、战时失踪者的追查、战殁者遗骨的查证、归还、慰安妇设施的调查与受害人的查寻等都可以看出冲绳社会积极记录战争、保存战争记忆的努力。
二．战后和平意识的呈现
冲绳民众强烈的和平意识并不停留在保存战争记忆的层面，而同时也在战后的社会发展与现实生活中展现出来。
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冲绳民众长期对反对美军基地的执着与坚持。冲绳岛战役后，美国占领冲绳并开始了长达二十七年的单独统治，期间在东亚冷战格局成型初期的一九五零年前后开始在冲绳大举建设美军基地，这些基地大部分在一九七二年冲绳归还日本后仍继续运作。目前驻日本的美军有七成左右集中在冲绳，美军基地在冲绳本岛就占有了百分之二十的土地。
冲绳社会的反美军基地运动在一九七二年后仍持续至今，其中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九九五年因发生美军强暴冲绳少女而爆发的冲绳大规模反美军基地运动。其间冲绳县知事大田昌秀[3]拒绝代理签署延长部分由美军所占有的土地租约，一度导致冲绳与中央政府关系异常紧张。同时，冲绳社会还出现了回归日本后罕见的要求冲绳独立的议论，前冲绳老市长撰着的《冲绳独立宣言》一时成为冲绳最畅销的新书。
这场波澜壮阔的反美军基地运动，透过大型集会、抗议游行、研讨会、报纸/杂志/电视/电台等媒体的集中报道，成功地将和平意识扩大到纪念冲绳战以外的现实生活中去。
延续这场高能见度的和平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契机，是二零零四年发生的美军直升机坠毁撞到冲绳国际大学校舍事件。值得一提的是，此事件不仅提供了唤起冲绳人民的战争记忆以及刺激和平意识的新材料，事后还引发一场民间自发的公民运动。运动的起因缘自于遭受校舍撞损的大学当局事后决定拆除损伤的墙壁，进行修补工程。此一决定引发部分市民强烈反对，并组织自主的护墙行动委员会，要求大学保存这堵墙壁，以作反省战争、教育世人的和平用途。
冲绳人民的和平意识还渗透到政治领域。减轻“基地”压力、维持冲绳的“和平”状态，每每成为选举候选人争相表达的诉求。而自一九九零年代的大田县政开始，“和平”成为冲绳县政府所高举的与“共生”“自立”并立的三大愿景之一。
三．和平资料馆篡改事件
一九九五年的反美军基地与二零零四年的护墙运动都涉及美军的暴行或失误，容易让人与当年冲绳岛战役因美军的登陆而爆发惨烈伤亡作一联想。然而，一个巴掌打不响，冲绳战是美日之间的战争，两国交战始于一九四一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冲绳社会如何面对战前与战时日本的责任，则是另一个极为棘手、却也难以回避的问题。
近年来有另外两宗在冲绳爆发的事件正是直接涉及日本在冲绳岛战役中的责任问题，使此一长期被视为禁忌的敏感问题终于浮出水面。
首先是发生在一九九九年的和平资料馆篡改事件。冲绳和平祈念数据馆是冲绳纪念冲绳岛战役最重要的设施，也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冲绳社会对战争与和平的认知，因此其一举一动也备受瞩目。资料馆于冲绳回归日本三年后的一九七五年开设，当初的纪念内容集中展示在冲绳战期间日军司令牛岛満的遗像和日军遗物。直到一九七八年，受到县民与研究者的广泛批评后，才逐渐改成以冲绳民众视角的展览方式。
问题发生在资料馆新馆开幕一年前的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一日，冲绳两大报社之一的《琉球新报》报导了正在筹备中的资料馆中有关战壕复原模型在未得到监修委员的同意下遭到篡改的消息。报导一出，县首府那覇市职工会与县职工会率先召开紧急动员大会，对行政当局作出强烈批判。
引发广泛批评的是题为“战壕惨剧”的模型，包括“住民的避难生活”和“看护伤兵与强制自杀”两部分。前者原来的设计是持枪的日本士兵命令一名母亲封住婴儿的口（以免婴儿嚎哭，让敌人发觉），后者则是日本士兵手拿装着砒霜的牛奶瓶，旁边则有护士和被盖上毯子的尸体，描述战败前夕发生日本军人强迫住民自杀的情景。然而，更改后的内容变成前者持枪的士兵不再持枪，后者强令自杀的日本士兵则不知所踪。
除此之外，和平资料馆八重山分馆也发生性质相似的问题。相关的照片展览说明文中，在未征询监修委员与专门委员的情况下，当局将原文中的“强制离开”改成“避难命令”，被视为有意弱化政府责任。
根据冲绳媒体的追查，后来被证实“篡改”指示来自新上任的县知事稻岭惠一。稻岭在同年三月的一次相关会议上，指出“以批判国策为内容的展览合适吗？”、“县政已经轮替[4]，展览内容有所变更理所当然。而且是县立数据馆，展出批判国策的内容通吗？展览的责任（不仅仅在监修委员），县政府也有必要跟进”。尽管稻岭事后做出澄清，但是媒体仍紧跟不放，最后县政府以折衷的方式作出妥协，问题才告一段落。
四．“集体自杀”问题与教科书风暴
值得重视的是，这次和平资料馆篡改事件从八月十一日事发开始至十一月十二日落幕为止，得到了媒体、学界、反战和平团体，以及左派在野党的高度关注，冲绳两大报纸《冲绳时报》和《琉球新报》也针对该问题共作了一百六十次的报导。社会议论的焦点也从尊重历史、追究行政部门责任，扩大到如何正视历史，尤其是日本在二战的责任问题上。
继和平资料馆篡改事件后，近年来涉及冲绳岛战役中的日本责任问题，并引发更大规模的和平示威集会，要数于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召开的声讨删改教科书问题的超党派县民大会。事发于日本文部科学省于同年四月发表通过已审定的历史教科书，其中有关冲绳岛战役期间日本军曾强制县民集体自杀的记述遭到删除。
消息传到冲绳，舆论顿时哗然，由于日本政府包括时任首相的福田康夫多次以政府不适合干预教科书审定委员会的工作为由，表示政府无能为力。然而政府的“卸责姿态”反而高度刺激了冲绳社会的“忍耐极限”，最后导致参加这次集会的县民人数创下一九七二年冲绳回归日本以来的历史新高，达到十一万人。
观察这波反对删改教科书的和平运动，其特征与意义包括以下两点：
其一，“历史认识问题”首次透过这场反对运动中呈现出来，成为继美军基地问题与冲绳经济自立问题外，冲绳民众对日本政府最为不满的三大问题之一。同时，清晰地揭示了所谓的“历史认识问题”并不局限于日本与邻国之间，也存在于日本国内。
其二，这场让日本政府深感错愕、尴尬的冲绳民众的反对运动，不仅高度刺激了冲绳人民的战争记忆与和平意识，与此同时，运动参与者的动机已远远超出了反战、和平的范畴，不仅夹杂了许多冲绳民众长期对日本政府不满的能量，也呈现了冲绳人与“日本”错综复杂的情感关系与自我认同意识的变化。
五．冲绳和平意识中的国族认同因素
其实，冲绳与日本本土的关系一向微妙。冲绳社会也一直存在“我到底是不是日本人？”以及冲绳应与“日本”维持何种关系、保持何种距离的问题。这些问题事实上并非最近才发生的事，而是自从一百三十年前琉球国被日本吞并后，冲绳社会菁英乃至一般民众就一直不停探索的问题。
冲绳原称琉球，曾是一个拥有五百年历史的半独立王国，为明清二朝之属国。一六零九年日本萨摩入侵后，琉球也向日本称臣，同时保持与中国的宗属关系[5]，直至一八七九年为日本吞并为止。其后一百三十年间，冲绳人在摸索自我身份认同的道路上历经三次罕见的跌宕起伏。
首先是日并琉球后，当时的琉球菁英发起了国内抵抗、国外向中国求援的运动，直至清朝于一八九五年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为止。其后，向现实低头的琉球菁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呼吁新冲绳县民积极投入向日本同化的“做日本人”运动，避免遭受日本人的歧视。
到了一九四五年，经历了冲绳战后，冲绳为美国所占领，同时脱离日本。在一九五零年前的战后初期，冲绳各政党纷纷弥漫着要求脱离日本而独立的气氛。不过，在意识到美国将长期统治冲绳后，自五十年代开始，冲绳的左派社会菁英发动了要求“回归祖国日本”的民间运动[6]。不过，在回归前夕该运动有所动摇，并出现了规模较小的“反回归”浪潮。
在实现了“回归祖国”的愿望后，原来积极参与回归运动的工会组织等左派人士进入了漫长的反省时期，并在回归十周年的八十年代初掀起了一场提出“自治论”的思潮。
冲绳民众在过去国族认同上“三起三落”的阴影也反映在当今冲绳人复杂的认同结构上。笔者与琉球大学与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七年主办的调查，显示了冲绳是一个复合型认同结构较为明显的社会，与台湾有一定的相似性（参照二零零七年的调查结果）。
本问题是：请问您觉得您自己是冲绳人、日本人，还是两者都是？
数据源：根据林泉忠与琉球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于2007年11月进行的电话抽样调查之结果。
调查以18岁以上的冲绳居民为对象，成功收集了逾1201份有效样本。
从以上冲绳社会在近代以来尤其是战后的激荡与变迁中，不难发现战后冲绳民众一波接一波的和平运动受到当时社会国族认同坐标的影响。事实上，在“回归祖国”这场五、六十年代冲绳的日本民族主义运动中，“反战”与“反美”连接在一起。在和平运动中，对日本的战争责任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则要等到一九八零年代“冲绳主体意识”浮现之后。
进入一九九零年代后，建基于“自治论”与经济自主的“自立”方向成为官民一致奋斗的目标。该论述主张在“日本”的框架下，强化冲绳的自主性，接近中国在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模式。笔者相信在可预见的将来，冲绳社会的反战意识与和平运动仍会在此思潮的影响下展现其独有的特征。
林泉忠修订于挪威奥斯陆2009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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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冲绳县援护课的资料。
[2] 在冲绳，“慰灵日”为公共假日，成为有别于日本本土独特的假日。
[3] 大田昌秀为琉球大学退休教授与著名冲绳岛战役研究者。
[4] 冲绳在战后左派势力发展迅速，成为日本左派势力最强的地区之一。左派在日本称为“革新”。因政治光环关系，大田县政被称为“革新县政”，而稻岭县政则一般被视为亲自民党的“保守宪政”。
[5] 一六零九至一八七九年之间，由于琉球一方面向中国朝贡，一方面又接受日本的控制，因此冲绳的史学家称此一时期为“两属时代”。
[6] 发动“回归祖国”运动的主要左派组织包括冲绳教职员工会、冲绳社会大众党等。
本文初稿于七月十一日发表在台湾台东市举行的“东北亚和平博物馆论坛”研讨会上，原题是《战争记忆与认同取向：冲绳社会和平意识之特征》。境内授权首发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日本冲绳县（或称“琉球”）是二战期间日本国内饱受战火蹂躏最深重的地区之一。
在二战末期的一九四五年三月下旬至六月下旬的冲绳岛战役（冲绳战）中，战死的人数接近二十万，其中冲绳县出身者超过十二万，包括为数九万多的一般民众[1]，占当时冲绳人口的四分之一之多，惨重之程度在遭受二战战火洗礼的地区之中亦属罕见。这场战争所留下的阴影，数十年来在冲绳社会挥之不去，并使冲绳在战后成为日本反战意识最强烈、和平意识最浓厚的一个县。
值得强调的是，尽管日本本土的广岛、长崎也同样深受二战之苦，也是和平意识强烈的地区，但是冲绳的反战与和平意识却多了一份广岛和长崎没有的历史沉重感，以及与近代以来跌宕起伏的国族认同错综复杂的关系。
今年正值日本萨摩入侵琉球四百年与明治日本吞并琉球一百三十年，在此一对冲绳而言异乎寻常的重要年份，来探讨冲绳民众和平意识中夹杂的历史苦难以及与日本纠缠不清的情感关系，显得更有意义。
一．冲绳战纪念形式的多样性
冲绳社会之所以在战后能够长期维持高涨的和平意识，持续至今的各种战争纪念设施与相关活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设施与活动的目的都离不开追悼死难者、铭记战争的残酷以及呼吁珍惜和平的可贵。不过，不同的纪念方式所侧重的功能也有所不同。
首先是战争结束纪念日与相关的集会等活动。这些活动通过一年一度隆重的追悼仪式与纪念集会，高度集中地提醒人们对过去那场战争的记忆以及冀望历史记忆的传承。冲绳最重要的纪念日是六月二十三日的“慰灵日”，用以纪念冲绳战的结束，有别于日本本土八月十五日的“终战纪念日”。其中由县政府主办的“冲绳全战殁者追悼式”广受媒体注目，近年来还成为日本首相不可缺席的重要仪式[2]。
同样是延续战争记忆与唤起和平意识，常年设置的战争纪念碑、纪念馆，其影响力并不局限于某一天，受教育的对象也并不集中在冲绳的民众。如果说战争纪念碑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追悼死难者，那么主要以展览方式呈现的战争纪念馆则更具教育后人的功能。
冲绳本岛的南部是冲绳县的中枢地区，也是冲绳岛战役的主战场。各式各样的纪念碑集中在南部，林林总总，据估计不下一百座。在纪念馆方面，较大型的公立设施主要包括冲绳县和平祈念资料馆及国立墓苑、姬百合和平祈念资料馆、旧海军司令部、对马丸纪念馆，而县级以下的非专门设施里也有不少包括了冲绳战的展示，如冲绳县立博物馆、那霸市历史博物馆、冲绳市立郷土博物馆、乌鲁玛市立石川历史民俗资料馆、南风原町立南风原文化中心等。而民间设施中较受推崇的则有佐喜眞美术馆。这些设施不仅着重重现战争史实，由于长年吸引了包括来自日本本土的学生团体，其教育新一代的意义不言而喻。
在冲绳，维系战争记忆的另一项重要方式是透过研究、口述历史与艺术加工，以平面媒体或音像媒体的方式展现出来。其中为数最多的是传统的平面媒体。几乎所有冲绳的书店里，都设有冲绳相关内容的书架，此现象在日本本土的书店里相对罕见。有关冲绳岛战役的书籍在八十年代出版为数最多，即使是现在每年仍有新的相关着作面世。在音像媒体方面，主要是电影，较受瞩目的作品有《激动的昭和史—冲绳决战》、《蔗田之歌》、《姬百合塔》，以及《海龟与少年》等。
此外，在战迹纪念设施、公民馆、文化中心、学校等公立与民间机构所举办的战争生存者演讲会、战时失踪者的追查、战殁者遗骨的查证、归还、慰安妇设施的调查与受害人的查寻等都可以看出冲绳社会积极记录战争、保存战争记忆的努力。
二．战后和平意识的呈现
冲绳民众强烈的和平意识并不停留在保存战争记忆的层面，而同时也在战后的社会发展与现实生活中展现出来。
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冲绳民众长期对反对美军基地的执着与坚持。冲绳岛战役后，美国占领冲绳并开始了长达二十七年的单独统治，期间在东亚冷战格局成型初期的一九五零年前后开始在冲绳大举建设美军基地，这些基地大部分在一九七二年冲绳归还日本后仍继续运作。目前驻日本的美军有七成左右集中在冲绳，美军基地在冲绳本岛就占有了百分之二十的土地。
冲绳社会的反美军基地运动在一九七二年后仍持续至今，其中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九九五年因发生美军强暴冲绳少女而爆发的冲绳大规模反美军基地运动。其间冲绳县知事大田昌秀[3]拒绝代理签署延长部分由美军所占有的土地租约，一度导致冲绳与中央政府关系异常紧张。同时，冲绳社会还出现了回归日本后罕见的要求冲绳独立的议论，前冲绳老市长撰着的《冲绳独立宣言》一时成为冲绳最畅销的新书。
这场波澜壮阔的反美军基地运动，透过大型集会、抗议游行、研讨会、报纸/杂志/电视/电台等媒体的集中报道，成功地将和平意识扩大到纪念冲绳战以外的现实生活中去。
延续这场高能见度的和平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契机，是二零零四年发生的美军直升机坠毁撞到冲绳国际大学校舍事件。值得一提的是，此事件不仅提供了唤起冲绳人民的战争记忆以及刺激和平意识的新材料，事后还引发一场民间自发的公民运动。运动的起因缘自于遭受校舍撞损的大学当局事后决定拆除损伤的墙壁，进行修补工程。此一决定引发部分市民强烈反对，并组织自主的护墙行动委员会，要求大学保存这堵墙壁，以作反省战争、教育世人的和平用途。
冲绳人民的和平意识还渗透到政治领域。减轻“基地”压力、维持冲绳的“和平”状态，每每成为选举候选人争相表达的诉求。而自一九九零年代的大田县政开始，“和平”成为冲绳县政府所高举的与“共生”“自立”并立的三大愿景之一。
三．和平资料馆篡改事件
一九九五年的反美军基地与二零零四年的护墙运动都涉及美军的暴行或失误，容易让人与当年冲绳岛战役因美军的登陆而爆发惨烈伤亡作一联想。然而，一个巴掌打不响，冲绳战是美日之间的战争，两国交战始于一九四一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冲绳社会如何面对战前与战时日本的责任，则是另一个极为棘手、却也难以回避的问题。
近年来有另外两宗在冲绳爆发的事件正是直接涉及日本在冲绳岛战役中的责任问题，使此一长期被视为禁忌的敏感问题终于浮出水面。
首先是发生在一九九九年的和平资料馆篡改事件。冲绳和平祈念数据馆是冲绳纪念冲绳岛战役最重要的设施，也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冲绳社会对战争与和平的认知，因此其一举一动也备受瞩目。资料馆于冲绳回归日本三年后的一九七五年开设，当初的纪念内容集中展示在冲绳战期间日军司令牛岛満的遗像和日军遗物。直到一九七八年，受到县民与研究者的广泛批评后，才逐渐改成以冲绳民众视角的展览方式。
问题发生在资料馆新馆开幕一年前的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一日，冲绳两大报社之一的《琉球新报》报导了正在筹备中的资料馆中有关战壕复原模型在未得到监修委员的同意下遭到篡改的消息。报导一出，县首府那覇市职工会与县职工会率先召开紧急动员大会，对行政当局作出强烈批判。
引发广泛批评的是题为“战壕惨剧”的模型，包括“住民的避难生活”和“看护伤兵与强制自杀”两部分。前者原来的设计是持枪的日本士兵命令一名母亲封住婴儿的口（以免婴儿嚎哭，让敌人发觉），后者则是日本士兵手拿装着砒霜的牛奶瓶，旁边则有护士和被盖上毯子的尸体，描述战败前夕发生日本军人强迫住民自杀的情景。然而，更改后的内容变成前者持枪的士兵不再持枪，后者强令自杀的日本士兵则不知所踪。
除此之外，和平资料馆八重山分馆也发生性质相似的问题。相关的照片展览说明文中，在未征询监修委员与专门委员的情况下，当局将原文中的“强制离开”改成“避难命令”，被视为有意弱化政府责任。
根据冲绳媒体的追查，后来被证实“篡改”指示来自新上任的县知事稻岭惠一。稻岭在同年三月的一次相关会议上，指出“以批判国策为内容的展览合适吗？”、“县政已经轮替[4]，展览内容有所变更理所当然。而且是县立数据馆，展出批判国策的内容通吗？展览的责任（不仅仅在监修委员），县政府也有必要跟进”。尽管稻岭事后做出澄清，但是媒体仍紧跟不放，最后县政府以折衷的方式作出妥协，问题才告一段落。
四．“集体自杀”问题与教科书风暴
值得重视的是，这次和平资料馆篡改事件从八月十一日事发开始至十一月十二日落幕为止，得到了媒体、学界、反战和平团体，以及左派在野党的高度关注，冲绳两大报纸《冲绳时报》和《琉球新报》也针对该问题共作了一百六十次的报导。社会议论的焦点也从尊重历史、追究行政部门责任，扩大到如何正视历史，尤其是日本在二战的责任问题上。
继和平资料馆篡改事件后，近年来涉及冲绳岛战役中的日本责任问题，并引发更大规模的和平示威集会，要数于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召开的声讨删改教科书问题的超党派县民大会。事发于日本文部科学省于同年四月发表通过已审定的历史教科书，其中有关冲绳岛战役期间日本军曾强制县民集体自杀的记述遭到删除。
消息传到冲绳，舆论顿时哗然，由于日本政府包括时任首相的福田康夫多次以政府不适合干预教科书审定委员会的工作为由，表示政府无能为力。然而政府的“卸责姿态”反而高度刺激了冲绳社会的“忍耐极限”，最后导致参加这次集会的县民人数创下一九七二年冲绳回归日本以来的历史新高，达到十一万人。
观察这波反对删改教科书的和平运动，其特征与意义包括以下两点：
其一，“历史认识问题”首次透过这场反对运动中呈现出来，成为继美军基地问题与冲绳经济自立问题外，冲绳民众对日本政府最为不满的三大问题之一。同时，清晰地揭示了所谓的“历史认识问题”并不局限于日本与邻国之间，也存在于日本国内。
其二，这场让日本政府深感错愕、尴尬的冲绳民众的反对运动，不仅高度刺激了冲绳人民的战争记忆与和平意识，与此同时，运动参与者的动机已远远超出了反战、和平的范畴，不仅夹杂了许多冲绳民众长期对日本政府不满的能量，也呈现了冲绳人与“日本”错综复杂的情感关系与自我认同意识的变化。
五．冲绳和平意识中的国族认同因素
其实，冲绳与日本本土的关系一向微妙。冲绳社会也一直存在“我到底是不是日本人？”以及冲绳应与“日本”维持何种关系、保持何种距离的问题。这些问题事实上并非最近才发生的事，而是自从一百三十年前琉球国被日本吞并后，冲绳社会菁英乃至一般民众就一直不停探索的问题。
冲绳原称琉球，曾是一个拥有五百年历史的半独立王国，为明清二朝之属国。一六零九年日本萨摩入侵后，琉球也向日本称臣，同时保持与中国的宗属关系[5]，直至一八七九年为日本吞并为止。其后一百三十年间，冲绳人在摸索自我身份认同的道路上历经三次罕见的跌宕起伏。
首先是日并琉球后，当时的琉球菁英发起了国内抵抗、国外向中国求援的运动，直至清朝于一八九五年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为止。其后，向现实低头的琉球菁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呼吁新冲绳县民积极投入向日本同化的“做日本人”运动，避免遭受日本人的歧视。
到了一九四五年，经历了冲绳战后，冲绳为美国所占领，同时脱离日本。在一九五零年前的战后初期，冲绳各政党纷纷弥漫着要求脱离日本而独立的气氛。不过，在意识到美国将长期统治冲绳后，自五十年代开始，冲绳的左派社会菁英发动了要求“回归祖国日本”的民间运动[6]。不过，在回归前夕该运动有所动摇，并出现了规模较小的“反回归”浪潮。
在实现了“回归祖国”的愿望后，原来积极参与回归运动的工会组织等左派人士进入了漫长的反省时期，并在回归十周年的八十年代初掀起了一场提出“自治论”的思潮。
冲绳民众在过去国族认同上“三起三落”的阴影也反映在当今冲绳人复杂的认同结构上。笔者与琉球大学与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七年主办的调查，显示了冲绳是一个复合型认同结构较为明显的社会，与台湾有一定的相似性（参照二零零七年的调查结果）。
本问题是：请问您觉得您自己是冲绳人、日本人，还是两者都是？
数据源：根据林泉忠与琉球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于2007年11月进行的电话抽样调查之结果。
调查以18岁以上的冲绳居民为对象，成功收集了逾1201份有效样本。
从以上冲绳社会在近代以来尤其是战后的激荡与变迁中，不难发现战后冲绳民众一波接一波的和平运动受到当时社会国族认同坐标的影响。事实上，在“回归祖国”这场五、六十年代冲绳的日本民族主义运动中，“反战”与“反美”连接在一起。在和平运动中，对日本的战争责任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则要等到一九八零年代“冲绳主体意识”浮现之后。
进入一九九零年代后，建基于“自治论”与经济自主的“自立”方向成为官民一致奋斗的目标。该论述主张在“日本”的框架下，强化冲绳的自主性，接近中国在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模式。笔者相信在可预见的将来，冲绳社会的反战意识与和平运动仍会在此思潮的影响下展现其独有的特征。
林泉忠修订于挪威奥斯陆2009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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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冲绳县援护课的资料。
[2] 在冲绳，“慰灵日”为公共假日，成为有别于日本本土独特的假日。
[3] 大田昌秀为琉球大学退休教授与著名冲绳岛战役研究者。
[4] 冲绳在战后左派势力发展迅速，成为日本左派势力最强的地区之一。左派在日本称为“革新”。因政治光环关系，大田县政被称为“革新县政”，而稻岭县政则一般被视为亲自民党的“保守宪政”。
[5] 一六零九至一八七九年之间，由于琉球一方面向中国朝贡，一方面又接受日本的控制，因此冲绳的史学家称此一时期为“两属时代”。
[6] 发动“回归祖国”运动的主要左派组织包括冲绳教职员工会、冲绳社会大众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