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日本对台湾的奴化教育

1895年日本对台湾的奴化教育
　　　　1894年，日本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战争；战后，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第二条是：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从此以后，中国的台湾成了日本的割让地，日本侵略者在台湾开始了长达51年之久的殖民统治。1895年，桦山资纪出任台湾第一任总督，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颁布了《关于赴任之际的政治大纲的训令》，确定了日本在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的大政方针。《训令》声称，台湾是日本的“新版图”，是亟待沐浴“皇化”的地方。因此，台湾总督施政的基本原则是恩威并行，即一方面通过法西斯统治，镇压台湾人民的抵制和反抗，使台湾民众不敢萌发“狎侮之心”；另一方面，通过文化教育侵略，泯灭台湾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使之心甘情愿做日本殖民统治者的顺民和奴仆。这是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施政的总纲领，其后的教育政策均由此产生。综观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开办学校、经营教育的全过程，其总的教育政策是通过教育使中国的台湾人成为日本天皇的顺民和奴仆。在具体实施中，大致经历了同化——制度日本化——皇民化的发展演变过程。
　　
　　　　 一、同化政策
　　　　1896年12月，台湾总督府掌管学务部的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在讲话中称：“本岛统治之根基，在国语之普及与国民性之涵养；故加速实施初等义务教育制度，强迫入学，从根本上施予同化，为最紧要之事件。”〔1〕
　　　　日本在台湾实施同化教育政策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强制推行日语教育，把日语作为同化的桥梁；二是对台湾人实行“心性同化”，从而大量输入日本文化，取缔和根绝台湾原有的文化，最终使台湾人归附日本，成为日本民族的一部分。1895年6月26日，台湾总督府民政局学务部在台北市近郊士林附近的芝山岩学务部里设立学堂，先后招收21名台湾同胞为日本语练习生。8月末，在《学务部施设事业意见书》中强调提出台湾人要学习日语。第二年4月，总督府公布直辖学校官制，在全台各重要城市设日语练习所、日语夜学会、日语普及会、日语奖励会等，对学好日语的给予“秀才”称号。到1937年后，又将选修的汉语科取消，强制推行日语教育。据1939年统计，全台日语讲习所共15126所，学生有89 660人。日本在台湾不仅设置大量推广日语的训练机构，还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对台湾人学习日语、运用日语加以引诱或强制，如奖励在家庭常用日语、采用日本的生活方式，可优先照顾此类家庭的子女上学，优先任用公务员，还享有营业、就业优待，并提供去日本考察的机会，增加日常必需品的配给额等。采取的强制措施，如中学入学口试皆用日语，不学日语不得升学，在公共场所或机关办公必须用日语，考取官员必须加试日语。特别是向山区高山族推行日语的手段更加野蛮，甚至利用警察、宪兵看管上课，强迫学习日语。据1942年统计，高山族日语讲习所有267所，学生18 501人。
　　　　1914年11月，日本人板垣退助来台湾组织同化会，发表《台湾的急务》文章，指出，“(台湾)三百万新归属的人民，对祖国统治的根本方针有些疑问”，要探讨这些疑问的解决，为更广泛实行同化政策做舆论准备。12月20 日，日本成立同化会，对台湾同胞实行“心性同化”政策。台湾总督明石元二郎对此解释说：“要感化台湾岛民，具备帝国臣民的天性”，“要采取恩惠训服”。这样便把同化教育推向台湾全社会。也就是说，不仅在学校通过日语教育实行同化教育，而且遍及整个社会教育，使台湾岛民的民俗、生活习惯、往来礼仪、婚姻家庭、户籍管理，甚至姓名等，全部同化于日本。因此，在台湾的各州、郡、市、町、庄，分别成立同风会、同化会、风俗改良会、户主会、主妇会、青年会、处女会、敦风会、敦俗会、矫风会、兴风会、共荣会等组织，对台湾人民进行“心性同化”的教育。
　　　　日本殖民者在对台湾统治初期实行的同化教育政策，虽然没有形成明确的条文和系统的制度，但以日本语和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即文化)同化台湾人的意图是明确的，而且不断得到强化。其主要目的是：1.便于推行其政令，加强殖民统治；2．废止台湾语，从思想到日常生活使台湾人丧失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3．通过同化教育培养日本的所谓国民性格，便于统治；4．泯灭台湾人的反抗意识，配合其对台湾的经济掠夺。日本在台湾统治初期的同化教育政策，是为其政治上的殖民统治和经济上的残酷掠夺服务的，只不过，鉴于对台湾的占领刚刚开始，面临着台湾人民的不断反抗和抵制，日本侵略者只能用同化教育这样比较含混的政策术语，为其险恶用心罩上一层文化的色彩，因而具有一定的欺骗性。
　　
　　　　 二、教育制度日本化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加入帝国主义侵华的行列，参与瓜分中 国、划定自己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也基本稳固。日本在台湾的同化教育得到强化，从语言、思想、文化的同化发展到教育制度的同化，即教育制度日本化。这集中体现于所谓的“日台共学制”中。
　　　　1919年1月4日，台湾总督府发布第一号敕令《台湾教育令》。该条令共六章32条，其总则称：“在台湾的台湾人的教育，根据本令实施：教育要以有关《教育敕语》的精神培养忠良的国民为根本目的；教育要适应时势和经济文化水平；教育可分为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专业教育和师范教育。”此教育令，明确规定教育目的是以《教育敕语》的精神培养忠良国民，并确立了台湾殖民教育的体系和制度。1922年3月，又公布了《台湾新教育令》，共27条，中心内容是“日台共学制”，实行台湾教育制 度日本化。4月1日，台湾总督府第1号谕示又进一步明确台湾的教育方针是训育皇民，振作国民精神，强化教育政策；中等教育是“训练中坚有为的皇民”；大学与专科教育是“训练皇国有用的人才”，并规定中等以上学校实行“日台共学制”，即台湾人和日本人的子弟都可进小学、中学、大学与专科学校学习，但必须按照日本国的规定进行教育。
　　　　“日台共学制”的确立，是日本在台湾实行民族同化教育政策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它是日本把台湾教育纳入日本教育制度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向皇民化教育政策的过渡。其主要表现是：以输入日本皇权文化为纲，以培养忠良的日本国民为目的；在教育制度上，基本上照搬日本国内的教育制度，缩短年限，突出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培养中下级人才，以满足殖民统治者经济掠夺的需要，从而实现台湾教育的日本化。
　　　　“日台共学制”打着“日台共学”、“内台一如”、“一视同仁”的旗号，试图欺骗台湾民众，消弭台湾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实际上，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教育实行的是殖民主义的差别教育、愚民教育和歧视教育。这主要表现在：
　　　　1．在小学教育方面，台湾人进公学校，日本人进小学校。同样是小学教育，年限却不同，公学校6年，而小学校是8年，而且为义务教育。教学内容也不同，公学校增加日本历史及手工实业等科目。改汉语为随意科，加强简易职业教育，课本由总督府编辑，而小学校侧重在实业、家政，课本来自日本本土，程度较高。在师资、设备上小学校远胜于公学校。小学校升学率比公学校高得多。实际上，台湾人的公学校降低程度，最后完全变成简易职业教育，与高一级学校缺乏联系，限制了台湾人升入高一级学校的可能，从起点上控制了台湾人受教育的机会。进小学校是日本儿童的特权，台湾儿童能入小学校者只是极少数的政府官吏和“国语家庭”的子弟。据1940年(昭和十五年)统计，全岛小学校，日童44 210人，台湾儿童只有3 763人。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总督府曾特发通令，禁止台童入小学校。1941年，《台湾教育令》重新修正，把小学校、公学校一律改为国民学校，但实际教学实行第一、第二、第三号课表：第一号课表的学校，侧重实业，大多是日本人；第二号课表的学校偏重日语，为一般台湾人；第三号课表的学校，日语、实业并重，以偏僻山区儿童为主。尽管名目翻新，但日台之间的差别教育和歧视教育始终未变。
　　　　2．在中等教育方面，台湾人学校与日本人学校有着明显的差别。在入学考试、录取名额、修业年限等方面对台湾学生进行歧视和限制。在入学考试中，日语口试成绩占相当的比重，台湾人难以和日本人抗衡。主持录取会议的校长是日本人，在招生中有不成文的规定：日本人进的中学，台湾学生不得超过20％，而台湾人进的中学，日本人不受任何限制；台湾人中学修业年限4年，较日本人中学年限短一年。总之，台籍学生进中学的机会极为有限。
　　　　3．在师范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台湾人受到严格控制和排斥。台湾师范教育始终被日本人独占，台湾人接受师范教育者只有极少数，而台湾人能接受本科高等教育者更是寥若晨星，只是作为点缀。据统计，台湾光复前十年内，师范学校毕业生人数4 729人，而台湾人只有925人；进入高等学校的台籍学生每年不超过15％。
　　　　可见，日本在台湾实行的“日台共学制”，共学是假，对台湾人实行教育歧视和愚弄是真。
　　
　　　　三、皇民化政策
　　　　在武装侵占中国东北全境之后，特别是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日本殖民者就撇开一切伪装，在台湾实行了赤裸裸的皇民化教育政策。
　　　　其主要内容是：严厉禁止台湾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提倡检举国民中所谓“抗日思想犯”；打着所谓“一视同仁”的招牌，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各领域强化“日本化”、“皇民化”教育，强迫台湾人民做日本侵略战争的工具和奴仆。
　　　　其具体措施是：1．明令禁止使用台湾语和汉语，停止出版发行中文刊物；2．强行拆毁台湾传统的寺庙和各家各户设置的祖先神主牌位，改奉日本的“天照大神”；3．禁止称“台湾人”，一律改称“皇民”；4．禁演台湾传统戏剧、音乐，强迫演出为日本侵华战争歌功颂德的“忠勇美谈”、“日华事变美谈”等所谓“青年剧”、“皇民剧”，强迫唱日本军歌、日本歌谣和所谓新台湾音乐，以大和魂来麻醉台湾人民。为了推行皇民化运动，台湾总督府还制定一系列的配套优惠政策，如规定：对建立日语家庭、穿日本和服或国民服、按日本风俗习惯生活者，予以奖励。凡废掉中国姓名改为日本姓名者，可享有下列特权：提高政治地位；在社会上享受优待；子女可进入日本人中学读书；增加米、面、糖、布、烟、木炭等日用品的配给量。
　　　　1940年9月，日、德、意三国缔结法西斯同盟。为建立所谓日、满、华“大东亚共荣圈”，日本把台湾视为“皇国南方锁钥”，南进的基地，提出“内台人一体”，“台湾一家”，成立南进人才养成所；在学校教育上注重热带医学、商业、农业研究，以及对华南、南洋一带资源与语言的调查，以便配合南进的军事政策，为侵略东南亚做准备。
　　　　1941年4月18日，日本在台湾成立“皇民奉公会”，由第18任台湾总督长谷川清任总裁。它在所谓“临时体制”、“热心奉公”、“为圣战而劳动”的幌子下，普遍开展皇民奉公运动。各地设立皇民奉公会的机构：按行政区划设立分会、区会和奉公班；按职业、年龄、性别分别成立产业奉公会、奉公壮丁团、大日本帝国妇女会台湾分会，把每家每户都强制纳入其组织，为圣战服劳役、购战时公债。其宗旨是：“全岛一致，保持臣民遵守伦理道德，确立国防体制，建立东亚新秩序，以期彻底显示国体和皇民精神。”奉公会的章程和行动纲领提出：“汉族性要蜕变为日本民族性”，“台湾外地性转化为内地性”，“本岛人要转为内地人”。章程的主要精神是：“基于战时国体，贯彻皇国精神，在职奉公，全岛一致，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该章程行动纲领还提出：“实现惟神之道、八纮一宇精神，推进非常时期的经济建设，实现东亚新秩序。”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兵源枯竭，日本于1942年、1943年公布陆、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征召台湾人去华南和南洋一带作战。为配合征兵需要，日本在台湾设立许多机构，强迫青年入学接受皇民化训练。训练机构包括：青年学校544所，学生108 300人；特设青年训练所602所，学生53 066人；青年特别练成所27所，每期学生13 200人；皇民练成所3 731所，学生179 734人。〔2〕训练的重点是：1．实施国民精神训练，使人人都能“皇民化”；2．实施军训和军事体育训练，使人人皆能“战斗化”；3．传授农业技术，使人人皆能“生产化”。
　　　　总之，日本在台湾的教育政策，由同化，而日本化，而皇民化的演变过程，也就是其殖民地奴化教育的本质充分暴露的过程。由同化入手，通过教育制度日本化，最终实现皇民化，即使台湾人变成日本的顺民、奴仆和战争工具。这就是日本在台湾经营51年教育的实质。
　　
　　
　　　　注释：
　　
　　〔1〕汪知亭编著：《台湾教育史料新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5页。
　　〔2〕汪知亭编著：《台湾教育史料新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