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文化遗产的掠夺

略论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文化遗产的掠夺
　　——从《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方法》谈起
　　赵晓刚
　　
　　
　　1894年秋，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宫中顾问官兼帝国博物馆总长九鬼隆一将一封题为《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方法》的书简寄给日本政府和陆海军将领，从此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对我国文化遗产的有计划和有规模的掠夺。作为重要物证的《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方法》，笔者未能睹其全貌，只是从一篇文章中看到该文的一部分。本文就从此资料入手，结合实际情况，分析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文化遗产掠夺的目的、方法和影响，揭露其文化侵略的实质。
　　
　　
　　
　　一、关于《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方法》
　　资料中虽然不是全文，但文中关于掠夺我国文化遗产的内容还是较为丰富的，现摘录于下，以飨读者。
　　
　　《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方法要旨》①
　　战时向清国派遣人员搜集收买其宝物要旨大略如下：
　　
　　第一，本邦文化之根基，与支那、朝鲜密切相关。为阐明我邦文化之固有性质，亦有必要与之相对照，故此，搜集大陆邻邦之遗存，乃是学术上最大之要务。
　　
　　第二，本邦实则堪称东亚之宝库，支那、朝鲜历代之古物，于其本国虽无却存于我邦者甚多。如今为进而充实之，必须将东洋宝物之精粹搜集完成于本邦，以此宣扬国威，使之无愧于东洋学术之大本营，进而促使本国资产之长足的增进。这实在是发扬国光之事业，所以必须利用平时和一切良好机会力图付诸实施。
　　
　　第三，战时搜集，便于获取平时无法得到的名品。
　　
　　第四，战时搜集，便于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获得名品。
　　
　　第五，战时搜集，便于搬运较为沉重之物品。
　　
　　(中略)
　　
　　第八，战时搜集的名品，伴有战胜之荣耀，可留作千载纪念。
　　(中略)
　　
　　方法 搜集方法大略如下：
　　
　　第一，搜集者须遵照陆军大臣或者军团长之指挥，附随于军中适宜之部门，于战地近旁实行搜集和收购。
　　
　　第二，将搜集之物品包装坚固，送至兵站部，然后由该部负责运往本部。
　　
　　第三，搜集品到本邦之后，先进行分类，或者成为皇室御藏品，或者充作帝国博物馆之陈列品。
　　
　　第四，派出人员5名，2人由官员兼任：3人选拔坚忍不拔的有识之士，不问官民，临时充任。
　　
　　(中略)
　　
　　第九，派出人员，一律选拔廉洁有为、坚忍不拔的有识之士，以期搜集无误。
　　
　　(中略)
　　
　　第十一，派出人员配属帝国博物馆总长管辖之下，但赴战地之后接受军长或者所附随之师长的监督指挥。
　　
　　
　　二、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我国文化遗产的目的、方法和影响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对于掠夺我国文化遗产是早有预谋的，不仅目的明确，而且战时搜集“好处多多”；在操作方面也是安排周密，措施得当；由此收到了非常显著的效果，同时也给我国的文化遗产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1、搜集宝物的目的：
　　在《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方法》中对于搜集我国宝物的目的写得非常清楚，试逐条分析如下：
　　
　　学术上最大之要务。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大陆政策的出台早就预示出日本对中国领土的野心。以学术研究为实现其侵略目标制造历史根据并为之开路，是侵略者惯用的伎俩，日本帝国主义也不例外。实物是学术研究最直接的证据，由此文物的搜集也就成为学术上最大之要务。所以当日本派遣的调查团在吉林省渤海东京城第5宫殿址出土1枚“和同开宝”铜钱时，他们为之欢呼，因为这枚铜钱可以作为日本与渤海，乃至于日本与“满洲”友好的宝贵物证②。
　　促使日本国资产之长足的增进。众所周知，文物不仅有历史、艺术等研究价值，同时文物本身也有着极高的经济价值，这也就是文物会作为国家财产的一个重要原因。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侵略低价收购或掠夺大量中国文物无疑会增加日本的国家资产。现在日本存有的大量中国珍贵文物基本上全是在侵华期间掠夺过去的，其经济价值不可估量。据统计，日本侵华期间仅南京市的各类公私文物损失合计就达1180982件又1449箱，按战前价值估价为2330430元。这其中尚不包括中央研究院殷墟发掘所的古物、拓片、古籍损失，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考古组的人兽骨、陶片等标本954箱，因价值卓特而无法估列③。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当年日本国家资产的增长是多么的迅速。
　　宣扬国威，发扬国光。通过战争掠夺他国财物当然可以起到宣扬日本强大的作用。1933年lO月16日到11月17日，在东京上野皇室博物馆举行的东京城出土遗物展览会④，从一开始就是为此目的而设置的。
　　2、战时搜集文物的好处：
　　便于获取平时无法得到的名品。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扶植傀儡溥仪建立伪满洲国。日军为霸占东北，极为关注所谓“满蒙问题”，竟以“保护为名”派宪兵闯进沈阳故宫，掠走清代文溯阁的《四库全书》。日本投降后，由苏联接收，才归还我国⑤。
　　便于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获得名品。1908至1911年期间桔瑞超等几次深入中国西北地区，除了盗掘文物外，又在敦煌从王道士手中以极其低廉的价格骗走600多份经卷和其它文物⑥。
　　便于搬运较为沉重之物品。1911年，日本海军旅顺镇守府司令长官富冈定恭，把中国东北地区三大古代刻石之一的唐代旅顺黄金山麓的“鸿胪井”刻石，盗藏于日本宫内省帝室博物馆⑦。这块石刻宽300厘米、厚200厘米、高180厘米，如非战争时期，如此庞大的石刻不会悄无声息地被运至日本的。
　　3、对我国文化遗产进行掠夺的方法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掠夺我国的文化遗产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
　　在陆军的协助下将鉴赏家遣往我国从事搜集。日军师团一级一般专门配备“文物搜集员”，这些人大多受过专门训练，具有一定的文物专业知识。这些派出人员，“一律选拔廉洁有为、坚忍不拔的有识之士”，而且“附随于军中适宜之部门，于战地近旁实行搜集和收购”。在人员组成上，“派出人员5名，2人由官员兼任：3人选拔坚忍不拔的有识之士，不问官民，临时充任”。在人员管理上，“派出人员配属帝国博物馆总长管辖之下，但赴战地之后接受军长或者所附随之师长的监督指挥”。可以说日军打到哪里，哪里的文化遗产就会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劫掠。
　　派遣各种调查团体以学术名义到我国各地进行盗掘。二十年代初，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与京都帝国大学合作成立了东亚考古学会，随即该学会就跟随着日本侵略军的步伐，在我国各地开展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活动。在该学会和东亚文化协会的组织下，原田淑人等发掘渤海东京城、北魏平城遗址、邯郸赵王城、齐国故城、膝薛二国故城、曲阜汉鲁灵光殿遗址、周口店和殷墟遗址。此外，还有各种形式的考察团体，在我国各地进行盗掘。例如，1927年春由滨田耕作等组成的所谓国际考察队发掘了貔子窝遗址。1933年，东亚考古学会又组织以德永重康为首的满蒙学术考察团，主要考察热河省，在朝阳、凌源、承德、兴隆、赤峰一带广事调查。1941年以梅原末治为首的近十位著名学者组成的考察团，还对旅大地区进行过一次考察并发掘了长山列岛上马石贝冢遗迹。东京帝国大学在大同等地的发掘。据统计，日本帝国主义仅在辽宁、吉林等地，就有为数达17起之多的盗掘。各地盗掘出土的大量文物，绝大多数被日军运回日本，部分存留于伪满洲国内的各个博物馆中⑧。
　　
　　在殖民机构中设置部门进行文物的搜集。1907年3月第一任满铁总裁后藤新平在大连本社设立了调查部。1908年1月，“满铁”在东京支社内设立满洲及朝鲜历史地理调查部。“满铁调查部” 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专门从事“满洲”等地文化古迹之调查研究并进行文物搜集的特殊部门。此外，日本帝国主义还设有搜集“散乱图书”和文物的日军特科科“图书委员会”、“新民会”、“学术资料接收委员会”等机构⑨。
　　私人搜集。在战争期间日本军人中亦有私自进行文物搜集的。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烧杀劫掠，抢走大量文物，仅日本联队长栗屋大佐1人就除抢银元宝、银块外、还掠走文徵明绘画1卷，明代铜制香炉1个，玉器10件，及香炉、手箱等文物多件⑩。在日本一些博物馆中就有大量参与侵华战争士兵私人捐赠的中国文物。
　　4、对搜集来文物的处理
　　按照《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方法》，由军方搜集来的文物或者作为“皇室御藏品”，或者收藏于帝国博物馆。“皇室御藏品”均收藏在“御府”中。所谓御府就是各战役的纪念馆，日本通过侵略战争相继建立了怀远府(北清事变)、建安府(日俄战争)、悖明府(日德战争、出兵西伯利亚)、显忠府(济南、满洲、上海事变)等⑾。在这些“御府”中就存放着大量侵华所获得的文物。前文提到的鸿胪井石刻就放置在建安府的前院。
　　1902年至1914年间，大谷光瑞为首的中亚西亚探险队，在中国西部地区先后窃取的9具人体标本（木乃伊）和5块方砖形彩墨书墓志铭，以及墓葬中的“人首蛇身（伏羲女娲交身）图”等共7531件文物，部分被盗运到日本的京都恩赐博物馆⑿。
　　5、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遗产掠夺所带来的影响
　　首先，给我国的文化遗产造成巨大损失。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数十年间，各地古建筑被毁无数，公私文物被劫掠者不计其数，图书典籍被损毁或被抢夺走的难以计数。在战后民国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汇编了《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它先阐明中国损失的数量及其估计价格，然后按地区即分：南京、上海、浙江、江苏、河南、湖南、湖北、陕西、东北、安徽、河北、福建、广东及香港、广西、江西、其他各省等共17个省、市、区，分别记述其图书、文物、字画碑帖、古迹古建筑等的被掠夺和破坏的情况。该目录所列战时中国被劫遭毁公私文物，查明有据者计有3607074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总价值9885546元。但这只能占当时实际发生情况的一小部分，因为“惟以公私收藏家对于文物损失之申报均不踊跃，此数未能尽括战时实际之损失。”而且在整个文物损失中，私人文物损失应占相当比重，但实际统计中则以公共文物为主⒀。诚然如此，就统计数字而言，也是惊人的。
　　其次，严重影响了我国学术研究的发展。战争年代从事研究本已很难，加之日本帝国主义有意识的掠夺我国文化遗产，大量珍贵文物和图书典籍的损失，对我国学界无疑是雪上加霜。山东日照两城镇的发掘报告，尹达在战争前已经写了初稿，但终于因战争的关系而没有把这项工作完成，两城镇的许多珍贵资料被日军垫了铁路。中国猿人的珍贵化石，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材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材料等，都有曾在战争中丢失或被日本侵略者破坏⒁。就是在现在进行东北地区的考古研究，有时还不得不借鉴当时日本人所发表的资料。
　　
　　第三，影响国际视听。在掠夺了大量中国文化遗产后，日本学者大肆研究中国历史文化，随意歪曲历史，附会传说，为所欲为，严重影响了国际的视听。
　　
　　
　　三、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文化遗产掠夺的实质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文化遗产进行掠夺是其文化侵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一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就不仅仅是领土上的野心，对文化的侵略才是其骨子里的东西。因为侵略者都知道，只有灭亡一个民族的文化才能真正将这个民族从历史上消失。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朝鲜、中国台湾、东北时，就一步步通过文化侵略来消磨朝鲜人和中国人的反抗意识，文化遗产的掠夺、奴化教育，都是其文化侵略的手段。通过对我国文化遗产的掠夺，故意制造文化上的混乱，想从根上彻底消除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紧接着又通过“奴化教育”，向中国人大力灌输日本文化，将中国人改造成日本的良民、顺民，以达到真正占领中国，灭亡中国，变中国为日本一部分的目的。
　　
　　由上可知，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文化遗产掠夺的实质就是要从根上消亡中国传统文化，对文物财产的占有倒在其次。所以我们在进行研究时要给予特殊的注意，不要因为掠夺的大量文化遗产有着极大的经济价值而呼视日本帝国主义真正的用心所在。
　　
　　
　　
　　（作者单位：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注释：
　　①②④⑾[日]酒寄雅志 著，李东源 译：《近代日本与渤海史研究》，《骏台史学》108号，1999年12月，明治大学。转引自《东北亚教研资料译文集·高句丽、渤海专号》（第3辑），《北方文物》杂志社，2001年。
　　③⑤⑦⑨⑩⑿⒀孟国祥：《大劫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⑥⑧⒁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6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