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人憨哥的博客
憨哥养生
正文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2011年11月27日第B04、B05版，作者：张荣明，原题：《“虏帐之茄鼓多死声”》
1943年，顾颉刚在重庆沙坪坝遇见哲学家方东美，方氏出示一份1933年至1934年发现的碑文，中有“回天一二九，白日结深仇，但看日西休”之语。日军偷袭珍珠港之举导致了12月9日美国对日宣战，这就应验了“回天一二九”那句预言。
第三种预言是出自抗战前在南京北极阁所发现的碑文。1943年，顾颉刚在重庆沙坪坝遇见哲学家方东美，方氏出示一份所抄碑文，中有“回天一二九，白日结深仇，但看日西休”之语。南京北极阁的这块碑发现之时是1933年至1934年之际，抗战尚未爆发，谁都不知其中意义。北极阁之碑的碑文“曾载于南京报纸”，说明此事亦非细事，受到民众某种程度的关注。况且碑文发现之日正是“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深重之时，哲学家方东美不是先知，对此碑文虽不能解，但研究中国哲学的职业素养使他敏感地觉得碑文内容必定含有玄机，故不怕麻烦抄录一份，以供随时探索揣摩。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敌强我弱，战争打得十分艰苦。至1941年，驻美大使胡适对抗战前途作了两个观察：“今年正月，我同范旭东先生谈，他问我对抗战的前途作何观察，我告诉他：只有两个观察：一是‘和比战难百倍’，一是‘苦撑待变’。他很赞许这话。范先生归国后，赠我一个象牙图章，文曰：‘苦撑待变。’‘苦撑’是尽其在我。‘待变’是等候世界局势变到于我有利之时！”（《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1941年7月19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说得好！苦撑待变，待变之日终于来了。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它的联合舰队突然偷袭珍珠港，共出动三百四十多架飞机，美国太平洋舰队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总计有十九艘军舰共二十三万吨被击沉，美国海陆军将士死亡二千六百多名。（李庚辰、赵尚朴著：《魔性的战争——太平洋战争日本战败内幕》第10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祸兮福之所倚”，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无疑十分有利。消息传来，国民党立法院院长孙科（字哲生）认为抗战胜利已大有希望，可加紧推行三民主义：“国民政府纪念周，孙哲生谈话，日已启衅，必不能支，民族主义已成功百分之七十五，我国应努力，推进民权主义及民生主义，并言应对德、义、日宣战。”（《翁文灏日记》，1941年12月8日）孙科的喜悦振奋是有道理的。国民党军政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援引苏联莫斯科《真理报》的评论：
日人既甘冒危险，败北以外别无出路。而生产能力乃系决定现代战争之主因，美国每年产钢九千万吨，约为德、义及轴心国占领区产量之二倍，而为日本产量之十三倍。就人力而言，则将日本与中英美三国之全部人力比较，尤为可笑。日之必败，固无疑也。（《徐永昌日记》第六册，1941年12月12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
12月9日，美国国会通过对日宣战，迅速动员全国军事力量进行反击。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代表在重庆举行了东亚军事会议，正式结成三国军事同盟。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二十六个国家代表在华盛顿签字发表《联合国家宣言》：“对力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的力量从事共同的斗争。”这一天，罗斯福总统通知驻美大使胡适：“总统说，可告知蒋先生，我们欢迎中国为‘四强’之一（FourPower〔四强〕）。”（《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1942年1月1日）经各国协商，决定将缅甸、泰国、法属越南从盟军东南亚战区划出来，和中国战区合并，组成中缅印战区，由蒋介石出任最高总司令，而美国则派遣一位将军担任参谋长。从此以后，中国抗日战争不再是艰苦的孤军作战，而汇入浩浩荡荡方兴未艾的世界反法西斯大同盟之中。日军偷袭珍珠港之举导致了12月9日美国对日宣战，由此彻底改变了侵略与反侵略这场世界大战的力量对比，这就应验了“回天一二九”那句预言。
日军偷袭珍珠港得手之后，接着向东南亚大举进攻，先后占领泰国、缅甸、马尼拉、雅加达、新加坡、新几内亚等地。1942年4月，美国多架B－25型轰炸机从航空母舰“大黄蜂号”和“企业号”上起飞，首次空袭日本老巢东京。同年6月，中途岛海战一役，美军击沉日方四艘航空母舰和一艘巡洋舰，日军战死三千五百多人，丧失飞机三百多架。据说这次战役日军“伤亡人数和军舰的损失数是世界海战史上空前的一次”。（《魔性的战争——太平洋战争日本战败内幕》第183页）中途岛之战使日军丧失了海上主动进攻的能力，成为太平洋战争的关键转折点。
至1944年初，美军在太平洋上采用“蛙跳战术”，长驱直入，直逼日本本土，恰如傅斯年指出：“自从美国使用了革命的海军战术，使得倭奴手足失措，全盘皆翻。倭奴初以为美国反攻是一岛一岛打过来，殊不知美国早已放弃此战术，而把太平洋当作成吉思汗的欧亚草原，运行越过堡塞的万里长驱战。”（《我替倭奴占了一卦》，《傅斯年全集》第四卷第267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尽管如此，日本军国主义者仍然在一切暂时还占据的区域进行负隅反抗，甚至叫嚣要在日本本土进行大决战。因此，美国政府认为：“决不能只让日本人表示顺从便了事；必须使他们接受彻底的失败。武士道战士宁死不屈的狂热精神，从瓜达卡纳尔的丛林到冲绳的岩洞到处可见，使美国人确信，不受到极大的震动，日本民族就不可能接受他们已经失败这个现实。”（约翰·科斯特洛著，王伟、夏海涛等译：《太平洋战争》下册第301页，东方出版社，1985年）
中华大哲老子十分推崇婴儿（赤子），曾说：“专气致柔，能婴儿乎？”（《道德经》十章）“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同上五十五章）婴儿虽然幼小，在发展前景方面，却具有无限可能性。似乎心有灵犀，美国把刚刚试验成功的两颗原子弹命名为“婴儿”与“男孩”。1945年7月17日，在德国柏林西部波茨坦举行的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史汀生向英国首相丘吉尔通报：“婴儿已安全分娩。”次日，华盛顿又发给史汀生一份密电：“诞生的男孩活泼不亚其兄弟。眼睛的光辉从当地到达海霍德，哭声达到我的农场。”（《魔性的战争》第469－470页）“眼睛的光辉”、“哭声”分别指的是原子弹辐射光与巨大爆炸力。
1945年8月6日与9日，美国两架B－29飞机在广岛及长崎分别扔下了两颗原子弹，“婴儿”的“光辉”与“哭声”震撼了两个城市：
“‘突然一道刺眼的带白色的粉红色红光出现在天空，伴随着一种奇异的震动，几乎立刻出现一股令人窒息的热浪和风，把一切都卷走了’，这是一个观察者所记录下来的爆炸时刻的情景。火球发出比太阳表面还要热几千度的高温，它融化了花岗石，把人和物体的影子印在地面上和残留的墙上，也没有几座建筑物在核反应的强光和雷鸣的冲击波下幸存了，火光和波浪瞬息之间就夷平了广岛的中心。‘几秒钟之内，数以千计的街上的人和市中心的花园都被干热的浪潮烧焦了。许多人立刻被烧死，还有许多人在地上翻滚，被烧得痛苦地叫喊着。一切东西：墙、房屋、工厂以及其他建筑物，只要遇到爆炸气浪，都被毁灭，残片被旋风卷到空中。’”（《太平洋战争》下册第282－283页）事后白宫发表声明：“这是一枚原子弹，它驾驭的是宇宙间的基本力量。太阳从之获得能量的那种力量，我们把它释放出来对付那些在远东发动战争的人。”（同上，第283页）
两颗原子弹产生的结果：“十平方英里的广岛被消灭了，十三万以上的人民暴死”；另外，长崎上空“产生了一个毁灭性的火球，消灭了三万五千人，夷平了城市中心”。（同上，第283、284页）
这是原子弹发明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生命群体被有意识地用核爆炸横扫毁灭。日本军国主义罪恶滔天，不仅屠杀了他国无数人民，且亦殃及本国十多万无辜民众死于非命。大哲老子说得好：“夫兵者不祥之器……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天下矣。”（《道德经》三十一章）玩火者必自焚。——至此，应验了“白日结深仇”的那句预言。对于这段预言，顾颉刚特地加以评论说：“至日人炸珍珠港，美国与日宣战为十二月九日，乃知所谓回天者即缘美国之力，而白日结仇云者则谓白种人与日本结仇也。日之西休，其为亡于我土乎？此等预言皆能应验，诚为不可思议。”
笔者认为：只要日本民族无法剔除或改造武士道文化中宁肯切腹自戕亦不愿向正义低首的顽劣死硬基因，只要日本民族不能效仿德意志民族为昔日的侵略行径作刮骨剔毒式的深刻自我反省，那么，目前仍然在美国卵翼下讨生活的日本极右翼势力，哪怕再过一千年，这些军国主义如瓜瓞绵绵不绝的后裔们，亦不会忘记山姆大叔当年所带来的此“仇”此“痛”，岂仅以一句“日本可以说不”而能了此这一段公案也哉！这正是“白日结深仇”这句预言意味深长之处，这句预言恰似寒山寺内的钟声，千载之下，犹将有无穷的历史余音及回响。
1945年之初，苏州昆曲社社长陆景闵从中日两军的军乐声中聆音辨曲，见微知著，发出日寇行将灭亡的预言。原来这一年4月，民国著名诗人金天羽被他的几位弟子与陆景闵请至昆山，聆听昆曲，以为诗酒赏曲之会。
当时还是战火纷飞，天下尚未太平，金天羽发问道：“‘子不见玉峰之巅，寇垒增高，一旦汉旌指吾郭，两军相见，则子等救死扶伤不给，是岂聆音识曲之时乎？’陆子景闵曰：‘是强梁者行将自绝于天。吾尝听金奏之声，又审管籥之音，曩者涩而今者谐，曩者愤怒而今者宽易，而虏帐之茄鼓多死声，是殆不能久驻于吾疆矣。胡不可行乐之有？’”（《顾曲记》，载金天羽《天放楼诗文集》下册第1029－10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或许随着战场的不断失利，日寇的军乐已不由自主地冒出一种力竭势疲、士气低落的“死声”，因此陆景闵作为一位审音辨声、精擅音律的高手就能预言寇将灭亡。
这种“闻音律而知兴亡”的神秘技艺渊源悠久，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已显露端倪，据《周礼·春官宗伯》记载：“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795-796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这是说当周朝天子兴师动众统领军队外出征伐时，先使将士张弓大声呼喊，大师持吹同律和之，听其声音符合“商、角、宫、徵、羽”哪一种音调，即可判断此次出兵能否取胜。《周礼》一书仅仅记载担任“大师”这个官职应该具备“听军声而诏吉凶”的本领技能。《左传》一书则记录了春秋时期师旷、泠州鸠两位著名的大师级高手审音辨声以判吉凶的具体事例。《左传》襄公十八年记载：“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966页）晋国闻听楚国发兵前来入侵，师旷指出：这没有什么妨害。因为南方楚国的曲调不强，内中含有不少象征死亡的声音，所以这次楚国出师必然徒劳无功。《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记载：“天王将铸无射，泠州鸠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周景王要铸造一个名叫“无射”的大钟，泠州鸠评论说：景王大概要患心脏病而死去罢——他的理论依据是：“物和则嘉成，故和声入于耳而藏于心，心亿则乐……今钟■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事物和谐，美好的音乐才能完成，所以和谐的声音进入耳朵而藏于内心，内心安详就能快乐。如今钟声太洪亮粗犷，景王的心脏经受不住，难道能长久地活下去吗？（参见《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097页）
综上所述，苏州昆曲社社长陆景闵“闻音律而知兴亡”的预言，并非是无源之水，而是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背景以作奥援的。金天羽对此作进一步解释：“声音之道与政通，兴亡治乱之几，先天地百年而形于气。气者，天与人相为翕辟，人不自知而潜于心者。有忽微之几，形于艺事，发为文章，表之话言，而寄之律度，律度之弇侈抗坠，非精于识者不能辨也。”（《顾曲记》）
昆山之畔这场赏曲雅集酒尽人散还不到三四个月，日寇已弃戈举旗以示投降矣。
胜利在望之际，令人不能不缅怀六年多前溘然谢世于西南穷乡僻壤间的曲学大师吴梅教授（1884-1939）。出生于江南苏州的吴梅天赋不凡，对曲律、曲史包括词学理论造诣极深，深得蔡元培赞赏，1917年礼聘他为北大教授，首开古典曲学进入高等学府之先河。抗战爆发，吴梅被迫南下避难，一迁于湖南，二迁于桂林，三迁于昆明，自述：“重以避寇奔波，彻夜无寐。喑哑而外，复得症肿。叠经医治，曾算奏效。以积病之身，处多难之日。”（引自王卫民著：《吴梅评传》第3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这位身形清癯、风神飘洒的江南俊逸人物，兰桂之质，风霜兵燹摧残之下，终致不起，一病恹恹而长眠于异乡客土。
吴梅不仅撰有《顾曲麈谈》《曲学通论》、《元剧研究》、《中国戏曲概论》等等开创性著作，而且自己能粉墨登场，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样样在行，从《牡丹亭·游园》、《玉簪记·琴挑》《琵琶记·扫松》、《荆钗记·见娘》直至《长生殿·补恨》，各类名曲皆能娴熟演唱（参见《吴梅评传》第178页）——这样一位学术与艺术可称之为“双绝”的罕见人物，若非日寇入侵，作为一代巍然曲学宗师，徜徉于江南青山绿水之间，颐养天年，传授绝艺，岂非中华艺坛学界之幸事？何至于五十余岁就早早告别人世呢。
呜呼！日寇枪炮虽未伤及我曲学大师身体之寸肤寸发，但是曲学巨擘之死实为东洋倭寇入侵所致，斑斑史实，赫然在目，其间岂可容有一丝半点疑问也哉？六年多后，他的同道，他的同胞，他的同乡，他的桑梓之地的一位陆姓才俊，审音辨声，以一种中华绝技精确点中寇贼命门死穴——预言“虏帐之茄鼓多死声”，日寇行将灭亡矣。
我想，昆曲才俊这个预言诚可作为二瓣清香、一束菊花贡献于吴梅三尺墓碑之前，“挂剑陇上”，祭奠吴梅这位当年为避东洋倭寇入侵而抱病痛苦跋涉以致遽亡的曲学大师，亦可大大告慰于他耿耿抱恨的在天之灵。
1943年，顾颉刚在重庆沙坪坝遇见哲学家方东美，方氏出示一份1933年至1934年发现的碑文，中有“回天一二九，白日结深仇，但看日西休”之语。日军偷袭珍珠港之举导致了12月9日美国对日宣战，这就应验了“回天一二九”那句预言。
第三种预言是出自抗战前在南京北极阁所发现的碑文。1943年，顾颉刚在重庆沙坪坝遇见哲学家方东美，方氏出示一份所抄碑文，中有“回天一二九，白日结深仇，但看日西休”之语。南京北极阁的这块碑发现之时是1933年至1934年之际，抗战尚未爆发，谁都不知其中意义。北极阁之碑的碑文“曾载于南京报纸”，说明此事亦非细事，受到民众某种程度的关注。况且碑文发现之日正是“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深重之时，哲学家方东美不是先知，对此碑文虽不能解，但研究中国哲学的职业素养使他敏感地觉得碑文内容必定含有玄机，故不怕麻烦抄录一份，以供随时探索揣摩。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敌强我弱，战争打得十分艰苦。至1941年，驻美大使胡适对抗战前途作了两个观察：“今年正月，我同范旭东先生谈，他问我对抗战的前途作何观察，我告诉他：只有两个观察：一是‘和比战难百倍’，一是‘苦撑待变’。他很赞许这话。范先生归国后，赠我一个象牙图章，文曰：‘苦撑待变。’‘苦撑’是尽其在我。‘待变’是等候世界局势变到于我有利之时！”（《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1941年7月19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说得好！苦撑待变，待变之日终于来了。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它的联合舰队突然偷袭珍珠港，共出动三百四十多架飞机，美国太平洋舰队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总计有十九艘军舰共二十三万吨被击沉，美国海陆军将士死亡二千六百多名。（李庚辰、赵尚朴著：《魔性的战争——太平洋战争日本战败内幕》第10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祸兮福之所倚”，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无疑十分有利。消息传来，国民党立法院院长孙科（字哲生）认为抗战胜利已大有希望，可加紧推行三民主义：“国民政府纪念周，孙哲生谈话，日已启衅，必不能支，民族主义已成功百分之七十五，我国应努力，推进民权主义及民生主义，并言应对德、义、日宣战。”（《翁文灏日记》，1941年12月8日）孙科的喜悦振奋是有道理的。国民党军政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援引苏联莫斯科《真理报》的评论：
日人既甘冒危险，败北以外别无出路。而生产能力乃系决定现代战争之主因，美国每年产钢九千万吨，约为德、义及轴心国占领区产量之二倍，而为日本产量之十三倍。就人力而言，则将日本与中英美三国之全部人力比较，尤为可笑。日之必败，固无疑也。（《徐永昌日记》第六册，1941年12月12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
12月9日，美国国会通过对日宣战，迅速动员全国军事力量进行反击。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代表在重庆举行了东亚军事会议，正式结成三国军事同盟。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二十六个国家代表在华盛顿签字发表《联合国家宣言》：“对力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的力量从事共同的斗争。”这一天，罗斯福总统通知驻美大使胡适：“总统说，可告知蒋先生，我们欢迎中国为‘四强’之一（FourPower〔四强〕）。”（《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1942年1月1日）经各国协商，决定将缅甸、泰国、法属越南从盟军东南亚战区划出来，和中国战区合并，组成中缅印战区，由蒋介石出任最高总司令，而美国则派遣一位将军担任参谋长。从此以后，中国抗日战争不再是艰苦的孤军作战，而汇入浩浩荡荡方兴未艾的世界反法西斯大同盟之中。日军偷袭珍珠港之举导致了12月9日美国对日宣战，由此彻底改变了侵略与反侵略这场世界大战的力量对比，这就应验了“回天一二九”那句预言。
日军偷袭珍珠港得手之后，接着向东南亚大举进攻，先后占领泰国、缅甸、马尼拉、雅加达、新加坡、新几内亚等地。1942年4月，美国多架B－25型轰炸机从航空母舰“大黄蜂号”和“企业号”上起飞，首次空袭日本老巢东京。同年6月，中途岛海战一役，美军击沉日方四艘航空母舰和一艘巡洋舰，日军战死三千五百多人，丧失飞机三百多架。据说这次战役日军“伤亡人数和军舰的损失数是世界海战史上空前的一次”。（《魔性的战争——太平洋战争日本战败内幕》第183页）中途岛之战使日军丧失了海上主动进攻的能力，成为太平洋战争的关键转折点。
至1944年初，美军在太平洋上采用“蛙跳战术”，长驱直入，直逼日本本土，恰如傅斯年指出：“自从美国使用了革命的海军战术，使得倭奴手足失措，全盘皆翻。倭奴初以为美国反攻是一岛一岛打过来，殊不知美国早已放弃此战术，而把太平洋当作成吉思汗的欧亚草原，运行越过堡塞的万里长驱战。”（《我替倭奴占了一卦》，《傅斯年全集》第四卷第267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尽管如此，日本军国主义者仍然在一切暂时还占据的区域进行负隅反抗，甚至叫嚣要在日本本土进行大决战。因此，美国政府认为：“决不能只让日本人表示顺从便了事；必须使他们接受彻底的失败。武士道战士宁死不屈的狂热精神，从瓜达卡纳尔的丛林到冲绳的岩洞到处可见，使美国人确信，不受到极大的震动，日本民族就不可能接受他们已经失败这个现实。”（约翰·科斯特洛著，王伟、夏海涛等译：《太平洋战争》下册第301页，东方出版社，1985年）
中华大哲老子十分推崇婴儿（赤子），曾说：“专气致柔，能婴儿乎？”（《道德经》十章）“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同上五十五章）婴儿虽然幼小，在发展前景方面，却具有无限可能性。似乎心有灵犀，美国把刚刚试验成功的两颗原子弹命名为“婴儿”与“男孩”。1945年7月17日，在德国柏林西部波茨坦举行的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史汀生向英国首相丘吉尔通报：“婴儿已安全分娩。”次日，华盛顿又发给史汀生一份密电：“诞生的男孩活泼不亚其兄弟。眼睛的光辉从当地到达海霍德，哭声达到我的农场。”（《魔性的战争》第469－470页）“眼睛的光辉”、“哭声”分别指的是原子弹辐射光与巨大爆炸力。
1945年8月6日与9日，美国两架B－29飞机在广岛及长崎分别扔下了两颗原子弹，“婴儿”的“光辉”与“哭声”震撼了两个城市：
“‘突然一道刺眼的带白色的粉红色红光出现在天空，伴随着一种奇异的震动，几乎立刻出现一股令人窒息的热浪和风，把一切都卷走了’，这是一个观察者所记录下来的爆炸时刻的情景。火球发出比太阳表面还要热几千度的高温，它融化了花岗石，把人和物体的影子印在地面上和残留的墙上，也没有几座建筑物在核反应的强光和雷鸣的冲击波下幸存了，火光和波浪瞬息之间就夷平了广岛的中心。‘几秒钟之内，数以千计的街上的人和市中心的花园都被干热的浪潮烧焦了。许多人立刻被烧死，还有许多人在地上翻滚，被烧得痛苦地叫喊着。一切东西：墙、房屋、工厂以及其他建筑物，只要遇到爆炸气浪，都被毁灭，残片被旋风卷到空中。’”（《太平洋战争》下册第282－283页）事后白宫发表声明：“这是一枚原子弹，它驾驭的是宇宙间的基本力量。太阳从之获得能量的那种力量，我们把它释放出来对付那些在远东发动战争的人。”（同上，第283页）
两颗原子弹产生的结果：“十平方英里的广岛被消灭了，十三万以上的人民暴死”；另外，长崎上空“产生了一个毁灭性的火球，消灭了三万五千人，夷平了城市中心”。（同上，第283、284页）
这是原子弹发明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生命群体被有意识地用核爆炸横扫毁灭。日本军国主义罪恶滔天，不仅屠杀了他国无数人民，且亦殃及本国十多万无辜民众死于非命。大哲老子说得好：“夫兵者不祥之器……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天下矣。”（《道德经》三十一章）玩火者必自焚。——至此，应验了“白日结深仇”的那句预言。对于这段预言，顾颉刚特地加以评论说：“至日人炸珍珠港，美国与日宣战为十二月九日，乃知所谓回天者即缘美国之力，而白日结仇云者则谓白种人与日本结仇也。日之西休，其为亡于我土乎？此等预言皆能应验，诚为不可思议。”
笔者认为：只要日本民族无法剔除或改造武士道文化中宁肯切腹自戕亦不愿向正义低首的顽劣死硬基因，只要日本民族不能效仿德意志民族为昔日的侵略行径作刮骨剔毒式的深刻自我反省，那么，目前仍然在美国卵翼下讨生活的日本极右翼势力，哪怕再过一千年，这些军国主义如瓜瓞绵绵不绝的后裔们，亦不会忘记山姆大叔当年所带来的此“仇”此“痛”，岂仅以一句“日本可以说不”而能了此这一段公案也哉！这正是“白日结深仇”这句预言意味深长之处，这句预言恰似寒山寺内的钟声，千载之下，犹将有无穷的历史余音及回响。
1945年之初，苏州昆曲社社长陆景闵从中日两军的军乐声中聆音辨曲，见微知著，发出日寇行将灭亡的预言。原来这一年4月，民国著名诗人金天羽被他的几位弟子与陆景闵请至昆山，聆听昆曲，以为诗酒赏曲之会。
当时还是战火纷飞，天下尚未太平，金天羽发问道：“‘子不见玉峰之巅，寇垒增高，一旦汉旌指吾郭，两军相见，则子等救死扶伤不给，是岂聆音识曲之时乎？’陆子景闵曰：‘是强梁者行将自绝于天。吾尝听金奏之声，又审管籥之音，曩者涩而今者谐，曩者愤怒而今者宽易，而虏帐之茄鼓多死声，是殆不能久驻于吾疆矣。胡不可行乐之有？’”（《顾曲记》，载金天羽《天放楼诗文集》下册第1029－10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或许随着战场的不断失利，日寇的军乐已不由自主地冒出一种力竭势疲、士气低落的“死声”，因此陆景闵作为一位审音辨声、精擅音律的高手就能预言寇将灭亡。
这种“闻音律而知兴亡”的神秘技艺渊源悠久，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已显露端倪，据《周礼·春官宗伯》记载：“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795-796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这是说当周朝天子兴师动众统领军队外出征伐时，先使将士张弓大声呼喊，大师持吹同律和之，听其声音符合“商、角、宫、徵、羽”哪一种音调，即可判断此次出兵能否取胜。《周礼》一书仅仅记载担任“大师”这个官职应该具备“听军声而诏吉凶”的本领技能。《左传》一书则记录了春秋时期师旷、泠州鸠两位著名的大师级高手审音辨声以判吉凶的具体事例。《左传》襄公十八年记载：“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966页）晋国闻听楚国发兵前来入侵，师旷指出：这没有什么妨害。因为南方楚国的曲调不强，内中含有不少象征死亡的声音，所以这次楚国出师必然徒劳无功。《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记载：“天王将铸无射，泠州鸠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周景王要铸造一个名叫“无射”的大钟，泠州鸠评论说：景王大概要患心脏病而死去罢——他的理论依据是：“物和则嘉成，故和声入于耳而藏于心，心亿则乐……今钟■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事物和谐，美好的音乐才能完成，所以和谐的声音进入耳朵而藏于内心，内心安详就能快乐。如今钟声太洪亮粗犷，景王的心脏经受不住，难道能长久地活下去吗？（参见《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097页）
综上所述，苏州昆曲社社长陆景闵“闻音律而知兴亡”的预言，并非是无源之水，而是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背景以作奥援的。金天羽对此作进一步解释：“声音之道与政通，兴亡治乱之几，先天地百年而形于气。气者，天与人相为翕辟，人不自知而潜于心者。有忽微之几，形于艺事，发为文章，表之话言，而寄之律度，律度之弇侈抗坠，非精于识者不能辨也。”（《顾曲记》）
昆山之畔这场赏曲雅集酒尽人散还不到三四个月，日寇已弃戈举旗以示投降矣。
胜利在望之际，令人不能不缅怀六年多前溘然谢世于西南穷乡僻壤间的曲学大师吴梅教授（1884-1939）。出生于江南苏州的吴梅天赋不凡，对曲律、曲史包括词学理论造诣极深，深得蔡元培赞赏，1917年礼聘他为北大教授，首开古典曲学进入高等学府之先河。抗战爆发，吴梅被迫南下避难，一迁于湖南，二迁于桂林，三迁于昆明，自述：“重以避寇奔波，彻夜无寐。喑哑而外，复得症肿。叠经医治，曾算奏效。以积病之身，处多难之日。”（引自王卫民著：《吴梅评传》第3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这位身形清癯、风神飘洒的江南俊逸人物，兰桂之质，风霜兵燹摧残之下，终致不起，一病恹恹而长眠于异乡客土。
吴梅不仅撰有《顾曲麈谈》《曲学通论》、《元剧研究》、《中国戏曲概论》等等开创性著作，而且自己能粉墨登场，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样样在行，从《牡丹亭·游园》、《玉簪记·琴挑》《琵琶记·扫松》、《荆钗记·见娘》直至《长生殿·补恨》，各类名曲皆能娴熟演唱（参见《吴梅评传》第178页）——这样一位学术与艺术可称之为“双绝”的罕见人物，若非日寇入侵，作为一代巍然曲学宗师，徜徉于江南青山绿水之间，颐养天年，传授绝艺，岂非中华艺坛学界之幸事？何至于五十余岁就早早告别人世呢。
呜呼！日寇枪炮虽未伤及我曲学大师身体之寸肤寸发，但是曲学巨擘之死实为东洋倭寇入侵所致，斑斑史实，赫然在目，其间岂可容有一丝半点疑问也哉？六年多后，他的同道，他的同胞，他的同乡，他的桑梓之地的一位陆姓才俊，审音辨声，以一种中华绝技精确点中寇贼命门死穴——预言“虏帐之茄鼓多死声”，日寇行将灭亡矣。
我想，昆曲才俊这个预言诚可作为二瓣清香、一束菊花贡献于吴梅三尺墓碑之前，“挂剑陇上”，祭奠吴梅这位当年为避东洋倭寇入侵而抱病痛苦跋涉以致遽亡的曲学大师，亦可大大告慰于他耿耿抱恨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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