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颜

-- 浅议中国文人心理的重建

      1.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似乎是孔老夫子为中国文人订的一条规矩，但中国文人遵守得却不尽人意。文人们往往“不在其位乱谋其政”，因为孔夫子本人也“不在其位爱谋其政”。“乱谋”往往给文人们引来杀身之祸。如何保全性命便成了文人们在屡遭涂炭时想的最多的事。于是，文人们在几经磨难以后，变得沉默了，变得圆滑了，变得世故了，变得逆来顺受了，变得越来越没有脾气了，变得越来越没有尊严了。这一切都为了“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成了作人的全部意义了。

    2.孔子在谈到如何作人时说过很多话，他说：“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他还说：“士可杀，不可辱。”但从十年浩劫文人们的遭遇及其反应来看，孔子的话可以改为“三军可以夺帅，匹夫可以夺志。”“士不仅可杀，而且可辱。”为什么成了这样呢？文人们变成了温顺的羔羊，沉默的羔羊，任人宰割，没有人站出来说半个不字。只有一个高中毕业生和一个女人，高中生因写过一篇《出身论》而遭杀身之祸，死的时候年仅27岁，他就是遇罗克。女人也因不同的意见而被杀，死之前被活生生地割掉了喉管，因为人们惧怕她的声音，尽管那声音出自一个女人，非常微弱，但人们还是惧怕她，因为那是真话的声音，她就是张志新。而更多的文人，全成了幸存者，并以此身份讲述着他们作为羔羊的经历。

3.孔子既然已经说了匹夫不可以夺志，那么如何才能夺志呢？孔子发现只有当人进入一种关系的制约后，人便身不由己了，这种关系就叫“仁”。并且以“忠”以“孝”来体现“仁”。这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攻心术。他的学说把人的理念看得如此轻贱，让人自内心深处自觉地作奴才，不能不说是孔子的一大发明。

4.人都是怕死的，恩斯特·卡西尔在他的《人论》中写道：“对死亡的恐惧无疑是最普遍最根深蒂固的人类本能之一。”当然中国的文人也不能例外，在他们的眼里，活着是最重要的。只要活着，对真理的坚持，对尊严的维护，统统都可以不要，蝇营狗苟才是最重要的。文人们变得奴颜十足，他们不仅思想里严重缺钙，而且在灵魂深处就多了一块媚骨。正是这块骨头，使他们对邪恶丧失了批判的勇气，对正义丧失了维护的力量。正是这块骨头，使他们对霸权顶礼膜拜，对暴政唯唯诺诺。

5.怕死是有历史根源的。从中国古代文人的遭遇很能说明这一问题，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等待文人的便是没完没了的厄运，党锢之祸，文字狱等等历史事件使文人们在性格上变得小心翼翼了。“人生识字忧患始”，这个忧患是什么呢？肯定不是对国家，对民族的忧患，而是对自己生命的忧患，识了字就等于有了文化，有了文化就可能因此而丧命。中国古代的文人似乎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从政，二是从不上政。从政的人就要谋其政，从不上政的也要去谋其政。这一“谋”谋不好就可能被杀头。古语说，文死谏，武死战。这就是说，文官因为谏而丢掉性命，武官因为打仗而丢掉性命。如果遇上一些爱搞文字游戏的暴君，文人们就更加胆战心惊，即便是自己不犯错误，也保不准被哪个想也想不起来的亲戚株连进去。

   司马迁往往被当作身处逆境依然成才的典范，就是这个典范也是被去掉生殖器以后才写出的《史记》。而那些惨遭流放的文人们则就幸运多了，他们最多就是客死他乡。正是在如此恶劣的历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文人，你能期望他们什么呢？如何保全性命便成了他们考虑最多的事情。

6.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御用”成分。这也是那些想保全性命的文人卖身求荣经营起来的，如司马相如之流。于是每朝的皇帝身边都有几个弄臣，这些弄臣在刽子手们大开杀戒的时候，在民不聊生的时候，便用他们婉转的歌喉开始歌唱。让所有的人都毋庸质疑地相信，我们正处在一个太平盛世，尽管我们已是饿殍遍地。这群文化奴才所从事的劳作的恶劣影响已渗入到我们的文化血液里了，如果不把他们批倒批臭，它很有可能将成为我们文化的全部。

7.在恶劣的历史环境中，中国文化发展出一套蔚为大观的体系，这便是明哲保身。它的罪魁祸首就是老子，他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他还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以知无为之有益。”他还说：“见小曰明，守柔曰强。”“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在他的谆谆教导下，中国文人懂得了“刚强是惹祸之胎，柔弱是立命之本。”于是，刚强不见了，勇敢不见了。英雄们都死在了刚强上，死在了勇敢上，那些勇而不敢的人成了幸存者。

8.中国的文人非常推崇竹子的“人格”，认为竹子“虚心有节”。非常推崇梅花的“人品”，认为梅花“不是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非常推崇松柏的“人性”，认为“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也。”但是这些从植物身上抽象出的东西，在人的身上已经看不到了。即便看到也是个人修身的内容，也就是说是只顾自扫门前雪的东西。这些植物的品格丝毫不会培养出我们外向型的美德，如仗义执言，扶危济贫，同情心，见义勇为等等。结果，历史上倒有一片片郁郁的竹林，一片片挺拔的劲松，而你伐掉其中的几棵，那些竹子松树们不会觉得少了什么。于是，在没有任何的反抗当中，那一片片郁郁挺拔的竹们松们倒下了，在重新成为荒原的土地上，只有伐木工像一个独裁者一样站在那里。

9.圆滑是中国文人在历史中又培养出的一个性格特点。圆滑就是没有棱角，修改自己以适应某种需要。王小波曾说学者冯友兰曾提出要修改自己的《中国哲学史》，以便迎合时尚，这便是典型的圆滑。自己的立场可以放弃，自己的观点可以修改，这样以来，他的学术观点岂不跟垃圾一样了吗？汪曾祺也是例子，他为了讨好江青，小心翼翼地创作样板戏。圆滑的中国文人还可以找到一个聊以自遣的事情，就是夺进故纸堆里去。因为当御用文人冒得风险比较大，当赶潮流的文人就更危险，马屁拍不对地方可就不是尴尬的事情了，不如钻进故纸堆里去，考证一下某个古人的家谱，再把某个古人的长相及嗜好重新整理一番，这样总不至于犯错误吧。到头来还能背上一个学贯中西，通古博今的美誉。

10.中国文人的心理阴暗面还有很多，沉默便是一种。沉默，令人窒息的沉默。沉默就是不表态，沉默就是不表述自己的观点，沉默就是妥协。卢梭说：“沉思默想乃是一种堕落的动物。”

11.加缪在《反抗的人》中说：“反抗本身并不是文明的一种因素，但却是一切文明的先声。在我们生活的死胡同里唯有反抗才能希冀尼采所梦想的未来：‘不要法官和压迫者，而要创造者’。”中国文人的性格中缺乏的就是反抗的精神。这里“反抗”一词很容易引起歧义，人们很容易把它理解成一个政治词汇，以为反抗就是煽动人们与政治作对，反抗政府。但如果政治黑暗，政府平庸无能，即使反抗也没什么错误，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中国的文人老是跟政治联系得比较密切，治理国家及如何治理一个国家从来都是政治家的事，而中国文人总是愿意对政治指手画脚，在先秦诸子那里就有很多如何做官，如何治理国家的论述，就连老子也对为政津津乐道，他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似乎先秦的政治家都是弱智，非教他就不会做官似的。我想，诸子把谈论如何做官的言论看成了一个智力标准，所以大谈特谈经国治世的办法。结果诸子给后来的文人们开了个极坏的头，文人们都热衷于谈论政治，并乐此不疲，大有越俎代庖之势。在民国的酒馆里都张贴着“莫谈国是”的标语以告诫人们，文人们似乎并没有听从，他们谈论国是比谈论他们的家事还要自然，这就为他们的厄运种下了祸根。现在是把文人们从这种泥淖中解救出来的时候了。

12.中国文化仲有“忍”的精神，“忍”就是忍耐，容忍，忍让。忍耐到了极限会怎么样？继续忍。谁也不知道中国人的忍耐极限在哪里？有没有？因为极限就意味着一个系统的崩溃，中国人的忍耐却从不曾崩溃。中国人觉得自己“忍”不够，不但要自己忍，而且要教会别人忍，“小不忍者乱大谋”嘛。这个“大谋”不是“谋”天下，不是谋民众，不是谋报仇，最多是谋自己的生命如何得以保全，所谓“能忍者自安，知足者常乐”是也。在忍耐中，不同的意见听不到了，反抗的精神不见了，立场没有了，原则抛弃了。在这种“无可无不可”的情况下奢谈什么民主和民权，连起码的进步都无从谈起。

13。我们的文化只所以死气沉沉，就因为我们的文人缺乏个性化的创造。对既成事实的认同与礼赞，使我们丧失了为中国文化输送新鲜血液的可能，而现在我们无疑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创造历史的绝好机会的面前，如果我们的文人还没有摆脱掉性格中的陋习，还是四平八稳地如缩头乌龟一般没有创造性地工作，我们将断送这一可能。美国批评家保罗·古德曼说得好：“一个人有这样一种持久的信念，即如果各行各业中有一万人勇敢地站出来直抒己见，并坚持下去，我们就将夺回自己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