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西体制各有所长 今日中国可不谈民主

(2010-11-25 07:45:13) 下一个
万维读者网    作者: 冼岩    2010-11-22

    万维网友冼岩来稿:随着“中国模式”话题的热烈,中西体制的优劣比较又重新进入公众视线。

非 官方主流舆论一般认为,西方体制优于中国,邓小平开启的中国改革,就是对西方的模仿与复制,只不过中间遇到阻碍,走了弯路,变成现在不伦不类。支撑这种观 点的最有力论据,不是西方发展了几百年的成熟理论,而是上世纪末两大阵营之争西胜东负的结局。但是,随着近30年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另一种声音 也逐渐响亮,那就是认为历史的路径不只西方一条,中国正在走出一条独特而卓有成效的新路。随着东西冷战而终结的意识形态之争,似乎又开始重燃战火,并且方 兴未艾。

    体制比较是复杂的事,很易陷入因视角、标准的不同而“鸡同鸭讲”。但是,正像汽车走得好不好主要看发动机一样,体制比较也有一个简洁而不易混淆的切入口,那就是比较两种体制的驱动力:它们分别是被什么驱动,体制运行的动力从何而来?

    徒法不能自行,体制运行靠的还是人,体制的驱动力其实就是对体制内官员的驱动力。西方由于实行竞选,主要官员(包括各级行政首长和议员)由民众选举产生, 要跻身于此官员行列,必须赢得选民选票。所以,西方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驱动力主要来自下方,来源于选民,政客以满足强势选民的需要,作为政治主张和行为的 基准。随着问题、情势的不同,选民的组织化程度、强弱及需要都会发生变化,所以政策也必须随时调整。同时,体制内也有制衡政府力量的设置,政府能动用的力 量有限;就是此部分有限的力量,也必须根据选民力量和意愿的变化不断调整,不能长期稳定在一个方向上。不但要分散兼顾,而且须随时变化,所以这种体制的行 动效率较差,政策缺乏连续性;但它变化更灵活,调整更及时,能较快反馈和贴近多种多样且多变的民众需要。

    在中国,政府官员主要由上级任命,最高领导人由前任指定,所以体制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上方,官员逐级服从上级指令。指令的形成,源于决策层对现状的主观认识 和判断。因此,整个政府系统以某种人为提炼的社会整体利益目标作为工作方向。这样的体制,目标单一、稳定,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长期使力在一个方向 上,所以在目标方向上效率高,政策稳定。缺点是关注面单一,易忽视除目标外的其他社会需要;反馈现实变化的速度慢,调整滞后,在现实中,政策变化经常搞成 了“危机应对”。例如,中国革命是以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所以建国后前30年中国专注于社会主义“平等”目标,效果颇显著,却因不能兼顾民富,造 成严重的消费品匮乏,民众生活困难;后30年不得不“改革开放”,专注效率,专注经济发展,同样成效显著,却造成官员腐败、官民矛盾、贫富分化和环境破坏 等问题。现在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欲解决已形成的新问题,但如果不改变这种长期集中力量于单一方向,难以兼顾其他目标,调整滞后的体制模式,结 果很可能是再花个30年高效解决今天的问题,到时又形成其他严重问题。

    所以,中西两种体制各有所长,各有其适应性,不能抽象说谁好谁差。具体说,西方体制较适合经济和生活水平较高,在国际竞争中已居优势,效率增长的压力不 大,民意压力却较大的社会。现在西方体制运行成功的国家,大多是这种情况;在广大后发展或发展中国家,学西方的多,运行良好的罕见。中国现在的体制较适合 那些在国际竞争中承受较大压力的后发展国家,在那些国家,效率是最重要的,没有高效率,其他都只是空谈。在全球竞争压力下,在人权意识普及的背景下,有了 效率,社会公平自然会逐渐增进;仅有人权、公平而无效率,以后未必还能获得发展机会。最近薄熙来有段话,说“如果“蛋糕”分得不公,做“蛋糕”的人本身就 没有积极性,这个“蛋糕”就永远做不大。只有“蛋糕”分得合理,分得公平,大家才有积极性,蛋糕才能越做越大”——这话其实只适合于计划经济体制,市场体 制之所以具有效率优势,就在于将人的基本需要都纳入了一种竞争机制。就像穿上“红舞鞋”,你不能不拼命跳舞,哪怕是处于不公平的境遇,哪怕是在“血汗工 厂”;它甚至可使人抢着去争夺那些有生命危险的矿工位置。不公平在市场条件下的弊害,不是损害个人积极性,而是可能导致不稳定,影响市场秩序;同时减少内 需,使经济增长失去内在动力。所以,以“强政府,低人权”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模式”,其优势主要体现在“赶超”阶段。迈过这个阶段后,又需要重新选择道 路。

    中国体制最易遭批评者攻击的一点,是它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西方政治理论把合法性说得很玄,其实它主要是通过构建社会成员的认同,降低体制刚性,减少社会紧 张程度,增加弹性。它最终要落实在怎么对待反对者的问题上,因为只有体制或政府的反对者,才会利用它的合法性困难。

    体制的拥护者往往是受益者,但任何体制都不可能让所有人受益,更不可能永远只受益、不付出,所以,任何体制在任何时候都不乏反对者。合法性解决得好的社 会,或者是通过某种意识形态实现超越利益立场的思想统一(这一点在信息时代和市场条件下较困难,中国前30年的相对成功,既是由于官方理论未遭实践挫折而 具有强大说服力,也是由于信息封闭单一,利益结构简单),减少反对者;或者是通过程序容纳和消解反对的势力与声音,二者都可以降低治理的成本和难度,以及 社会紧张程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中国又是最不好治理的,由于没有解决好政治合法性问题,压力集中在政府身上,对统治者的要求高,责任大。不断 增加的“维稳成本”,很大一部分与合法性有关。
 
    不过,合法性在今日中国并非迫切问题,它只是一个长期问题。现在主要还只是部分知识分子操心这事,因为这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程度高。但是,随着城市化的 扩大、高等教育的普及、民众收入的提高,要求解决合法性的呼声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普遍,因为这涉及到一种随着智识而增长的普遍人性或曰“权利意识”:为什 么由你来统治我,为什么我对此没有参与决定的权利?随着这种呼声越来越强烈,解决合法性问题终究不可避免,因为它会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利益(权利)所在,不 能满足这种要求,就妨碍、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而且这种利益对很多人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大,用其他利益替换的代价越来越高,直至无法替换。

    一些支持中国体制的人对此的回应是:合法性只是个伪问题,中国政府的支持率比西方政府高;中国有问题,西方存在的问题未必就比中国少;选举不等于人民当家 作主,它更多只是一种程序、一种作秀。例如美国,你只能在两个傻子中选一个,选别人都没用,这难道代表了民众参与决策,决定领导人?
 
    确实,竞选式民主只是一种程序,但这种程序也并非只是摆设,它至少可产生三方面重要作用。其一,为社会不满情绪和反政府、反体制的力量提供一个宣泄渠道, 把反对容纳在体制内,消解在程序中。这样可减少对体制的冲击,减少体制刚性,降低社会紧张程度。不像中国政府,什么矛盾都要自己硬扛,动不动就搞成“你死 我活”。
 
    其二,由于参选官员(或议员)需要竞争选票,一定程度上必须迎合民意。这就一定程度改变了官民之间的传统关系。不能否认,中国官员的官权、官威比西方体制下高得多,官民力量的对比也悬殊得多,这是由驱动力自上而下的中国体制决定的。
 
    其三,它可以让民众有一种政治参与感。长期而言,这一点最重要,如上所述,它对应了一种人性需求。随着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生活状况的改善,他们心目中 的需求排序会发生变化,要求政治参与的意识会越来越强烈。这种需求,虽不能用物质数量或经济业绩衡量,但它同样是人的一种利益,一种精神利益。国家政权要 么满足它,要么以越来越多的其他利益替换它,否则它会变成政权的对立面和反对力量。

    说美国民主只能在两个傻瓜中选一个,这显然简化了事实。只设两党是为便于操作,节约成本。这种制度的关键,是建立了一种面向选民的竞争格局,两党既竞相取 悦选民,也竞相趋优。竞争中,政治方案并不限定是出自两个候选人之手,其他人有什么更好的、更具吸引力的方案,两人必然会竞相吸收;人才也一样,如果出现 了公认优秀的执政人才,两党都会竞相争取。所以,由于建立了竞争机制,具体竞争虽然只由两党或两人操作,选择面其实覆盖了全社会的多种可能性。

    比较中国和西方谁的问题更多,其实意义不大。因为各自问题不同,对各自的意义也不一样,就像穷人和富人的问题不同一样。当下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和影响, 确实被有些人有意无意夸大了。但群体性事件对中西两种体制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对西方而言,群体性事件是合法的、正常的,至少是为体制所容忍的,不具有颠覆 意义,只是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博弈的一种方式;而对中国来说,群体性事件大多对体制具有颠覆力,难以容忍,表现出来的,只是没压制住的,还有更多矛盾潜 伏着,社会结构较紧张。

    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确实比西方严重,但这主要不是因为制度,而是由于发展水平——穷人病一场就可能要命,富人哪怕体质更差,常年病歪歪,但各种医疗资源 撑着,人家可以就是不倒。问题严重的原因虽与体制无关,结果却对体制造成压力。部分压力会直接指向体制,尽管换一种体制可能后果更糟,但大多数人都只看到 已发生的,看不到可能发生的。所以在舆论上,反对派总具有天然优势,现状中的一切弊端都可归咎于政府:做得好是应该,出现问题就该死。1949年以前中共 之所以成为民心所向,部分原因也在此。

    政府的支持率在中西也具不同含义,因为西方基本允许批评政府声音的公开表达,以及对阴暗面的较充分披露,中国则这方面管制甚多。这种信息和表达的不同尺度,必然会影响民众对政府的观感和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信息管制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和治理成本。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新闻自由并不只是新闻界和知识界的狭隘群体利益,它可以通过赋予民众知情权和表达权,形成一种对官员的监督和制衡力量。这就是毛泽东 在著名“窑中对”中所说的“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监督的前提是知情,是透明。这个问题在前30年并没有解决好,这也是毛泽东要发动“文革”的重要原因之 一。现在这方面问题更严重,中国的官员名义上是公仆,其实是大老爷,这是由体制及其自上而下的驱动方式决定的。
 
    有人说,西方也有新闻管制,并非真正自由。确实,西方也会管制舆论,有时可能处理比中国更严厉。但西方所谓“严厉”,只是对违规处理的严格;在对违不违规 的认定上,西方比中国宽松得多。许多在中国属禁区的,在西方可以无忌。就像一则笑话所说的:美国人说“我们很自由,我们可以骂美国总统”;中国人也说“我 们很自由,我们也可以骂美国总统”。

    西方对舆论当然也有导向,在那儿资本的力量很强大,整体而言(不绝对)那是一种有利于资本的舆论环境。但资本的垄断与政府的垄断不同,它不能强制,只能引 导。虽然资本的意志占主流,但不可能让其他人发不出声音。弱势群体的声音、反主流的声音纵然弱小,想听的人还是能够听到(不需要翻墙),一定条件下就能形 成共鸣。这对主流、对精英构成一种制衡,使其行为多了不少顾忌。西方也有左翼、甚至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能发出声音,纵然资源少、声音小,但陈胜、吴广揭 竿就能起义,并且席卷天下,如果某种主张真能获得那么多人认同,资源少也会形成气候,让声音壮大起来。
 
    但是,新闻开放确实也是双刄剑。经历过21年前新闻开放的人,都会对那种冲击力有所体会。那时还只是有限的开放,社会矛盾也没有现在这么多。今天中国的这个体制和社会,能不能承受那种冲击,很难说。

    所以,我并不赞成现在的中国舆论应当自由到西方那种程度。中国现阶段积淀的矛盾太多,经济水平不够发达,人均收入低,容易出乱子,经不起折腾。我赞成政府 在一定程度上把舆论管起来。但是,无论如何应该保障舆论监督官员的功能,中央应支持舆论对各级官员腐败、侵害民利、行政不当、乱作为或不作为的报道与监 督,为权行无忌树起一道藩篱,这是舆论的本职功能——首先应该承认自己存在的问题,包括新闻不自由,然后再解释问题的原因、不自由的理由。如果连基本事实 都否认,必然丧失基本说服力,立论也只能立在沙堆上。

    我赞成在今日中国暂不谈民主,因为它对大多数中国人不具有迫切性,反而可能造成混乱,导致不稳。今天大多数人迫切的,是经济和生活状况的改善,而改善的前 提是稳定、有序。以后中国要不要搞民主,需要到时候再具体分析。在这儿不要说什么“普世”,纵然民主、自由是普适的,中国传统的、现在的很多东西又何尝不 是?大家都普世,谁重谁轻、谁先谁后?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 打印 ]
阅读 ()评论 (0)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