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错船 - 历史，经济，艺术
历史，经济，艺术，同人女，上错船的工程师
约阿希姆 (约臣). 佩普
有些人生来就是要被列入传奇的，约阿希姆.派普（Joachim “Jochen” Peiper）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29岁成为纳粹德国最年轻的上校，如果不是历史使然，他很可能是日后德国最年轻的将军。在美国人看来，他是臭名昭著的战犯，战后马尔梅迪大屠杀军事法庭案件的主角；对新纳粹主义，他是德国军人的骄傲，一枚传奇的徽章；大多数军事研究评论人员认为，他是一个军事天才，具有一个战士的一切典型性格：残忍、冷酷、勇敢、幽默、有些骑士精神或者理想主义。就笔者看来，他的一生堪称是古希腊悲剧的翻版：一个有平衡,完整和复杂人性的英雄与命运进行的必败的斗争。
早期岁月
1915年，佩普出生于德国柏林一个典型的一战退伍军人家庭。他的原名是约阿希姆，一个常见的基督教名字。但所有的家人和朋友都简单的称呼他作约臣（Jochen）。这与很多人猜测的所谓 “反基督教”情结没有任何联系。作为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出身的孩子，他接受了很完善的传统教育，包括文学，历史，骑术和击剑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佩普的曾祖父在多种语言上都很有研究，甚至包括中文。佩普本人显然继承了这一天赋。
佩普的中学时代是德国最混乱的时期之一。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柏林人，年幼的佩普对各政治团体的登台和巷战屡见不鲜。同年代的德国人，对一战的痛定思痛的同时，也对整个“腐败”的欧洲压迫战败者德国有极大的反抗和复仇情绪。纳粹党利用了民众的愤恨心理，哄抬起一片狂热的爱国主义。30年代初，每一个德国青年都注定要把自己的黄金岁月浪费在世界大战里。但佩普的父亲的背景并不是使他决定步入军旅生涯的决定性原因。佩普对普鲁士和德国历史有极浓厚的兴趣。德国人的“尚武”传统，和18岁的青年想离开父母远游的迫切念头，使他决定加入SS-Reiterstandarte。同年十月，该部队加入了希姆莱领导的武装党卫队的骑兵部队。骑兵学校是希姆莱为吸引上层社会人士加入党卫队的工具之一。事实上两个旧王朝的王子就在受训之列。佩普和这些上层建筑混得斯熟，而且事实证明，他很会利用与这些达官显贵称兄道弟的机会。
1934年8月2日，佩普宣誓加入党卫队。没有历史资料解释他选择党卫队而不是国防军的原因。但不难理解，一个月后，在纽伦堡的盛况空前的纳粹党日庆典中，身着黑制服，挺立在外交使节卫队群中佩普心中一定充满了自豪和荣誉感。想了解当时盛况的读者，可以从影片“意志的凯旋”中得到一些直观印象。
历史就在此时给了佩普第一个机会。希姆莱在人群中依次和狂热的群众握手时，无意中看到了这个相貌堂堂的年轻卫兵。佩普抓住这个机会，向党卫队全国领袖表达了他想成为一名党卫队军官的事业选择。希姆莱建议他加入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SS-Verfugunstruppe，简称SS-VT）。
1934年12月，佩普给位于柏林东部的SS-VT总部写了申请信，要求加入党卫队军官学校。在信中他提到，“我决定毕业后，成为一名党卫队高级军官。”出自一个19岁的青年手笔，这个“高级”字眼看起来很是好高骛远。但佩普提及，这是“党卫队领袖（希姆莱）亲自给他的建议。”他的信落到了党卫队的著名人物，约瑟夫.迪特里希（Joseph “Sepp” Dietrich）的手里。迪特里希很喜欢信里言辞的语调。但当时的党卫队军校是很多年轻人向往的目标，因此竞争激烈。终於，在1935年1月，佩普进入了军校。校医认为他身材不算魁梧，也不象其他学员那样彪捍。但他强壮机警，聪慧异常。与传统的国防军相比,党卫队军校对学员进行很复杂的心理测试。心理医生在佩普的报告中写道：自我欲望膨胀，不能信任同僚，有很强的逻辑分析能力和判断主次能力，但需要经常的鼓励，否则很容易失去耐心。并且喜欢冷嘲热讽。总之佩普得到的综合评价是“泛泛”。但他在心理测试中所暗示的种种“高层”社会联系被所有的选拔人员都注意到了。1935年4月，这个20岁的预备军官得到的评语是“意志坚强，时刻准备以冲刺的方式实现目标”。作评语的人都没有想到，这和闪电战术字字符合的特性使得佩普日后成为二战德军最有名的年轻指挥官之一。
到此我们不得不简单介绍一下武装党卫队（Waffen-SS）的来历。党卫队是一个被大多非历史专业人员混淆的定义。它原是希特勒的私人保镖团的名称，不属於德国正规国防军(Wehrmacht) ，其主要目的是镇压反对希特勒的德国内部势力，总首领是希姆莱。它本身是个极其庞杂的组织，内部有数个独立单位，包括莱因哈特.海德里希掌管的权力很大的保安总局(其4处就是缪勒的盖世太保，6处就是舒伦堡的国外情报机关)和管理集中营的 "骷髅部队”等。1940年，武装党卫队这一分支出现，并在国防军的编制下，参加了欧洲东西两线的征战。二战结束之前，武装党卫队的编制得到飞速扩展，独立成部，建立了完善的从装甲师到集团军不等的部队。其中最著名的部队包括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帝国师，髑髅师和维京师等等。参加者大多是义务人员，但挑选标准严格，据记载要满足年龄在17到22岁之间，身高在6英尺以上，自1760年后无犹太家族血统等等苛刻要求。但奇怪的是，很多党卫队的著名指挥官都不能满足这些标准，包括派普和库特.梅耶。
党卫队军校的训练比正规国防军更严厉和残忍。他们的训练大多基於战场实践，大量采用真枪实弹。学员们需要完成战术，军备，地形研究，武器，通讯等种种课题。据佩普的同学，日后的双剑橡叶骑士十字勋章的获得者，武装党卫队第16装甲掷弹兵师RFSS师长奥托.褒姆（Otto Baum）回忆，战术训练强调进攻战术，而把防御置于次要位置。这一倾向使得党卫队在日后的战役中损伤严重。“我们是在实战中学会防御的。”褒曼解释。政治教育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战后武装党卫队的批评者们对于政治教育这一部分非常反感，但军校始终把这一课程列入“个性训练”的日程中。大多党卫队军官回忆，政治教育并不是最受欢迎的课程。
佩普的同学还包括奥托.威丁格（Otto Weidinger），赫伯特.库曼（Herbert Huhlmann）等未来的骑士十字勋章获得者。以这些人为代表的武装党卫队成员年轻好战，作战风格犀利勇猛，推崇闪电战术，被希特勒大加赞赏。因为武装党卫队和党卫队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以及集中营内的武装党卫队穿着同样的黑制服，戴同样的骷髅帽徽，并配带SS双闪电符号，大多人把这些分支都一概而论。除此之外，因为有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大力吹捧曝光，SS成了人类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符号之一。
武装党卫队部队如帝国师(Das Reich)，希特勒青年师（Hitlerjugend）, 维京师（Wiking）和骷髅师（Totenkoph）等，都是在冲锋时作先头部队，撤退时作掩护工作。战场上哪里最激烈，哪里就有武装党卫队的SS标记，被成为希特勒的战场消防队。国防军承认，武装党卫队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效的战争机器之一，可能只有拿破仑的近卫军才能与其比拟。而在这其中，最早建立，也是最功勋卓越的部队之一，是以希特勒命名的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The Leibstandarte SS Adolf Hitler，简称LSSAH或LAH)。
武装党卫队是希姆莱为正规军树立的一个榜样。佩普出身又“红”又“专”，正是极合适的人 选。1936年4月，经过军事教育和纳粹政治的“熏陶”后，从军校毕业的佩普晋升少尉,转入警卫旗队,成为第11连第3排的排长。令官卡尔.荷兰德回忆道，“当佩普身着平民服装走进连队时，大家都奇怪这样一个孩子怎么会要参军。可以想象，他自我介绍是我们的新任排长后，我们有多么惊讶。”此后，这些士兵刻意戏弄了若干次他们的“娃娃”长官。但佩普很快建立了自己的威信。在日常的警备和训练任务之外，佩普偶尔带着他的士兵去游泳。
这时警卫旗队已经成立3年了。佩普很喜欢警卫旗队。“我的忠诚是我的荣誉”这句誓言从此时便伴他左右。他日后的第一个上司回忆道，“他不象他的大多手下一样身强力壮，但他意志坚强，这让他在苏联的早期战斗中丧失了很多下属。但他总能完成任务，这一点倒是可以确定。”
希姆莱的参谋部
佩普似乎天生就是走上层路线的人物。1938年7月，他以中尉军衔成为希姆莱参谋部的副官，任期3个月。很多年轻军官都曾经担当过这个短暂的调配职位。其具体工作包括管理工作日志，准备希姆莱的礼物，为希姆莱的副手安排会见等等。佩普没有放弃这个看似泛泛的任务。这个聪明敏捷的柏林人引起了希姆莱的注意。很快，他的副官任期被延长，意味着其前途愈加无量。佩普的名字中没有“冯”这个贵族标记，但他可以流利使用英语和法语，举止得体，给以上流社会成员为主体的武装党卫队高层领导群增添了一点新的色彩。
1938年夏天，一个金发碧眼，苗条高挑的女郎进入了佩普的视野。她是西格德.亨利克森，希姆莱参谋部的女秘书，与纳粹红人海德里希一家关系密切。而介绍她进入参谋部的人，正是海德里希的夫人。早在1937年19月，西格德就出现在希姆莱的生日聚会上。佩普开始追求她，而后者起初有些犹豫不决，因为她年长他三岁。西格德并不是希姆莱圈子里最漂亮的单身女性。两人开始约会后，很喜欢干预下属私人生活的希姆莱对于这一对组合大加赞赏。他一再强调下属需要用家庭来“兴盛雅利安种族”。1944年，希姆莱对单身汉格德.布赖默(坦克梅耶的左膀右臂) 训话，说“如果你们再不结婚，人人都没有晋级的希望！” 军令如山，布赖默飞快的结了婚。
1939年6月，佩普和西格德完婚。11月, 他正式成为希姆莱的第一副官。佩普一直昵称西格德为Sigi。他们生养了两个女孩，一个男孩，令希姆莱极为满意。但佩普的家庭注定要经历艰难困苦的时光。除了和任何军人家属一样，心惊担颤的等待亲人的音讯外，战后的西格德作了10年的单身母亲，忍辱负重抚养了三个孩子。但她似乎并不十分悲怜自己的痛苦。在1979年去世前，她给儿子写的一封信中提到，“回头看看我的一生，我走过的道路就象一篇小说，我感觉自己一直在作某个悲剧的观众。”
1939年期间，一封来自元首助理办公室的信件到达了党卫队总部，记录佩普目前为止还不是一个纳粹党员。根据美国作家查理斯.怀特宁的记录，当希姆莱有些惊讶的发现自己的副官居然没有佩戴纳粹党徽时，他询问佩普为何不加入纳粹党，佩普委婉的回答：与纳粹的紧密联系将给自己的职业军人带来不必要的复杂因素。希姆莱马上命令马丁.褒曼，要把下一个空缺的“低级党员”名额留给自己的副官。但一直没有空缺位置，佩普就一直未能“光荣入党”。
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穷兵黩武的希特勒终於可以把青年才俊们推上用武之地了。当纳粹选创部长戈培尔使得警卫旗队在波兰战场上的英雄事迹频频曝光时，佩普正乘坐元首专列，和希姆莱在波兰，意大利等地作巡视。日后，美国军事法庭对佩普在这段时期的具体工作大加质疑，认为他参与了集中营和种族灭绝等计划。笔者认为，作为一个副官，佩普的签字权利限制在安排日程，回复热情洋溢的慈善请求，分配制服等任务。当然，他不可能对纳粹的暴行毫无了解。但他保持了沉默的态度。战后，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参与过大屠杀，他承认自己早年参与过毒气室的动物实验。
法国战场
有趣的是，到目前为止，参谋部的经历并没有给佩普的事业任何进展。相反，当他的军校同学都晋升上尉或少校时，他还是一个中尉。入侵法国后，佩普申请返回警卫旗队。1940年5月，在参谋部憋已久的他欢天喜地的随他的老部队，警卫旗队第11连进入法国战场。原来的连长受伤后，佩普接任了连长一职。这个年轻的军官立刻在瓦滕堡战役中脱垠而出。就在这次战役里，迪特里希带领的警卫旗队违抗了上将加德良的命令，冒险进攻并夺取了阵地。而加德良对此无可厚非。1940年春季的常规战斗中，德军所向披靡。5月31日，佩普被授予二级铁十字勋章，并晋升上尉。6月13日，他又因为托斯-布里埃战斗中的业绩而接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
7月，满足于法国战场成果，佩普回到希姆莱的司令部。据部分资料记载，希姆莱对他和另外一名青年才俊，希特勒的副官马克思.乌瑟大为嘉奖，分别赠送一辆法国轿车作私人使用。到1941年8月为止，警卫旗队已经在荷兰，法国和希腊战场上耀武扬威，战功累累。而佩普则陪同希姆莱频繁访问北欧，南欧各地，巡查北欧志愿者和维京师的编制进展。同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佩普再也等不及了。他于8月1日永别了希姆莱的司令部，进入了东线主战场。
关于佩普为何第二次回到武装党卫队总司令部，目前很少有清楚的解释。英美历史研究人员没有详细的德军调派资料，而德国作家阿格泰（Patrick Agte）的佩普传记中也把这一段一带而过，似乎是不想把他的英雄和党魁联系起来。事实是，与其他经历相似的党卫队青年军官(如马克思.乌瑟，华纳.格罗斯曼)不同，佩普在希姆莱身边的整3年时间似乎尤其漫长，而且对其日后生涯也影响巨大。战争期间，他和希姆莱一直保持友好的私人来往。毋需猜测，佩普与希姆莱的亲密关系，一方面保证了他在军旅生涯中平步青云，另一方面在战后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杀戳历程
1941年10月,佩普经过一段适应期后, 正式接任了警卫旗队师第2团3营第11连的连长职位。由于警卫旗队师（当时尚未成为装甲掷弹兵师）在这段时期内飞速扩张和调配人员，此时的第11连已经不是他当时在法国战役中的队伍了。
时近冬天，在漫长的苏联战线上，旗队师的士兵和军官们缩在肮脏的狭小掩体里，四周布满了冰碴，夜晚温度一般下降到零下20度。更糟糕的是，他们人员伤亡惨重。对习惯于周游在总司令部，乘坐希姆莱专机的佩普来说，这种巨大反差的感受只有他自己知道了。但一个来自奥地利的列兵在他的回忆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在攻击罗斯托夫之前，我和连长（佩普）在一个掩体里做前哨观察。当时我犯了严重的肠胃炎。佩普要我离开前线，但我拒绝了。他给自己的便利，并不比给予他人的多…和其他军官相比，他对待下属的方式比较温和，而且有些敏感的意味。这可能和他早期的经历有关吧。在必要时，他也表现得很勇敢，但不是鲁莽。我相信没有一个下属不尊敬他的。”
虽然条件艰苦，旗队师士气高涨。第11连的中士阿洛伊斯.蒂利在前期战斗中受了重伤。但几个月后，他没有要求休假，又回到了连队。在给上司的报告中，他简单的回答，“这就是我的家”。此时很多旗队师的战士都拥有这样一种理想化的信念。
1942年7月，吃够了俄罗斯冬天的苦头的旗队师回到法国，增加编制，正式成为装甲掷弹兵师。9月14日，佩普接受了警卫旗队师第2团第3营的营长一职。第3营是一个很年轻的部队，刚刚于1941年6月建成。到1943年1月之前，旗队师一直在作重整装备，进行密集训练。佩普对他的下属军官要求严格，不惜在士兵面前对任何犯错误的军官冷嘲热讽。这种“官兵一致“的作风受到了下属的赞扬。他鼓励创新，第11连的官兵们创造了增强武装运兵车（SPW）防御能力的装备方式。当第3营副官奥托.丁斯需要离任时，丁斯费了不少口舌，恳请佩普让他留在第3营。佩普答应了。两人发展了终生的友谊。
佩普的部队和当地的法国平民保持良好关系。他甚至邀请当地牧师参加军官的弥撒。他也时不时参加连队的活动。虽然在连队里保持了一个上司应有的职业形象，但他更喜欢和士兵们在一起作作打乒乓球之类的闲散活动。
第2团的团长，佩普的顶头上司中校威斯瑟（Teddy Wisch，日后旗队师的第2任师长）早在同年9月就推荐他升任少校。佩普的前任上司，中校弗里茨.维特（Fritz Witt，日后希特勒青年师师长）也写道：“镇定，思路明晰的战斗指挥官，思维慎密并有创造精神。但他批评人的方式非常严厉，甚至是尖酸刻薄。”但晋升的推荐书被拒绝了，可能因为他太年轻的缘故。
1943年1月，旗队师重返苏联战场，在卡尔科夫和查科夫地区展开了拉锯战。在苏军反攻顿内茨 （Donetz）河一役中，佩普被派遣去救援被围困的第320步兵师。24小时后佩普看到了320师的残余战斗群。迎接他的是指挥官波斯泰将军和一批职衔显赫的军官。后者把大量伤员和尾队丢在最后，很有让自己的士兵听天由命的意思。这次战斗在很多个人回忆录中都有记载。但佩普个人的回忆记录最为明晰。他写道，波斯泰将军责问他为什么没有把装甲车带来汇合。佩普的回答是冰面厚度不能承受装甲车。波斯泰根本没有接受这个理由。还未等佩普争论，一个320师的军官报告说一挺自行炮已经沉入水中。波斯泰马上一言不发的走了，留下佩普和他的战友蜷在车上，一脸晦气。
然后320师的伤兵陆续出现了。佩普回忆，“我们看到这一幕，都不约而同的想起了一个词：拿破仑的别列津那(1812年法军从莫斯科撤退的惨状)！在前面的是还能走动的伤兵，然后是互相搀扶的，最后是重伤员。他们坐在小马车或骡车里，伤员太多，有些人只好把自己绑在车后被拖在雪地里。”
整晚救援部队的医生们都在忙碌，准备次日的漫长征途。佩普的营队医生布鲁斯托向他抱怨，党卫队的医务人员忙了一整夜的同时，没有任何第320师的人前来帮忙。他们在凌晨出发，佩普的部队在两翼保护，走向尤迪河边残存的桥梁。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所有装甲车的指挥官都警惕的观望四周，但没有苏联人的身影。看来他们是不屑于收拾320师的残部了。在此期间佩普不得不离开伤员一阵。当他们返回时，发现场面触目惊心：无数伤员被虐杀，残余的320师和医务人员正与一个苏联雪地中队激战。而河上的木桥也在烟火中摇摇欲坠。佩普的部队立刻发动反击，激烈战斗直到整个苏军力量被消灭。在此之后，佩普送伤员过了河。因为桥梁承受不住车辆，佩普完全可以把所有的车辆抛弃，徒步过桥，回到安全的大本营。但他决定冒险绕回苏军阵地，直到发现了另外一座坚实的桥梁，由此带回了所有的车辆装备。在随后的斯达洛维沃斯卡的战斗中，佩普的部队摧毁了2辆坦克，缴获了1辆坦克，6座炮和300匹马，杀敌900人。
日后总结到诺曼底战役的战术问题时，希特勒青年师第2任师长坦克梅耶（Kurt Meyer）提到，自从俄国战场后，德军指挥官们对战术和战略的看法已经有了很大改变。早期的闪电战术是总结在一战损失惨重的阵地战后得出的新理论：机动灵活，出其不意，用最少人力物力取得最大成果。德军在二战中最重要的成效就是高度机动化部队和迅速应变能力。但苏联的东线战场使闪电战术无用武之地。德军不得不转入他们最想避免的阵地拉锯战。在这一点，从希特勒的元帅们到一线战地指挥官都早已预料到和苏军纠缠的后果。但在俄罗斯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德军的步兵作战能力也在实战中得到了提高，苏德战场的坦克大战成了史无前例的机械化步兵竞技场。
佩普的指挥风格正是发展闪电战术的优势到极致。他的第3营有极灵活的流动能力，每每在困境中能扭转局势，迅猛突破。该营尤其擅长夜间作战，习惯于象一个骑兵队一样冲击苏军阵地，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出铺天盖地的炮火。由此第3营获得了“火炬营（Blow Torch Battalion）”的称号。但在战后，胜利的一方把”火炬营”和”
function forumSelected() {
var forumId = $("#forumId").val();
if(forumId == null || '' == forumId) {
alert('请选择论坛.');
} else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