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距离作战 - Werner Wolff和Poetschke

近距离作战 记骑士十字勋章获得者Werner Wolff和Werner Poetschke 1943年7月4日凌晨0215，党卫军第2装甲掷弹兵团第3Battalion (SS-Panzer Gren. Regiment 2 III Battalion)的副官Werner Wolff在给他的女朋友Helga写Ctitadel战役前最后一封信。“这是战斗前最后一次给你写信的机会了,我的脑海装满了你的音容笑貌。俄国人的炮火正在头上呼啸，但一点都不妨碍我。这不是一封告别的信......今天我再一次了解到我们为何而战：我的装弹手一直紧握着他女朋友的照片。不难知道我们都在想念自己所爱的人。但思念只会更坚定我们的信念。我甚至不能冷静和正确的思考，我坚信并思念着德国 - 还有你......(以下省略一个在热恋中的20岁青年的常用词语若干)......天仍然很黑，我根本看不到自己在写什么。不知道下次收到你的信会是什么时候，可能是几个星期后吧。你的Wolff。” 一个月前，少尉(2nd Lieutenant)Werner Wolff从Memel的第11连调入III Battalion，即党卫军里有名的“BlowTorch Battalion”，成了指挥官Jochen Peiper的副官。整个6月是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III Battalion在Ukranian作休整，进行营级别的综合训练。Wolff很快发现这里的生活非常丰富多彩：士兵们经常举行越野车赛和足球赛。但和一般的足球赛不同的是，裁判头戴钢盔；并且一旦前锋冲到门前，有人就往禁区里扔烟雾弹。在初夏的短暂安逸和谐中，当地的妇女们给德军士兵洗衣服，而后者则用自己的食品供给作为回报。 1943年夏，东线德军由於资源贫乏，被迫进入防守阶段。占领Belgorod后，中路军(Army Group Center)与位於Belgorod西部的南路军(Army Group South)左翼失去了连接。苏军趁机打开了一个长达200公里，纵深120公里的缺口。Citadel战役的目的，就是要封上这个缺口。III Battalion所属的SS-Panzer Corps II同南路军一起，需要向北推进。 LAH的两个Panzergrenadier-Regiment在7月5日0405点钟正式进入历史上最大的坦克战：库耳斯克会战的Citadel战役。这是党卫军在其力量颠峰时期的一场典型战斗：其主力还是由志愿者组成，新战士们奋不顾身，老兵们也尚未死伤大半，军官们则经历了3年的血雨腥风，有极丰富的火线经验。一等兵Heinz Glenewinkel写道：“......重火力轰击，我们用20辆坦克换了对方72辆坦克。我们连缴获了40辆T-40，我居然还在一辆T-70上很过瘾的兜了一阵风。” 德军的战地记者Hermann Schramm博士在此期间跟随在III Battalion的指挥部人员左右。从一个非战斗人员的视角，他记录了Citadel战役一天中的细节：在这一天，Peiper亲手摧毁了一辆T-34坦克，证明自己不过是一个普通士兵。而Wolff的机枪在苏军离他30米远处突然卡了壳。随后Wolff就在战地记者的视野里消失了。稍晚，在战斗略平息的时候，Peiper给他的参谋们和记者带来了一瓶酒。大家轮流痛饮了几口。虽然因为兴奋，大家的情绪都显得不错。但Peiper提醒他们，千万不能被苏军活捉，记住最后一颗子弹要留给自己。就在这时，Wolff冲进了指挥部，脖子上还抗着机枪子弹夹。他用手榴弹解决了蜂拥冲向机枪的敌人。对於这样一个后方有成群坦克逼近，前方又有步兵压迫的连队，记者对他们的战斗热情感到不可思议。 在这一役中Wolff凭着他的勇猛顽强而赢得了上级军官的赏识。在给他申请骑士十字勋章的报告中，Peiper写道：“在此之前，Wolff已经参加了两次东线战役，于1943年获一级铁十字勋章。在这次战役中，他带领的野战排装备有SPW战车和3.7厘米反坦克炮。他个人摧毁了11架火炮和不计其数的臼炮，机关枪和反坦克枪，并且用小口径加农炮摧毁了两辆苏式T34坦克。当第13连的指挥官受伤后，他顶替了该指挥官的位置，带领全连在重重炮火中冲锋陷阵。在肉搏战里，他夺过对方的刺刀杀死了敌人的指挥官。”这种举动，连Peiper都称之为“鲁莽式的勇敢”。 1943年8月，Wolff获得了骑士十字勋章。20岁的Wolff是该Battalion里最年轻的军官。作为一个精力旺盛的热血青年，他很自然的把Peiper当作了自己的偶像。不难解释，Peiper也很喜欢他这个新副官。 8月19日，党卫军第2装甲掷弹兵团转移到意大利的Reggio-Emilia地区，对付当地的游击队兼带休整。Peiper用意大利飞机给他的手下安排了几次观光性质的飞行。随后，该部队和其他团队开展了体育竞赛，Wolff在拳击和击剑比赛中表现出色。在8月中，整个Battalion由Peiper和他的两个副官Wolff, Paul Guhl带领，唱着军歌步行穿过阳光明媚的Reggio-Emilia市区。这段愉快的日子被新闻记者录了影。 Citadel之后，除了Wolff外，没有一个III Battalion的军官收到显赫的勋章。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战果不卓越。早在库尔斯克战役前，德国陆军总部就要求所有申请勋章的报告要尽早提交，“充分利用荣誉勋章的作用来鼓舞士气”。显然Peiper在给手下授勋方面是很保守的。让Wolff感到难以理解的是，他的另一个战友表现非凡，但却没有拿到骑士十字勋章。传记作者Patrick Agte只能推测，可能Peiper象传统的普鲁士军官一样，认为勇敢和献身精神是军人应有的素质，而不值得大肆宣扬吧。 第三次东线战役 同年11月LAH第三次来到东线。由於第1装甲兵团(SS-Panzer Regiment 1 )的指挥官中校Schonbeger战死，Peiper离开了与他感情深厚的III Battalion，顶替了第1装甲兵团指挥官的职务。因为有很大一部分老兵被调去担任希特勒青年师(HitlerJudgend)的骨干，第1装甲兵团已经经历了一次大换血。在此时，Peiper第一次与第1重炮营第1连(I Abteilung I Kompanie)的指挥官上尉Werner Poetschke合作。Poetschke在加入LAH前曾在Das Reich指挥过重炮部队，并被授予金十字勋章(German Cross Gold)。 虽然Peiper离开了III Battalion，但Wolff和新指挥官Guhrs都继续把这只队伍看作是“Peiper的部队”。象希特勒用党卫军在东线作榜样一样，Peiper也用他的“Blowtorch Battalion”给新下属作了几次很漂亮的战术演示：不顾一切，出其不意的用重火力强攻，闪电般夺取阵地。 11月22日左右，Wolff的右腿中了一枪，伤势严重。“这次伊万们终於放倒我了......” 他在生死边缘挣扎了几个小时，醒来后发现医生要给他截肢。Wolff宁死也不愿意离开战场。他拿手枪对地面射击，才吓跑了准备给他作手术的医务人员。命大的Wolff终於逃过了这一劫。 LAH在年底的Advent和Watutin战役中损失异常惨重。1944年1月，Peiper接受了骑士十字勋章上的橡叶后，离开LAH回家休养。副官Herburt Kuhlmann接任了他的职位。3月Kuhlmann犯了心脏病，Poetschke接手了只有一个野战排大小的SS-Panzer Regiment 1。当时适应战斗的只有4个军官，4个预备军官和25名士兵。还有大量士兵被迫转入战备阶段，因为已经没有坦克来供他们驱使。 Poetschke的第一个重要任务是把LAH第1团的残部带出Hube包围圈。4月1日，国防军第19师尝试进攻城镇Dawidkowee，遭到苏军的顽强抵抗。Dawidkowee是横在Niczlawa河前的一个要塞，关系到整个军的突围。在19师的惨败后，同样的任务摆在了LAH面前。就在此时，欧洲军事研究人员对党卫军在艰苦卓绝的困境中仍能保持士气，并且凭借意志实现局部胜利的困惑又一次得到了证实。由党卫军第1装甲掷弹兵团作掩护，Poetschke带领他的队伍在城镇里展开激烈巷战，却因为苏军的顽强抵抗而被迫撤退。但Poetschke不死心。他绕过城镇，从另一方向发动突然袭击，让惊慌失措的苏军丢弃了大量物资仓惶而逃。战斗结束后，Poetschke手下只留下10名士兵。这一次战斗保证了整个装甲第1军(1. Panzer-Armee)得以渡过Niczlawa河，逃脱了苏军的围捕。为此Nehring将军给Poetschke写了封亲笔信表示感谢。3个月后，Poetschke拿到了他的骑士十字勋章。 Poetschke的兄弟Herbert回忆道：“他不是一个争名好利的人。相反他对自己的手下的考虑大多是切合实际的。在早期的波兰战役中，他的侦察部队经常和敌军作近距离战斗。他受的8次伤，除了最后一次外，都伤在脸上。他对部下的要求很高，但对他们的个人问题也很关心。他和Peiper有很好的朋友关系。在我们三人的一次谈话中，我申请要加入他们的坦克团。但Peiper拒绝了。他说，‘不，你们两个人中必须有一个要活下来。’”Herbert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 比利时休整 几乎全局覆没的LAH转移到比利时作休整。Peiper把第7连(7. Panzer-Kompanie)交给了Werner Wolff。由於人员短缺，Wolff一直没有机会参加军官培训。他直言不讳的对下属Stiller说，在此之前他没有任何指挥坦克连作战的经验。当时第7连的大多士兵都是步兵出身，整个连只有两个老坦克兵。在军备方面情况也不乐观。直到5月底，所有的装备才陆续到达。因为下一个对手是有压倒性空中优势的盟军，各种无线通讯被禁止，导致训练质量也大大受挫。 Stiller写道：“Wolff亲口告诉我，虽然他早期在军校里呆过6个月，但他所有的军事知识都是从Peiper那里获得的。值得庆幸的是，Peiper是个很会把手下培养成材的好上司。他们经常进行长时间谈话，话题内容无所不包，简直是一套完善的教育题材。Wolff本人话不多，甚至可以说是沉默寡言。他经常若有所思，但学习得飞快，并有很好的记忆力。他意志坚强，时常违背上司的意愿。他和顶头上司Kling关系不好。那一段时间Peiper经常来我们连队，我想Wolff应该知道其中的原因。” 但Wolff没有利用自己和Peiper的亲密关系作私人用途。在从Peiper身上学习的同时，他也不是简单的拷贝对方的一举一动。1944年5月，古德里安(Guderian)将军来视察，Peiper和Dietrich将军作为主人接待了这个显贵，并向他介绍了营级和连级军官。午餐时，Peiper和Wolff交叉着坐在Dietrich和古德里安对面。Peiper抓住这个机会，向Dietrich抱怨：“Wolff订婚7年，但他却不想结婚。”向来喜欢速战速决的Dietrich马上命令把Wolff的未婚妻接到比利时来完婚。后者在谈话过程中一直是一脸不以为然。当天晚上，Wolff的炮手就坐在开往Memel的火车上，目的地是证书文件和Helga。 6月19日，当LAH用伪装色粉刷他们的坦克，准备进入诺曼底战场时，一对年轻人在一座白色的小别墅中举行了婚礼。Peiper给了祝酒辞。19岁的Helga对Peiper的印象无疑值得一阅。“虽然我听说很多关于他的故事，但我是在1944年6月第一次见到他本人的。他看起来很年轻。我想，如果穿上短裤，我不会怀疑他还是个学生。他的外表和他的威望反差很大。他的谈吐举止永远是军人特有的生硬，但不要被这种生硬欺骗，他的笑容是温暖而发自肺腑的。否则我难以相信他怎么会找到这么一个好妻子(Peiper的夫人当时也在场)。听起来很奇怪，但我觉得他本人很谦虚，甚至有些害羞。Werner跟我讲过，当他的手下把一首改了歌词的歌唱给Peiper听时，'Jochen Peiper is our leader...'，他几乎尴尬到手足无措。” Helga还回忆了一段有趣的小插曲。“Peiper夫人来到后，他们邀请我和Werner去喝咖啡。我们坐下来不久，Peiper就起身告辞，暂时离开了一会儿。几分钟后，他穿着一身雪白的军礼服出现在我们面前，恶狠狠的盯着Werner说，‘狗杂种，这是给你在Hasselt时胆敢踩到我头上的回答！’Peiper试图保持严肃，但两个人立刻笑弯了腰，留下我和Peiper夫人莫明其妙的对看着。回家的路上，Werner告诉我说，当地比利时的上流社会曾邀请军官们参加一个舞会。Werner手忙脚乱的换衣服时，把一个钮扣扯掉了。他的针线活很滥，而又不想迟到，於是他从衣橱里拿了件白色制服就跑了。结果那些贵妇们把唯一身着白色礼服的Werner当作了军衔最高的贵客，对他青睐有加。在应接不暇的舞曲中，Werner只能以抱歉和无辜的目光回答Peiper恶狠狠的注视。那天晚上，Werner终於作了一次舞会的‘Top Dog’。” 诺曼底战役前夕，这段生活无疑是Wolff最幸福的时间之一。每天傍晚，Wolff都要和当地的天主教神父就着一瓶红葡萄酒聊天儿，消磨时光。 诺曼底 7月9日，当希特勒青年师(HJ)在浴血奋战时，LAH还被莫明其妙的安置在后方，等待进攻命令。这群曾经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们，只能伴着隆隆的炮声玩纸牌。在党卫军第一旅(I. SS-Panzer-Korps)的命令下，Wolff带领的第7连被借调到Bully作为第2旅的后备力量。在调动的路上，他们尝够了盟军空袭的苦头。到达Tully后，Wolff极不可耐的坐着他的两栖通讯车在战场边缘跑来跑去，侦察突击的最佳方位。但一直没有他希望的反攻。7月18日晚，他不得不奉令在最后一刻撤出了城市。 8月1日，Wolff的队伍在Tilly已经与加拿大人纠缠了几天。他所守卫的地段关系到整个LAH师的进退。在没有任何后援的情况下，他带领手下顶住了加拿大人至少5次进攻。在战斗中，他的指挥坦克的炮塔被卡住，而敌人的坦克同时也瞄准了他。Wolff在千钧一发之际强迫坦克转弯，从卡住的炮塔里瞄准并轰击敌人，并不顾机械故障，直冲到前线纵深地段为止。为此他被授予Honer Roll of the German Army的荣誉。 他的手下Kahlen回忆，“他是一个典型的理想化青年，对自己和下属要求非常严格，并且雄心勃勃。他不能接受任何反对意见，对独断专行，违抗上司的行为一点都不会犹豫。但有时他自己就是个大孩子。他心思紧密，考虑周到，偶尔会听取他的炮手的意见。”很令人惊异的是，这样一个冒险家平时喜欢读古典文学。他的口袋里总揣着Friedrich Holderin的诗集，里面是他最喜欢的一首“为祖国而死”。更稀奇的是，在古典文学方面，Wolff颇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战友。 由於盟军无休止的轰炸，LAH在诺曼底毫无建树，只能在小范围区域内作防守。无线通讯被禁止，电话线也经常被炸断，通讯兵们在各指挥部间疲於奔命，仍然不能及时更新战况，联系各部队的作战方案。由於需要亲自上前线侦察，各级指挥官，从师级的将军到野战排的少尉，都不时冒着灭顶之灾的危险，开车在战地间穿梭。Peiper的传令官Werner Hentschel回忆道，“我唯一能作的，就是拼命踩油门，祈祷不要中弹......” 8月18日，Wolff的腿部再一次负伤。两天后，LAH开始了悲惨的逃离法莱斯包围圈的征程。师长Theodor Wisch险些因为重伤的双腿而死于一个谷仓里。代理团长Kuhlmann也在突围过程中背部被插满了弹片，从此再也没有返回LAH。大批营连级军官和老兵们或者被俘，或者因为受伤而从此转入后备役。Poetschke只好再次接过LAH第1团的残部，顺利突围。由於他在紧要关头表现出的领导能力，不久他就升任了少校。 9月，LAH回到了德国境内。11月，已经升任中尉，还在一瘸一拐的Wolff开始组织其连队的训练任务。11月9日，在第1团的受勋仪式上，Poetschke被授予了近距离作战银质勋章，标志着他完成了25次近距离战斗，虽然他的真正参战次数已经达到了金质勋章的级别(50次)。(德军的勋章数量似乎供不应求。据说LAH的第4任师长Otto Kumm被授予骑士十字勋章的双剑时，不得不暂时借用Peiper的勋章) Wolff回忆道，“这天Peiper把金质负伤勋章别在了我胸前。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Wolff，这枚勋章之后就只有一个木制十字了。’可是我当时根本就没听进去......” 阿登战役 12月，阿登战役打响。Poetschke已经担任了LAH第1团第1混合营(I. (gemischte)/SS-Panzer-Regiment 1)的指挥官职务。而Wolff却因为尚未伤愈，没有参加这次战役。关于Poetschek在这次战役中的记录并不多。他的部队紧随主力一路西进。他本人和上司一起眼睁睁的看到Rrois-Ponts附近的桥被炸断。在Stoumont附近，Poetschke手下的第2连因为美军的顽强抵抗而决定放弃进攻。Poetschke在暴怒中从指挥坦克中跳出来，抗起一个反坦克“铁拳”，威胁如果任何人退却，他就向逃兵开炮。这一招居然很有效，德军继续强攻，在Stoumont俘虏了150名战俘，缴获了4辆坦克和若干重型反坦克炮。Poetschke事后因为此次战斗获得了骑士十字勋章上的橡叶标记。 此后在阿登战役中Peiper战斗群的主要军官，包括Poetschke，Diefenthal和von Weternhagen均带领自己的队伍退回La Gleize。大家缩在这个不过有30栋房子的小村庄里，在围攻的3个美军师的狂轰滥炸下坚持了4天。Poetschke的副官Reiser回忆了其中很“精彩”的一天：“我们已经习惯敌人的炮火了，但昨天晚上似乎出奇的平静。早晨时敌人展开了异常猛烈的进攻。那些通讯兵冒着枪林弹雨，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在各指挥部间奔波！1400点钟后美军停止了炮轰，坦克和步兵群从各个路口展开进攻。Peiper命令我们：‘所有人都去防守！’我们涌出指挥部，坦克手，通讯兵，信号兵都抗起步枪，机枪或反坦克枪，隐藏在房子的角落里等待敌人。我身边的一个狙击手一直在用美军玩‘活靶子’的游戏。美军占了数量优势，我们只有等到他们占领了第一批房子后，才在若干小时的巷战里击退他们。天黑之前敌人就撤走了。”在这一天，美军有计划的烧毁了若干民房，并向标志有红十字的教堂开炮，迫使大量平民和双方伤兵，美军战俘等躲进了掩体。 Poetschke的手下在城镇北面阻挡了美军的一次进攻。德军引以为傲的虎王坦克在此时担任了一个悲壮的角色。第7连的坦克驾驶员Rolf Ehrhardt回忆了当时的情景。“一群美军的Sherman坦克在逼近。我们的Panzer IV射程不够，只有两个虎王的88毫米炮和几辆Panther的75毫米炮能命中敌军。而且Sherman的射程也够不到我们。这是上天给的一次复仇机会吗？还是我们应该有一次胜利的喜悦了？一个虎王的第一发炮弹没用命中，其中一辆Sherman突然冲过来，把我逼出了观望哨。我只好跑到掩体里，听着外面的轰鸣。掩体里挤满了人，我们静静的等着炮声中的一点间隙，计算着敌人被摧毁的坦克数量。石头和墙灰从四壁落下。88毫米炮的轰鸣很容易辨别，每一声炮响我们的心脏就受一次重击。突然虎王的坦克手Hantusch冲进了掩体，流血的双手抱着头，大叫“这是我最后一发炮弹了！”他的坦克被击中若干次，他不得不从火星四溅，随时要爆炸的坦克中逃了出来。几分钟后，第二辆虎王的指挥官Dollinger也出现了。他头上献血淋漓，但一言不发。简单包扎后，他说坦克里的浓烟让他什么都看不到，更别提瞄准敌人了。8到10辆Shermann围攻一辆虎王，我们的火力再好也难逃脱被击毁的命运。我们都很丧气和郁闷。整个世界都在和我们作对，我们的王牌就这样悲惨的收场了。”Dollinger的虎王被修复后，至今仍然在La Gleize展览。 从La Gleize突围后，Peiper立刻给师长Mohnke打了份报告，然后才和Poetschke一起吃了9天来第一顿热饭。对於Poetschke，战斗还没有结束。12月28日，他带领残部赶到Bastogne附近，增援那里苦战已久的兄弟部队。Peiper在此期间访问了几次Poetschke的指挥部。大势已去，Poetschke的最后努力没有任何成果。 最后一战 短暂的休整后，LAH被调入匈牙利。Wolff担任了第1连(1. Kompanie I. (gemischte)/SS-Panzer-Regiment 1)的指挥官。他的队伍在1月底到达了维也纳附近的Ganserndorf，却发现火车走错了路线。他只好重新把武器设备装上车，赶到匈牙利的Raab和他的上司Poetschke会面。 作为希特勒的警卫旗队，人人都认为LAH会在柏林结束他们最后的战斗。连古德里安将军都要求把该部队调入柏林南部地区。但LAH注定不会在总统府前作炮灰。1945年2月12日，LAH进入Neuhausel地区。跟随在Peiper的战斗群中的，是Poetschke的I .(gemischte) Abteilung，老友von Westernhagen的501重炮营(schwere SS-Panzer-Abteilung 501，有时被非正式的称为“老虎营”)和Peiper的老部队，SPW Battallion。 在夜间行军时，一个德军巡逻队在美军空袭的威胁下，居然用灯光把第1连的坦克照得通亮。Wolff大声警告，没有效果。他干脆一枪打碎了对方的照明灯。在Komorn，一座失修的桥梁横在队伍面前。绕道行军意味着浪费80公里的宝贵时间。Wolff没有多加思考，命令所有的坦克一个个单独开过了摇摇欲坠的桥梁。联想到Peiper在阿登战役中命令坦克强行穿过雷区，这种做法是否很眼熟？ 在这次战役中，可能意识到无条件投降只是个时间问题，Peiper的指挥风格趋於保守。他谨慎的等到地势对德军有利才发动进攻，并用5辆虎王开道。在第一场战斗中摧毁了苏军若干反坦克炮后，他的部队没有一人伤亡。但Poetschke还是坚持他冲在火线最前沿的指挥风格。在日后的报告中，Peiper提到，“穿过190高地的反坦克炮群后，Poetschke正对敌人的炮火强攻，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侧翼。”从上下文看，他一点没有责备后者的意思。 Wolff似乎也没有考虑后路的问题。在一次战斗前的碰头会中，他解释了自己的作战计划。老兵Erich Strelow悄悄告诉他身边的同伴，说“明天我们就可以给他点蜡烛了。”天意作弄人，Strelow的送葬蜡烛倒先行一步，以至他还没有来得及佩戴在阿登战役中获得的勋章。在这段时间，德军取得了局部胜利。Wolff在给妻子的一封信里写道：“我昨天从战场回来，才发现你的信到了......最近这几天情况很艰苦，但我们却轻松了不少，因为部队的成功推进使那些曾经绝望的战士们重新获得了信心。但这次我也没有完全逃脱。我被一片愚蠢的弹片擦伤了。你别担心，这次只不过是颗‘小土豆’。弹片插在脸上，离右眼下面有一指宽的距离。现在它正端端正正的坐在我的前颚旁边，你可以想象我吃饭时有点问题。无论如何，它不会影响我那英俊的面容的。重要的是，我的眼睛没事儿！......我终於在战场上有自己连队了，第一只我的连队，我真的很为他们自豪。噢，我要去见Peiper了-- Jochen--如果今晚不出发，我还会给你再写点儿。” 1945年3月15日，Werner Poetschke终於因为在阿登，“南风”和“春天觉醒”战役中的功绩拿到了他的橡叶。他的手下得知消息后，提前用硬纸板作了一个盾牌大小的橡叶挂在了他胸前。LAH的师长正式为他授勋后，从师长到少尉，大家在一起热闹了好一阵子。到此，Poetschke已经接受了不下六块勋章，是LAH里受勋最多的军官之一。 3月20日，Poetschke的部队来到Inota附近。当天下午，Wolff带着6辆坦克向城镇西面进发。他在离Inota有两公里处停下来，给他的部下达进攻前最后的指令。然后他站在坦克炮塔里，上半身露出坦克，给出常见的进攻信号：右拳高举。就在此时，一个炮弹在他右侧爆炸，Wolff惨叫一声，跌进了坦克。其他军官吓呆了，进攻计划暂停。 Peiper回忆道，“一个弹片插进了他的鼻子。象我们所有人一样，他不过是把身子探出了炮塔。当时的战斗也不是非常严峻，只是赶走几辆T-34而已。”军医给出的报告是，头部负伤，昏迷但情况稳定。Peiper立刻命令把Wolff转移到后方医院，要求他的炮手寸步不离Wolff。从那时起，Peiper就失去了Wolff的消息。 炮手并没有履行他的职责。Wolff由另外一名受伤的军医接手，于第二天被送到了德国境内。3月30日，年仅23岁的Wolff在医院里停止了呼吸。他的妻子写道，“他似乎知道自己要在这次战役中牺牲。没有人，也只有他能够安慰我。他最想知道的是我们是否能有一个孩子。从他在3月15日的最后一封信中，他似乎刚知道自己要作爸爸了......” Wolff无疑是Peiper最喜欢的学生。他和Paul Guhl一起，是唯一从SPW Battalion调入第1坦克团的军官。Peiper写道，“他象颗流星一样飞快的冲向天空，同样飞快的消失在黑暗里。”十几年后，美国作家用了相同的比喻描述了Peiper本人的历程。 同一天，重炮营(SS-Panzer-Abteilung 501)的指挥官，中校von Westernhagen被调入后备军官之列。谁都不清楚这道奇怪的命令出自何目的。von Westernhagen到师部里向师长Kumm报道。在他走向师部门口时，一颗空投的炸弹给了他致命一击。Kumm刚刚接受了他的双剑荣誉。他声称悲剧发生的时候，Dietrich将军和Peiper都在场。von Westernhagen是Peiper从1943年起就在苏联战场，诺曼底并肩作战的老战友。从阿登战役开始，von Westernhagen的重炮部队更是作为Peiper的附属力量与其寸步不离。但关于von Westernhagen的死，目前没有任何来自Peiper的记录。 悲剧要结束时，角色一个个迫不及待的下场。3月21日，在对抗70辆敌军坦克的进攻中，骑士十字勋章获得者上尉Malkomes的任务是顶住敌人直到天黑。30分钟后他的坦克飞快的开回了指挥部，Malkomes直挺挺的坐在炮塔里咽了气。Poetschke只有把并肩征战多年的好友从坦克里拉出来，然后带队去救援在奋战中的最后一辆坦克。 3月22日，坦克战斗群遭到了严重损失。第二天注定是更黑暗的一天。0600点钟左右，Poetschke发现南面有大约40辆敌军坦克。他马上召集了各指挥官布置作战任务。就在大家要散会的时候，突然一个炸弹正落在军官们的圈子里！Poetschke的腿受了重伤，其他军官也有不同程度的重伤，但基本没有一个人可以指挥战斗了！虽然重伤，Poetschke清楚的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把传令兵叫来，“通知Peiper！”在被战友抬走之前，他把一支手枪放在了身边。 “一场决战就在眼前，这样的事故不仅让我们震惊，而且搅乱了军心。最后的战斗还没开始，我们已经看到了终点......”Poetschke的手下Reiser写道。在战地医院里，Poetschke死活不让医生给他截去双腿，直到医生Dr. Neumayer作出口头保证。他反复问，什么时候他可以伤愈重返战场。他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他的腿上。傍晚，他的病情恶化，在昏迷中还不时念叨不要截肢。第二天一早，Poetschke永远的沉睡了。Dr. Neumayer回忆道，“他总在说，如果不能在坦克里作战，生命对他就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他宁愿打死自己也不要截肢。他以前告诉过我，他是不会活着作战俘的。我所了解的Poetschke，可能不会在战争结束时作出生存下去的选择。” 因为这次事故，第1连的指挥力量彻底瓦解了。3月27日，Peiper参加了Poetschke和Malkomes的葬礼。在战争结束的前夕，短短几天内他写了一连串战友的悼词。但对於他个人的磨难，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这篇文章的目的，不过是记录一些将生命奉献给祖国和战场，却没有自己传记的普通士兵。 附录 SPW: 德军武装载人机动车 LAH：希特勒警卫旗队 Divison: 师 Regiment: 团 Battalion: 营 Kompanie: 连 主要参考资料：Jochen Peiper Commander Panzer Regiment Leibstandar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