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 Peiper by Charles Whiting

SS Peiper : the life and death of SS Colonel Jochen Peiper / Leo Kessler 这是本很奇怪的书。明明是Charles Whiting写的，但书的封皮和扉页上没有任何作者的信息。没有封面包装，没有题目，只是一片空白的褐色帆布封皮，空白到让人联想到坟墓。这本书似乎不再印刷，可以算是绝版，甚至在哪里都没的买了。 它不是Peiper的传记，而是Whiting很拿手的传记风格的小说。根据史料，Whiting创造了细节，揣摩了心理，并引导读者随主人公们的经历穿插在时空之间，不失时机的添加若干讨论，居然造成了一种很有震撼力的戏剧效果。Peiper这个人就从无数旧照片，听证记录 和回忆录中，慢慢随着他的言语变成了一个实体，虽然这个实体的真实性令人怀疑。由於可以借鉴的史料丰富，此书在涉及战后审讯的记录算是比较切实详尽的。除此之外，指望从这本书里挖掘出有关Peiper和党卫军历史的来龙去脉的读者，可能会有些失望。但Whiting的文字是如此戏剧化并很容易令人深思感慨，笔者还是忍不住 收录了些节选。读者就把它当作介于“战车之王”等纯小说和“Special Battle Series- Die Rundstedtoffensive”等官方史料之间的文章来读吧。 　 前言 "Ich schwöre Dir, Adolf Hitler, als Führer und Kanzler des Reiches Treue und Tapferkeit. Ich gelobe Dir und den von Dir bestimmten Vorgesetzten Gehorsam bis in den Tod, so wahr mit Gott helfe." 　 这是一个表情严肃的20岁青年在1935年一月的一个早晨重复的誓言。面对骷髅死亡标志的锦旗，他笔挺的站着，右手行礼，向希特勒发誓他的生命将要贡献给他的元首。那一天，Jochen Peiper加入了希特勒警卫旗队(LAH)，他的生命从此被烙上了封印。 他看起来比周围的宣誓人要瘦小些。象英国的皇家卫兵一样，宣誓人都经过严格的身材挑选。他的头发是深颜色的，比当时常见的样式略长。脸很瘦，有个结实的下颚和一双目光坚定的眼睛。他的嘴喜欢紧抿着，象是要掩盖自己的任何感情和冲动。 这正是德国作家Ernst Juenger所描述的一个理想战士的面孔：“一个新战士，一个突击队员，中欧的精英。一个全新的种族，意志坚定，勇敢好战，对自己和敌人都残酷无情。”终究有一天，Jochen Peiper会成为他所描述的一切，并且更多！他抱着对纳粹德国的完美理想冲向战场，时刻准备为元首献身。但战火中的死亡与他擦肩而过。相反，他成了一个英雄。 但他不是狂热分子，虽然在他变得臭名昭著后整个世界都这么描述他。他比同时代的大多人都更聪明和有教养。他流利使用英语，法语和德语，修辞得理，但沉默寡言(在很气愤的情况下例外)。难得的是，从昂格鲁-萨克逊的眼光来看，他还有不少幽默感，虽然有时候这种幽默感经常和死神称兄道弟。 从一开始，他就被认作党卫军里最自大的人物之一。“那个傲慢的混蛋！”是Dietrich将军给他的定语。他没有加入纳粹党，在受训期间总尽可能的不穿制服，这样他就可以不用向那些“金公鸡”们行礼，因为纳粹官员们总在身上挂满金色的勋带。之后，当他指挥自己的部队时，他尽走自己的路，很少请示上级。因为他战功卓越，这些过错大都被忽略了。 简而言之，他急功近利，野心勃勃，并对达官显贵和小市民不屑一顾。他渴望晋级，权力和荣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他得到了所有的一切。他的事迹在德国陆军报告中被提及若干次，在纳粹党务杂志的封面上露相，被授予骑士十字勋章和橡叶双剑...他在荣耀的阶梯上升的飞快。经历了除却北非的所有德国战线上的腥风血雨后，没有人怀疑他在30岁就可以升任将军。但事实大相径庭，德国战败后，没有人再需要党卫军上校Jochen Peiper。他象颗流星一样短暂的划过夜空，随后坠向地面，以一个可怕的碰撞作结束。 　 第一部：以血洗礼 "Heute gehort uns Deutschland und morgen die ganze Welt!" (Today Germany belongs to us, tomorrow the whole world) Nazi Horst Wessel Song 第二章：党卫军军官学校 象所有不用功的学生一样，Peiper在中学成绩单上表现平平。既然与一个学者或工程师的事业无缘，Peiper在父亲的指导下加入了SS骑兵学校。骑兵学校是希姆莱为吸引上层社会人士加入SS的工具之一。事实上两个旧王朝的王子就在受训之列。Peiper和这些上层建筑混得斯熟，但他追求的更多。 1934年2月，他给SS总部写了申请信，要求加入SS军官学校。他的信落到了Dietrich的手里。Dietrich很喜欢信里言辞的语调。但当时的SS是很多年轻人向往的部队，因此竞争激烈。终於，在1935年1月，Peiper进入了军校。校医认为他身材不如同学们魁梧，更谈不上彪捍。但他强壮机警，聪慧异常。军校的心理医生还发现他自我欲望膨胀，不能信任同僚。但他在骑兵学校的种种社会联系被所有的选拔人员都注意到了。1935年4月，这个20岁的预备军官得到的评语是“意志坚强，时刻准备以 冲刺的方式实现目标”。作评语的人都没有想到，这和闪电战术字字符合的特性使得Peiper日后成为二战德军最有名的年轻指挥官之一。 Peiper很喜欢LAH。“我的忠诚是我的荣誉”这句誓言从此时便伴他左右。他日后的第一个上司回忆道，“他不象他的大多手下一样身强力壮，但他意志坚强，这让他在苏联的早期战斗中丧失了很多下属。但他总能完成任务，这一点倒是可以确定。” 第三章：党卫军司令部 柏林Prinz Albrecht Strasse街10号是一个第三帝国最恐怖和臭名昭著的地址。在“千年帝国”倒塌之前，这里是审讯和折磨纳粹抵抗者的地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座建筑的前身是一所艺术学校。在这里，秘密警察头子慕勒，莱茵哈特.亨德里希都在经营自己的恐怖事业。而希姆莱则专心致志的 建设他的党卫军帝国。 谁也不知道Peiper在刚被调入SS总部时，是否知道这座建筑里发生的罪行。但他在总部的委任期被延长时，我们知道这个敏感的年轻军官已经作出了选择。我们只知道他曾经与希姆莱一起参观过早期的集中营，他的两个兄弟都在“骷髅”部队，他的未来的妻子的兄弟也在SS，他不可能对发生在这里的事情一无所知。但象所有当时的青年一样，“要作煎蛋，总要打碎鸡蛋的”，Peiper很可能是这样看待事实的。但奇怪的是，信仰归信仰，Peiper从未加入纳粹党。 一次，希姆莱有些惊讶的发现自己的副官居然没有佩戴纳粹党徽。Peiper回答是自己不想作一个机会主义者。据说希姆莱马上命令马丁.褒曼，要把下一个空缺的“低级党员”名额留给Peiper。但一直没有空缺位置，Peiper就一直未能“光荣入党”。 1938年夏天，Peiper在柏林和Gmund-am-Tegernesee，美丽的巴伐利亚湖区之间边奔波，给希姆莱的夏季司令部作传令官。就在此时，一个日尔曼金发女郎走进了他的世界。Sigurd刚刚被海因里希的老婆琳达.海因里希介绍给了希姆莱作秘书，因为琳达.海因里希很看不起希姆莱的品味，相信她的校友Sigurd将给希姆莱的总部带来一些优雅的格调。而希姆莱本人--和理想的雅利安血统外貌没有一丝相似之处--也喜欢自己四周都是 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的日尔曼下属。很快，Peiper和Sigurd结婚了。希姆莱对这桩婚事很欢迎。他一再强调下属需要用家庭来“兴盛雅利安种族”。1944年，希姆莱对单身汉Gerd Bremer (坦克梅耶的左膀右臂) 训话，说“如果你们再不结婚，人人都没有晋级的希望！” 军令如山，Bremer飞快的结了婚。 Sigurd Peiper生养了两个女孩，一个男孩，让希姆莱极为满意。但Peiper的家庭注定要经历艰难困苦的时光。除了和任何军人家属一样，心惊担颤的等待亲人的音讯外，战后的Sigurd作了10年的单身母亲，忍辱负重抚养了三个孩子。但她似乎并不十分悲怜自己的痛苦。在1979年去世前，她给儿子写的一封信中提到，“回头看看我的一生，我走过的道路就象一篇小说，我感觉自己一直在作某个悲剧的观众。” 　 第四章：苏联战场 ...... 食品短缺。前线的官兵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看到面包和肉食了。每周的陪给只有三两！1941年，在缺少合适的冬季作战配给时，SS官兵们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中等待。坦克需要每隔10分钟预热一次，否则根本发动不起来。战士们因为“战壕脚”和坏血病，一种从中世纪就为军人所熟知的感染成批倒下。甚至在SS里，已经有人用自伤来逃避前线。 艰苦卓绝的战场上，士兵们生活在一个奇特的被隔绝的世界里。在这里有“前线的炮灰”和“后方的种马”的说法，有“白耗子”(宪兵)和“灰耗子”(伦为情妇的女兵)的对比，有士兵的“行话”和官方文件的反差。在这里唯一的娱乐是拿性命开玩笑的黑色幽默。年轻的Gerd Bremer经常向他的同僚戏说，“我们在俄国呆了太长时间，以至于在回德国整修前，需要进行一次文明社会的再教育。每次‘再教育’的训话总要以‘Ponemyu?’(俄语“听懂否？”) 结束，否则大家对德语很难理解。” 据Gerd Bremer回忆，当一群士兵被火车送往前线时，大家喝得酩酊大醉。一个军官因此而把自己撞昏了过去。大家趁机扒掉他的衣服，用纱布裹遍他全身，只露两只眼睛和一张嘴。当倒酶的人醒来时，发现身边聚满了表情沉痛的战友，有的还在抹眼泪。“我要死了？！”他惊恐的喊道。“告诉我，医生，求求你！”其他人继续悲痛的摇头。直到Bremer实在忍不住放声大笑，大家才结束了这个恶作剧。 作为这些年轻人中的一员，Peiper也偶而拿自己的性命来作弄一次。大战的间隙，Peiper突然想学飞行。从师部侦察机飞行员那里学了一课后，Peiper把连队的医务官拉上飞机，决定自己单飞。医务官立刻咆哮着抗议：“你根本不会飞！再说你要我陪你作什么？！”“很简单，”Peiper回答，“如果我飞成了，你是我的见证人。如果有什么意外，身边有个医生总是好的。”最后，Peiper顺利着陆，旁边是已经在精神崩溃边缘的医务官。 1943年1月，Peiper奉Dietrich之命去营救被困的第320师。虽然他当时只有一个步兵连，而对手是以师衡量，他象往常一样出发了。24小时后Peiper看到了320师的残余战斗群。迎接他的是Postel将军和一批职衔显赫的军官。后者责问Peiper为什么没有把装甲车带来汇合。Peiper根本没把这个指挥不力的将军当回事，平静的回答冰面厚度不能承受装甲车。Postel将军自然是回之 以痛骂。还未等Peiper争论，一个320师的军官报告说一挺自行炮已经沉入水中。Postel马上一言不发的走了，留下Peiper和他的战友蜷在SPW车上，一脸晦气。 然后320师的伤兵陆续出现了。“我们看到这一幕，都不约而同的想起了一个词：拿破仑的别列津那(1812年法军从莫斯科撤退的惨状)！”在前面的是还能走动的伤兵，然后是互相搀扶的，最后是重伤员。他们坐在小马车或骡车里，伤员太多，有些人只好把自己绑在车后被拖在雪地里走！” 整晚救援部队的医生们都在忙碌，准备次日的漫长征途。他们在凌晨出发，Peiper的部队在两翼保护，走向Udy河边残存的桥梁。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所有装甲车的指挥官都警惕的观望四周，但没有苏联人的身影。看来他们是不屑于收拾320师的残部了。在此期间Peiper不得不离开伤员一阵。当他们返回时，发现场面触目惊心：无数伤员被虐杀，残余的320师和医务人员正与一个苏联雪地中队激战。而河上的木桥也在烟火中摇摇欲坠。来不及悔过，Peiper的部队立刻发动反击，激烈战斗直到整个苏军力量被消灭。在此之后，Peiper送伤员过了河，并冒险绕道带回了所有的车辆。 Postel将军根本没在报告中提及Peiper的功绩。但Dietrich给他提交了骑士十字勋章的申请。1943年3月，除了“煎鸡蛋(德军金十字勋章)”外，他终於把把一个骑士十字挂在了脖子上。战友们开玩笑，说他的“喉咙痒的毛病终於治好了”。 第五章：重返东线 1943年底到次年年初，卡耳科夫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拉锯战使得所有部队都精疲力竭，两年前LAH耀武扬威的气势已经一去不复返。“老兔子”们--LAH的老兵们互相称呼的代号--也已经丧失了斗志。Bremer还在津津有味的继续他的玩笑。“当最后的胜利来到时，我们在柏林会有一场大阅兵。队伍最后一定是一群喇里喇塌的乞丐。人们会问：’你们是谁？’我们就回答‘Na ponemayu’？因为我们只会讲俄语了！” 一次战地通讯中，当LAH师部的总参谋Rudolf Lehmann准备责问Peiper为何没有定时发动进攻时，了解其为人的Lehmann没有直接提问，而是很平静的问：“出了什么事，Jochen? 你是否要换人？”Peiper没好气的哼了一声，“Kiss my arse! I'm attacking. Out!”随后掐断了话筒。(笔者：如果按字翻译，德语的用词更接近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这大概就是用arse而不是ass的原因吧...) 虽然Peiper已经失去了耐心，并且各种现实表明德军在苏联战场的失败已经不可避免，Peiper依然继续创造他的局部胜利业绩。1943年底，他的一次不遗余力的突破保证了德军第48坦克军 对苏联第16军的胜利。这次他骑士十字勋章上加了橡叶。(笔者：可能德军在战场上时刻处於饥饿状态。首先他们有“煎鸡蛋”，然后他们把荣耀的橡叶称作卷心菜。如果加上双剑标志，就是菜叶下的一副刀叉) 第二部：罪行 "Mitgegangen, mitgefangen, mitgehangen" (Went with, caught with, hanged with) Old German Saying 第一章：阿登战役 1944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新任第6坦克军的指挥官Dietrich将军夹着一个标有“头等机密”的文件夹出现在元首府里。他对迎接的Jodl将军咆哮道：“你知道这是什么？我来看看这是不是个笑话！” Jodl当然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他回答，整个阿登作战方案都是希特勒亲自制定的。 “那我要和元首面谈。”Dietrich坚持。“没人能教我如何进攻！我原来的LAH只有30个人了。我现在要建一个全新的军队。我是一个将军，不是屠夫！” Dietrich作为SS一个元老级人物，很早就意识到德国不能赢得这场战争了。把战争继续下去无疑是犯罪。当他接到希特勒反攻的计划时，他知道他的“孩子”们又要作无畏的牺牲了。 那么这些“孩子”呢？Jochen Peiper，Dietrich所指的在30年代加入LAH的30人中的一员，在想什么？他是否还相信一个最后的胜利？在1944年的冬季，盟军和苏联红军从东西两线压迫而来，而身后是经受狂轰滥炸的德国废墟，是SS的狂热信念，还是军人钢铁般的纪律，使得他带领起5千人的队伍，明明知道这些年轻人马上又要成为炮灰？ 但那年12月的形式似乎对Peiper并没有什么影响。他的世界已经在四周开始崩溃。日后在死刑犯监狱中他写道，“如果不把自己看得太重的话，其实这里和外面也没什么大区别。没有什么不可以忍受的事。我看过太多另人笑不出来的东西；但就思考中的人来讲，这是一场喜剧...Cogito” 没有什么可以另他发笑的。除了这个残忍冷酷的“千年帝国”，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世界，更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其他角色可以担当。 他切断了自己和欲望，感情，正常人的世界的一切关联。LAH是他唯一的家。进入战争的第5年，Peiper可能想去死。但看着周围的LAH老战友，“我的忠诚是我的荣耀”那句话又回响在耳边。他暂时还有战斗下去的理由。 在星期四早晨11点钟，团级指挥官们都聚集在师部等待号令。在师部所在Eifel村庄附近的森林里，12月的迷雾蜿蜒的卷来又退走。所有的装甲车都要在晨雾消散前被藏在树林里，以免被不过10英里外的美军侦察兵发现。 Skorzeny,Hansen,Sandig等军官都站得笔挺，胸前挂满了凌琅满目的勋章。他们的军服一丝不苟，靴子擦得缯亮，军帽则被精确的以某种角度戴在头上。所有的指挥官都是被突然召到Mohnke将军的办公室来的。 但其中也有一个例外，第一坦克团的指挥官因为交通堵塞而迟到了。师里最年轻的中校--他要比大多数人年轻5岁--穿着一件意大利缴获的黑皮夹克，白翻领的毛衣领下， 挂着唯一的装饰骑士十字勋章。他的帽子和上面的徽章看起来磨损了有些年头，但几乎是飞扬跋扈的扣在头顶。Obersturmbannfuhrer(中校) Peiper总是需要与众不同的。 Mohnke和他的参谋长Ziemssen向Peiper重复了他误掉的一部分。在场的还有身材魁梧，脸上带着个可怕伤疤的Otto Skorzeny。36 岁的Skorzeny最著名的事迹是在 1943 年九月间率领一小群伞兵，乘滑翔机突袭义大利北部的一座险阻的山顶，救出被义大利政府软禁的前独裁者墨索里尼。此时他开始打量他的年轻战友。很多年后，他回忆，“Peiper虽然看起来喜欢冷嘲热讽，但他已经感觉到有大事要发生。他试图掩饰迫切的好奇心 ，在得到答案之前想自己发现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会议，...他就象一条训练有素，等待解掉项圈的猎犬。” 　 第10章：失败和突围之后 ...... 9天9夜没有睡眠，Peiper的体力已经严重透支。到德军在Wanne的给养站最后的几米路，他几乎是被第一坦克团的医务兵拖着走完的。但他再次幸存下来，并把出发的800人几乎完整的带了回来(有几个在渡河时被寒流冲走)。他们浑身湿透，精疲力尽，但受到了凯旋式的欢迎。然后Peiper一头扎倒，陷入了 虚脱后的沉睡。他不知道，虽然他的战斗群败得如此惨重，Mohnke将军已经在起草为他申请骑士十字勋章上的双剑荣誉。 历史没有记载Peiper在那天的感想。但他日后不难发现，1944年12月25日，这一天标志着他人生的转折点。 对於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讲，人生的变化往往都在由某些戏剧化的时刻完成转折的，就象一个伤兵在看着自己的双腿，意识到从此再也不能正常行走。可是对於大多数人来讲，变化都是在无声无息中完成。只是一个逐渐变老的简单过程--第一次因为年纪失去了提升的机会，第一次发现眼角的皱纹，第一次发现自己性能力的减退。只有我们寞然回首时，才依稀记得某一天就可以代表这些变化的转折点。 Peiper的生命历程非常符合这种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个圣诞节，他只有29岁，已经是第三帝国最前途无量的指挥官之一(很快他将被晋升上校并成为LAH的副师长)。但他不知道那一天就标志着他事业和人生的分界线。 就在他无知无觉的沉睡时，美军已经开始收集在Malmedy,Brussels和Versailles的资料，并准备秋后算帐了。 　 第三部：对质 "He lies like an eye-witness" Old Russian Saying 第三章：最后一战 1945年3月，Peiper进入他最后一次反攻战斗。作为LAH的副师长，他的任务是在匈牙利把苏联红军的进攻力量分裂成两部分。象他这样的“老兔子”都认为希特勒亲自制定的作战计划只能用荒唐来描述。3月3日，他在一片瓢泼大雨中观察前线地形。指着一片从眼前延伸到东边天涯尽头的黑色淤泥地，他尖刻的笑道，“我们就从这里出发！” 当天他沿着泥泞的道路艰难的回到座落在Veszprem的师部，对着接通党卫军第6坦克军的电话一阵咆哮：“我只有坦克，没有潜水艇！你随便怎么恭维我好了(kiss my arse)，但我不会让我的人去送死！” 电话那端回答：“冷静下来。我们会试着解决这个问题。” 但什么帮助都没有。3月中旬，第6坦克军的最后一次进攻注定要以惨败来结尾。Peiper象往常一样突破到了敌军最深处，离第6军的第一个目标Danube只有20英里远。当第一旅(Ist SS Corps)旅长Priess致电Peiper时，前者责问Peiper“冲在离第6军主力那么远的前方作什么。你不知道苏联人已经进攻维也纳了吗？” 已经被厌恶感压倒的Peiper只好撤回了残留的25辆坦克，跨过了从布达佩斯到维也纳的公路。后面尾随的苏联红军认为胜利在望，失去了警惕性，结果被他干掉了125辆崭新坦克 (笔者：Whiting先生这么说的，只好照翻) 现在第6军在仓皇撤退，散兵游勇们四处可见。德国陆军的Balck将军向来对党卫军没好感。当他认为自己看到的逃兵是党卫军维京师的人员时，他毫不犹豫的报告了希特勒。在一片混乱中，一个指挥官回答希特勒，“如果LAH都不能坚守战线，您还能指望我们怎么样？” 希特勒恼羞成怒。他对Keitel元帅大叫：“如果我的LAH不能坚守，他们不配佩戴我的名字！”然后该命令就这样被发到了Dietrich手里。Dietrich本人只有苍凉的哀叹，这就是LAH浴血6年的下场。但其他低级官兵们都反应强烈。据说有人建议把所有的勋章放在夜壶里给希特勒寄去。 Peiper很支持这个主意。带着他一贯的刻薄风格，他对下属说，“我们把夜壶用Goetz von Berlichingen师的勋带绑起来寄走，怎么样？”Goetz von Berlichingen在德语中和"lick my arse"很相近。虽然极端愤怒和失望，他的下属军官还是劝Peiper打消了这个主意。 　 第四章：被俘 1945年8月，Peiper从战俘营被送到巴伐利亚的美军第3军审讯中心。一个声称为Paul的军官(后来被称为Guth上尉，很可能是其真实姓名)对Peiper宣称，美国陆军调查人员给了他一个“好的出奇”的评价。虽然他作过希姆莱的副官，但他是为数不多的第三帝国中能保持洁身自好的军官之一。他的声誉在少校McCown的证词中得到进一部提高。 但话峰一转，Paul提醒说，因为Malmedy的屠杀，美军的威严和荣誉受到极大侮辱，他们要求一只替罪羊。而他的名字已经被美国宣传部门选中，成为美国士兵的第一仇恨对象。鉴于如下事实：1，他是希姆莱的副官，2，媒体已经对他有了成见，3，他是残存纳粹抵抗组织的候选领导人之一，他应该承认失败并认罪。 Peiper不难理解这其中的含意。他回答，如果他的下属不受到指控的话，他就认罪。Paul说他会考虑这个请求，就离开了。 1945年9月，Peiper被转到Oberursel陆军审讯中心。在这里他被关在一个独立的牢房里长达7个星期。奇怪的是，他不觉得7个星期有什么难熬。在1952年他写道，“单独被关押反倒是一种解脱。我的神经放松下来， 紧握的拳头渐渐松开，对自己命运的怒火也逐渐消退了。” 在这里Peiper第一次遇见了他的控方律师Ellis少校。Ellis是把他搞得身败名裂的主要人物之一，但事隔25年，Ellis还是给Peiper写信，把称他为“一个绅士”和“亲爱的上校”。从第一眼，Peiper就觉得Ellis是那种典型的“后方的种马”，没有第一线经验，在大战结束后才来到欧洲。这种人是不会理解战场上黑白分明的直觉和判断力的影响的。同样，Ellis对Peiper的第一印象也是一个典型的死不悔改的纳粹。 Ellis很快给Peiper安排了一次旅行。在头戴白盔全副武装的宪兵的监护下，Peiper被带到一个叫Bensheim的小镇。四个屠杀案中幸存的美军士兵正在等他。Ellis指示Peiper下车，然后把他带到四个人面前。 美国大兵看着身着德军军服，没有任何级衔标志的Peiper面面相觑。他们从来没见过他！Ellis很失望的把Peiper塞进车里返回了监狱。Peiper日后想起这一幕，不由觉得好笑。 也许是作为一种惩罚，Peiper被关在一个温度达到60摄氏度的小屋里呆了一整天。这种折磨以他在供暖系统上砸碎了一把椅子而告终。但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除了心理战术外，被指控的大多士兵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殴打和虐待。 　 第五章：逼供 不久，另外一个美军中尉Perl直截了当的告诉Peiper，美国新闻界已经在纸面舆论上宣判了他的死刑。Perl承认，虽然他认为Peiper是德军最好的战士之一，也是其下属的偶像，但不要忘记他所处的现实。他的辉煌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德国的最大过错是输掉了整个战争，个人有罪与否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他向Peiper保证，你永远不可能获得自由了。很快，纽伦堡法庭将把SS定作一个犯罪机构。虽然目前武装党卫军成员还在陆战公约的保护下，Peiper的案件将使得他们所受的公约保护降到最低层。最后，他建议Peiper应该接受不可避免的现实，作一名真正的普鲁士军官。 Peiper问他到底什么意思。Perl回答，既然你的下属都很崇拜你，你应该承认所有指控和承担所有的责任。 经过一番考虑，Peiper同意了，也许是因为虚荣心，也许是因为他喜欢这个瓦格纳风格的抉择。但Peiper要求，在他认罪时，他要一个美国律师和一个德国律师在场。 Perl立刻大发雷霆，“如果你现在会到牢房去自杀，留张遗书说是你下的屠杀命令，我可以在法庭上推翻对你的所有指控。但希特勒的党卫军是不会这么容易逃脱的！” Peiper被单独留在房间里反省。他的想法自然不是很轻松。1948年他回忆道，“就未来而言，对我个人的指控确实是无关紧要。他们(美国人)肯定是不会让我们走了，因为我们知道了太多的逼供内情。我甚至可能没有面对一个正式法庭的机会。大概我们都会被很快秘密处死吧。” 然后他就孤独的呆在位於地下室的牢房里，没有灯光和食物，三周内没有洗漱。一个木制马桶放在物角，没有取暖设备。他就这么度过了和平时期的第一个圣诞节和他31岁的生日。饥饿，肮脏并被冻得瑟瑟发抖，一个德军“信号”杂志的首页人物，一个从希特勒手里接受勋章的青年才俊，一个可以在大街上购买到其明信片照片的战斗英雄，现在正在黑暗的牢房里慢慢腐烂。似乎这已经是他人生的最低点。但远远不止。 1946年3月，Perl再次来见Peiper。这次他说所有Peiper的同僚，从军官到士兵，都认罪了。并且Dietrich, Priess和Kraemer等人都一样供认不讳。他是唯一一个还在顽固抵抗的人。“如果你现在不认罪，我还有强迫你的其他方法。” (笔者：Perl可能在故作声势。Peiper的战友Gustav Knittel就因为不肯签字而被审讯人员骂作懦夫和骗子。他们对Knittel也采取了相同的策略，声称如果他摇摆不定，他可以和已经认罪的Peiper出去聊聊(Take a walk)) Peiper一言不发。Perl威胁说，他要把Peiper的妻子和孩子的食品供应券都没收，甚至可以把他们送到苏联去。对一个德国战犯的家属，苏联人可不关心什么舆论和民主。Peiper只有苦笑，“我想你真是个心理学家。”他回答，“以为我会这么容易被这种威胁吓倒。” Perl改变了他的战术。他平静的劝导对方，“我知道你与屠杀毫无关系。我们不想要你，我们只要Dietrich。”然后扬长而去。 第二天，Peiper被告知美军发现一个德军第6军从总部发出的指令，声称所有在阿登战役中的战俘都要被立刻处死。Perl在使出杀手戬前特意停顿了一下，然后说七八个Peiper的同僚都已经承认了这一指令的存在。於是办公室的们被打开，门后是几个面带悔色的德军军官。 每一个在SS军校受训的人都会在学业结束时得到一把银色的匕首，“Meine Ehre heisst Treue"(我的忠诚是我的荣誉)就铭刻在上面。现在携带同样匕首的人已经背叛了他。 Peiper终於垮掉了。“我在一个疯人院的迷宫里。骄傲，自豪和荣誉都灰飞烟灭。”他低头看着Dietrich,Kraemer和Priess亲笔签名的认罪状，这些他熟悉多年的签名不可能是伪造。然后Gruhle上尉，Peiper前任副官走来，承认他知道有这么一条命令。但他不愿让自己的背叛毫无 余地。他宣称作为一个副官，他可能比他的上司更熟悉各种指令。其余人一个个重复了Gruhle的话，没有人敢面对Peiper的目光。 Peiper要求一支笔来在罪状上签字。从此之后一切都变得异常顺利。“从那时起整个过程让我感到冰冷刺骨。我对我的下属，Perl和周围的一切都厌恶透顶。”他木然接受了一切。签了一篇又一篇指控，甚至有段时间他出名的对罪名的随意态度让美军感到很不舒服。“多一个或少一个都无所谓，是不是？”Perl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1946年4月底，美军审讯人员已经成功的得到71人的认罪状，声称900多名被俘美军士兵和平民被Peiper的部队残杀。这意味这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手上有罪恶的鲜血。首先他们不再被当作战俘看待，所以日内瓦公约对他们的保护无效，但作为平民罪犯，他们又要面对一个军事法庭！ 5月的第一个星期，Ellis认为胜券在握，可以对Peiper稍显仁慈之心了。就在这时，他被对方领到了一个极“危险”(Ellis语)的岔道上。一天，Peiper很平静的问他，他是否真的相信这些指控。 日后，Peiper在法庭上重复Ellis的回答时，Ellis会非常后悔自己的那段话。他说，“虽然你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军人，但你为了一个不可实现的理想而战。这些你想保护的人都是罪犯。我会在法庭里向你证明。我们现在是朋友，但在法庭上我们是敌人。到时候我会把你描绘得罪大恶极。但你知道，我只是在执行我的责任。”言下之意，虽然Ellis相信一些在场的德国士兵有罪，但Peiper是无辜的。 　 第四部：达豪法庭 "To hell with the truth! As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proves, the truth has no bearing on anything." Eugene O'Neill 第一章 1946年5月16日，法庭B前所未有的座无虚席。摄像镜头，闪光灯蜂拥而上，眼花缭乱的光亮把由宪兵带入法庭的战犯们团团围住。一些人困难的依在拐仗上。但大多数人都身材笔直， 面目清瘦而苍白。每个人胸前都挂着一个醒目的白色牌子，上面是黑色的号码。Bersin的名字被字母排序在第一个，所以这次审判被称为“US vs. Bersin”案件。Dietrich是11号，Priess是45好，Peiper是42号。 在那个春天的早晨，Peiper穿着一身灰绿色德国陆军制服，没有任何级衔标志，脚上是一双大了若干号的美国陆军皮靴。他的头发向后梳得整整齐齐，一双手合在胸前，嘴唇紧抿着，让人感觉他好随时跳起来，大声抗议法庭的不公正。 在控方律师罗列他们罪行的冗长过程中，战犯们都开始东张西望，似乎漠不关心的样子。Peiper则一手托腮，一脸愤世嫉俗的表情。辩护席上，律师Everett正在匆忙翻着手边的文件。他能收集到的证据如此之少，以至于在法庭上他还是第一次从证词中了解到某些事件细节。 少校McCown被传作辩方证人。这个面孔方正，整洁利索的军官正是美军标榜的理想的二战英雄形像。他关于在身为Peiper的战俘期间的所见所闻，成了辩方律师Everett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你看到过任何违反日内瓦公约的事件吗？”Ellis的助手问道。 “除了食物之外”，McCown回答，“其他一切都好。但就我们对待战俘的方式来讲，我...” “反对！我认为其余回答与本案无关。”Ellis及时的打断了对方。 虽然McCown的证词几乎推翻了四项指控中的一项，但他和Peiper在那个1944年12月夜晚长达若干小时的谈话也引起了控方的怀疑。在军队中，两方因为可预见的危机而达成协约的事并不少见。但现在是一个美国少校在一个美国军事法庭上帮助一个德国战犯！ 三年后，法官Rosenfeld被迫透露自己对McCown证词的看法时，他变得非常冲动。“我不喜欢他的证词。这不是一个向陪审团宣誓的问题，这是一个参战的军人评论另外一个参战的军人的问题。我不能接受他的立场。其他审判员都和我同感，但我实在不能判断McCown是否在讲实话。McCown和Peiper在那些天实在是太友善了。Peiper可以在突围的情况下把McCown带在了身边，而McCown从德军队伍溜走时，也太过容易了。” 辨方律师Everett终於传Peiper出场。用一种略带鼻音的男中音，Peiper直截了当的开始了他的故事。他说在条件恶劣的牢房里被困5个星期后，他是在极端低落的情绪下接受Perl上尉的审讯的。阐述了各种心理战术，同僚的背叛，信心的丧失 等经历，Peiper声称自己现在愿意签署任何Ellis要求他签署的文件。但最为一个指挥官，他确实要对下属的暴行负责，虽然他从未下达过屠杀的指令。 Ellis很自然的拿Peiper开刀。在唇枪舌剑的扯皮中，双方居然还偶尔冒出些黑色幽默来。就Bullingen村平民被屠杀的问题，Ellis问Peiper，“你看到一个80岁的老太太从窗户里向你开枪吗？” “时间短促，我不能判断开火人的年龄。”Peiper用他惯有的冷嘲热讽的口吻回答。 “那么你看到一个1岁的婴儿从窗口向你开枪吗？”Ellis坚持问道。 Peiper冷冷一笑，“没有。即使在俄国我也没看到过一个婴儿开枪。” 在10天的审讯中，Everett指示他的一个军官去阿登战场当地寻找证据。所有证据都证明大多指控的荒谬，其中包括一个子无虚有的La Gleize屠杀现场。7月10日，Everett作了他最后的辩护总结。他声称对Malmedy案件的公平审查将在德国树立起一个新的“国际化民主”的坚石，并用Tom Paine，民主之父的缄言作结尾：“保卫自己自由的人，也要保证他的敌人不受压迫。如果他拒绝这项责任，他日后的失败将不可避免。” 被告席上，德国前党卫军中将Fritz Kraemer，曾经要求Peiper用一辆坦克也要冲到目的地的高级指挥官，公然泪流满面。 第二章 1946年7月15日，被告人们最后一次进入被新闻媒体人员技得水泄不通的法庭，听候审判结果。 Dalbey将军首先宣布拒绝被告把绞刑改为枪决的申请，把已经很沉闷的气氛降到了最低点。他严格陈述，要求在场人员在听取宣判时保持肃静，不得有任何感情冲动的表现。然后他叫第一个被告Bersin出列。 一个个的，每人都被传到庭前--法官每两分钟给出一次判决--听取他们的命运。Fleps，绞刑。Knittel，绞刑...43个绞刑，22个终身监禁(从Dietrich到案发时只有16岁的Gebaur)，2个20年监禁，1个15年，5个10年监禁。 从始至终，Everett眼光笔直的盯着远处某个地方。第二天，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判决的结果把他的心脏一次次重击，旋转，爆炸，碎裂。”“Schuldig, Schuldig, Tod Durch Erhangen, Tod durch Erhangen”，德文翻译不带一丝感情的低声翻译。打破沉寂的，只有被告家人偶尔的抽泣和被告离开席位的脚步声。 Peiper早已猜测出判决结果。几天前他给Everett写了一封决别信。“我的士兵们都是战争的产物，没有受过教育，只知道为德国而战。他们是一帮热血的年轻人，可惜只能根据祖国的 宣传言辞去选择生死...” 但在这个早晨，所有的解释和感情都无关紧要了。Ellis在闭庭后对新闻记者这样描述这些前党卫军战犯：“他们的反应象吃顿饭一样平常。他们排队进来，听取了判决然后面无表情的排队离去。” 那天没人在事后能够找到Everett。 第三章 秋天的时候这些死刑犯被转移到Landsberg监狱。根据美国人的传统，地面层的房子是专供死刑犯使用的。和另外大约300人一样，他们换上红色夹克等候随时来到的死亡。一般是一个卫兵走进牢房，叫道“圣经，毯子，照片。”然后几个牧师低语一阵，再走到院子里树立的绞架旁，一切就很快结束了。又一个罪犯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Sigurd Peiper终於看到了自己的丈夫。她从未把丈夫的死刑判决告诉孩子们。很多年以后，女儿Elke Peiper回忆，“我们一直认为父亲是一个美国人的战犯，就象大多数孩子们的父亲一样。一年中有几次我们被母亲领到Landsverg看望他。当然我们都很高兴，但我们觉得那些卫兵和四处可见的红衣服更有趣。” 就在这种不知下一次敲门声是送晚饭还是宣布行刑时间的威胁下，整整有4年7个月，Peiper在等待最后的通知。他于1952年写道，“只有那些失去自由的人才知道一天时间有多长，在4年7个月内不知道明天如何的日子有多么恐怖。”逐渐的，外面的世界已经忘记了他们的存在。“除了永远的饥肠辘辘和每天早晚鸟儿们的歌声外，没有什么东西能提醒我们生命的存在。鸟儿啊，哪一个囚犯没有因为你的歌声而燃起 对生命的渴望呢？” 第四章 月变成了年，西德正在逐渐变化。柏林墙建起来了，联邦政府成立了，黑市消失了，商店里的食品在逐渐增多。“经济奇迹”慢慢开始，坚挺的德国马克被流通到大洋彼岸，请美国律师来开拖Landsberg的死刑犯们。从1950年到1951年，Everett奋力争取免除Malmedy案件罪犯的死刑。终於在1951年1月30日，Peiper的死刑改成了终身监禁。他给Everett写了封少见的热情洋溢的感谢信，并提到，“我代表这里的‘红衫队’向你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那天傍晚Elke Peiper放学回家。这个背着书包，脸颊被冻得通红的小女孩发现妈妈不寻常的兴奋。“怎么了，妈？”她问道。 “Papi ist heute begnadigt worden(爸爸被饶恕了)！”Sigurd哭了，眼里满是幸福的泪花。 “然后我突然意识到，有一天爸爸就要回家了。”这个当年只有10岁的女孩回忆道。 　 第四部：在Traves的老人 第一章 1951年6月，最后7个死刑犯被吊死在Landsberg，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屠夫Otto Ohlendorf, Oswald Polhl, Schmidt等集中营里的军官。Schmit的癖好是把人绞死然后挂在肉钩子上。现在他站在绞架下，大喊着“我为德国而死！” 现在和Peiper利益统一的人想为他争取自由，即使一个假释也可以。但他们的努力没有什么进展。在华盛顿的参议员Kefauver宣称，只要他还活着，他就不允许那个“德国上校”走出监狱。 那年冬天Peiper在狱里写了份很长的文章。该文章被囊入武装党卫军战争回忆录中，由大名鼎鼎的Paul Hausser将军编辑。文章的开头听起来象一个60多岁的人的语气。“一个战犯坐在他的孤独的囚室里。炉子在歌唱，蜘蛛在寻找过冬的居所，秋天用一只强有力的手在狠狠的晃着窗户。” 很快他开始感叹自己的命运。“我和我的家人分开7年了，一个又一个生日和圣诞在监狱里溜走。我有一个多么阳光明媚的青春岁月啊！连一只动物也应该得到比这更好的待遇。” “从监狱外传来的消息没有给我们任何安慰。党卫军被定义成一个犯罪组织，我们为了一个罪恶的理由而战。那些前将军和外交官们都成批发表回忆录，居然声称自己是如何蓄意破坏纳粹政权的。" 回顾那些在为罪恶的理由而战的岁月，Peiper感到那象是“伊卡络斯飞向太阳的旅程(希腊神话中的伊卡络斯因为飞得离太阳太近，翅膀上的蜡融化而坠海致死)”现在什么都结束了，但他提醒他未来不知名的读者们，党卫军的尸体在东方铸起了一座抵挡共产主义的围墙。“不要忘记，‘一个欧洲’的理想是在党卫军里破灭的。...今天这是唯一值得争取的目标。我们从未如此接近过这个目标。摒弃谎言和诽谤，帮助你的朋友和战后的孤儿寡母们。只有回到最简单的出发点，我们才能在废墟中建立理想和美德...” 这是一篇很有感染力的文章。他显示了作者除了了解当前政治形势，冷战和欧洲运动外，他对自己的遭遇感到忿忿不平，但已经决定向命运屈服。他知道自己不会在监狱里真的呆上35年，但他也知道自由不会很快就来到。虽然时机未成熟，但在美国还是有不同的力量在奋力争取他的自由。 1956年12月的第三个星期，他被告知有关判决委员会一致批准了他的假释。新年到来之前，他会被释放到他选择的斯图加特地区，但他需要每个月到当地警局报告一次，而且出城之前提出申请。11年的牢狱生涯结束了。但这个苍白， 精瘦的41岁男人不知道，他面对的是一个自从他20岁时就不再理解的文明社会。他付出了时间的代价，但这个世界还没有准备好来宽恕前党卫军上校Jochen Peiper。 　 第二章 “我父亲回家时，”Elke回忆道，“母亲和几乎长大成人的我们已经是一个紧密的团体。我们只是从书信和偶尔的探访才了解爸。我们都花了一阵时间才完全接受对方。” 但Peiper的麻烦不只是在家庭里。已经是一个生意兴隆的西班牙公司管理人的Gerd Bremer是探访他的第一个老友。Bremer发现他“比往常更沉默寡言和自闭。从外表和健康看他一切都好，但牢狱生涯给他留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我试图把他从冷漠中晃醒，‘Jochen，振作起来！回到现实中来，去找份工作！’” ...... 1969年，在经历了两次不愉快的工作转换后，Peiper在法国东部小镇Traves附近买了块小小的地皮。他为自我放逐而开始作准备。这时他已经头发灰白，需要戴老花镜阅读书刊。但他的身体仍然健康清瘦，不象其他同龄人一样开始发福。他谈起话来依旧尖酸刻薄，思路敏捷。“他有很好的理由对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信心。”他的女儿回忆。他的经历不难使人得到这个结论。虽然口舌不饶人，Peiper已经是一个暮年老人了。整整25年除了痛苦，背叛，失望之外他没有任何快乐的回忆。而且他知道，在西德也没有他的未来。任何一个不愿罢休的人都可以随时起诉他。“我坐在一个火药桶上。Ellis, Kempner和Wiesenthal，他们都曾经想抓住我。明天会有另外一个人宣布另外一个‘故事’，再次把火药引爆。那时候，一切就都结束了。” 在他说出这些话语的一刻，他没有料到这是多么精确的预言。 第三章 1972年Peiper在Traves的河边建成了一个小木房，并得到法国当局一个5年的居住许可证(在完全了解他的背景的情况下)。他带着患难与共的妻子离开了德国，离开了这个他为之献身了6年却惩罚了他25年的祖国。动身时除了家人，没有什么朋友送别。两条爱犬,Timm和Tamm尾随在身后。 “我带走的唯一的人是我办公室花瓶里的小石人。”Peiper笑道。不再打趣，他告诉他的一个朋友，他希望他和妻子有一天会象两棵挺立在河岸上的橡树一样，不受任何经济 和社会危机的影响。” Traves只有大约300个居民，一条主街和两家商店，一个旅馆和一个教堂。Peiper夫妇的小房子在Saone河边，被高墙严密的围着，象个军队的堡垒。房子号码是13，但Peiper向来不是疑神疑鬼的人，而且他受的磨难已经 足够了。 他们靠Peiper微薄的退休年金过着平静的生活。有时他也翻译一些军事著作来获取些额外收入。离他的房子大约100码远处是另外一个德国人的家。Peiper夫妇和邻居关系友好，但他们基本上一直避免公众生活。其他居民发现Peiper很安静。“谁都知道他的过去，但他从来没伤害过任何人。” (有感兴趣的可以到这里看看Peiper的翻译作品 http://www.amazon.com/exec/obidos/search-handle-url/index=books&field-author=Peiper%2C%20Jochen/104-2234198-9521548) 　 最初Sigurd并不喜欢这个地方。她给儿子写道，“生活方式的变化，全新世界，对我来说都是很难适应的。但随着时间流逝，我越来越习惯Traves的生活。这么多年来压在我心中的负重，终於随着我对大自然的欣赏而逐渐消失。爸和我都渐渐变得无忧无虑起来， 开始计划未来，欣赏每一个新的早晨。我又找回我以前的Jochen了！我们希望象Philemon和Baucis(古罗马神话中一对贫穷但高尚的夫妇)一样终老于此。在Traves的几年是我们最愉快的日子，因为在那里爸有他真正快乐的时间，而我也在他身边。” Peiper喜欢他的狗，树林，音乐和他的工作。在两只狗的陪伴下，他尽量在户外劳动，预备冬天的木柴，采蘑菇，给树林里的鸟儿们准备喂食的巢。他的儿子回忆，“终於他实现了自己认为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在自己的土地上有一栋树从中的房子。”在心灵上，Peiper也得到了 平静。他在给儿子的信中提到，“贪婪是最可怕的东西。回到野蛮社会的历史倒退，这不仅在希特勒时代发生过，在现代和未来都会发生。根本错误是人性本身，他总想消灭他的邻居而保证自己的安全。适者生存！...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我就真正的退休了。” 晚上，他往往坐在木柴点燃的炉火前欣赏交响乐，叼着他最喜欢的林肯牌烟斗，手里是一杯红茶。他的座右铭变成了“昨天已经过去，明天尚未到来，今天才是最重要的”。但他的思路总是不可抑制的回述到过去。他告诉儿子，“甚至在这里我都不能摆脱那 条拖了我多年的看不见的锁链。” 当风从树林里轻声呼啸而过时，他在跳跃的火苗中看到了什么？他听到了什么？是激昂的战歌，还是在柏林广场上踏过的隆隆阅兵脚步声，伴着人群对那些黑衣巨人们的欢呼？或者是在燃烧的地平线上，映在血色红日下的坦克履带在不知名的道路上的碰撞声？也许是笑话，吵闹，和Witt, Meyer, Wunsche等战友的笑脸？在那些宁静而孤独的夜晚，回忆着过去和思考着未来，他又重温了哪些旧梦？ 'So we beat on, boats against teh currnet, borne back ceaselessly into the past'(选自‘了不起的盖茨比’) 第四章 自从西德和法国在50年代建立了友好外交关系后，东德一直在努力破坏这种联盟。东德政府的国家安全部秘书长Erick Mielke开始为当地共产党组织提供详细的居住在法国的德国战犯信息。目的是不言而喻的，他要提醒法国，西德政府正是包容这些为法国带来无穷苦难的罪犯的最大纵容者。早在1953年，东柏林就向法国提供了党卫军第二坦克师在Oradour屠杀的证据。6天后发现14个党卫军罪犯是法国人。其中一个支持释放这些人的议员是Francois Mitterand。三十年后，身为法国总统的Mitterand在访问Oradour时，没有一个人出来欢迎他。 1976年，当Traves的一个加入法国共产党的杂货店主通知巴黎他的发现时，法国共产党认定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来破坏法德之间不那么令人舒服的友谊。他们开始在Traves散发传单，“一个战犯就生活在你们身边，一个党卫军，赶走Peiper!”一夜之间， 成堆的白色纳粹标记就在大街上直指Peiper的住址。 Peiper开始接到匿名电话，声称“我们要烧掉你的房子，我们要在法国国庆日干掉你！”他保持了冷静。在回答当地报纸的采访时，他说，“我在这里有很愉快的平静日子。我喜欢这里，并且希望能继续居住下去。” 威胁变成了行动。Peiper意识到他的信件在邮局被拆开，他的电话被窃听。但当他听说有8个蒙面人在巴黎秘密集会，制定谋杀他和其他类似前党卫军官的计划时，他不得不要求警察的保护。但他的名声对於法国和德国都是一个难以启齿的问题。西德大使馆也似乎不关心这个前战犯的命运。 Peiper从来就没有学会“逃跑比反抗更聪明”的道理。他把自己的双脚深埋在地里，给一个朋友写道，“转眼之间我的绿洲变成了包围圈。但我要抵抗到最后。” 形势越来越严峻。Peiper决定把Sigurd送到慕尼黑暂时躲避一下。他们分手了，这一次竟成永诀。Peiper单独留在家里，身边是两条狗和两把枪。在7月12日，他写给朋友，“我刚刚收到他们的最后通牒 。我希望他们能等到秋天，那时候Sigi就能从慕尼黑回来，我们就可以搬到巴伐利亚去。” 但对方已经等不及了。 第五章 法国国庆日，气温升到华氏80度。在Traves，草地变成了深棕色。没有饲料的农场主只好用香蕉来喂牲畜。但法国人还是要以游行，焰火，舞蹈加美酒等传统方式庆祝国庆。 Peiper的一天过得很平静。天开始黑下来的时候，热气已经退尽，他回访了一个邻居并在对方家里停留了一会。对方要求到他家陪伴他一阵，被委婉的拒绝了。Peiper并不知道，但他的一个警察朋友已经在外面帮他观察了很久。他曾经建议Peiper买一把短筒枪防身。但时间飞逝，什么都没有发生， 警察朋友只好离开。 小镇渐渐安静下来。居民大多是农民，国庆归国庆，明天还要早起忙碌。村子里的灯一个个熄灭，Peiper回到家里，发现另一个邻居，德国雕刻家Erwin Ketelhut正在等他。“他看起来非常镇定和放松。”Ketelhut作为最后一个看到他的人回忆，“我提出要帮忙，但他拒绝了。他最后的话是，‘我不会被吓倒！他们可以打死我，但我要保卫我的家。” 然后Ketelhut告别，他们以德国的方式握手，互祝对方“Gute Nacht”。很快就是7月15日了，而Peiper还活着。他们可能不会来了。 子夜后，一阵噪音吵醒了一些居民。但大家都翻了个身，继续沉睡。大多数人猜测可能是什么醉汉闹出的动静。一些人知道那是枪声，但他们什么都没说。两个小时后，一个骑摩托的路人 看到火苗从树林那边传来，连忙报了警。在一片人为的混乱中，救火车慢吞吞的赶到，Peiper的房子已经几乎化成了灰烬。 第二天，警察得出是纵火的结论。一个汽油弹空壳被遗弃在窗外，Peiper的两条狗都不见了(其中一条被发现受了枪伤)。Peiper也不见踪影，只有一个完全被烧得乌黑，因为高温缩成了极短的一截躯体。在Peiper的手表旁是一把手枪，户外有一把来福枪，子弹可以在树林中找到踪迹。一整抽屉的文件随后被发现。据推测，凶手首先扔进了两个燃烧(瓶)弹，由木材构成的房子很快就起火。Peiper一直在开枪还击，直到袭击者离开。但 很快他脚下的地板破裂，大火吞没了他。但那是他的尸体吗？ Sigurd和三个探案专家都不能确认这一点。他们把尸体下颌的一部分送到慕尼黑作检验。同时，新闻报导和流言四起，说Peiper已经逃到了南美，或者说东柏林和谋杀有直接牵连，或者说整个事件都是一个幌子。最后，慕尼黑的医生作出证明，尸体是Peiper本人无疑。他被安葬在巴伐利亚的家族墓地里。Sigurd给儿子(后者也不得不离开德国，移民去美国寻求新生活)的书信中表达了她对西德媒体的忿恨，“无论那天晚上发生了多么可怕的事情，现在都无关紧要了。爸不可能也不会离开Traves。他的梦想和平静都在那个地方，没有它就没有生活。所以爸现在应该得到了他最后的安宁。没有人能够伤害和折磨他的灵魂了。我永远不会出卖那块土地。” Traves的地皮一直没有出售。1979年Sigurd去世后，她的儿子发誓，“爸妈，我们将永远保留这片地方。” 现在树林已经几乎侵占了所有的废墟。但在废墟中还有Peiper曾经坐在上面抽烟的椅子。木柴还堆在房子外。“我从来不会使用斧子和链锯，”他告诉儿子，“经常把大自然母亲搞得一团糟。”在门口是残留的灰渣。在地窖里的，是Sigurd亲手制作的罐头。 在他一生中，他被威胁了无数次。但一如既往，他从来不能也不会逃避危险。他作不了一个懦夫，这种“不能”迫使他最后一次面对火线。他死得不公平，也没有意义。 但这个白发老人在异国他乡面对敌人战斗而死，或多或少是有崇高的悲剧意义的。Obersturmbannfuhrer Peiper，党卫军王牌中的王牌部队的最后一名指挥官，必将选择这样一种死亡的方式：手握着武器战斗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