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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我走在光里

(2025-07-14 22:09:22) 下一个

写给自己:从1978到1994,我以为我走在光里

1978年,我17岁。

那一年,中国刚刚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全国只有6%的人能圆梦大学。我是其中之一。

**“大浪淘沙,方显真金本色。”**我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勤奋能换来幸福。

1982年,我大学毕业,顺利分配到大连远洋公司,成了一名电机员。那是一份既体面、又吃苦的工作。我上船的第一天就明白:远洋,不是风花雪月,而是命悬一线。

风暴、故障、抢修、失眠、孤独……从东南亚到美洲,从冰冷的机舱到滚烫的炉房,我一步一步熬过来,不靠关系,不走后门,只凭一身本事、一口咬牙。几年后,我成为公司最年轻的特级电机员。

我没有庆功宴,也没有请功宴。那一晚,我独自站在甲板上,望着远处渔港的灯塔,心里默念一句:

“虽千万人吾往矣。”

那时候我以为,事业上岸了,生活就能靠岸。

1985年,我谈恋爱了。

我已经工作三年,年薪不错,生活也改善不少。我觉得,是时候成家了。我没选同行,也没讲究门第,只选了一个没上过大学的女孩,只因为她笑得温柔。

如今回头看,那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误判。

她没有文化,没有教养,也没有敬畏。我曾天真地以为,只要我够努力,她会被感动,会学着做一个贤内助。“士为知己者死”,可若终其一生未遇知己,那这士的命,又值几何?

她不理解我夜夜漂泊是为了谁,只觉得我“长年不在家”;她不尊重我从底层拼来的身份,只在乎我每月打多少钱回去。她不与我并肩,只想搭我肩膀往上爬。

有人笑说我们是“乌龟见王八,看对眼了”。我心里苦笑:那不是看对眼,那是我瞎了眼。

但我没退。

同学说我心太软、责任心太重。我承认。我认了这个家,就不想它散。我咬紧牙关,拼命挣钱,供家吃穿,供孩子上学。

别人说我“早早过上了小康”,可只有我知道——那些钱,是一分钱一个浪换来的,是用命换来的。

我常年胃痛、风湿,睡眠紊乱,身体早就亮了红灯。但我不敢倒,我倒了,这个家就塌了。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是我对家的态度,可我终究不是诸葛亮,也不是铁打的身子骨。

1994年,我做出人生中第二个大决定——移民新西兰。

我不为自己,只为下一代。我不想孩子像我一样,把青春耗在机舱,把梦想葬在船腹里。

手续复杂、语言不通、身份受限,我硬是撑了下来。全家登上飞往奥克兰的航班,我以为,我终于“上岸”了。

我曾幻想,到了那里,日子能重新开始,夫妻能有理解,家庭能有温度。可命运没有就此转弯——只是换了座岛,生活的孤独与压力并未因此消失。

那是后话。

从1978到1994,我拼尽了力气。

我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靠一身本事闯荡远洋,靠一股韧劲撑起一个家,再把这个家送出国门。我做得已经够多了。

可命运,从来不只是看你做得够不够,它更看你选得对不对。

我没怨命。但我想对那时候的自己说一句:

“汝志诚矣,奈何良配不贤;汝道正矣,奈何路多荆棘。”
你是一个好人,一个好儿子,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一个拼命的男人。可你选错了伴侣,所以你的路再正,也走得异常艰难。
愿后来的人,不只是看到一个人的奋斗,还看到那句沉重的提醒:

“婚姻者,人生之舟也。舟不稳,纵你千帆过尽,也难靠岸。”
——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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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芯 回复 悄悄话 如前文评论中所述,陈山已脱险,头脑完全清醒,他自己有能力做决定是否治疗,钱是他的,不用他人替他付。他不愿在中国治可以回到新西兰治疗,保险公司会付账。他的太太沒有权利阻止治疗,只有一种情况医院会问家属意见:病人昏迷且救治可能无效,家属需决定是不是要救。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医院不救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至少在美国是这样,他太太再怎么闹都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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