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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中学生(多图)

(2012-02-21 14:07:13) 下一个

八十年代中学生(多图)


摄影:任曙林



1983年6月 北京171中学教室


 



1983年12月 北京安定门外护城河


 



1984年6月 北京171中学操场,雨后


 



1984年9月 北京地坛体育场


 



1984年6月 北京171中学操场


 



1985年8月 北京171中学校门口


 



1985年6月 北京总政游泳馆


 



1985年6月 北京总政游泳馆


 



1985年9月 北京171中学教室


 



1985年4月 北京171中学教室


 



1986年4月 北京171中学教室


 



1986年4月 北京171中学教室


 



1986年4月 北京171中学操场


 



北京怀柔县喇嘛沟门 1988年10月


 



80年代的北京中学生旧照


 



80年代的北京中学生旧照


 



80年代的北京中学生旧照


 



80年代的北京中学生旧照


 



80年代的北京中学生旧照


 



80年代的北京中学生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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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1980年代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姜弘 2011-06-01 14:38:26 来源: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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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摄影 任曙林





“八十年代”是个迟来的命名,当年的经历者开始用怀旧的口吻谈论它。彼时本是个百业初兴的时期,国家刚刚恢复元气,思想和生活的自由逐渐开启。正在成长、正当青春的是任曙林镜头里的少年,也是一个国家。



1983年6月,北京171中学 (任曙林/图)


在北京做生意的王琳,一看到照片上的26年前的自己,眼泪就掉了下来。影像中,她和一位男生隔着几张课桌低头看书。那是1985年,他俩正在北京 171中学上高二,一个没事就在学校转来转去的“怪叔叔”拍的。“怪叔叔”叫任曙林,他在王琳的母校先后拍了近十年,拍掉了三百多个胶卷。策展人那日松从 三千多张照片里挑出159张,在北京798映画廊举办了一个“八十年代中学生”摄影展。


王琳是2011年4月30日开幕那天,接到了中学同学程文的电话,听说了这个摄影展上,其中一张照片上的人可能是她——程文大学毕业后回到171中学当老师,现在是学校领导。



1985年4月,北京171中学,王琳和一位男生隔着几张课桌低头看书,他们在谈恋爱,后来分班两人被拆散,再后来,他们考入相同的大学,结婚、离婚。 (任曙林/图)


照片上的那一年,王琳在和照片上的男生早恋,那天放学后,教室里就剩下他们两人了,他们坐在一起聊天,聊着聊着忽然听到有人要来,两人慌忙分开,走进来的正是任曙林,他按下快门,捉住了这个瞬间。


任曙林是在摄影展开幕式上,才知道自己26年前进门拍照前发生了这样的故事,他原本的记忆是这样的:“我进屋后,只能听见夕阳移动的声响,他们是那 么专注地在看书写字,似乎别的什么都不存在。但我可以强烈感到波与场的存在,对方的每一次心思念头都是可以相互感觉到的。我觉得我是个不应该出现的第三 者,拍下他们后,我悄悄地走了。”


后来,王琳和照片上的男生早恋的事被老师发现,高三分班时,他们被拆开了;后来他们双双考入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再后来他们结了婚,又离了婚。


王琳看展览后给前夫打了电话,前夫很忙,不能来看展览,她就把那张照片传给了他。


直到6月1日摄影展结束这一个多月里,和王琳一样的171中学学生们呼朋唤友地来了。大家在照片上辨认着:这个同学现在已经成了银行行长,那个现在是工程师……映画廊变成了同学会,失散多年的同学在这里重聚。也是二十多年后,他们才恍然大悟,那个人干的竟然是这么一件事。



1986年6月,171中学教室 (任曙林/图)


拍“四化”的来喽!


任曙林的十年拍,始于拍摄1979年高考,此后他开始走进校园。


1979年,任曙林25岁,在煤炭部下属的煤炭科学院电影室里工作,他托人找到了离家和单位都只有几百米距离的北京171中学,和校长说他是搞摄影的,想长期拍中学生。老师们一开始不大同意,怕影响课堂秩序,但最后校长还是答应了,条件是不能拍课堂。


北京171中学位于和平里北街,1958年建校,1970年代末成了东城区重点中学。那时,不断有挎着相机到学校来的记者,老师会按要求组织学生 “配合”拍摄,这让不少学生反感,“不就是表现‘四化’建设成果嘛。”叛逆的男生会在私下里痛骂这种“配合”,对积极“配合”的女生不屑一顾,一旦挎相机 的来了,他们就会放倒消息树——“拍‘四化’的来喽。”


任曙林也被学生们当成了来拍“四化”的。可没多久,孩子们发现,这个人好像不大一样,老师不做任何组织工作,这个人也来无影去无踪,你做什么他也不 干涉你,就忽而按一下快门,不知道他在拍什么,也不懂有什么好拍的。“不说话,不交流”是任曙林刚进学校时给自己定的一条规矩。“我不是老师,也不是他们 的朋友,我就是一个专业摄影师,他们学生牛,我也牛。”任曙林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1984年初夏,任曙林跟的那一班从初一到了初三毕业。一天,有学生给了他一张纸条:晚上,北海五龙亭。他如期赶到,发现就他一个“外人”——那是孩子们自己的毕业道别会。


任曙林曾用文字记录那次拍摄的情景:“录音机中的圆舞曲把同学们带入了欢快且伤感中。乘凉的游客在不远处围观,窃窃私语不时传入耳中,此情此景有点像一出舞台剧,亦真亦幻。”



1985年9月,171中学教室。三个女生擦教室玻璃的照片,是这次展览最受欢迎的照片之一。任曙林十年间拍女生相对较多,他觉得人在中学时代有一些神秘的东西:“我也很欣赏男孩子,男生、女生都是我心中的神。” (任曙林/图)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留个影


任曙林第一次摆弄照相机是在1966年,那一年,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父亲有一台上海202照相机,“一摁皮腔弹开,镜头就伸出来了。”开始,父亲不让他动相机,后来“文革”开始了,父亲去了五七干校,相机落在了家里,也落在了他的手中。


任曙林的父亲是老红军,后来做到了商务部副部长——用现在的话说,是典型的“红二代”。相机到手后,他有了很多可拍的:防止苏联空袭的防空战壕里, 同学们并成一排,仰天长啸;天安门广场上,哥们手持毛主席语录摆出半蹲的姿势……开始时也没什么章法,后来想办法找到摄影书,按图索骥买显影粉,自己配 药,自己冲洗。“文革”爆发后,任曙林发现那时候打人最狠的就是初中生,而且往往是女生。“奇怪了!到他们岁数大了反而不会那样子了。”任曙林后来进入了 艺术领域,他说这“把自己救了”。


1979年的一天,他忽然想起了红卫兵年代,于是叫上女友,穿着白衬衣,戴上红卫兵袖标,外面穿一个褂子,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面,拍了一张照片。 他想留住自己青春时期的感觉。“文革”期间,任曙林家也受到了冲击,父亲被审查。“文革”看到的一切让他意识到,13岁到18岁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段关 键时期。他像观察小草、落日、蚯蚓一样观察他们。“我当时有很多谜还没有解开,到现在是否解了,我也不知道。”



1985年6月,北京总政游泳馆 (任曙林/图)


四月影展·八十年代


1977年,任父找到了老战友、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老演员赵子岳。赵子岳介绍了电影厂的一位摄影师给任曙林当老师。1970年,任曙林中学毕业后已经 成为工厂里的一名工人。1977年,他给厂里拍了张《先进个人》,那也是他的第一个作品,他把学来的布光手法全用上了。他想让先进分子在照片里一看骨子里 就是,而不是那个年代通行的模样。


对任曙林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出现在1978年,那一年,他参加了池小宁家的摄影沙龙,池小宁是美术家池宁的儿子,沙龙更像是摄影课堂,老师是老摄影 家狄源苍先生,任曙林把那两年称作“恶补时期”,每周五晚上他都从卢沟桥准时赶到北京西城的新太平胡同11号——这里后来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摄影的圣地。


狄源苍懂外语,有许多原版画册,从不照本宣科。沙龙开设各式各样的讲座课程,从美术、音乐、雕塑到电影,甚至还包括造照相机的。“我们学了两年,每个礼拜五晚上两三个小时,等于上了一次大学。现在的大学,学法很不一样了。”任曙林这样描述他的“星期五沙龙”时代。


1979年1月,两位当时的“江湖高手”王志平和李晓斌来到“星期五”沙龙,任曙林把这次见面称为“历史性的会面”,并认为奠定了后来“四月影会”的基础。


任曙林是“四月影会”的成员,而“四月影会”是中国当代摄影的开端,它于1979年4月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自然·社会·人”摄影展,那是1949 年后中国的第一次非官方摄影展,至1981年解散。“文革”结束,解冻时代到来,“四月影会”与其后的“无名画会”、“星星美展”成为艺术领域的解冻标 志。


当时官方首次允许举办民间摄影展览,引起了海外的关注。张艺谋也参加了“四月影会”摄影展,在后来公开的一封书信中,张艺谋写信给策展人,对他们能费尽心力让其作品“过关”表示感谢。



1980年7月8日,北京54中考场。 (任曙林/图)


1979年高考前,有人对他说,“你不是喜欢照相吗?高考你不去拍啊?”当年,高考这种事还不被认为是新闻,连新华社记者都不会去。7月7日,高考 头一天,任曙林没有任何证件,只能在考场外面拍。后来他设法搞到了监考证,以监考老师的身份拍摄了他的“高考系列”。“换了现在,肯定不行啊。”任曙林笑 着说。


到1987年,任曙林去171中学拍照的时间就开始少了起来。直到1991年才开始拍摄《矿区劳动者》。再后来被时代裹挟着去深圳“下海”,拍起了 商业作品。“人不能选择时代。对个体来说,任何时代都是合适的。有人老说生不逢时,我觉得这等于是屁话。”“任曙林特别奇怪,他是一个资深摄影家,但很多 摄影界的人并不认识他,因为他很少出现在摄影圈里。”那日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04年在北京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人想起了任曙林的“中学生”,任曙 林挑选了一些放了幻灯,才让人们重新关注起任曙林。那次研讨会,顾长卫也到场了。


在展厅内复原1980年代课堂的想法实现起来并不容易,没想到171中学现任副校长竟然是他的大学同学,现在展厅内摆放的是学校翻箱倒柜找出来的1990年代的课桌椅。


照片下的王琳现在有一个儿子在北京的一家外国语学校里读中学,她觉得,现在的中学生还是比那个时代幸福,“他们的选择比我们那时候多多了。”王琳 说,“不要过多指责他们,我们的上一代人也曾经这么指责我们。”“八十年代中学生”系列照片拍摄结束几个月后,任曙林和新结识的女友去了一趟北京颐和园, 当时,公园里人很少,十分清静。任曙林回忆当时的情景:“路过长廊,几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在跟着录音机跳舞……朋友走进长廊跟着扭了一会儿,我在廊外拍 下了这个场面。我一下子感到:一个时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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