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

到2039年，我国将出现不足两个纳税人供养一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这被称为“老龄社会危机时点”。

在这场关注老龄化的浪潮中，争议最大也是最直接的，是“钱”的问题。待遇差特别大、存在制度性结构缺陷也是颇为尖锐的问题。

业内人士认为，要化解老龄社会日益逼近所带来的潜在危机，相关应对策略就应尽早走向机制化、体系化，并进一步上升到法律的层面

到2039年，我国将出现不足两个纳税人供养一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这被称为“老龄社会危机时点”。“人活着，钱没了”———未富先老，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极大的隐患和挑战。（来源：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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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日报记者 杜晓 法制日报实习生 蒋新军

“人活着，钱没了”———未富先老，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极大的隐患和挑战。

近期，来自各方面的研究都表明，中国老龄化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层面带来的冲击空前强烈。而与此同时，有业内人士指出，我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还存在着制度准备不足、老龄保障和服务发展滞后等薄弱环节。

早在去年，国务院副总理、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主任回良玉就将老龄化问题提升到“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的高度。业内人士指出，中央对老龄化问题的高度重视，将有利于促进有关部门在养老、医疗、福利、社区服务等应对措施上的完善。但要想真正地化解老龄化危机，并且变“危机”为“契机”，就要从制度建设入手，力争为老龄事业发展创造更加良好、宽松的法律政策环境。

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一名在北京已经成家的白领告诉记者，让他和他的妻子感到很有压力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后两个人要照顾“4个老人”。

“因为我们都是独生子女。”这名白领说。

老龄化问题听上去很遥远，但实则已经日益逼近：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于9月10日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指出，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会长李宝库近日也公开表示，中国正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预计205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占3成，达31%。

而在由全国政协举办的“21世纪论坛”召开的主题为“通过养老保险制度化化老年危机为老年红利”的专题研讨会上指出，2015年劳动人口将开始下降，老龄人口加速上升，一直要到2039年才会开始下降。也就是说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到2039年，我国将出现不足两个纳税人供养一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这被称为“老龄社会危机时点”。

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的标准，一个国家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于7%，这个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老年型社会或老年型国家。据统计，目前中国老龄人口已超过1.67亿，占人口总量的12.5%，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2.43亿。

而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人口数据预测，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12%，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平均水平，人口老龄化问题尚不突出。但是，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年均增长16.55%，204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28%左右。在这30年里，中国开始全面步入老龄化社会。到2050年，60岁及以上老人占比将超过30%，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目前为止，我国的养老金制度体系上讲的是“制度覆盖人员”。但是，城市人和农村人、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待遇差特别大

在这场关注老龄化的浪潮中，争议最大也是最直接的，是“钱”的问题。

“到2030年，我国将成为全球老龄大国，这期间的20年里面我们要筹集多少钱来养老，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经济学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马光远博士告诉《法制日报》记者，社会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但问题在于“我们养老的钱来自哪里，这方面的政策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农村的新农保一个老人每个月12元，这个是远远不够的”。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教授告诉记者，当前我国养老金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碎片化。

“到目前为止，我国在养老金制度体系上讲的是‘制度覆盖人员’。但是，城市人和农村人，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养老金制度都是不同的，也就是说缺少一个统一的制度。按理说，全国范围内的养老金制度是应该整合起来的。”杨燕绥说。

而由“碎片化”带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待遇差”。

“养老金制度本身是强调公平的，但是现状是待遇差特别大。”杨燕绥说，“例如农民每个月可以领到55元，而事实上，我在广东调研的时候发现当地的很多农民一年都不去领，一个原因是嫌少，另一方面最根本的就是农民们并不靠这每个月的55元过活。而城市职工不一样，他们的1200元是按时要领。也就是说他们是依赖这个来生活的。这样，农民的55元移植到事业单位是4000元左右，公务员则是5000元左右。对于这样大的一个差距，容易引起社会的不和谐。”

从55元到5000元这样一个待遇差，背后还有相应的“贡献”问题。杨燕绥认为，对于企业的职工来讲，他们是要交付自己工资的8%出来，而企业要交20%，加起来28%的费用，才能取得一个1300元的养老金水平，而相应的，事业单位人员和公务员不需要交纳任何费用就能取得三四千元这样的水平，这样的差别是很大的。

所以接下来，第三个问题出现了：制度性结构缺陷。

在杨燕绥看来，“待遇差”的出现，最关键在于，缺少一个好的制度结构。“一个好的结构才能带来公平和低负担，所以说中国的养老金制度亟待结构性调整”。

我国正在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的速度和程度超乎想象，随之而来的是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等方面的挑战

除了养老金存在一系列问题外，目前的养老保障同样被指有诸多缺陷。

长期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任季萍告诉记者，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比较严峻，老年人口规模较大，人口老龄化增速较快，此外还存在着“未富先老”、“空巢老人”等现象。因此，人口老龄化在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等方面向我们提出了挑战：

首先是医疗保障压力大。老年群体是医疗卫生资源的重要消费对象。卫生部曾经有过统计，60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是全部人口患病率的3倍，伤残率是全部人口伤残率的3.6倍，老年人消耗的卫生资源是全部人口平均消耗卫生资源的1倍。在我国卫生医疗事业发展较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状况下，老年人看病难、看不起病的问题比较突出。

另一个问题是养老服务市场供给缺口大。全国几次较大规模调查的数据表明，我国约有3250万老年人需要不同形式的长期护理。相关调查还表明，我国老龄人入住养老机构的需求正逐步提高。但是目前专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设施严重不足，服务项目和服务内容不全，服务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老龄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是“短线”之中的“短线”。仅以养老床位测算，按照国际通行的5%的老年人需要进入机构养老标准，我国至少需要800多万张床位，而现在只有约250万张，缺口达550多万张。

由于养老保障和养老服务的不足，许多社会问题随之产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空巢老人”。

来自民政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目前情况看，“空巢家庭”正在逐渐增多，许多老年人都存在苦闷、孤独、抑郁、烦躁、多疑等情绪，严重的甚至会产生幻觉和厌世的想法。他从自身的工作实践中感受到，老年人的生理变化和心理变化障碍正日益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调查也显示，全国城市地区有近一半的老人没有子女相伴，而农村空巢老人的比重也占到四成左右。如果考虑农村大量劳动力外出打工因素，农村空巢化更加严重。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陈劲松告诉记者，中国人讲究颐养天年，大家都希望晚年能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对于老年人的亲属来说，家里老人的生活问题是一件大事，老人生活得好整个家庭都会和睦，老人问题没解决好，整个家庭都会因此而不和谐。放到整个社会层面来讲，任何人都会老，大家对于自己老龄的生活有意无意地都会形成一个期望值。如果现在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没有解决好，影响的是整个社会的情绪。

老年人问题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长治久安”;从长远来看，相关应对策略应该走向机制化、体系化，并进一步上升到法律层面

对于老龄社会逼近所带来的种种潜在危机，业内人士一致认为，应着眼于制度建设以此来化解危机。

杨燕绥认为，在未来，应该致力于建立与人口结构相匹配的养老金分配结构。

“面对老龄化社会步步逼近的情况，西方国家一般提前30年开始做准备。我们也在准备，但是要注意养老金的制度结构是最重要的，这个结构要既能解决当前的消费，保证老年支付，又要能应付未来的老年化，还要有激励性。因此，不可能把养老金的负担都放在政府身上。”杨燕绥说。

杨燕绥指出，还有一种比较好的养老金制度结构是“中央统筹国民化”。“由中央统筹支付国民基础养老金，就是能让人吃饭的那部分钱，当有人想放弃这种待遇时，应该给予其奖励证书。但这部分钱的比例不应太高，达到上一年人均消费的50%就可以了。我曾经算过，这部分钱相当于一点五到两个百分点的GDP。这个结构在理论上能够让我们老有所养。”杨燕绥说。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要靠这个过活，所以在第二个层面，人们应该把自己人生前期的贡献和老年的生活之间获得一个平衡，将多余的钱建立个人账户，由政府、市场和个人共同管理。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建立这样一种制度，制定政策来构建养老金的管理系统和养老金市场，使养老金有一个保值和增值的环境。企业来帮助个人积累，而个人也拿出一部分来投资养老金，共同来使养老金进入市场领域。”杨燕绥说，“这样虽然有风险，但是同时也有相应好的回报。经济好的时候把经济成果向养老金账户转移，经济不好时就使养老金远离市场，总之是优先考虑养老基金，这样二三十年以后，每个人的账户都应该是丰厚的。这叫个人账户的全民化、制度化、市场化。”

对于养老保障和养老服务方面存在的不足，陈劲松认为，一个和谐的老龄化社会会让社会关系的各方面都达到和谐，让很多社会问题消弭于无形，从而促进国家长治久安。而要实现和谐的目标，有三方面的问题必须着重注意：

首先是老年人的安全问题。陈劲松说，一些地方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老年人病了甚至过世了好几天才被人发现，这都是与和谐社会的宗旨相违背的。社会各方应当对广大老年人的人身安全、身心健康给予高度的关注。

其次，提升老年人的权益和地位。“中国自古就有尊老爱幼的传统，但这一传统一度有所失落，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逐步健全，现在已经到了重拾的时候，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和法律地位应当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最后，在迈入老龄化社会之后应当发掘老年人这个群体自身的潜力。“随着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很多老年人其实还有为社会作贡献的愿望和能力，应当充分满足他们的愿望，这也能促进老龄化社会的和谐”。

“维护老龄化社会和谐的相关应对策略应该走向机制化、体系化，并进一步上升到法律的层面。”陈劲松说。

来自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也认为，要结合老龄化发展趋势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养老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认真研究制定和完善老龄事业发展和法规政策体系，依法保障老年人的各种合法权益。同时，积极协调有关部门推进养老、医疗、福利、社区服务等老年保障法规、政策的制定、修订和完善，为老龄事业发展创造更加良好、宽松的法律政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