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核工业与核弹研制方面对华全面援助
50年代中国曾多次要求苏联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50年代中后期，由于苏联国内政治斗争中的需要，赫鲁晓夫向中国有偿提供了一批绝密的核设备，无偿提供了核技术，派了千余名专家，帮助中国建成了核反应堆、回旋加速器、湖南和江西铀矿厂、兰州浓缩铀厂、包头核燃料棒厂、酒泉核研制基地、新疆核实验场等核武器研究所需的一整套核设施。（《苏联援华40 年真实内情》）
帮助中方建立第一座重水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培养六千多科研人员
从1957年开始，苏联正式开始对中国进行核技术援助，该年10月15日，中苏正式签署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
苏联将援助中国建立起综合性原子工业；援助中国的原子弹的研究和生产，并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作为原子弹制造的关键环节，向中国出售用于铀浓缩处理的工业设备，并提供气体扩散厂初期开工所用的足够的六氟化铀；1959年4月前向中国交付两个连的岸对舰导弹装备，帮助海军建立一支导弹部队；帮助中国进行导弹研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在1961年年底前提供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并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仿制导弹；帮助中国设计试验原子弹的靶场和培养有关专家等。（刘振华《苏联援助之下中国核工业的横空出世》）
上述多数项目的完成期限是1959和1960年，这个协议是苏联真正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和导弹等尖端武器的开始。
由于当时中国除了王淦昌、朱光亚、吴有训、钱三强、邓稼先等仅有的几个顶级物理学家之外，无论是核技术水平、核工业状况还是原子能人才，基本都出于空白状态，因此，苏联对中国的援助首先从科研和人才培养方面进行。
1、核物理科研方面：帮助中方建立了第一座重水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
1955年，苏联派遣专家帮助中国设计和建造了一座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主要包括一个7000千瓦的实验性重水原子反应堆和一个直径1.2米的回旋加速器。该基地1958年7月建成并移交中方。
该基地主要进行中子物理实验、材料辐照试验和其他科学研究，生产放射性同位素，以及培训中国的核物理专家和技术人员。该基地的建成使得中国首次拥有了研究高能物理的条件，也使得中国真正进入研究原子能的门槛。在基地建成后，苏联还向中国无偿提供有关原子反应堆和加速器的科学技术资料，并提供能够维持原子反应堆运转的数量充足的核燃料和放射性同位素。正是在此基础上，苏联专家指导中国科研人员从重水反应堆中获得了少量核试验所用的钚。
关于这一研究基地的建设过程和重要作用，当时主管核工业建设及核弹研究的宋任穷回忆说：“这个基地在我国原子能事业建设和发展中，特别是对于原子能科技骨干的培养，起到了“老母鸡”的作用。”（《宋任穷回忆录》）
2、人才培养：帮中国培养的数千名核原子科技研究与工程技术人才
1956年5月，苏联派遣了沃尔比约夫率领十几位专家来华，帮助中国培养研究浓缩铀和钚方面的专家，编制培养新的核技术人才的教学大纲，后来也负责指导反应堆的实验。应该说，这些派往中国的苏联科学家还是很尽职尽责的：
加夫里洛夫讲解了原子弹爆炸过程的物理图片，以及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的物理现象和释放出的物质状况；涅金讲述了原子弹的制造及其结构原理——从外形直到中子点火装置；马斯洛夫讲授了如何在弹道装置里安放原子弹，以及自动装置和仪器。开始，专家们仅限于在黑板上画出结构示意图，因为他们没有带来文献资料——根据中苏协议，转交文件是以后的事情。但是，当中国的专家们反映对讲课的内容可能记录不完全或有理解上的错误时，苏联专家便将许多讲课内容抄写给他们。总之，苏联当事人认为，在莫斯科允许，以及专家们所知道的范围内，中国人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沈志华《援助与限制：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1949-1960)》，原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苏联专家帮助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科学技术人员。沃尔比约夫刚来时，在研究所里只有60位核物理方面的中国专家，而到1959年11月他离开这里时，这个集体的人数已经增长到6000人。（沈志华《援助与限制：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1949-1960)，原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资料显示，到1960年上半年，原子能所的职工队伍由1954年底原物理所的170人（科技人员不足100人），发展到4345人，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科技人员1884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史》，第28页）。
帮助中国建立了整套核工业体系及核试验基地
在提高中国原子能科研能力并培养核人才的同时，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了一整套核工业体系。在这些工厂的建造过程中，苏联不仅提供设备、图纸和技术资料，而且派遣大批专家来到中国：
从工厂的选址、设计，到设备安装、调试，以及在帮助中国技术专家理解文献和资料，培训中国技术工人掌握操作技能等方面，苏联专家都发挥了重大作用。根据1957年秋天中苏两国之间所签订的协议，在1958年上半年原子能领域的苏联专家被派往中国，其中有2人是核装置的设计师。到1958年底，有原子能专家111名、开采核原材料的地质专家43名、克格勃要员13名、编人中国公安部的340名军事专家等与核研制有关的苏联要员进人中国。（储峰《苏联对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的援建(1949一1960)》）
据当时核工业部门二机部的副部长袁成隆回忆说，“当年苏联先后派来二机部工作的苏联专家有上千名之多。”（袁成隆：《忆中国原子弹的初制》，《炎黄春秋》2002年第1期，第25页）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核工业厂矿或基地1957年底陆续开始设计(苏联专家负责初步和主工艺设计，中方负责施工和辅助设计)，1958年下半年陆续开工建设。（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26-29页。）主要的工厂及其用途为：
铀矿寻找：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到1960年，已提供8个铀矿开采基地。
铀矿开采：1958年由苏联援助建设的开采矿石的铀矿场共三座，即：湖南郴县铀矿、湖南大浦铀矿和江西上饶铀矿……先后在1962年至1965年建成投产。
铀的提取：我国第一座大型铀水冶厂衡阳铀水冶厂是苏联援建项目之一，于1958年8月正式动工兴建。
核燃料棒生产：1956年，我国决定兴建提取二氧化铀和制作核燃料棒的核燃料元件厂。苏联派遣了3 名专家来到内蒙古，进行核部件设计和生产厂的选址工作。
石墨轻水生产堆：我国第一座石墨轻水生产堆的建设在苏联援助下于50年代末起步。
铀一235生产线：到1960年8月底，铀一235生产线六厂三矿接近建成。（《当代中国核工业》）
此外，苏联专家还帮助中国选定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靶场——新疆罗布泊。正是苏联的这种全方位的援助，才让中国在短短三年间（1958-1960年）在核武器设计与核工业方面填补了空白。对此，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
我们的国防尖端技术在1958年以前还是一片空白，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可是到一九六一年，仅仅三年的时间，已经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原子弹方面，二机部大学毕业以上的专业技术干部也已经有几千人。我们已经查明的原料储量，可以满足第一套金属铀冶炼设备生产的需要。从选矿到原子武器装配的一系列工厂中，大部分设备已经具备，对几个短缺的关键设备，也已经在国内安排试制，待这一套建设项目完成后，我们就可以自己制造原子弹了。（《聂荣臻回忆录》）
虽然苏联1960年撤出专家并停止援助，但如果没有苏联在这三年中全方位、手把手的援助，中国不可能以震惊西方的速度成功爆炸原子弹。对于这一点，苏联人心里非常清楚：
1964年10月，即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前几天，赫鲁晓夫会晤了日本外相藤山爱一郎。谈话中日本人询问中国现在是否有能力进行核试验，赫鲁晓夫坦率地回答说，中国人完全可以进行核试爆，因为苏联已经提供了许多核技术和核设备，并向他们示范了如何去做这些事情。（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pp.22-23. 转引自沈志华《援助与限制：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1949-1960)》，原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核武器研制配套设施方面给中国的援助
手把手教中方使用和仿制导弹
在对华提供研制核武器援助的同时，苏联还在导弹、火箭、飞机的研制方面对中国提供了全面的帮助，使得中国在短短四五年时间里迅速获得了生产和使用导弹的能力，帮助中国解决了防空问题，并让中国在首颗原子弹爆炸之间就拥有了运载和携带工具，使得中国的核武器迅速拥有了打击能力。
对于当时中国在导弹方面的技术水平，中国的导弹专家钱学森评价说：
射程300一500公里的火箭，弹体及燃料有两年可解决，但这仅是20%，还有80%的自动控制问题，如果没有苏联或其他国家的资料，靠中国现有的条件从头研究，可能要将近10年的时间。（储峰《苏联对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的援建(1949一1960)》）
所以，苏联的援助对中国迅速解决导弹和火箭问题至关重要。从1957年开始，苏联开始为中国提供了导弹人才培养、导弹及火箭实物样品和技术资料、仿制技术等全面援助。
1956年12月29日，苏联向中国提供了两枚P-1导弹，以供中国技术人员研究。1957年12月20日，两枚P-2型地对地训练导弹在满洲里火车站交付中国，还有1个营的主要技术装备，包括地面测试、发射、校正、运输、加注等设备45件。（李伶、周飞：《横空出世的中国导弹部队》，《党史博览》2002年第9期，第11-12页。）12月30日，以列米盖杜柯夫少将为首的苏联专家组抵达北京，帮助中国进行导弹使用、仿制及靶场的勘察设计工作。
P-2型导弹虽然已经在苏军中退役，但对处于空白阶段的中国而言，仍是非常珍贵的学习材料。钱学森非常中肯地说：“P-2型导弹是苏联第一代产品，谈不上先进，但对我们来说，毕竟有了教学实物，可使我们少走弯路，我在美国就没看到这样的实物。” P-2型导弹为中国培养了首批导弹技术人员及导弹部队军官：。
参加训练的学员共533人，另有见习人员150名，分成23个专业教学组，采取按职务对口教学的方式，由苏军导弹营官兵直接任教。前3个月完全是接受苏联官兵手把手的教练，以后是自己独立组织培训。到1959年7月24日训练结束，共培养了地对地导弹专业技术骨干1357名，为中国导弹部队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教员和管理干部。（李伶、周飞：《横空出世的中国导弹部队》，《党史博览》2002年第9期，第11、14页。）
1958年10月6日，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了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代号为543部队。11月27日和29日，苏联提供的4套萨姆-2地对空导弹运到北京，其中2套装备空军部队，1套给五院进行仿制，1套给20基地（酒泉核研制基地）做试验用。前来任教的苏联专家共95人。当时负责组建导弹部队的张伯华回忆说：
苏联专家组来后，我们一起研究了教学大纲、计划，按专业进行编班。12月21日，改装训练正式开始。为了保证苏联专家讲课，我向空军机关要了53名俄文翻译，组成翻译小组配合教学。参加这期训练的有1营全体和2营、3营的营连干部，以及机关、院校、基地等16个单位共464人。理论训练分17个专业进行，兵器和操作训练分成四类，其中实战部队由苏军导弹营负责对口包教。1959年4月经过实弹打靶考核，成绩均为优秀。随后，在靶场举行了兵器装备交接仪式。苏联专家及导弹营官兵完成训练任务后便陆续回国了。（张伯华：《组建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的回忆》，《空军回忆史料》，第489-493页）
到1960年，苏联共向中国出口了4种型号的导弹样品及其技术资料、部分生产设备和制造导弹的原材料。中国据此研究导弹样品和苏联提供的技术资料，于1960 年冬季仿制成功尔—2型近程地地战略导弹，1963年成功仿制克—5爱姆型空空战术导弹，命名为霹雳1号；1964 年仿制成功斯—75型地空战术导弹，命名为红旗1号；1966 年成功仿制“冥河”（П-15）型反舰战术导弹，命名为上游1 号。（潘正祥《50年代苏联对华的军事援助》）此外，赫鲁晓夫还答应向中国提供P212型火箭及其技术资料，而且将п型以及防空火箭 “泥火山”这两种自导引有翼火箭的样品运到中国。（谢尔盖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263-264.）从现有的史料看，苏联对中国的援助还有：
可以发射核弹头的SS21（8A11）和SS22（8ZH38）型号的战术导弹、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SLBMs）以及液态燃料的火箭R211FM，提供了这些导弹和火箭的技术资料、设计、组装和生产。这些都是苏联当时最新或较为先进的装备。（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5期）
正是在此基础上，第一颗原子弹试爆两年后的1966年，中国成功地进行了携带2万吨TNT当量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试验（《龙威：中国的核力量与核战略》，第63页）
核武研制所用计算机的援助
由于导弹、核武器等尖端技术需要处理大量数据，如果全靠人工运算，显然不可能完成，因此需要与核技术与导弹技术发展相配套的电子计算机。苏联帮助中国制造了科学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的104计算机和华东计算机研究所的J501 计算机，为解决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和核爆炸问题提供了重要计算工具。（张柏春，姚芳，张久春，蒋龙. 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 1966 [M ].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373- 374.）。1959 年中国科学院对苏联专家十年工作做总结时，对苏联专家在发展计算技术方面的援助做了如下评价:
计算技术科学研究，我国原是空白点。苏联的援助对我计算技术科学的发展起着巨大作用。先后请了7 位苏联专家。苏联专家对我们如何开展计算技术研究提出了指导性的全面意见并系统地传授了程序设计的理论与方法，给计算技术打开了第一道大门。我们研制M-3 计算机及第一架大型计算机104 机时，专家帮助我们解决了磁心制造及磁心存储器调整，运算控制调整，外部的设备的研究及调整，以及机器总调等重要关键问题，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试制这样复杂的机器，如果没有苏联专家的帮助，那是不可设想的。（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苏联专家工作十年总结，1961 年10 月17 日中国科学院档案61-4-37。）
参考资料：沈志华《援助与限制：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1949-1960)，原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5期；储峰《苏联对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的援建(1949一1960)》；徐焰《解放后苏联援华的历史真相》；潘正祥《50年代苏联对华的军事援助》；《空军回忆史料》；《聂荣臻回忆录》；《聂荣臻年谱》等
结语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我们的科学家们和领导人耗费的心血非常值得尊重，但也不应忽视苏联援助的巨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