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俄黑瞎子岛问题谈判
黑瞎子岛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的最东端。 2008年10月14日那天，中俄双方在岛上举行了两国国界东段界碑揭幕仪式。仪式简朴而庄重，奏两国国歌，升两国国旗。一块宽大的仪式背景板伫立在秋天的原野上。
当天碧空如洗，万里无云。仪式结束，中国边防军人登上黑瞎子岛开始执行防务，那里成为中国东部边境第一哨。黑瞎子岛上的界碑是中俄边界上竖立起来的最后几座界碑。
黑瞎子岛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的最东端。
2008年10月14日那天，中俄双方在岛上举行了两国国界东段界碑揭幕仪式。仪式简朴而庄重，奏两国国歌，升两国国旗。一块宽大的仪式背景板伫立在秋天的原野上。当天碧空如洗，万里无云。仪式结束，中国边防军人登上黑瞎子岛开始执行防务，那里成为中国东部边境第一哨。
黑瞎子岛上的界碑是中俄边界上竖立起来的最后几座界碑。
当我从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中看到这一组画面时，心情十分激动。我在担任外交部长和国务委员期间亲身参与解决的这一棘手问题，终于尘埃落定了。
当年的情景又一幕一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黑岛溯源 任务艰巨
中俄边界是从中苏边界承袭下来的。当年苏联解体后，长达7600公里的中苏边界被分为中国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个国家的边界。其中，中俄边界长达4300多公里，绝大部分已通过谈判划定，黑瞎子岛是唯一一块悬而未决的土地。
按边界长度计算，黑瞎子岛一段只占中俄边界全长的1.4%。比例虽然不大，但战略地位重要，加上多年来双方对边界条约各执一词，一直相持不下，成为两国边界谈判中最困难、最敏感的问题之一。中国人说它是“啃不动的硬骨头”，俄罗斯人则称它为“咬不动的硬核桃”。
“黑瞎子”在东北方言中是“黑熊”的意思。据当地老百姓说，早年间此地常有黑熊出没，所以，当地人把这个岛称为“黑瞎子岛”。西方媒体把它翻译为“Bear Island（熊岛）”，我认为是准确而形象的。
黑瞎子岛，也叫抚远三角洲。位于黑龙江省抚远县城以东，三面环水，北面是黑龙江，东南是乌苏里江，西南是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之间的一条水道，称为抚远水道，俄方称为卡扎克维切沃水道。
黑瞎子岛北面的岛岸线长60公里，东南长约40公里，抚远水道长约35公里。黑瞎子岛由两个大岛和大约90个岛屿、沙洲组成，岛屿和沙洲的数量因江水冲刷和潮汐涨落等自然力量的作用时有增减。
全岛面积约335平方公里，比北京四环以内的城区面积还大些。岛上地势平缓，杂草、灌木丛生，还生长着一些北方的乔木。周围水域盛产大马哈鱼、鲟鳇鱼等名贵江鱼，鲟鳇鱼籽（黑鱼籽）和马哈鱼籽（红鱼籽）经常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据中方史料记载，我国汉、赫哲、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的居民曾长期在岛上居住。他们有的在那里烧制陶器，有的挂幌子开酒肆，也曾有人种植罂粟。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国内局势混乱，沙皇俄国乘机将黑瞎子岛纳入俄国版图。此后历届中国政府同俄（苏）方进行了多次交涉，均无结果。
1929年，苏联借中东铁路事件出兵占领了黑瞎子岛。此后近80年的时间里，黑瞎子岛一直在苏（俄）方的实际控制和管辖之下，已经没有中国人居住。那里所有建筑和设施都为俄方所建。
黑瞎子岛与俄罗斯远东最大的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市隔江相望，站在黑瞎子岛的最东端，可以清晰地看到哈巴的城市建筑。因此，俄方将该岛视为哈巴罗夫斯克的天然屏障和门户。
苏（俄）方从未放松在黑瞎子岛的防务，他们在岛上建了不少军事设施，在该岛面向中国一侧的沿岸架设了长约40公里的铁丝网，并派炮艇驻守抚远水道上下口，当地人把这种铅灰色的炮艇叫做“大灰狼”。
1974年，苏联方面在乌苏里江距哈巴罗夫斯克26公里处建了一座舟桥。它由107条漂浮在水面上的铁船连接在一起组成，每条船宽6米，舟桥全长800米，两端建有固定桥墩。舟桥上平时可通行汽车，航道处的舟桥每天上午9时半至11时开启一个半小时，供船只通过，但苏方常常“因故不开”，中方船舶经常在此受阻，或停泊在江面上，忍气等待，或被迫返航。中方曾为此多次与苏方交涉。
多年来，苏方一直利用实际控制黑岛之便，在岛上进行经济开发和利用。在岛北侧中部建有一所工厂和居民区，在岛上修建了公路，还建有奶牛场等设施。俄方居民每年上岛打草、休闲、晒太阳，苏俄报刊将该岛称做“哈巴罗夫斯克的郊区”。
划界的前几年，俄方提出要将黑瞎子岛的开发建设纳入哈巴罗夫斯克发展计划，建为自然保护区、封闭狩猎区和郊外避暑区，开发旅游资源，并继续扩大农业生产，修桥铺路，统一管理。
领土争议 激烈持久
近四十年来，中苏（俄）双方围绕边界问题进行过三次谈判。
第一次谈判在1964年2月至8月期间进行，当时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他是一位革命战争年代的老将军。在谈判中，他与苏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当时中苏关系公开恶化，根本不具备解决边界问题的条件。
第二次中苏边界谈判是1969年10月开始的。这一次中国政府代表团首任团长是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这次谈判一谈就是十年，中方代表团团长也换了几任。但是，由于这期间两国关系一直尖锐对立，谈判前双方甚至在珍宝岛发生过激烈的武装冲突，十年的谈判没有能够解决任何一段边界问题，更不用说解决黑瞎子岛问题了。
不过，这十年的谈判也有收获。双方因此形成了一个谈判机制。在涉及边界问题时，彼此都保持克制，至少未再发生像珍宝岛事件那样的武装冲突。
第三次边界谈判始于1987年2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是时任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1986年7月，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一个公开场合发表讲话时，讲到解决中苏边界问题，表示中苏两国可以按照主航道原则划界。
这向我们发出了一个积极信号。我们很快对此做出回应，同意与苏方重启谈判。
这次谈判颇具戏剧性，谈判对手先是苏联，后来则变成了俄罗斯。也许是特殊的时空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谈判的结果是，解决的问题最多，成果最大。双方分别于1991年、1994年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和《中俄国界西段协定》，两国绝大部分边界得以划定。但是，在黑瞎子岛问题上，双方经过多次激烈交锋，未能取得进展，不得不留下一个悬案。
此后，双方多次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但由于各自仍固守多年来的立场和论据，坚持对黑瞎子岛拥有全部主权，谈判没有任何进展。
中方主张，根据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两国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既然以江为界，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就应该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而黑瞎子岛恰恰位于两江主航道中心线中方一侧，应该属于中国。
而俄方依据的是，《中俄北京条约》的条约附图也是《中俄北京条约》的一部分。根据这个附图，划界红线标在卡扎克维切沃水道即抚远水道上。所以，俄方主张两国应以这条水道为界，黑岛应属于俄方。俄方还提出，根据1861年沙俄与清政府签订的《中俄勘分东界约记》，双方曾经在抚远水道与乌苏里江会合处的中方一侧岸边立了一块界牌。俄方认为，这块界牌是个有力的证据，证明黑瞎子岛属于俄方。
从1964年中苏首次边界谈判开始，断断续续谈了近四十年，双方一直就黑瞎子岛归属问题争执不下。
历史告诉我们，国与国之间的边界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将始终是双边关系的隐患，甚至可能引燃战火，为双方带来麻烦。
高层出面 推动谈判
在中俄尚未就黑瞎子岛归属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又加大了对黑瞎子岛的开发力度，而且还有向西部扩展的趋势。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1999年9月18日至11月7日，俄方在黑瞎子岛南端乌苏里江岸边修建起一座高达28.5米的东正教堂，教堂呈深红色，很显眼。当时俄方的一些军政高官及宗教界人士还出席了开工仪式。俄方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要证明黑瞎子岛是“属于俄罗斯”的。
他们开发利用的程度越深、范围越广，我们解决问题的难度也就越大。这引起了中方严重关切。我们以各种方式向俄方提出交涉，但收效并不明显。
2000年3月，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新人上台，总该有新面貌，新气象，新做法，也许能为解决这个问题带来转机。
2000年7月17日，刚刚正式就任俄罗斯总统三个多月的普京，应江泽民主席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准备接待普京总统的过程中，我们建议利用高峰会晤的机会，从最高层推动黑瞎子岛问题的解决。
在普京总统来访之前，外交部向中央提出请江主席在与普京总统小范围会谈时谈这个问题。
小范围会谈是相对于大范围会谈而言的，是目前在国际交往中经常采用的一种会谈方式。大范围会谈是双方多数成员都参加的会谈，小范围会谈是指双方领导人及其主要助手参加的会谈，人数往往有严格限制。
一般情况下，涉及非常重大、敏感的议题，都放在小范围会谈去谈，双方可以谈得更直接、更坦率些，谈不拢也没关系，至少有助于双方更清楚地了解对方的想法，不会影响大范围会谈时的气氛。
7月18日，江泽民主席在与普京总统进行的小范围会谈中，谈了黑瞎子岛问题。江主席说，中方对俄地方当局在黑瞎子岛上加紧经济开发，修建永久性设施，加强军事活动，感到严重关切。江主席建议责成双方有关部门就黑瞎子岛地区归属问题抓紧谈判，尽快找到相互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以全面彻底解决中俄边界问题。
普京总统的回应很干脆。他说，俄中尚未解决的边界问题应该得到尽快解决。他并补充说，他将下达指示，要求俄罗斯有关部门就此问题同中方进一步磋商。
两国领导人还决定将有关边界问题的原则性表态写入作为总结高峰会晤成果的《中俄北京宣言》，强调双方将继续谈判，加快制定剩余边界地段的解决方案。
同年9月，两国领导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期间再次见面，普京总统又向江主席谈到边界问题。他表示，希望在新世纪的中俄两国关系中，边界问题不再是一个问题。
两国元首就解决边界问题都表示了积极的态度，但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却绝非易事。
此后，双方虽然进行了两轮副外长级磋商和专家级磋商，但俄方立场无任何松动，仍坚持黑瞎子岛应全部属于俄罗斯。当然，中方也毫不松动地坚持原有立场，坚持黑瞎子岛应全部属于中国。
但不管怎样，谈总比不谈好。
拜会普京 再谈黑岛
2001年4月29日，应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邀请，我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
按照通常的外交礼仪，重要国家的外交部长正式出访时，东道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一般都与之会见。此次访俄，根据俄方的安排，我与伊万诺夫外长会谈后，就直接去克里姆林宫拜会普京总统。
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到普京总统，却是第一次同他谈边界问题。
我第一次见到普京总统是在一年多前。我清楚地记得，那是2000年3月1日，我当时应邀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其间在克里姆林宫拜会了他，并转交江泽民主席给他的一封信。当时他是代总统。
普京在俄罗斯政坛的出现颇具传奇色彩。从他就任叶利钦总统办公厅主任到成为总统，其间只有半年的时间。此前，国际上对他知之甚少。
普京长期就职于前苏联的安全机构，曾在前苏联驻民主德国使馆工作。他会使用各种武器，并能驾驶飞机。他还是一名运动健将，酷爱柔道，是黑带级高手。
进入政坛后，他曾担任圣彼得堡市副市长，后来被叶利钦总统任命为总统办公厅主任。那段时间，俄罗斯政坛像走马灯似的，一年内更换了三位总理。最后，叶利钦选中普京作为他的接班人。叶利钦总统在一次外交场合曾经公开赞扬普京谦逊、忠诚。俄罗斯人则说叶利钦做了件大好事，给俄罗斯选了一位好总统。
不满48岁即入主克里姆林宫，领导俄罗斯这个偌大的国家，普京颇受世人瞩目，成为国际媒体跟踪和热议的焦点。
他外表温和，性格刚毅，在俄罗斯民众心目中具有独特魅力。后来在俄罗斯民间流传两首歌曲，一首叫“做人就做普京这样的人”，另一首则叫“嫁人就嫁普京这样的人”。
普京作风严谨、沉稳，决策果断、坚决。执政后，他在传媒、金融、能源等关键领域采取果断措施，整顿社会经济秩序，并对车臣恐怖分子进行无情打击。
他担任总统期间，俄罗斯政局保持稳定，经济走出低谷，国力明显增强，社会秩序安定，俄罗斯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得到恢复和提升。
2000年7月，他访问中国时，我又见过他。
我这次访俄有机会同他第三次见面。
俄罗斯礼宾官将我引领到普京总统的办公室。这时，普京总统从他那张宽大的办公桌旁站起身向我走来，同我热情握手，随后把我引到办公室另一侧的椭圆形会客桌旁落座。
普京总统位于克里姆林宫1号楼二层的宽大办公室，是俄罗斯历任总统的办公之地，有人说这是俄罗斯“最富能量的地方”。办公室装饰考究，据说其颜色和风格是按照普京的品位爱好选定的。色调以淡青色为主，明快、清新。乳白色的会客桌镶着金边，桌面平滑如镜。
我首先向普京总统转达了江泽民主席对他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并简要地介绍了他访华半年多以来中俄关系的最新发展情况。
我讲话时，普京总统始终注视着我，全神贯注地听着，还不时地点点头。
他感谢江主席的问候，也希望我向江主席转达他的问候和祝福。之后，他很快转到了双边关系的一些实质性问题，重点谈边界问题。
他说，两国的边界问题已经解决了98%以上，目前尚未协商一致的地段只有不足2%。尽管剩下的问题有一定复杂性，但俄罗斯方面仍希望双方加紧谈判，早日彻底解决边界问题。这样，双方就可以把精力全部集中到重要合作领域上来。
普京总统略微停顿了一下说，我希望在江泽民主席今年7月访俄之前，双方能就剩余边界问题的解决方案达成原则一致。
我马上意识到普京总统此番讲话发出的信息明确而重要。
我当即对此做出了原则性的积极回应。我说，中俄双方领导人对解决剩余边界问题都非常重视和关心，都给予了积极的指导和推动。中国外交部将根据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与俄罗斯同行努力磋商，竭尽全力地工作，力争尽快解决剩余边界问题。
可以看出，普京总统并没有把这次会见作为一次纯礼节性的活动，而是要利用这个机会，就解决中俄剩余边界问题向中方明确表明他的观点。
说实话，当时距7月份江主席访俄只剩下两个多月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解决如此复杂、敏感的问题，实在有很大难度。此前，双方都没有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时间表，只是在努力创造条件，等待时机成熟再予解决。
我相信，俄罗斯最高领导人的表态绝不是信口开河的。当时，中俄关系发展很快，已经与前三次边界谈判时的情况大不相同。1996年，中俄双方建立起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解决剩余边界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两国互利互惠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展现出空前的发展潜力。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明显增强，边境地区早已不是剑拔弩张的状态，边境贸易热火朝天。两国战略利益及共同点的不断增加，客观上也要求双方尽快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因此，我认为两国外交部门应该趁热打铁，加紧商谈具体的落实办法。
俄方释信 主动试探
会见普京总统后我们感到，俄外交当局在解决剩余边界问题上的态度有了变化，出现一些积极迹象。
俄罗斯外交部开始向中方发出种种试探信号，说双方应该换一个思路讨论这个问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黑瞎子岛“要么全部归俄罗斯，要么全部归中国”。
鉴于这一新情况，我指示外交部立即抓紧研究各种方案。
2001年6月15日，普京总统到上海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大会，又做出了建设性的暗示。他在一个双边场合对江主席说，如果将黑瞎子岛全部划归中国，就像边界线穿过上海市，将浦东划分出去一样，俄方难以接受。普京总统建议与江主席一道，共同指示两国外交部寻求新的、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从俄方发出的一系列信号可以看出，他们处理这一问题的基本脉络越来越清晰了，虽然不会同意将黑瞎子岛全部划归中方，但也不再坚持黑瞎子岛全部属于俄罗斯的原有立场。
确定原则 开始谈判
很快，两国外交部根据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以新的思路就解决剩余边界问题开始了谈判。
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确定谈判原则，以便双方工作层就具体问题进行谈判时有所遵循。
经过几轮商谈，双方确定了三条谈判原则，即谈判要“以有关目前中苏（俄）边界的条约为基础；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公正合理，互谅互让，相互妥协”。
双方还商定由两国领导人出面确定这三条原则。在具体做法上，双方同意在江泽民主席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会晤时，由普京总统提出这三项原则，江主席当面予以确认。
2001年7月16日，应普京总统邀请，江泽民主席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当日上午，江主席与普京总统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小范围会谈。
普京总统说，在两国合作问题上，我们常常遇到一些阻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两国边界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一些外部势力也不时“提醒”我们，并且千方百计地突出边界问题，企图以此破坏俄中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我们双方没有任何理由把边界问题留给下一代去解决。我建议两国领导人给予政治支持，使两国剩余边界问题在明年春天之前得以彻底解决。
江主席对普京总统的建议表示赞赏。他说，边界问题始终是困扰两国关系稳步发展的潜在不安定因素，越早解决越好。我们可以责成两国外交部长抓紧谈判，在一年之内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最终解决方案。
两位最高领导人发出了明确的指令。一位说要在明年春天之前解决，一位说要在一年之内解决，虽然在具体时间上略有不同，但态度都很积极。
那次会谈气氛热烈，江主席和普京总统谈得兴致很高，令双方在场的人都深受鼓舞。两国领导人的坚定决心，为谈判解决剩余边界问题带来了新的希望并注入了活力。
可是，不知为什么普京总统并没有像双方约定的那样，提出解决剩余边界问题的三项原则。因此，在这次首脑会晤中，双方未能就此加以确认。
两个月后，我又陪同朱镕基总理访问俄罗斯。这期间，我再次同伊万诺夫外长就解决剩余边界问题举行了会谈。
伊万诺夫说，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协议，双方应在一年内解决剩余边界问题，现在只剩下十个月的时间。我们必须在这段时间内尽快确定剩余地段的边界线走向，并将其标示在地图上，拟定相关协定。
我同意他的意见，强调为此双方应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加紧工作。接着，我指出，本来双方商定，在江主席访俄期间两国元首小范围会谈时，由普京总统提出上述原则，江主席加以确认。可是当时普京总统并没有提出。为使双方专家在谈判中掌握大方向，我建议我们应首先正式确认指导原则。
伊万诺夫立刻表示，我现在正式向你通报，双方事先商定的指导原则已经得到普京总统的批准。普京总统本来也打算在与江主席小范围会谈时提出，请江主席确认。但由于当时气氛十分友好热烈，这一话题不知不觉地被岔开了。
伊万诺夫强调，这完全是技术性原因造成的。他当场建议以两国外长互致信函的方式，立即予以正式书面确认。我表示同意。
当天下午，我就收到了伊万诺夫外长给我的信函。他在信中表示，俄方将恪守关于解决中俄剩余边界问题的指导原则。我也于当日立即复函确认。
谈判原则确立后，我们还就谈判的具体工作安排交换了意见。
伊万诺夫说，鉴于边界问题十分复杂且高度敏感，双方应注意严格保密。在谈判初期，首先由两国外交部在小范围内具体磋商，然后根据谈判进展情况，经双方商定，再请两国其他部门代表参加。谈判后期也可以考虑邀请双方地方代表参与工作。
他特别强调，在向新闻媒体透露任何关于谈判进程的消息时，双方一定要事先协商一致。
我理解伊万诺夫外长的担心。据我所知，俄罗斯内部还是有不少不同意见的。因此，我同意先将双方的谈判限定在小范围，同时注意严格保密。
此后，双方关于黑瞎子岛问题的谈判进入实质阶段。
直入正题 协商划界
那段时间，我与伊万诺夫外长的接触非常频繁，我们多次利用双边或多边场合进行会晤，探讨和解决边界谈判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莫斯科会谈一个月后，我与伊万诺夫外长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期间，就边界问题再次交换意见。
会见时，我们商定具体谈判可通过专家组级别和副外长级别两个渠道进行，并通报了各自人选。我们还商定，必要时可以由两国外长直接商谈。
会见结束后，我把伊万诺夫外长请到一边，同他进行了个别交谈。
我对伊万诺夫外长说，鉴于今天参加会见的人很多，有些话只能单独和你谈。这主要是指下一步两国专家磋商的工作方法。我们考虑可采用两个方法。一个是双方各自提出在黑岛上的划界主张线，另一个是首先就黑岛的划分比例达成共识。我们倾向于第二种方法，请俄方予以积极研究。
伊万诺夫外长表示将研究后尽快答复。
不久，俄方告诉我们，他们倾向于第一种方法，认为调整边界线走向比较易于接受。
看来，俄方还是比较谨慎。其实，究竟采用哪种办法谈判，都只是技术问题，只要能够解决问题，哪种方法都可以。我们认为，关键是无论用哪一种方法，双方都要直入正题，以新的思路和姿态来推进谈判，避免“炒冷饭”，重复老论据、老观点。
三位外长 风格各异
随着边界问题的谈判日益进入实质性阶段，我对伊万诺夫外长的了解越来越深入。
我担任外长和国务委员期间，曾先后和三任俄罗斯外长打过交道。一位是普里马科夫，一位是拉夫罗夫，打交道最多的则是伊万诺夫。
这三个人各有特点。普里马科夫是俄罗斯知名的学者和国际问题专家，富有战略眼光，看问题有深度。他年长资深，后来担任过俄罗斯总理。我称他为“老前辈”。
拉夫罗夫是2004年3月起任外长的，我那时已经担任国务委员，和他直接打交道的机会不多。他长期担任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在那里练就了一副铁嘴钢牙，反应极快，说得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
拉夫罗夫在正式场合常常十分严肃，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但人们很难想到，在他严肃的面孔背后有着独特的幽默。他经常忙里偷闲画漫画，他画的肖像能准确抓住人物的相貌特征和神情。他曾给我画过一张肖像画。2004年，上海合作组织在塔什干召开峰会期间，他还送给我一张自己创作的漫画。画的中间是上海合作组织俄文缩写，左侧是俄罗斯，右侧是中国，下方是会议的地点塔什干和会议的时间2004年6月17日。
我打交道最多的就是伊万诺夫外长。他出生于1945年，比我小七岁，精通英语和西班牙语，是欧洲问题专家，精明干练。
伊万诺夫担任外长期间，忠实地贯彻俄罗斯“双头鹰”对外政策。他重视发展对华关系。2002年他曾以《松与竹》为题在俄罗斯报纸上撰文，热情赞颂中俄关系，称中俄有如松竹相辅，像松树那样巍然屹立，像竹子那样牢牢扎根，颇有诗情画意。《人民日报》把这篇文章翻译成中文刊登出来。有一次我在莫斯科请他吃饭，席间，我起身讲话，专门提到了这篇文章，他听了十分高兴。
我还记得，2000年“上海五国”外长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会晤时，晚宴后由于我要赶赴欧洲，在他的倡议下，参加会晤的其他各国外长一齐去机场为我送行，一直送我到飞机舷梯旁。
2004年3月卸任外长后，他还担任过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统筹外交部、国防部、国家安全总局、内务部等所有涉及国家安全的强力部门。
伊万诺夫是一个爽快人，我和他很谈得来。我们两人几乎在同时期担任外长。在解决中俄剩余边界问题的过程中，他是我的谈判对手；在发展两国关系上，他是我的合作伙伴。我们有幸在各自的岗位上携手合作，为推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艰难推进 寸土必争
中俄双方都不只一次地表示尽快解决剩余边界问题的决心，确定了谈判原则以及谈判的范围和方式。接下来应该是就解决具体问题迈出实际步伐了。
鉴于黑瞎子岛实际上全部掌控在俄方手中，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们提出应由俄方采取主动，首先提出妥协性解决方案。俄方则强调应由双方同时采取主动。
折中的结果，还是俄方先迈出了第一步。
2001年11月15日至22日，双方专家组在莫斯科举行磋商。当时担任中方专家组组长的孙延珩大使是俄罗斯问题专家。他同时在边界领土谈判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曾担任过中英香港土地委员会中方首席代表，为成功解决香港1997年回归之前过渡期土地问题，发挥过重要作用。
在这次专家组磋商中，俄方提出可以将黑岛西部约80平方公里的地方划给中方。
这个方案离我们的目标差得太远，当然不能接受。但是，这80平方公里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为这80平方公里包括了抚远水道，而此前俄方一直坚持抚远水道是两国的界河。现在俄方把抚远水道划给中方，意味着俄方甘愿把所谓的“中俄界河”变成了中方内水。用谈判的术语说，这是“破线”了。
凭着丰富的谈判经验，孙大使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转机，谈判有望取得重大突破。但同时，俄方的建议肯定不会是最终建议，只是第一步，谈判的任务仍然很艰巨。
于是，我们也打出了一条划界线，提出可以将黑瞎子岛东部靠近哈巴罗夫斯克市的约60平方公里划给俄方。当然，俄方也不接受。
虽然双方都对对方的方案不满意，但在黑瞎子岛地区的谈判中迈出这样的步伐，是中苏（俄）谈判40年来从未有过的，称得上有了良好的开端。
常言道，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我想，只要双方坚定地按照两国最高领导人确定的方向朝前走，一定能够寻找出一条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边界线。
此后，双方又在副外长级和专家级进行了多次磋商。因为边界和领土事关国家最高利益，双方举手投足都很谨慎，每走一步，都要反复斟酌，仔细掂量。这是因为双方彼此心里都很清楚，边界谈判非同小可，领土一旦划定，就很难再更改了。
在一次专家组磋商中，中俄双方分别打出6条划界主张线，但这12条主张线所涉及的领土面积差异加在一起还不到17平方公里，新打出的主张线和前一条线相比，有的面积相差还不到1平方公里。
谈判进行得十分艰苦，双方辩论很激烈，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难解难分，但毕竟是相向而行，差距在逐步缩小。
2002年1月9日至11日，双方专家组在北京举行磋商。这轮磋商中，谈判又取得了新的较大进展。俄方提出可以将黑瞎子岛西部约120平方公里划归中方，中方则提出可以将该岛东部约90平方公里划归俄方。
在十几天后的新一轮专家组磋商中，俄方提出可以将黑瞎子岛西部135平方公里（约占总面积40%）划给中方，中方提出可以将东部105平方公里（约占总面积30%）划给俄方。这是谈判开始以来双方迈出的最大步伐。
此后一个月，俄方没有再打出新的方案，磋商一度止步不前。
山穷水复 俄方逆转
正当中方在观察等待、期待新的进展时，出乎意料的是，谈判不仅没有取得新的进展，俄方的态度反而突然倒退了。
2002年3月1日，刘古昌部长助理与俄罗斯副外长洛休科夫在北京举行磋商时，俄方态度骤然强硬起来，竟收回了上一轮谈判中提出的方案，转而强调黑瞎子岛长期在俄方实际控制之下，最多只能将黑瞎子岛20%-22%的面积划给中方，这已经是俄方所能承受的最大政治风险了。洛休科夫还说，俄方不可能为解决剩余边界问题而不计代价。如果边界问题一时解决不了，索性就放在那里好了。
刘古昌对俄方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的做法表示了强烈不满。他再次向对方阐明妥善解决边界问题对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性，强调尽快解决中俄剩余边界问题是双方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两国外交部门有责任认真贯彻落实，不断推动谈判向前迈进。
他明确指出，俄方这样做，是为谈判设前提、关大门、开倒车，这是中方绝对不能接受的。
此后一段时间，俄方立场进一步后退，甚至提出只能将约60平方公里的土地划给中方，这连黑瞎子岛总面积的20%都不到。
此后，中方不只一次向俄方严正交涉，指出俄方对待谈判的态度是不严肃的，与两国领导人确定的谈判方向和原则相悖，中方绝对不能接受俄方提出的最新方案。我们还明确告诉俄方，不要以为实际占领和控制着黑瞎子岛，俄方就可以说了算。
这期间，我也多次在多边场合与伊万诺夫外长会面，反复做他的工作，但都没能取得进展。
柳暗花明 重现转机
后来，俄罗斯副外长洛休科夫再次来北京进行磋商时，并没有提出新的方案，只是为俄方立场后退做了一番“解释”，说是俄外交部面临“国内其他部门和地方的压力”。
他说的也许反映了一些客观情况，但也不排除是一种谈判策略。不管俄方的态度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都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不动摇，并继续努力推动谈判取得新进展。
我们分析，在俄方立场发生倒退、谈判势头出现逆转的情况下，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谈判有可能夭折，中俄剩余边界问题又会无休止地拖下去，解决将遥遥无期。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掌握主动。
为了推动俄方继续向前走，中央同意我们在这次磋商中打出一个新的方案：将黑瞎子岛“大体平分”。
这次磋商的两周后，俄方专家组长突然造访北京，表示俄方仍然可以考虑将黑瞎子岛40%的土地划给中方，并说双方划界主张线的中间地段还可以继续讨论。这意味着俄方又回到了建设性的道路上来。谈判柳暗花明，重现转机。
三天以后，2002年10月25日，我在出席墨西哥APEC双部长会议期间再次会见了伊万诺夫外长，就解决中俄剩余边界问题在小范围做他工作。我对他说，为了推动谈判，对双方最新划界主张线之间的地段，中方可以考虑本着均衡的原则加以解决。
伊万诺夫表示双方可以就此继续进行谈判。他说，我们每见面一次，双方的立场就会接近一大步，相信11月23日我们在莫斯科见面时，就可以结束剩余边界问题的谈判了。他还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地区找到一条“伊戈尔-唐线”（伊戈尔是他的名字）。
看来他对在我们俩担任外长期间解决中俄剩余边界问题还是颇有信心的。
再见普京 谈判有果
一个月以后，2002年11月23日，我去莫斯科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会议。虽然这是一次多边活动，但俄方还是专门安排普京总统单独会见了我。我是他唯一单独会见的外长，他主要就中俄剩余边界问题与我交换了意见。
普京总统这次看上去比上一次轻松多了，脸上带着笑容，话也多了。
其实，普京总统是一位很健谈的人。他在担任总统期间曾经四次举行大型记者招待会，每次都长达三四个小时。大批新闻记者对他进行“密集轰炸”，他们就俄罗斯内政外交提出大量问题，有些相当尖锐，甚至带有攻击性和挑衅性。普京总统都对答如流，全过程现场直播，社会反响颇佳。
普京总统和我握手寒暄后，一落座就对我说，伊万诺夫外长已经向我报告，两国外交部就解决剩余边界问题的磋商已取得重大进展，我感到很高兴。
我对普京总统说，我们确实已经取得积极进展。在墨西哥APEC会议期间，我同伊万诺夫外长已经就彻底解决边界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商谈，这次我将在莫斯科进一步听取他的意见。
我还说，彻底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将对全面深入发展中俄长期稳定、睦邻友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我愿同伊万诺夫外长一道尽最大努力，积极落实两国元首在这一问题上达成的共识。
普京总统听后微笑着点点头。他赞同地说，俄中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我们不能把两国剩余边界问题留给子孙后代。他顿了顿又明确地说，我今年底将要访华，希望届时双方能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向前迈进。
普京总统的话虽然不多，但他再次明确表达了尽早解决中俄剩余边界问题的积极态度。
我从普京总统的谈话中，隐约感到我这次莫斯科之行在边界问题上会有收获。
见过普京总统后，我立即赶去参加六国外长多边活动。
当天下午5时，我又与伊万诺夫外长举行了双边会谈，会谈先在小范围进行，主要谈剩余边界问题，之后又进行大范围会谈，就双边合作问题交换了意见。
这两场会谈都是在俄罗斯外交部的一处小别墅进行的。
俄罗斯外交部在莫斯科有几处别墅，或掩映于林间，或坐落于河畔，环境都很幽雅。我们会谈用的这座小别墅位于莫斯科市中心二环以内的一条幽静小街，是一闹中取静之地，离俄罗斯外交部大约两公里。
这里原本是旧俄国一位名叫莫罗佐夫的大富豪的私人宅邸，建于1898年，陈设相当考究。那气势非凡的枝形水晶吊灯，镶嵌着彩绘玻璃的门窗，敦敦实实的深咖啡色桌椅，精美绝伦的陈年老画和壁毯，舒适的沙发，都表明这栋房子厚重久远的历史年轮和昔日主人的高雅品位。如今，这里是各国政要、外交家们经常会晤的地方，他们在既严肃又轻松的氛围中，不知解决了多少重要而复杂的难题。
我曾几度来此，就中俄双边关系中重大敏感的问题与俄罗斯同行交换意见，这所外交别墅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和伊万诺夫外长的小范围会谈是在一间较小的会谈室进行的。请我入座后，他坐在我的对面。因为是老朋友了，他省去了繁琐的客套，直接对我说，已向普京总统汇报了我们两人在墨西哥就解决剩余边界问题交换意见的情况，普京总统感到很满意。
伊万诺夫接着郑重地说，俄罗斯联邦政府已经做出决断，在你我墨西哥会晤的基础上实现两国边界问题的政治解决。我们可责成双方代表团和专家继续工作，把达成的一致以文本的形式确定下来。我们两个人可以签署一个备忘录，确定划界的具体参数，之后我们双方可以在这个备忘录的基础上，进一步具体谈判。
伊万诺夫最后说，普京总统希望在他今年12月访华之前能够解决两国遗留的边界问题。
伊万诺夫的话我听得很清楚。俄罗斯方面其实已经接受在中俄外长墨西哥会晤的基础上解决剩余边界问题。
我立即意识到，解决边界问题已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在这个关键时刻绝不能有半点含糊，一定要搞得明明白白，扎扎实实。
于是，我一板一眼地对伊万诺夫说，今年10月在墨西哥时，我曾向阁下阐明了中方对解决剩余边界问题的态度，即对黑瞎子岛中方主张线与俄方主张线之间的剩余地段予以均衡解决。我的理解是，俄方进行研究后已经同意了。
伊万诺夫回答说：“完全正确。”
我接着说，阁下的上述谈话意味着双方就解决中俄剩余边界问题已达成原则协议，这也意味着历史遗留的中俄边界问题原则上已经得到了解决。我们应该向两国领导人报告这一工作成果，并指示两国专家根据我们达成的原则协议，加紧磋商，尽快确定剩余地段边界线的具体走向。
我再一次同伊万诺夫外长确认，双方在这次会谈中已经就解决剩余边界问题达成一项口头原则协议。我们还商定，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将加入一段关于两国剩余边界问题的原则性表述。之后，两国外长可以签订有具体划界参数的备忘录。
伊万诺夫当即表示同意，并且立刻拿出了俄方的备忘录草案。看来，俄方早已准备好了。
大约十天以后，2002年12月2日，普京总统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结束时，中俄两国元首发表了《联合声明》。在《联合声明》中，两国元首指出，“为解决中俄边界尚未协商一致地段的边界线走向问题，找到双方均可接受的方案，当前已具备最为有利的条件。为此，责成两国外交部早日结束边界谈判进程”。
这表明，黑瞎子岛问题已基本解决，谈判已近尾声。
第二年初春，2003年2月27日，我邀请伊万诺夫外长再次来华访问。他这次访华的主要活动内容，就是与我共同签署《中俄两国外交部长关于彻底解决两国剩余边界问题的备忘录》。这是我卸任外交部长前签署的一份重要外交文件。
虽然这只是一份备忘录，不是两国解决边界问题的正式协定，但它构成了解决黑瞎子岛问题的基础。
两国元首 确认成果
三个月后，胡锦涛主席访问俄罗斯时，与普京总统又签署了一份解决剩余边界问题的《备忘录》，确认了我和伊万诺夫外长签署的《备忘录》内容。
在这次访问中，两国元首对双方为解决剩余边界问题所付出的艰苦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一致认为，双边关系中的所有问题都在逐步获得解决，包括几十年来无法解决的边界问题。这表明，只要双方共同努力，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彻底解决剩余边界问题，将使两国漫长的边界线成为把中俄联系在一起的和平、友好的纽带。
胡锦涛主席与普京总统共同签署的关于解决中俄剩余边界问题的《备忘录》，在两国边界谈判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标志着距离两国解决剩余边界问题只有一步之遥。
此后，经过专家组数轮磋商，双方终于在2004年7月26日至8月2日，谈定了剩余地段边界线的具体走向。
双方专家根据谈判的结果，按照惯例，以1∶100000的比例，把这段千辛万苦达成一致的边界线，精心地用红线标绘在边界地图上。在绘图的过程中，专家们自始至终全神贯注，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马虎。
这条红线凝结着无数人的心血，结束了两国长期边界争端的历史，预示着双边关系将迎来更加美好的前景。
在绘制好的新的边界地图上，经高科技测量仪量取显示，黑瞎子岛地区总面积为335平方公里，其中中方划得171平方公里，俄方划得164平方公里。
2004年10月14日，普京总统访华期间，时任中国外长李肇星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签署了《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确定了双方在剩余边界地段的领土划分。至此，中俄两国4300多公里长的边界线全部划定，再没有一处空白。
胡锦涛主席和普京总统作为见证人亲自出席了签字仪式。
那天，我作为主管外交、外事的国务委员，也出席了签字仪式。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感慨万千。
黑瞎子岛地区的边界占中俄边界全线的比例虽然不大，但历经数十载，迟迟不能解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要遗留的边界问题不解决，就一直是两国关系的隐患。纵观古今中外，因边界问题引发的战争不胜枚举。想当年，中苏曾因珍宝岛问题兵戎相见。其实珍宝岛的面积只有小小的0.74平方公里，而黑瞎子岛的面积是它的四百多倍。可见，如果黑瞎子岛问题久拖不决，不排除有一天会给两国关系带来麻烦。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在和平、发展、合作为主流的当今世界，我们一贯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妥善解决邻国之间的边界问题，并为此坚持不懈地努力。
中俄剩余边界问题的解决，消除了两国关系中的长期隐患，这是双边关系不断改善、发展的生动体现，也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和推进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增进双方的睦邻友好和相互信任。从此，双方更可以集中精力，把人力、财力、物力资源用于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中俄剩余边界问题的妥善解决，对解决我国同其他邻国的边界问题亦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和参考价值，对我们搞好周边外交、为国内经济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解决复杂敏感的边界问题，需要极大的政治魄力。正是因为中俄两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决策果断，才为双方解决边界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两国领导人亲力亲为，先后13次在双边和多边的各种场合，就解决剩余边界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他们高瞻远瞩，既坚持捍卫和维护各自的国家和民族利益，又能照顾对方的关切，求同存异，找出双方利益的接合点，并在关键时刻及时给予指导，指明方向，推动谈判克服困难，取得进展。
解决复杂敏感的边界问题，需要付出极为艰辛的努力。在谈判中，我的同事们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既坚持原则，又表现出适度灵活，不怕曲折和反复，锲而不舍，忘我工作。这期间，我和伊万诺夫先后进行了8次会晤，两国副外长进行了11次会谈，双方专家组进行了10次磋商。令人欣慰的是，大家的辛苦劳动最终取得了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积极成果。我很高兴能够成为这一工作群体中的一员。我的同事们为了祖国和民族利益做出了最大努力，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2005年4月2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俄罗斯国家杜马（下院）于同年5月20日审议通过了这一协定。25日，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上院）也审议通过。
此后双方进行勘界工作。2008年10月，黑瞎子岛地区的勘界作业全部完成，双方举行了界碑揭幕仪式。
“黑瞎子岛”几个字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一直有个心愿，希望能有机会到岛上去看一看，看看这片让我们付出无数心血的土地，看看那块刚刚竖立起来的界碑。
2009年6月22日，我终于实现了这一夙愿，登上了黑瞎子岛。
登岛的前一天夜里，下起了瓢泼大雨，但当我们开始登上黑瞎子岛时，却已是晴空万里。这里对我来说并不陌生，相反感到十分亲切。
三辆军用越野吉普车，载着我们一行，沿着中俄双方新划定的边界线，在泥泞的土路上颠簸不断、在一人多高的灌木林中“匍匐”前行，由南向北纵贯黑瞎子岛。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来到了中俄第259/4（1）号界碑前。我走到那块掩映在草丛中的界碑前，手抚着界碑基座，围绕着界碑，整整走了三圈，凝视长久，心潮起伏。
界碑是由结结实实的灰色花岗岩制成的，上面镌刻着鲜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界碑坐标为北纬48度21分30.2秒，东经134度46分03.7秒，这里现在是我国领土的最东端，是中国每天迎接第一缕曙光的地方。由此，我们的祖国见到日出的时间也比以前提前了58秒钟。
当地的好几位朋友都对我说，这里的春天很美。我相信，这里的明天一定更美。
别看现在这片土地还很荒凉，到处都是草丛和灌木。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就会热闹起来。黑瞎子岛将会成为中俄合作示范区，成为生态文明之岛、合作发展之岛、友好和谐之岛。
作者: eliter 发布日期: 2010-8-16
附：中越陆地边界和北部湾海洋划界谈判
章序
2006年8月初，为了筹备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我来到广西。利用这一机会，我由南宁出发，途经凭祥，考察当地中越边境贸易情况，然后又驱车18公里，来到中国和越南边境的友谊关。
在友谊关关楼前的广场上，我下车徒步缓行，一片熟悉的景象映入我的眼帘。
友谊关坐落在两座山脉之间一片谷地上，扼守着这片谷地最狭窄而险要之处。关楼的左侧是左弼山，右侧是右辅山，两座山脉宛如两条巨龙，自空而降，在友谊关关楼前聚首。
站在关楼前的广场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前方中越两国的国旗在边境口岸检查站的上方飘扬。口岸前的公路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一片繁忙景象。
转身抬头望去，关楼拱门镌刻在汉白玉上的“友谊关”三个苍劲有力的红色大字十分醒目。这是当年由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亲笔题写的。
友谊关是中国的九大名关之一。据史料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设立了关口，称雍鸡关，后又先后改称界首关和大南关。明、清两代称镇南关。
1885年，中法战争爆发，清朝冯子材将军古稀之年率领部将苏元春、王孝祺等在此抗击法国侵略者，打了一个漂亮仗，一举歼敌1700多人，扭转了中方在中法战争中被动挨打的局面，法国茹费内阁因此而倒台，史称“镇南关大捷”。
1907年12月1日，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在这里的金鸡山镇北炮台亲自领导和指挥了著名的“镇南关起义”，同清军激战七昼夜，虽然最后因弹尽粮绝而失败，但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
友谊关也是中越友谊的象征。历史上，它是中越交往的一条重要通道。新中国成立后，它成为连接中越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批准将具有旧时代烙印的“镇南关”改名为“睦南关”。1965年，又改名为“友谊关”，越方一侧对应关口的地名相同，也称“友谊关”。
在越南抗法战争和抗美战争期间，这里是中国援越物资的重要战略通道。
半个多世纪来，友谊关在中越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看着眼前的关楼，追想过去的历史，我不由得回忆起参加中越边界谈判的往事。
中越关系 源远流长
中越两国是山水相连的近邻，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与友谊源远流长。
近、现代以来，中越两国命运相连。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不断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19世纪末，法国发动侵越战争，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中越两国人民为了争取各自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基于国际主义精神和对中越共同地缘政治利益的认识，以非凡的战略眼光和无畏的勇气，带领中国人民，支持和援助越南人民抗法、抗美两场独立解放战争，并为此付出巨大牺牲。当时中越关系堪称“同志加兄弟”。
20世纪70年代末，中越边境地区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两国关系降至最低点。
1990年9月3日至4日，越共总书记阮文灵、越南部长会议主席杜梅和越共中央顾问范文同访问中国，与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在四川成都举行高层会晤，双方达成了“结束过去，开创未来”的共识，这成为中越关系的转折点。
1991年11月，应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的邀请，新任越共总书记杜梅和政府总理武文杰率团访华，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分别同他们进行了会谈。中越两国宣布实现关系正常化。
与此同时，两国还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处理两国边境事务的临时协定》（以下简称“《临时协定》”）。双方决定维持边界现状，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边界领土问题。
双方领导人认识到，中越要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必须正视、解决边界领土问题。
边界领土 复杂敏感
1993年3月，我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主管中国同亚洲国家的周边事务等，中越关系始终是我最关注的事情之一。
中越关系历史渊源很深，但交织着一些恩恩怨怨，不少问题都牵动民族感情，复杂敏感，特别是边界领土问题，处理起来非常棘手。
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处理边界问题，要研究历史，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才能明辨历史是非，找到解决办法。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利用晚间阅读了大量关于中越关系的档案资料，对于中越边界问题有了一些了解。
中越边界领土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即陆地边界、北部湾海洋划界和南沙群岛问题。
陆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的。
中越陆地边界自中、越、老三国交界处的十层大山起，大体由西北向东南，蜿蜒而行，由云南段转入广西段，一直到北仑河流入北部湾处止，全长1347公里。
中越陆地边界是已定界，它是在中越之间历史形成的传统习惯线基础上，由中国清朝政府和作为殖民当局的法国政府于19世纪末通过《续议界务专条》和《续议界务专条附章》等15个划界和勘界文件（以下简称“中法界约”）划定的。其中，云南段边界线长710公里，山高岭大，主要以分水岭为界，中法勘界后树立了70块界碑；广西段长637公里，多为喀斯特地貎，主要以山脊线为界，中法勘界后树立了240块界碑。中越边界部分地段沿河流、河沟和小溪划定。
对于这一通过国际条约划定的边界，中越两国历届政府都是承认的。
中越陆地边界基本走向是清楚的。只是由于各种原因，在某些局部地段，双方对边界线的准确位置和具体走向有不同的认识，因而存在一些小块争议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和越南劳动党中央书记处曾于1957年、1958年两次通过交换信件确认，在两国政府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之前，双方均应严格维持边界现状。
北部湾海洋划界问题是随着现代海洋法的发展，中越两国作为沿海国将主权向海洋扩展，海洋权益主张发生重叠而产生的。
北部湾是一个半封闭海湾，位于南海西北部，东北西三面被中越两国领土所环抱，最宽处为184海里，最窄处为112海里。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中越在北部湾不存在争议。双方各自在此从事航运、渔业和海洋科研活动，从未发生过冲突。两国政府曾先后于1957年、1961年和1963年三次签订渔业协定，对涉及各自3-12海里领海的渔业管辖权以及双方渔业合作问题做出规定。对于距离两国领海基线3-12海里外的海域，三个协定均视为两国渔民的共同捕鱼区，实行“公海自由原则”，即两国渔民按照世代相传的古老习惯，可自由进入进行捕捞作业，由此形成了两国渔民在北部湾的传统渔场和传统捕鱼权。
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现代海洋法的发展，沿海国将国家主权由领海向外扩展，逐步确立了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法律制度。据此，中越两国都提出了将国家主权扩展到北部湾各自领海外全部海域的海洋权益主张。双方主张产生了重叠和冲突。就此，中方的一贯立场是，双方应参照国际法和国际实践，通过谈判予以解决。
南沙群岛分布于北纬3度37分至12度40分和东经108度10分至119度之间，是南海最大的一组岛礁群，由大约230多座岛屿、暗礁、浅滩、沙洲组成，包括25座岛屿、128座露出水面或隐于水中的岩礁和77座露出水面或隐于水中的滩沙。
南沙群岛自古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人民最先发现南沙群岛，此后中国政府即对南沙群岛行使管辖，并从很早起就将南沙群岛纳入中国的版图。历史上，南沙群岛曾一度为日本所侵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政府收复了南沙群岛。此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前，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在国际上并不存在争议。
1983年，中国政府在原来命名基础上，对189个岛屿、沙洲和礁滩群体和个体进行了重新命名，再次宣示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
自1975年起，越南开始对南沙和西沙群岛提出领土要求。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政府的立场是明确的，即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主权问题不容谈判。同时，我们主张可以在南海有关争议海域探讨实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以利于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
这就是我接手亚洲事务时，中越边界问题的基本态势。
正视问题 启动谈判
20世纪70年代，中越曾两度举行过边界谈判，主要讨论了陆地边界问题和划分北部湾问题，基本上未涉及南沙群岛问题。
当时，由于种种原因，两国之间说是在进行谈判，实际上是进行论战，你说你的理由，我讲我的道理。那个时代，双方通过谈判解决陆地边界和北部湾划界问题的条件和时机还不成熟，因此两次谈判均无果而终。
此后，中越两国在陆地边界、北部湾和南沙群岛的纠纷和争议不断，导致多起流血冲突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两国关系全面恶化。
在边界领土问题上，中越两国曾经兵戎相见，有血的教训。
事实上，在实现中越关系正常化后，双方部分官员和一些普通民众之间的敌对情绪仍未完全消除，两国之间经常发生争议，陆地边境、北部湾和南海都难以保持平静和稳定。
我们意识到，中越之间在陆地边界、北部湾和南海的矛盾和冲突如果持续下去，势必对两国关系产生消极影响。随着中越两国各方面关系的全面恢复，落实两国领导人在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之际所达成的共识，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领土问题被提上了外交日程。
1992年12月李鹏总理访问越南，同越南领导人举行会谈，双方就解决两国边界领土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并达成共识，同意在继续举行专家级谈判的同时尽早开始政府级谈判；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就解决边界领土争议问题的基本原则达成一致，并根据这些原则加速谈判进程，早日解决包括海上和陆地领土争议问题；在谈判解决前，双方均不采取使边界领土争端复杂化的行动。
至此，中越两国高层就适时建立和启动两国政府级边界谈判机制达成了共识。
实际上，在李鹏总理访问越南之前，1992年10月，中越两国专家已经就边界问题在北京进行了首轮接触。中越两国领导人达成共识后，1993年2月，双方又在河内举行了新一轮边界专家小组会谈。双方讨论了两国陆地边界和北部湾海洋划界问题，也谈到了维护边境地区和北部湾地区的稳定等问题。通过接触，中越双方对彼此立场有了一定的了解。
此后，根据两国领导人关于在适当时候举行政府级边界谈判的共识，并结合中越专家小组两轮接触的情况，我多次组织外交部等有关部门和省、区以及专家学者对中越关系进行评估，对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领土问题的可能性进行了研究。
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经中央批准，成立了外交部和其他有关部门组成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我被任命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
确立原则 建立机制
随即，我们进入了谈判的前期准备工作。
在充分研究越方以往立场的基础上，我们起草了《关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陆地边界和划分北部湾问题的基本原则协议》（以下简称《基本原则协议》）中方草案，内容涉及双方谈判机制、推进步骤以及有关政治、外交的原则和国际法依据等。
通过这个草案，我们希望向越方传达一条重要信息，即中方对谈判的态度是积极、务实和建设性的，双方可以为最终解决有关争议问题打下良好的基础。
为了促使双方尽快达成一致，我们把《基本原则协议》中方草案提前交付越方，并给予越方充分时间进行研究和提出反馈意见。
在中越政府级第一轮边界谈判正式举行前，越方即对中方草案做出了较为积极的回应。
1993年7月22日，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在新加坡会见越南外交部长阮孟琴。钱其琛表示，希望中越双方共同努力，使政府级谈判取得进展，争取就一些问题达成一致，作为谈判的阶段性成果，双方可签署一个关于解决边界领土问题的原则性文件，可称之为《基本原则协议》。
阮孟琴表示基本赞成。
1993年8月24日至29日，中越政府级第一轮边界谈判在北京正式举行。
我担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越南外交部副部长武宽担任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在五天时间里，双方共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和两次单独会谈，双方专家小组还举行了两次会议。
我主持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并根据越方提议首先发言。
我表示，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越两国已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新形势下，双方举行政府级边界谈判具有重要意义。
接着，我全面阐述了中方对这次谈判的设想。我开门见山地说，解决中越边界领土问题应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双方应集中精力，以中法界约为基础解决陆地边界问题，根据国际法并参照国际实践，按照公平原则划分北部湾。就此，我提出了具体建议，包括谈判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步骤。
关于南沙群岛问题，我在发言中说，考虑到这一问题非常复杂，双方可探讨在南海有关争议海域“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稳定。
此外，我还就缓和双方争议提出了一些意见，包括双方共同致力于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避免因南沙群岛主权争议一时无法解决而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等。
对于我发表的意见，武宽做了积极回应。他说，越方基本同意《基本原则协议》中方草案关于陆地边界和北部湾划界的有关内容，越中双方在以法中界约为基础解决陆地边界问题上达成了高度一致。武宽表示，越方同意同中方就划分北部湾问题进行谈判，这本身就体现了越方最大程度的灵活性。
武宽是一个职业外交官，面容清癯，待人彬彬有礼，风度儒雅。他年轻时曾在中国广西桂林学习，对中国非常了解。他1955年进入越南外交部工作后，曾担任俄语高级翻译，多次随越南领导人访问苏联，外交经验颇为丰富。
武宽平时不露形色，但在第一轮会谈中，当他讲到北部湾对越方的重要性时，显得有些激动。他说，北部湾和越南犹如母与子，北部湾养育着越南10省1500万人民，对于越南十分重要。越方难以接受中方关于按照公平原则划分北部湾的意见。
接着，武宽提出了“长沙群岛”和“黄沙群岛”问题，要求将“长沙”、“黄沙”问题写入双方共同的《基本原则协议》草案文本。越南把我们的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称为“长沙群岛”和“黄沙群岛”。
针对武宽的发言，我首先总结了双方在陆地边界问题上的共识，并予以充分肯定。随后，我阐述了中方对北部湾的看法。
我也略带激动地说，北部湾是中越两国共有的海湾，它不仅对越南十分重要，对中国同样至关重要，它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海南省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所环抱，养育着三省区1.1亿人民，它也是广西、海南的海上重要通道。北部湾不仅同越南地理关系密切，更是中国山水的延伸。因此，按照公平原则划分北部湾，对于两国和两国人民都有好处。
然后，我阐述了中方关于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立场。我明确指出，中越边界谈判不涉及西沙、南沙群岛归属问题，中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的立场是不能改变的。
我要求越方对此采取现实态度。我说，中越两国在南沙群岛主权问题上的分歧完全是由于越方违背自己对中国主权的承认而产生的。在南沙群岛问题上，中方表现了极大的克制，但是，中方不会同意把南沙问题写入《基本原则协议》草案。
经过反复磋商，双方终于就《关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边界领土问题的基本原则协议》草案文本达成一致，并签署了会谈纪要。
1993年10月18日，我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的名义，专程前往河内，同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武宽一起，签署《关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边界领土问题的基本原则协议》。
在《基本原则协议》中，双方确认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通过协商解决两国包括海上和陆地边界领土问题，双方将从实际出发，“目前集中解决陆地边界和北部湾问题。与此同时，继续就海上的问题进行谈判，以便取得一项基本和长久的解决办法”。
关于陆地边界问题，《基本原则协议》规定，“双方同意以中法1887年6月26日签订的《续议界务专条》和1895年6月20日签订的《续议界务专条附章》及其所确认或根据其规定制定的各项划界和立碑文件、附图以及按规定所立的界碑为依据，核定中越两国边界线的全部走向”，解决争议地区问题，最终签订边界条约。关于中越划分北部湾问题，《基本原则协议》规定：“双方同意根据国际海洋法并参照国际实践，通过谈判划分北部湾。”为此，“双方应按照公平原则并考虑北部湾的所有有关情况，以取得一项公平的解决办法。”
双方还同意，尽快在两国政府代表团领导下，设立陆地边界联合工作组和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讨论解决两国有关争议问题，起草边界条约和划分北部湾协定，呈交两国全权代表签署。
《基本原则协议》为两国最终解决边界领土问题，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访问期间，我与武宽举行会谈，讨论了边界谈判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我还拜会了越南外长阮孟琴。
我同越方达成了两条重要的共识，即：第一，本着先易后难的精神，谈判解决陆地边界和北部湾划界问题；第二，在解决过程中，双方应努力保持陆地边界和海上平静，避免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考虑到这是我第一次访问越南，《基本原则协议》签署后，越方专门安排我瞻仰了胡志明主席遗容，参观了胡志明故居和河内文庙。
胡志明主席是越南人民伟大的领袖，我对这位革命前辈十分敬重，读过他的汉语诗文，知道他酷爱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充满友好的感情。胡志明早年曾在中国从事革命活动，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老一辈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越南主席府是一幢米黄色的法式建筑，坐落在一片绿荫丛中，风格庄严、朴素。
胡志明故居坐落在主席府的大院里。据越南同志介绍，越南解放后，胡志明尽管已经担任了越南最高领导人，但并没有搬进主席府大楼居住和办公，而是在大楼背后的树林中建造了一座小小的高脚屋，在这里主持政治局会议，指挥作战，继续过着贴近大自然的简朴生活。
这次参观胡志明故居，使我进一步了解到胡志明的高尚道德风范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对他肃然起敬。
在河内，参观文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文庙，顾名思义，是纪念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的地方。文庙是河内保存比较完好的古建筑群，占地40亩。文庙的建筑物上有许多中文楹联。进入文庙，这些楹联立刻跳入我的眼帘，顷刻间，我感到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扑面而来。
文庙正殿里供奉着孔子的雕像，正中挂着一块“万世师表”的匾额，上有“康熙御书”字样。此外，大殿两侧还供奉着孔子七十二弟子的雕像和牌位。
这次参观使我深刻感觉到，中越友好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根基，两国人民在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很相近。毛泽东、周恩来和胡志明等中越老一辈革命家精心培育的中越友谊，已经深深地根植在两国人民心里。这些都是发展中越关系的宝贵财富，我们有责任使之发扬光大。
根据中越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和双方签署的《基本原则协议》，中越两国正式举行边界谈判，并且在谈判过程中逐步建立了三个层次的谈判机制：
第一层次是政府级谈判机制，通过两国各自组成的政府代表团进行谈判，谈判轮流在两国举行，双方团长轮流主持谈判。
政府级谈判机制主要职责是，就涉及边界领土的主要和重大问题进行正式谈判，指导联合工作组和专家小组的工作，审查并确认双方联合工作组和专家小组的会谈成果。
在中越两国先后于1999年12月30日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陆地边界条约》和2000年12月25日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两国在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后，这一机制一直延续下来。
第二层次是在政府级谈判机制下分别设立的陆地边界联合工作组、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和海上问题专家小组的会谈机制。两个工作组和一个专家小组均隶属于两国政府代表团。
第三层次是在陆地边界联合工作组和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之下设立的专家小组，包括陆地边界走向专家小组、陆地边界航摄测图技术专家小组、北部湾联合专家小组、北部湾测绘专家小组等。
陆地谈判 终获成果
1994年2月22日至25日和3月22日至25日，中越陆地边界联合工作组和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先后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了第一轮谈判。
自此，中越陆地边界谈判进入了解决具体问题的阶段。
中越陆地边界，说简单，也简单。作为已定界，有旧的条约作为依据。但是，说复杂，也复杂。条约的约文和附图均存在缺陷，加上经过近一百年来人为和自然因素的作用，造成两国对边界线走向的认识存在一些差异，由此产生争议。
这些争议，在现实中就体现为双方的利益冲突，既有国家利益，也涉及边民生产、生活的切身利益。边境上一小片不起眼的插荒地，往往就是一村一户的口粮和生活来源。
在中越陆地边界联合工作组第二轮会谈中，双方通过交换陆地边界主张线地图，确认两国边界主张线的不一致地区共289处，涉及面积约233平方公里，其中因技术原因造成的画法不一致的地区共125处，涉及面积很小，仅约6平方公里；而双方争议地区达164处。涉及总面积227平方公里。这些争议地区大多涉及边民的实际利益，谈判解决的难度很大。
在核对边界线走向过程中，我们向越方提出了三点建议。
第一，以中法界约及其所确认或根据其规定制定的各项划界和立碑文件、附图以及按规定所立的界碑为依据，核定中越两国边界线的全部走向。
第二，对经过反复核对后仍然不能就边界线走向和界碑位置认识取得一致的地段，双方将共同进行实地勘察，考虑该地区存在的各种情况，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友好协商，寻求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
第三，经核定边界线后，一方超过边界管辖的地区，原则上应无条件归还另一方，其中个别地区，从便于边界管理出发，可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本着互谅互让、公平合理的精神予以适当调整。
此后，陆地边界联合工作组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核对164处争议地区的边界线走向。
1997年7月，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访华，江泽民总书记同他达成重要共识，要求双方谈判人员积极努力，争取2000年前签署两国陆地边界条约。
1999年2月，越共中央新任总书记黎可漂访华。江泽民总书记同他会谈。两国领导人确定了发展两国关系的16字方针，即“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确立了进入21世纪两国关系的发展框架。
双方一致认为，早日解决两国边界领土问题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双方决心加快谈判进程，提高工作效率，在1999年内签署陆地边界条约，共同把两国边界建设成为和平、友好、稳定的边界。
双方还就解决陆地边界的居民点问题达成重要共识，即尊重两国边民长期居住、生产和生活情况，不要因划界引起两国边民的巨大震动。
中越两国领导人所达成的上述两项共识，为中越陆地边界谈判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有力地推动了谈判的进程。
根据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我着力推动越方下决心以务实的态度同中方谈判，解决陆地边界争议地区问题，特别是涉及边民切身利益的问题。
1999年5月，我就陆地边界谈判存在的问题致函越南政府副总理兼外长阮孟琴。我在信中表示，希望越方根据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从大局出发，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本着实事求是和互谅互让的精神，充分体现诚意，提出剩余争议地区的解决方案，妥善解决两国边民生产、生活问题，争取双方就全部争议地区的边界线走向达成一致，确保在两国领导人规定的期限内结束陆地边界谈判，签订中越陆地边界条约。
我建议，双方对历史上本无争议的地区，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予以确认，不扩大分歧，不改变两国历届政府承认的边界线；对于争议地区，严格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根据中法界约及符合界约规定的界碑和附图，确定边界线走向；对于涉及居民点地区，严格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尊重两国边民长期居住、生产和生活情况，不因划界而引起大的震动。
阮孟琴副总理兼外长很快做出了回应。他重申越方解决陆地边界问题的决心，并且表示赞同我关于大力促进陆地边界谈判的意见。他提出，双方应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在充分考虑各种要素和各方在国家主权、历史过程、地形、管辖需要、边民生活等正当利益以及今后维护边境地区稳定的基础上，尽快缩小分歧，寻求双方均可接受的解决办法。
根据双方达成的共识，我指示中方谈判人员，在谈判中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充分说明法理依据，要寻求公正、合理的解决办法。
在1999年7月25日出席东盟会议期间和9月11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期间，我两次会见越南政府副总理兼外长阮孟琴。在讨论地区和国际问题之余，我不失时机地做了一些推动边界谈判的工作。
9月11日，我在奥克兰见到阮孟琴时提出，解决争议地区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建议越方积极考虑体现双方利益大体平衡的总体解决方案，双方可就此达成谅解，以指导陆地边界联合工作组的工作。我还明确表示，希望越方谈判人员能严格落实两党总书记就解决居民点问题达成的重要共识。
阮孟琴是一个很精明的人。他1929年出生于越南义安省的荣市，50年代初曾在北京俄语学院学习俄语，先后在匈牙利、德国、苏联担任大使，是一位资深外交官，深谙谈判之道。
听我说完这番话后，阮孟琴表示，越方理解中方观点，愿做更大的努力，寻求解决有关问题。
经过外长级、政府代表团团长、联合工作组和专家组各个层次谈判人员反复做工作，越方终于在1999年10月20日至28日两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北京临时会晤时，明确接受了我提出的双方利益大体平衡和一揽子解决的构想。
此后，中越双方在谈判中均打出了一揽子解决方案，包括对敏感和难点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且就此达成初步共识，使中越陆地边界谈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双方又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谈判，最后就争议地区的边界线走向全部达成一致。
自此，双方同时进行联合工作组和条约起草工作组的谈判，把全部精力投入对有关谈判结果做出共同记录和起草中越陆地边界条约的工作之中。
此后，双方谈判工作人员在20天的时间内，密切合作，夜以继日，最终就中越陆地边界全线走向和边界条约草案全部条款达成一致，并完成了条约文本和附图的制作。
在条约正式签署之前，中越双方举行了条约草签仪式。双方团长需要在协议文本的每一页和每一张附图上都签上姓名，这一签字构成对条约文本的认证。由于条约附图数量庞大，仅签字就签了一个多小时。
1999年12月30日，在新的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我专程飞往越南首都河内，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陆地边界条约》签字仪式。
签字仪式于30日晚在越南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我和越南副总理兼外长阮孟琴分别代表中国和越南正式签署了《中越陆地边界条约》。
在签约仪式上，我做了简短致辞。我说，《中越陆地边界条约》的正式签署，标志着双方把一条和平、友好、稳定的陆地边界带入21世纪，不仅将直接造福于两国边境省份的人民，而且对促进中越两党两国关系，促进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促进本地区和平与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2000年4月29日，中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决议，批准了《中越陆地边界条约》；同年6月9日，越南第十届国会第七次会议也通过决议批准了这一条约。
2000年7月6日，中越两国在北京举行了《中越陆地边界条约》互换批准书仪式。至此，《中越陆地边界条约》正式生效。
2000年11月，中越两国根据《中越陆地边界条约》的规定，在两国边界谈判政府代表团之下成立了联合勘界委员会。至2008年底，完成了全部实地勘界立碑工作。为此，双方用了八年时间。
海洋划界 中国首例
中越启动边界谈判以来，陆地边界谈判和北部湾划界谈判一直同时进行。此前，中国已同十个国家谈判签订了陆地边界条约或协定，在陆地边界谈判方面，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海洋划界谈判对于中国外交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因此，中越关于北部湾划界谈判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实践。
在北部湾划界谈判过程中，曾出现过许多困难和曲折，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大量辛勤劳动。
谈判初期，气氛尚好。但是，随着谈判逐步进入实质性阶段，双方之间传统立场的对立、现实利益的冲突渐渐凸显出来。
在《基本原则协议》签署后，中越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刚刚进入第二轮会谈，就遇到了重重困难。
1994年8月，中越政府级第二轮边界谈判在即，中越双方在海上的矛盾变得十分突出。
我们原来以为，双方达成《基本原则协议》并且启动了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的会谈，双方在北部湾的冲突可以减少或者避免，北部湾的紧张局势会逐渐缓和下来。
岂料，事情并非如此。
中越启动北部湾联合工作组会谈后，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内，中越双方在北部湾的冲突有增无减，并有加剧之势。在这半年中，越方加强和扩大了对北部湾争议海域的实际管辖，居然否定中国渔民在北部湾传统渔场的捕鱼权，试图造成一种既成事实。
在赴越谈判前，我召集中方谈判班子，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认真分析和研究。
当时，在北部湾，我们海上力量和实际控制能力并不比越方弱。只要我们严格遵循国际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双方已经签订的《基本原则协定》，我们有信心、有耐心，假以时日，一定会说服越方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比较棘手的问题反倒是越方不断在北部湾传统渔场抓扣中国渔民和渔船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涉及渔民的切身利益，需要尽快解决。
我们希望，中越双方能够坐下来好好谈谈，解决这一问题。
在赴越谈判前，我8月初专程去了一次海南省，听取了时任海南省省长阮崇武同志对中越北部湾海洋划界谈判的意见。其间，我曾赴北部湾沿岸进行实地调查。
在琼海潭门镇和临高调楼镇，我到渔民家中访问，并且登上停泊在渔港中的渔船，倾听渔民们亲口讲述他们祖祖辈辈在北部湾传统渔场生产作业的情况和他们最近在传统渔场捕鱼遭到严重干扰的事实。站在渔港码头上，望着风平浪静的海湾和港内无数的渔船，呼吸着略带海腥味的空气，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领土边界，国家关系，决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同老百姓的利益息息相关的现实问题。作为一名外交官，要深入基层，了解民生，了解实际情况，才能真正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把人民利益和外交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在谈判中不负国家和人民的重托。总之，外交也必须为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服务。
1994年8月15日至18日，中越第二轮政府级边界谈判在河内正式举行。我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这次谈判。
越方团长武宽主持会议并首先发言。他阐述了越方对陆地边界、北部湾划界和南海问题的立场和主张，对双方陆地边界谈判所取得的进展予以高度评价。
接着，我做了长篇发言，重点谈了中方对北部湾划界问题的立场。
我首先表示，赞同武宽对陆地边界取得进展的评价，同时指出，为了使边界谈判保持良好的气氛，在最终解决问题前，双方应严格遵守《临时协定》关于按照该协定签订之时的边界管辖状况进行管理的规定，双方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需要加强对工作人员和边民的教育。
然后，我从历史、法理、国际关系和国家实践的角度阐述了中国渔民在北部湾的传统捕鱼权，指出中国广西、海南和广东三省区有近138万渔业人口，捕鱼权问题直接关系到渔民的生计和社会稳定。
我严肃地告诉越方，在双方就划分北部湾达成协议前，越方应该尊重中国渔民在北部湾包括争议海域的传统捕鱼权。中国政府不能容忍再次发生越方武装船只抓扣中国渔民和渔船的事件。
我指出，谈判划分北部湾，中国渔民的传统捕鱼权是公平划界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不仅如此，中越谈判划分北部湾，最终还需要以某种法律形式把中国渔民这一权利确定下来，对两国在划界后的渔业合作问题做出妥善安排。
18日，我同武宽再次进行了磋商，就双边关系以及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正式会谈后，我又以朋友的口气个别提醒武宽，维护北部湾的安宁对于边界谈判和两国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一定要妥善处理好有关问题。
访问期间，我还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黎德英和副总理兼外长阮孟琴。黎德英主席访华时我曾全程陪同，他在会见中请我转达越南领导人给江泽民主席的口信。他表示，越中两国在社会制度、现行政策方面有许多基本共同点，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各阶层人士在发展同中国友好关系问题上高度一致，越中关系只能起，不能落。对此，越南领导人是有决心、有信心的。
中越边民 习俗相通
1994年8月19日，我们启程从陆路回国。
从河内到南宁，当时走陆路需花十个小时。其实，从河内到友谊关只有180公里，只是由于越南公路状况不太好，要走上六到七个小时。但走陆路可以看一看越南北部省份的情况，也可以到中越边界进行实地考察。
第二天清晨我们早早起床，简单用餐后，就出发了。我们车队经过市郊，越过红河大桥，离开河内。
不久，我们即奔驰在红河三角洲大平原上。我自车窗向外望去，一马平川，视野宽阔，道路两边沟渠纵横，阡陌村舍，错落有致。
我们沿着越南一号公路一路北行，地势由低及高。车过北宁，我们进入越南北部山区，视野渐渐由宽变窄，很快我们就穿行在山区公路上。
我注意到，公路两侧越南的农户家门上贴着对联，不仅有用越文书写的，还有用中文书写的。看来，贴对联这一习俗，在越南民间也十分盛行。
经过北江，我们到达了越南谅山，这里距离中越边界已经很近了。在越方安排下，我们参观了农贸市场。当时，中越边贸开通时间不长，但是发展很快。在市场上，有不少来自中国的产品，其中以轻工产品居多。当地人告诉我，在这里最受欢迎的是中国生产的啤酒。
我们终于在当天下午1点40分抵达友谊关。我步行穿过友谊关口，回到祖国境内。
稍事休息后，我们代表团一行即登上金鸡山炮台，考察中越边界情况。
金鸡山炮台建立在友谊关西南侧拔地而起的悬崖峭壁上，是清代抗法名将苏元春督部将、兵勇和工匠修筑的，由镇南、镇中、镇北三座炮台构成，每座炮台上均装有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生产的大炮。
金鸡山炮台是清代沿中越边界广西段“七十二连城”大小炮台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在中法战争中曾发挥重要的作用。
清代中法划界，凡中方建有炮台的地方，均被划在中方境内。对此，中法界约关于边界线走向的叙述和地图，或有记录或予以标注。
金鸡山海拔只有511米，但是山势挺拔，雄奇险峻，是方圆数十里的制高点，在群山中金鸡独立。它又因位于友谊关的右侧而称右辅山，与友谊关左侧的左弼山互为犄角。
站在金鸡山顶，放眼眺望，中法界约规定的东路第15号界碑至20号界碑的边界线沿着山岭蜿蜒起伏，其大致走向一目了然。
我深感，中越两国山水相连，解决争议、划定边界、消除龃龉，有利于两国人民和睦相处，互惠合作，造福子孙后代，这是历史和现实赋予我们的使命，责任重大。
协议划界 超越分歧
中越政府级第二轮边界谈判后，划分北部湾谈判遭遇到严重困难。
在谈判中，越方不断强化自己的主张，声称北部湾早已由中国清朝政府和法国政府按照中法界约的所谓东经108度3分13秒线划定。
在1995年6月20日至22日于河内举行的中越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第五轮会谈中，双方发生激烈争论，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这种情况在整个中越边界谈判进程之中是绝无仅有的一例。
1995年7月13日，中越第三轮政府级边界谈判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正式举行。作为东道主，我主持了这次谈判。会谈伊始，我即开宗明义，从历史、现实和法律的角度全面、深入、系统地阐述了中方在北部湾划界问题上的立场。
我指出，《基本原则协议》签订以来，越方单方面扩大对北部湾的控制，公布北部湾中间区的招标区块，在北部湾中国渔民作业的传统海域，抓扣进行正常作业的中国渔船和渔民，对中国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越方在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第五轮会谈中重提东经108度3分13秒线的主张，立场倒退，对此中方十分关注。
我敦促越方显示诚意，妥善处理两国在北部湾的渔业纠纷，重新回到通过谈判划分北部湾的道路上来。
听到我这番话，武宽表示，越方于1993年同中方签署《基本原则协议》，实际上已打破两国20世纪70年代在划分北部湾问题上的僵局。他请中方相信，越方不会倒退，也不会走回头路。对此，越南领导人是有决心的。
本轮谈判期间，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会见了武宽。我们还安排武宽到山东访问。
从山东回到北京后，武宽告诉我，他访问了曲阜孔子故里，山东的发展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回国后，武宽还以笔名发表了“访孔子家乡”一文，刊登在越南《国际周刊》上。文章最后说，中越“昔日之联系已深深扎根于历史沃土之中，今后世世代代没有理由不使它更加根深叶茂”。
中越关于北部湾是否业已划分的争论，直到1995年11月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访华，才有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
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重申在两国历次高层会晤达成的原则基础上，本着大局为重、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友好协商的精神，根据国际法，参照国际实践，通过和平谈判，妥善解决两国间存在的边界领土问题。两国领导人达成共识，推动双方超越过去的分歧，结束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北部湾划界的争议，确立了整个谈判的政治框架和双方努力的方向，促使中越边界谈判走上正轨。
1996年2月14日，我前往中越边界的凭祥/同登口岸，参加庆祝桂越铁路恢复通车仪式。中越双方先后在中国凭祥和越南同登举行了庆祝仪式，仪式隆重而热烈。
我和越南副外长武宽分别在庆祝仪式上致词。双方都充分肯定了桂越铁路在中越交往史上、在中国支持越南抗法和抗美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双方都认为，这次恢复通车预示着中越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通车仪式后，应武宽之邀，我前往越南谅山，就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进行磋商。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谅山。相隔仅一年多，这个边境城市得益于中越边贸的发展，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市面上店铺多了，显得更热闹、更繁荣了。沿街有许多广告牌是用越中两种文字书写的。
在谅山市的金山宾馆，我和武宽举行了会晤。
我就陷于停顿的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会谈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北部湾划界谈判应以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大局为重，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友好协商”的共识为指导思想，以1993年双方签署的《基本原则协议》为法理依据。第二，双方应继续就各自提出主张线的依据和其他相关因素交换意见。中方将适时提出自己的主张线。第三，双方应就公平原则达成一个内部谅解。同时，在划分北部湾谈判的全部过程中，双方必须对两国渔民在北部湾的正常作业做出适当、合理的安排。
武宽基本同意我提出的三点建议。他同时表示，越方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北部湾海洋划界问题。但是，对于保障中国渔民在北部湾的正常作业问题，武宽仅表示，只有在北部湾划界完成后才能予以考虑。
对此，我明确地指出，不能把北部湾划界同保障中国渔民在北部湾的正常作业问题割裂开来，渔业问题本身就是北部湾划界谈判的一项重要内容，希望越方重视中方对渔业问题的关切。我强调，中方对渔业问题的关切自始至终是认真的，不会因划界而牺牲渔民利益。
1996年3月4日至11日，中越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第六轮会谈在北京举行。双方就公平原则深入交换意见，确认公平原则是划分北部湾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原则，同意尽快交换各自主张线。这使中越划分北部湾谈判又重新走上正确轨道。
1996年9月18日至23日，我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率团参加了在越南河内举行的中越政府级第四轮边界谈判。
在会谈中，我着重从国际法的角度阐述了中方关于公平划分北部湾的构想。我指出，中越在北部湾的总体政治地理关系大致平衡，这一地缘政治现实构成划界应予以考虑的最基本的有关情况。两国在北部湾的海岸构成双方海洋权益主张的基础。
我建议，双方考虑两国在北部湾海岸相邻又相向、海岸线长度相差不大等情况，实现双方利益大体平衡的目标。这一目标法律上是公平的，政治上是友好的，经济上是合理的，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武宽表示，中方对划分北部湾的构想做出了全面、深刻的阐述，他将如实向越南领导人报告。接着，他阐述了越方的观点。他说，越方认为，划界首先应予以考虑的是地理因素，包括考虑特殊自然地理因素。
武宽还说，北部湾是越南北方的出海口和国际交通要道，对于越南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他提出，在北部湾划界中，中国海南岛不能与越南大陆相提并论。
对此，我当即指出，海南岛是中国仅次于台湾岛的第二大岛，海南是中国的一个省。它在整个南海中是一个岛屿，但是相对北部湾而言，它是中国陆地领土和海岸的一部分，根据国际法并参照国际实践，海南岛在划界中理应与越南和中国大陆海岸一样，构成海洋权利的基础并且享有同等的划界效力。
最后，我再次希望越方认真研究中方的北部湾划界主张和方案。
在这轮谈判中，双方同意成立一个联合专家小组，就有关划界方案线问题进行非正式磋商。
1996年9月18日，我和武宽副外长举行了中越副外长定期磋商，就双边关系、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19日，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陈德良会见了我和中国政府代表团一行。
1996年至1997年，两国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又举行了三轮磋商，双方就北部湾海洋划界的主张线问题非正式交换意见，由于分歧很大，谈判未能取得突破。
1997年7月，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访华。我与随同访问的越南政府边界委员会主任陈公轴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谈，重点就划分北部湾面临的困难交换了意见。我明确指出，谈判难以取得突破，关键是双方未就实现利益大体平衡的目标达成一致。
此后，我还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的名义，主持了1997年8月13日至15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中越政府级第五轮边界谈判及副外长级磋商。
在这轮谈判中，中越就启动陆地边界条约起草小组达成一致。在划分北部湾问题上，双方非正式交换了主张线，同意最大限度地扩大共识、缩小分歧，努力使双方主张相互靠拢，同时维持联合专家小组的非正式磋商机制，争取找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共同划界方案线。
在谈判结束后，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接见了武宽副外长一行。
北部湾划界所涉及的渔业问题是我自始至终所牵挂于心的一个重大问题。
从1992年中越重启边界谈判起，我多次同越方谈到这个问题，强调双方划分北部湾的谈判要同时解决划界和渔业问题。
在中越划分北部湾谈判整个过程中，中方曾多次就越方武装船在北部湾抓扣中国渔民问题提出严正交涉。
直到谈判最后阶段，这一问题已明显地成为阻碍谈判向前迈进的最大障碍时，越方才终于明白过来，并且理解了中方为什么那么坚持，一定要同时解决划界和渔业问题。
事实上，我们如此重视渔业安排，是因为这个问题涉及渔民的生计，关系到国家和政府是否对人民负责，是一个政治问题，影响到当地社会稳定。
但是，当时越方谈判人员难以理解中方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一直坚持不让。
为此，我多次向继我之后担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的王毅同志做了交代并谋商对策。我们一致认为，可以通过高层予以推动。
1999年2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访华，江泽民总书记同他会谈，双方就在2000年内解决北部湾划界问题达成共识。
1999年12月，我在出席《中越陆地边界条约》签字仪式后，前往拜会越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
在会见中，我着重从政治角度谈了中国领导人对北部湾渔业问题的重视和考虑，并特别提及江泽民总书记曾向黎可漂总书记提出关于“北部湾的划界与北部湾的捕鱼安排一并解决”的意见。
黎可漂总书记表示，就此问题，他已同越南其他领导人仔细商量了，愿做出积极回应。他说，两国水产部门可以马上就北部湾渔业问题进行商谈，渔业谈判可以同划界谈判同时进行。
黎可漂总书记的这一表态非常重要，为双方及时启动渔业谈判开了绿灯，并为两国最终划界问题和渔业问题一并解决创造了条件。
2000年1月28日，越南政府换届，阮怡年接替了阮孟琴副总理所兼任的外长职务，武宽则出任贸易部长。我和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分别向他们两人致电表示祝贺。
在接到我的贺电后，阮怡年非常高兴。1月31日，他向中国驻越南大使李家忠表示，希望把中国作为他上任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同我进行会谈并且拜会中国领导人。我即向阮怡年发出了访华邀请。
2000年2月24日至26日，越南新任外长阮怡年正式访华。朱镕基总理和李鹏委员长分别在中南海紫光阁和人民大会堂接待厅会见了他。
25日，我同阮怡年外长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正式会谈。
阮怡年温文尔雅，颇有学者风范。他1954年进入越南外交部工作，60年代曾在印度留学，后来又在印度工作，先后长达九年，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在会谈中，我们就双边关系、地区和国际形势全面交换了意见，我还重点谈了北部湾划界问题。我表示，双方应下大力气抓好这项工作，集中解决划分双方海域面积比例和渔业安排两个问题。
我说，中国领导人于1995年就提出了体现双方利益大体平衡的划界构想，越方领导人也发表过类似谈话，只要双方都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实事求是地探讨解决办法，这些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我表示，坦率地说，中越北部湾划界，将对双方渔民传统作业产生影响，涉及维持北部湾地区的稳定问题，渔业问题已成为北部湾划界谈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希望越方尽快启动渔业谈判机制，使北部湾划界和渔业问题一并得到解决。
阮怡年外长表示，他赞同我关于推动北部湾划界谈判的意见，愿意同我一起推动谈判朝前迈进。他说，越方已充分意识到中方对渔业的关切，双方可就渔业问题单独形成一个文件，与北部湾划界协定同时签署。
2000年4月份，在北部湾划界谈判框架内，中越双方启动了渔业专家小组谈判。但越方工作层一再以技术原因拖延和推迟谈判，不同中方进行实质性磋商。
2000年9月14日，我前往纽约参加第55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我在联合国总部会见了阮怡年外长，着重就北部湾划界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我表示，中越划分北部湾谈判已进入关键阶段。越方同意在北部湾设立共同渔区，这是谈判取得的一个重要进展。现在，双方需要抓紧谈判渔业协定，确保划界协定和渔业协定同时签署。我还表示，希望越方尽快就划界双方所得面积比例问题做出政治决策。
阮怡年表示，愿意和我一起敦促双方政府代表团和划分北部湾工作组加紧工作，朝着两国领导人提出的方向和目标做出努力。阮怡年并明确表示，越方同意同时签署北部湾划界协定和渔业协定。
2000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王毅和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黎功奉举行团长非正式会晤，就北部湾试划方案线达成初步协议，使谈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次日，我会见越方团长黎功奉，肯定了双方团长所达成的共识。我说，两国团长这次会晤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双方打破僵局，为谈判带来新的转机。希望双方专家能够按照两位团长所达成的共识进行工作，形成一条共同的划界方案线。
我还谈了我对渔业问题的关注和意见。我表示，希望双方外交当局共同推动渔业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一揽子解决北部湾划界问题。
2000年11月21日，我就越方渔业专家小组一再拖延渔业谈判事致函阮怡年外长，希望加快北部湾划界谈判进程，特别是与划界有关的渔业谈判进程。我表示，在谈判进入最后阶段的关键时刻，双方应从政治高度大力推动谈判，特别是与划界有关的渔业问题谈判，确保年内同时签署划界协定和渔业协定。
我还提出了最迟在12月5日前结束划界和渔业问题全部实质性谈判的时间表，并且希望阮怡年外长能和我一起从政治层面予以推动，给双方谈判人员下达明确指示。
阮怡年外长在复函中表示，越方领导人已就在北部湾建立共同渔区的问题做出了决定，越方愿意同中方一起，采取积极态度，商谈渔业协定。
在两国外交部的推动下，双方谈判人员进行了最后冲刺。
2000年12月12日至14日，中方团长王毅和越方团长黎功奉在河内举行了第三次团长非正式会晤。经过两天艰苦谈判，双方就北部湾海洋划界的主要问题达成了一致，实现了双方在北部湾的利益和总体面积的大体平衡。
12月18日，中越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在第十七轮会谈中，落实两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达成的共识，确定了划分中越在北部湾的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方案线，并就各界点的地理坐标和北部湾划界协定文本全部达成一致。
至此，中越双方在充分考虑北部湾所有有关情况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克服了重重困难，闯过了一道道难关，最终完成了关于北部湾划界的所有实质性谈判。
在北部湾划界取得成果的同时，双方渔业专家小组也解决了划界后的渔业安排问题，包括确定了两国渔业长期合作的原则，划定了3万多平方公里的跨界共同渔区和过渡性水域，共同起草了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文本。
回过头看，中越划分北部湾谈判非常艰难，一波三折，起伏不定。从1992年起，中越北部湾划界谈判前后经历了八年时间。八年中，双方共举行了2轮专家级谈判，7轮政府级谈判，3次政府代表团团长非正式会晤，18轮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会谈，3轮联合专家小组非正式会谈，6轮渔业专家小组会谈和7轮测绘专家小组会谈。谈判密度之高，在中国外交史上绝无仅有。
2000年12月24日，越南国家主席陈德良应邀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25日，江泽民主席和陈德良主席举行正式会谈。两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了双方即将签署的《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和《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两个协定的签字仪式。
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我和越南外长阮怡年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两国在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农业部长陈耀邦和越南水产部部长谢光玉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
两协定签署后，双方各自按照国内法履行了批准程序。2004年6月25日，中国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批准《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此前，6月15日，越南第十一届国会第五次会议也批准了该协定。
2004年6月30日，中越边界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和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武勇在河内互换了《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的批准书，同时，两国外交部门就《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生效事互换照会。同日，上述两协定同时生效。双方还分别将《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提交联合国备案。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确定了中越两国在北部湾的海洋分界线。协定规定，中越北部湾海洋分界线自中越界河北仑河入海口起，大致向南延伸，至协定规定的北部湾封口线止，全长约五百公里。
和解之道 意义深远
世纪之交，中越双方经过共同努力，签订《中越陆地边界条约》和《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成功地解决了长期困扰两国关系的两个重大问题。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对中越关系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中越陆地边界条约》和《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的生效，标志着两国把一条和平、友好、稳定与合作的陆地边界和海洋边界带入了21世纪，同时也进一步充实了两国“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关系框架的内涵，为推动新世纪两国关系的健康平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生效，标志着中国第一条海洋边界的诞生。中越通过协商，成功地解决了两国之间在北部湾的海洋划界问题，这一实践符合现代海洋法制度。
中越北部湾海洋划界，充分显示了中国同有关邻国通过谈判解决海洋划界问题的诚意，有助于增进中国与周边海洋邻国之间的相互信任，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对维护周边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中越解决陆地边界和北部湾海洋划界争议的经验表明，只有坚持在国际法基础上，参照国际实践，尊重历史和客观事实，考虑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寻求公正、公平和合理的解决办法，才能达成双赢的结果。
要达成双赢的结果，当事国必须尊重历史，尊重客观事实。这里，尊重历史和尊重客观事实既不矛盾又互为补充，目的是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更好地了解现实状况，厘清双方分歧和争议，对分歧和争议的内容、性质和程度做出准确判断，有利于更好地寻求解决办法。
判断谈判成功与否的标准是双方基于历史、地理、主权、管辖和现实政治的权益主张是否合情、合理、合法，双方的正当权益是否得到了维护。在这个意义上，《中越陆地边界条约》和《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是中越双方共同交出的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黑瞎子岛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的最东端。 2008年10月14日那天，中俄双方在岛上举行了两国国界东段界碑揭幕仪式。仪式简朴而庄重，奏两国国歌，升两国国旗。一块宽大的仪式背景板伫立在秋天的原野上。
当天碧空如洗，万里无云。仪式结束，中国边防军人登上黑瞎子岛开始执行防务，那里成为中国东部边境第一哨。黑瞎子岛上的界碑是中俄边界上竖立起来的最后几座界碑。
黑瞎子岛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的最东端。
2008年10月14日那天，中俄双方在岛上举行了两国国界东段界碑揭幕仪式。仪式简朴而庄重，奏两国国歌，升两国国旗。一块宽大的仪式背景板伫立在秋天的原野上。当天碧空如洗，万里无云。仪式结束，中国边防军人登上黑瞎子岛开始执行防务，那里成为中国东部边境第一哨。
黑瞎子岛上的界碑是中俄边界上竖立起来的最后几座界碑。
当我从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中看到这一组画面时，心情十分激动。我在担任外交部长和国务委员期间亲身参与解决的这一棘手问题，终于尘埃落定了。
当年的情景又一幕一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黑岛溯源 任务艰巨
中俄边界是从中苏边界承袭下来的。当年苏联解体后，长达7600公里的中苏边界被分为中国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个国家的边界。其中，中俄边界长达4300多公里，绝大部分已通过谈判划定，黑瞎子岛是唯一一块悬而未决的土地。
按边界长度计算，黑瞎子岛一段只占中俄边界全长的1.4%。比例虽然不大，但战略地位重要，加上多年来双方对边界条约各执一词，一直相持不下，成为两国边界谈判中最困难、最敏感的问题之一。中国人说它是“啃不动的硬骨头”，俄罗斯人则称它为“咬不动的硬核桃”。
“黑瞎子”在东北方言中是“黑熊”的意思。据当地老百姓说，早年间此地常有黑熊出没，所以，当地人把这个岛称为“黑瞎子岛”。西方媒体把它翻译为“Bear Island（熊岛）”，我认为是准确而形象的。
黑瞎子岛，也叫抚远三角洲。位于黑龙江省抚远县城以东，三面环水，北面是黑龙江，东南是乌苏里江，西南是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之间的一条水道，称为抚远水道，俄方称为卡扎克维切沃水道。
黑瞎子岛北面的岛岸线长60公里，东南长约40公里，抚远水道长约35公里。黑瞎子岛由两个大岛和大约90个岛屿、沙洲组成，岛屿和沙洲的数量因江水冲刷和潮汐涨落等自然力量的作用时有增减。
全岛面积约335平方公里，比北京四环以内的城区面积还大些。岛上地势平缓，杂草、灌木丛生，还生长着一些北方的乔木。周围水域盛产大马哈鱼、鲟鳇鱼等名贵江鱼，鲟鳇鱼籽（黑鱼籽）和马哈鱼籽（红鱼籽）经常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据中方史料记载，我国汉、赫哲、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的居民曾长期在岛上居住。他们有的在那里烧制陶器，有的挂幌子开酒肆，也曾有人种植罂粟。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国内局势混乱，沙皇俄国乘机将黑瞎子岛纳入俄国版图。此后历届中国政府同俄（苏）方进行了多次交涉，均无结果。
1929年，苏联借中东铁路事件出兵占领了黑瞎子岛。此后近80年的时间里，黑瞎子岛一直在苏（俄）方的实际控制和管辖之下，已经没有中国人居住。那里所有建筑和设施都为俄方所建。
黑瞎子岛与俄罗斯远东最大的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市隔江相望，站在黑瞎子岛的最东端，可以清晰地看到哈巴的城市建筑。因此，俄方将该岛视为哈巴罗夫斯克的天然屏障和门户。
苏（俄）方从未放松在黑瞎子岛的防务，他们在岛上建了不少军事设施，在该岛面向中国一侧的沿岸架设了长约40公里的铁丝网，并派炮艇驻守抚远水道上下口，当地人把这种铅灰色的炮艇叫做“大灰狼”。
1974年，苏联方面在乌苏里江距哈巴罗夫斯克26公里处建了一座舟桥。它由107条漂浮在水面上的铁船连接在一起组成，每条船宽6米，舟桥全长800米，两端建有固定桥墩。舟桥上平时可通行汽车，航道处的舟桥每天上午9时半至11时开启一个半小时，供船只通过，但苏方常常“因故不开”，中方船舶经常在此受阻，或停泊在江面上，忍气等待，或被迫返航。中方曾为此多次与苏方交涉。
多年来，苏方一直利用实际控制黑岛之便，在岛上进行经济开发和利用。在岛北侧中部建有一所工厂和居民区，在岛上修建了公路，还建有奶牛场等设施。俄方居民每年上岛打草、休闲、晒太阳，苏俄报刊将该岛称做“哈巴罗夫斯克的郊区”。
划界的前几年，俄方提出要将黑瞎子岛的开发建设纳入哈巴罗夫斯克发展计划，建为自然保护区、封闭狩猎区和郊外避暑区，开发旅游资源，并继续扩大农业生产，修桥铺路，统一管理。
领土争议 激烈持久
近四十年来，中苏（俄）双方围绕边界问题进行过三次谈判。
第一次谈判在1964年2月至8月期间进行，当时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他是一位革命战争年代的老将军。在谈判中，他与苏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当时中苏关系公开恶化，根本不具备解决边界问题的条件。
第二次中苏边界谈判是1969年10月开始的。这一次中国政府代表团首任团长是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这次谈判一谈就是十年，中方代表团团长也换了几任。但是，由于这期间两国关系一直尖锐对立，谈判前双方甚至在珍宝岛发生过激烈的武装冲突，十年的谈判没有能够解决任何一段边界问题，更不用说解决黑瞎子岛问题了。
不过，这十年的谈判也有收获。双方因此形成了一个谈判机制。在涉及边界问题时，彼此都保持克制，至少未再发生像珍宝岛事件那样的武装冲突。
第三次边界谈判始于1987年2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是时任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1986年7月，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一个公开场合发表讲话时，讲到解决中苏边界问题，表示中苏两国可以按照主航道原则划界。
这向我们发出了一个积极信号。我们很快对此做出回应，同意与苏方重启谈判。
这次谈判颇具戏剧性，谈判对手先是苏联，后来则变成了俄罗斯。也许是特殊的时空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谈判的结果是，解决的问题最多，成果最大。双方分别于1991年、1994年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和《中俄国界西段协定》，两国绝大部分边界得以划定。但是，在黑瞎子岛问题上，双方经过多次激烈交锋，未能取得进展，不得不留下一个悬案。
此后，双方多次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但由于各自仍固守多年来的立场和论据，坚持对黑瞎子岛拥有全部主权，谈判没有任何进展。
中方主张，根据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两国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既然以江为界，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就应该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而黑瞎子岛恰恰位于两江主航道中心线中方一侧，应该属于中国。
而俄方依据的是，《中俄北京条约》的条约附图也是《中俄北京条约》的一部分。根据这个附图，划界红线标在卡扎克维切沃水道即抚远水道上。所以，俄方主张两国应以这条水道为界，黑岛应属于俄方。俄方还提出，根据1861年沙俄与清政府签订的《中俄勘分东界约记》，双方曾经在抚远水道与乌苏里江会合处的中方一侧岸边立了一块界牌。俄方认为，这块界牌是个有力的证据，证明黑瞎子岛属于俄方。
从1964年中苏首次边界谈判开始，断断续续谈了近四十年，双方一直就黑瞎子岛归属问题争执不下。
历史告诉我们，国与国之间的边界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将始终是双边关系的隐患，甚至可能引燃战火，为双方带来麻烦。
高层出面 推动谈判
在中俄尚未就黑瞎子岛归属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又加大了对黑瞎子岛的开发力度，而且还有向西部扩展的趋势。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1999年9月18日至11月7日，俄方在黑瞎子岛南端乌苏里江岸边修建起一座高达28.5米的东正教堂，教堂呈深红色，很显眼。当时俄方的一些军政高官及宗教界人士还出席了开工仪式。俄方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要证明黑瞎子岛是“属于俄罗斯”的。
他们开发利用的程度越深、范围越广，我们解决问题的难度也就越大。这引起了中方严重关切。我们以各种方式向俄方提出交涉，但收效并不明显。
2000年3月，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新人上台，总该有新面貌，新气象，新做法，也许能为解决这个问题带来转机。
2000年7月17日，刚刚正式就任俄罗斯总统三个多月的普京，应江泽民主席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准备接待普京总统的过程中，我们建议利用高峰会晤的机会，从最高层推动黑瞎子岛问题的解决。
在普京总统来访之前，外交部向中央提出请江主席在与普京总统小范围会谈时谈这个问题。
小范围会谈是相对于大范围会谈而言的，是目前在国际交往中经常采用的一种会谈方式。大范围会谈是双方多数成员都参加的会谈，小范围会谈是指双方领导人及其主要助手参加的会谈，人数往往有严格限制。
一般情况下，涉及非常重大、敏感的议题，都放在小范围会谈去谈，双方可以谈得更直接、更坦率些，谈不拢也没关系，至少有助于双方更清楚地了解对方的想法，不会影响大范围会谈时的气氛。
7月18日，江泽民主席在与普京总统进行的小范围会谈中，谈了黑瞎子岛问题。江主席说，中方对俄地方当局在黑瞎子岛上加紧经济开发，修建永久性设施，加强军事活动，感到严重关切。江主席建议责成双方有关部门就黑瞎子岛地区归属问题抓紧谈判，尽快找到相互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以全面彻底解决中俄边界问题。
普京总统的回应很干脆。他说，俄中尚未解决的边界问题应该得到尽快解决。他并补充说，他将下达指示，要求俄罗斯有关部门就此问题同中方进一步磋商。
两国领导人还决定将有关边界问题的原则性表态写入作为总结高峰会晤成果的《中俄北京宣言》，强调双方将继续谈判，加快制定剩余边界地段的解决方案。
同年9月，两国领导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期间再次见面，普京总统又向江主席谈到边界问题。他表示，希望在新世纪的中俄两国关系中，边界问题不再是一个问题。
两国元首就解决边界问题都表示了积极的态度，但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却绝非易事。
此后，双方虽然进行了两轮副外长级磋商和专家级磋商，但俄方立场无任何松动，仍坚持黑瞎子岛应全部属于俄罗斯。当然，中方也毫不松动地坚持原有立场，坚持黑瞎子岛应全部属于中国。
但不管怎样，谈总比不谈好。
拜会普京 再谈黑岛
2001年4月29日，应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邀请，我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
按照通常的外交礼仪，重要国家的外交部长正式出访时，东道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一般都与之会见。此次访俄，根据俄方的安排，我与伊万诺夫外长会谈后，就直接去克里姆林宫拜会普京总统。
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到普京总统，却是第一次同他谈边界问题。
我第一次见到普京总统是在一年多前。我清楚地记得，那是2000年3月1日，我当时应邀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其间在克里姆林宫拜会了他，并转交江泽民主席给他的一封信。当时他是代总统。
普京在俄罗斯政坛的出现颇具传奇色彩。从他就任叶利钦总统办公厅主任到成为总统，其间只有半年的时间。此前，国际上对他知之甚少。
普京长期就职于前苏联的安全机构，曾在前苏联驻民主德国使馆工作。他会使用各种武器，并能驾驶飞机。他还是一名运动健将，酷爱柔道，是黑带级高手。
进入政坛后，他曾担任圣彼得堡市副市长，后来被叶利钦总统任命为总统办公厅主任。那段时间，俄罗斯政坛像走马灯似的，一年内更换了三位总理。最后，叶利钦选中普京作为他的接班人。叶利钦总统在一次外交场合曾经公开赞扬普京谦逊、忠诚。俄罗斯人则说叶利钦做了件大好事，给俄罗斯选了一位好总统。
不满48岁即入主克里姆林宫，领导俄罗斯这个偌大的国家，普京颇受世人瞩目，成为国际媒体跟踪和热议的焦点。
他外表温和，性格刚毅，在俄罗斯民众心目中具有独特魅力。后来在俄罗斯民间流传两首歌曲，一首叫“做人就做普京这样的人”，另一首则叫“嫁人就嫁普京这样的人”。
普京作风严谨、沉稳，决策果断、坚决。执政后，他在传媒、金融、能源等关键领域采取果断措施，整顿社会经济秩序，并对车臣恐怖分子进行无情打击。
他担任总统期间，俄罗斯政局保持稳定，经济走出低谷，国力明显增强，社会秩序安定，俄罗斯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得到恢复和提升。
2000年7月，他访问中国时，我又见过他。
我这次访俄有机会同他第三次见面。
俄罗斯礼宾官将我引领到普京总统的办公室。这时，普京总统从他那张宽大的办公桌旁站起身向我走来，同我热情握手，随后把我引到办公室另一侧的椭圆形会客桌旁落座。
普京总统位于克里姆林宫1号楼二层的宽大办公室，是俄罗斯历任总统的办公之地，有人说这是俄罗斯“最富能量的地方”。办公室装饰考究，据说其颜色和风格是按照普京的品位爱好选定的。色调以淡青色为主，明快、清新。乳白色的会客桌镶着金边，桌面平滑如镜。
我首先向普京总统转达了江泽民主席对他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并简要地介绍了他访华半年多以来中俄关系的最新发展情况。
我讲话时，普京总统始终注视着我，全神贯注地听着，还不时地点点头。
他感谢江主席的问候，也希望我向江主席转达他的问候和祝福。之后，他很快转到了双边关系的一些实质性问题，重点谈边界问题。
他说，两国的边界问题已经解决了98%以上，目前尚未协商一致的地段只有不足2%。尽管剩下的问题有一定复杂性，但俄罗斯方面仍希望双方加紧谈判，早日彻底解决边界问题。这样，双方就可以把精力全部集中到重要合作领域上来。
普京总统略微停顿了一下说，我希望在江泽民主席今年7月访俄之前，双方能就剩余边界问题的解决方案达成原则一致。
我马上意识到普京总统此番讲话发出的信息明确而重要。
我当即对此做出了原则性的积极回应。我说，中俄双方领导人对解决剩余边界问题都非常重视和关心，都给予了积极的指导和推动。中国外交部将根据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与俄罗斯同行努力磋商，竭尽全力地工作，力争尽快解决剩余边界问题。
可以看出，普京总统并没有把这次会见作为一次纯礼节性的活动，而是要利用这个机会，就解决中俄剩余边界问题向中方明确表明他的观点。
说实话，当时距7月份江主席访俄只剩下两个多月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解决如此复杂、敏感的问题，实在有很大难度。此前，双方都没有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时间表，只是在努力创造条件，等待时机成熟再予解决。
我相信，俄罗斯最高领导人的表态绝不是信口开河的。当时，中俄关系发展很快，已经与前三次边界谈判时的情况大不相同。1996年，中俄双方建立起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解决剩余边界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两国互利互惠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展现出空前的发展潜力。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明显增强，边境地区早已不是剑拔弩张的状态，边境贸易热火朝天。两国战略利益及共同点的不断增加，客观上也要求双方尽快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因此，我认为两国外交部门应该趁热打铁，加紧商谈具体的落实办法。
俄方释信 主动试探
会见普京总统后我们感到，俄外交当局在解决剩余边界问题上的态度有了变化，出现一些积极迹象。
俄罗斯外交部开始向中方发出种种试探信号，说双方应该换一个思路讨论这个问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黑瞎子岛“要么全部归俄罗斯，要么全部归中国”。
鉴于这一新情况，我指示外交部立即抓紧研究各种方案。
2001年6月15日，普京总统到上海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大会，又做出了建设性的暗示。他在一个双边场合对江主席说，如果将黑瞎子岛全部划归中国，就像边界线穿过上海市，将浦东划分出去一样，俄方难以接受。普京总统建议与江主席一道，共同指示两国外交部寻求新的、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从俄方发出的一系列信号可以看出，他们处理这一问题的基本脉络越来越清晰了，虽然不会同意将黑瞎子岛全部划归中方，但也不再坚持黑瞎子岛全部属于俄罗斯的原有立场。
确定原则 开始谈判
很快，两国外交部根据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以新的思路就解决剩余边界问题开始了谈判。
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确定谈判原则，以便双方工作层就具体问题进行谈判时有所遵循。
经过几轮商谈，双方确定了三条谈判原则，即谈判要“以有关目前中苏（俄）边界的条约为基础；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公正合理，互谅互让，相互妥协”。
双方还商定由两国领导人出面确定这三条原则。在具体做法上，双方同意在江泽民主席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会晤时，由普京总统提出这三项原则，江主席当面予以确认。
2001年7月16日，应普京总统邀请，江泽民主席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当日上午，江主席与普京总统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小范围会谈。
普京总统说，在两国合作问题上，我们常常遇到一些阻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两国边界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一些外部势力也不时“提醒”我们，并且千方百计地突出边界问题，企图以此破坏俄中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我们双方没有任何理由把边界问题留给下一代去解决。我建议两国领导人给予政治支持，使两国剩余边界问题在明年春天之前得以彻底解决。
江主席对普京总统的建议表示赞赏。他说，边界问题始终是困扰两国关系稳步发展的潜在不安定因素，越早解决越好。我们可以责成两国外交部长抓紧谈判，在一年之内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最终解决方案。
两位最高领导人发出了明确的指令。一位说要在明年春天之前解决，一位说要在一年之内解决，虽然在具体时间上略有不同，但态度都很积极。
那次会谈气氛热烈，江主席和普京总统谈得兴致很高，令双方在场的人都深受鼓舞。两国领导人的坚定决心，为谈判解决剩余边界问题带来了新的希望并注入了活力。
可是，不知为什么普京总统并没有像双方约定的那样，提出解决剩余边界问题的三项原则。因此，在这次首脑会晤中，双方未能就此加以确认。
两个月后，我又陪同朱镕基总理访问俄罗斯。这期间，我再次同伊万诺夫外长就解决剩余边界问题举行了会谈。
伊万诺夫说，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协议，双方应在一年内解决剩余边界问题，现在只剩下十个月的时间。我们必须在这段时间内尽快确定剩余地段的边界线走向，并将其标示在地图上，拟定相关协定。
我同意他的意见，强调为此双方应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加紧工作。接着，我指出，本来双方商定，在江主席访俄期间两国元首小范围会谈时，由普京总统提出上述原则，江主席加以确认。可是当时普京总统并没有提出。为使双方专家在谈判中掌握大方向，我建议我们应首先正式确认指导原则。
伊万诺夫立刻表示，我现在正式向你通报，双方事先商定的指导原则已经得到普京总统的批准。普京总统本来也打算在与江主席小范围会谈时提出，请江主席确认。但由于当时气氛十分友好热烈，这一话题不知不觉地被岔开了。
伊万诺夫强调，这完全是技术性原因造成的。他当场建议以两国外长互致信函的方式，立即予以正式书面确认。我表示同意。
当天下午，我就收到了伊万诺夫外长给我的信函。他在信中表示，俄方将恪守关于解决中俄剩余边界问题的指导原则。我也于当日立即复函确认。
谈判原则确立后，我们还就谈判的具体工作安排交换了意见。
伊万诺夫说，鉴于边界问题十分复杂且高度敏感，双方应注意严格保密。在谈判初期，首先由两国外交部在小范围内具体磋商，然后根据谈判进展情况，经双方商定，再请两国其他部门代表参加。谈判后期也可以考虑邀请双方地方代表参与工作。
他特别强调，在向新闻媒体透露任何关于谈判进程的消息时，双方一定要事先协商一致。
我理解伊万诺夫外长的担心。据我所知，俄罗斯内部还是有不少不同意见的。因此，我同意先将双方的谈判限定在小范围，同时注意严格保密。
此后，双方关于黑瞎子岛问题的谈判进入实质阶段。
直入正题 协商划界
那段时间，我与伊万诺夫外长的接触非常频繁，我们多次利用双边或多边场合进行会晤，探讨和解决边界谈判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莫斯科会谈一个月后，我与伊万诺夫外长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期间，就边界问题再次交换意见。
会见时，我们商定具体谈判可通过专家组级别和副外长级别两个渠道进行，并通报了各自人选。我们还商定，必要时可以由两国外长直接商谈。
会见结束后，我把伊万诺夫外长请到一边，同他进行了个别交谈。
我对伊万诺夫外长说，鉴于今天参加会见的人很多，有些话只能单独和你谈。这主要是指下一步两国专家磋商的工作方法。我们考虑可采用两个方法。一个是双方各自提出在黑岛上的划界主张线，另一个是首先就黑岛的划分比例达成共识。我们倾向于第二种方法，请俄方予以积极研究。
伊万诺夫外长表示将研究后尽快答复。
不久，俄方告诉我们，他们倾向于第一种方法，认为调整边界线走向比较易于接受。
看来，俄方还是比较谨慎。其实，究竟采用哪种办法谈判，都只是技术问题，只要能够解决问题，哪种方法都可以。我们认为，关键是无论用哪一种方法，双方都要直入正题，以新的思路和姿态来推进谈判，避免“炒冷饭”，重复老论据、老观点。
三位外长 风格各异
随着边界问题的谈判日益进入实质性阶段，我对伊万诺夫外长的了解越来越深入。
我担任外长和国务委员期间，曾先后和三任俄罗斯外长打过交道。一位是普里马科夫，一位是拉夫罗夫，打交道最多的则是伊万诺夫。
这三个人各有特点。普里马科夫是俄罗斯知名的学者和国际问题专家，富有战略眼光，看问题有深度。他年长资深，后来担任过俄罗斯总理。我称他为“老前辈”。
拉夫罗夫是2004年3月起任外长的，我那时已经担任国务委员，和他直接打交道的机会不多。他长期担任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在那里练就了一副铁嘴钢牙，反应极快，说得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
拉夫罗夫在正式场合常常十分严肃，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但人们很难想到，在他严肃的面孔背后有着独特的幽默。他经常忙里偷闲画漫画，他画的肖像能准确抓住人物的相貌特征和神情。他曾给我画过一张肖像画。2004年，上海合作组织在塔什干召开峰会期间，他还送给我一张自己创作的漫画。画的中间是上海合作组织俄文缩写，左侧是俄罗斯，右侧是中国，下方是会议的地点塔什干和会议的时间2004年6月17日。
我打交道最多的就是伊万诺夫外长。他出生于1945年，比我小七岁，精通英语和西班牙语，是欧洲问题专家，精明干练。
伊万诺夫担任外长期间，忠实地贯彻俄罗斯“双头鹰”对外政策。他重视发展对华关系。2002年他曾以《松与竹》为题在俄罗斯报纸上撰文，热情赞颂中俄关系，称中俄有如松竹相辅，像松树那样巍然屹立，像竹子那样牢牢扎根，颇有诗情画意。《人民日报》把这篇文章翻译成中文刊登出来。有一次我在莫斯科请他吃饭，席间，我起身讲话，专门提到了这篇文章，他听了十分高兴。
我还记得，2000年“上海五国”外长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会晤时，晚宴后由于我要赶赴欧洲，在他的倡议下，参加会晤的其他各国外长一齐去机场为我送行，一直送我到飞机舷梯旁。
2004年3月卸任外长后，他还担任过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统筹外交部、国防部、国家安全总局、内务部等所有涉及国家安全的强力部门。
伊万诺夫是一个爽快人，我和他很谈得来。我们两人几乎在同时期担任外长。在解决中俄剩余边界问题的过程中，他是我的谈判对手；在发展两国关系上，他是我的合作伙伴。我们有幸在各自的岗位上携手合作，为推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艰难推进 寸土必争
中俄双方都不只一次地表示尽快解决剩余边界问题的决心，确定了谈判原则以及谈判的范围和方式。接下来应该是就解决具体问题迈出实际步伐了。
鉴于黑瞎子岛实际上全部掌控在俄方手中，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们提出应由俄方采取主动，首先提出妥协性解决方案。俄方则强调应由双方同时采取主动。
折中的结果，还是俄方先迈出了第一步。
2001年11月15日至22日，双方专家组在莫斯科举行磋商。当时担任中方专家组组长的孙延珩大使是俄罗斯问题专家。他同时在边界领土谈判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曾担任过中英香港土地委员会中方首席代表，为成功解决香港1997年回归之前过渡期土地问题，发挥过重要作用。
在这次专家组磋商中，俄方提出可以将黑岛西部约80平方公里的地方划给中方。
这个方案离我们的目标差得太远，当然不能接受。但是，这80平方公里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为这80平方公里包括了抚远水道，而此前俄方一直坚持抚远水道是两国的界河。现在俄方把抚远水道划给中方，意味着俄方甘愿把所谓的“中俄界河”变成了中方内水。用谈判的术语说，这是“破线”了。
凭着丰富的谈判经验，孙大使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转机，谈判有望取得重大突破。但同时，俄方的建议肯定不会是最终建议，只是第一步，谈判的任务仍然很艰巨。
于是，我们也打出了一条划界线，提出可以将黑瞎子岛东部靠近哈巴罗夫斯克市的约60平方公里划给俄方。当然，俄方也不接受。
虽然双方都对对方的方案不满意，但在黑瞎子岛地区的谈判中迈出这样的步伐，是中苏（俄）谈判40年来从未有过的，称得上有了良好的开端。
常言道，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我想，只要双方坚定地按照两国最高领导人确定的方向朝前走，一定能够寻找出一条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边界线。
此后，双方又在副外长级和专家级进行了多次磋商。因为边界和领土事关国家最高利益，双方举手投足都很谨慎，每走一步，都要反复斟酌，仔细掂量。这是因为双方彼此心里都很清楚，边界谈判非同小可，领土一旦划定，就很难再更改了。
在一次专家组磋商中，中俄双方分别打出6条划界主张线，但这12条主张线所涉及的领土面积差异加在一起还不到17平方公里，新打出的主张线和前一条线相比，有的面积相差还不到1平方公里。
谈判进行得十分艰苦，双方辩论很激烈，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难解难分，但毕竟是相向而行，差距在逐步缩小。
2002年1月9日至11日，双方专家组在北京举行磋商。这轮磋商中，谈判又取得了新的较大进展。俄方提出可以将黑瞎子岛西部约120平方公里划归中方，中方则提出可以将该岛东部约90平方公里划归俄方。
在十几天后的新一轮专家组磋商中，俄方提出可以将黑瞎子岛西部135平方公里（约占总面积40%）划给中方，中方提出可以将东部105平方公里（约占总面积30%）划给俄方。这是谈判开始以来双方迈出的最大步伐。
此后一个月，俄方没有再打出新的方案，磋商一度止步不前。
山穷水复 俄方逆转
正当中方在观察等待、期待新的进展时，出乎意料的是，谈判不仅没有取得新的进展，俄方的态度反而突然倒退了。
2002年3月1日，刘古昌部长助理与俄罗斯副外长洛休科夫在北京举行磋商时，俄方态度骤然强硬起来，竟收回了上一轮谈判中提出的方案，转而强调黑瞎子岛长期在俄方实际控制之下，最多只能将黑瞎子岛20%-22%的面积划给中方，这已经是俄方所能承受的最大政治风险了。洛休科夫还说，俄方不可能为解决剩余边界问题而不计代价。如果边界问题一时解决不了，索性就放在那里好了。
刘古昌对俄方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的做法表示了强烈不满。他再次向对方阐明妥善解决边界问题对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性，强调尽快解决中俄剩余边界问题是双方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两国外交部门有责任认真贯彻落实，不断推动谈判向前迈进。
他明确指出，俄方这样做，是为谈判设前提、关大门、开倒车，这是中方绝对不能接受的。
此后一段时间，俄方立场进一步后退，甚至提出只能将约60平方公里的土地划给中方，这连黑瞎子岛总面积的20%都不到。
此后，中方不只一次向俄方严正交涉，指出俄方对待谈判的态度是不严肃的，与两国领导人确定的谈判方向和原则相悖，中方绝对不能接受俄方提出的最新方案。我们还明确告诉俄方，不要以为实际占领和控制着黑瞎子岛，俄方就可以说了算。
这期间，我也多次在多边场合与伊万诺夫外长会面，反复做他的工作，但都没能取得进展。
柳暗花明 重现转机
后来，俄罗斯副外长洛休科夫再次来北京进行磋商时，并没有提出新的方案，只是为俄方立场后退做了一番“解释”，说是俄外交部面临“国内其他部门和地方的压力”。
他说的也许反映了一些客观情况，但也不排除是一种谈判策略。不管俄方的态度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都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不动摇，并继续努力推动谈判取得新进展。
我们分析，在俄方立场发生倒退、谈判势头出现逆转的情况下，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谈判有可能夭折，中俄剩余边界问题又会无休止地拖下去，解决将遥遥无期。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掌握主动。
为了推动俄方继续向前走，中央同意我们在这次磋商中打出一个新的方案：将黑瞎子岛“大体平分”。
这次磋商的两周后，俄方专家组长突然造访北京，表示俄方仍然可以考虑将黑瞎子岛40%的土地划给中方，并说双方划界主张线的中间地段还可以继续讨论。这意味着俄方又回到了建设性的道路上来。谈判柳暗花明，重现转机。
三天以后，2002年10月25日，我在出席墨西哥APEC双部长会议期间再次会见了伊万诺夫外长，就解决中俄剩余边界问题在小范围做他工作。我对他说，为了推动谈判，对双方最新划界主张线之间的地段，中方可以考虑本着均衡的原则加以解决。
伊万诺夫表示双方可以就此继续进行谈判。他说，我们每见面一次，双方的立场就会接近一大步，相信11月23日我们在莫斯科见面时，就可以结束剩余边界问题的谈判了。他还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地区找到一条“伊戈尔-唐线”（伊戈尔是他的名字）。
看来他对在我们俩担任外长期间解决中俄剩余边界问题还是颇有信心的。
再见普京 谈判有果
一个月以后，2002年11月23日，我去莫斯科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会议。虽然这是一次多边活动，但俄方还是专门安排普京总统单独会见了我。我是他唯一单独会见的外长，他主要就中俄剩余边界问题与我交换了意见。
普京总统这次看上去比上一次轻松多了，脸上带着笑容，话也多了。
其实，普京总统是一位很健谈的人。他在担任总统期间曾经四次举行大型记者招待会，每次都长达三四个小时。大批新闻记者对他进行“密集轰炸”，他们就俄罗斯内政外交提出大量问题，有些相当尖锐，甚至带有攻击性和挑衅性。普京总统都对答如流，全过程现场直播，社会反响颇佳。
普京总统和我握手寒暄后，一落座就对我说，伊万诺夫外长已经向我报告，两国外交部就解决剩余边界问题的磋商已取得重大进展，我感到很高兴。
我对普京总统说，我们确实已经取得积极进展。在墨西哥APEC会议期间，我同伊万诺夫外长已经就彻底解决边界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商谈，这次我将在莫斯科进一步听取他的意见。
我还说，彻底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将对全面深入发展中俄长期稳定、睦邻友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我愿同伊万诺夫外长一道尽最大努力，积极落实两国元首在这一问题上达成的共识。
普京总统听后微笑着点点头。他赞同地说，俄中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我们不能把两国剩余边界问题留给子孙后代。他顿了顿又明确地说，我今年底将要访华，希望届时双方能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向前迈进。
普京总统的话虽然不多，但他再次明确表达了尽早解决中俄剩余边界问题的积极态度。
我从普京总统的谈话中，隐约感到我这次莫斯科之行在边界问题上会有收获。
见过普京总统后，我立即赶去参加六国外长多边活动。
当天下午5时，我又与伊万诺夫外长举行了双边会谈，会谈先在小范围进行，主要谈剩余边界问题，之后又进行大范围会谈，就双边合作问题交换了意见。
这两场会谈都是在俄罗斯外交部的一处小别墅进行的。
俄罗斯外交部在莫斯科有几处别墅，或掩映于林间，或坐落于河畔，环境都很幽雅。我们会谈用的这座小别墅位于莫斯科市中心二环以内的一条幽静小街，是一闹中取静之地，离俄罗斯外交部大约两公里。
这里原本是旧俄国一位名叫莫罗佐夫的大富豪的私人宅邸，建于1898年，陈设相当考究。那气势非凡的枝形水晶吊灯，镶嵌着彩绘玻璃的门窗，敦敦实实的深咖啡色桌椅，精美绝伦的陈年老画和壁毯，舒适的沙发，都表明这栋房子厚重久远的历史年轮和昔日主人的高雅品位。如今，这里是各国政要、外交家们经常会晤的地方，他们在既严肃又轻松的氛围中，不知解决了多少重要而复杂的难题。
我曾几度来此，就中俄双边关系中重大敏感的问题与俄罗斯同行交换意见，这所外交别墅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和伊万诺夫外长的小范围会谈是在一间较小的会谈室进行的。请我入座后，他坐在我的对面。因为是老朋友了，他省去了繁琐的客套，直接对我说，已向普京总统汇报了我们两人在墨西哥就解决剩余边界问题交换意见的情况，普京总统感到很满意。
伊万诺夫接着郑重地说，俄罗斯联邦政府已经做出决断，在你我墨西哥会晤的基础上实现两国边界问题的政治解决。我们可责成双方代表团和专家继续工作，把达成的一致以文本的形式确定下来。我们两个人可以签署一个备忘录，确定划界的具体参数，之后我们双方可以在这个备忘录的基础上，进一步具体谈判。
伊万诺夫最后说，普京总统希望在他今年12月访华之前能够解决两国遗留的边界问题。
伊万诺夫的话我听得很清楚。俄罗斯方面其实已经接受在中俄外长墨西哥会晤的基础上解决剩余边界问题。
我立即意识到，解决边界问题已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在这个关键时刻绝不能有半点含糊，一定要搞得明明白白，扎扎实实。
于是，我一板一眼地对伊万诺夫说，今年10月在墨西哥时，我曾向阁下阐明了中方对解决剩余边界问题的态度，即对黑瞎子岛中方主张线与俄方主张线之间的剩余地段予以均衡解决。我的理解是，俄方进行研究后已经同意了。
伊万诺夫回答说：“完全正确。”
我接着说，阁下的上述谈话意味着双方就解决中俄剩余边界问题已达成原则协议，这也意味着历史遗留的中俄边界问题原则上已经得到了解决。我们应该向两国领导人报告这一工作成果，并指示两国专家根据我们达成的原则协议，加紧磋商，尽快确定剩余地段边界线的具体走向。
我再一次同伊万诺夫外长确认，双方在这次会谈中已经就解决剩余边界问题达成一项口头原则协议。我们还商定，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将加入一段关于两国剩余边界问题的原则性表述。之后，两国外长可以签订有具体划界参数的备忘录。
伊万诺夫当即表示同意，并且立刻拿出了俄方的备忘录草案。看来，俄方早已准备好了。
大约十天以后，2002年12月2日，普京总统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结束时，中俄两国元首发表了《联合声明》。在《联合声明》中，两国元首指出，“为解决中俄边界尚未协商一致地段的边界线走向问题，找到双方均可接受的方案，当前已具备最为有利的条件。为此，责成两国外交部早日结束边界谈判进程”。
这表明，黑瞎子岛问题已基本解决，谈判已近尾声。
第二年初春，2003年2月27日，我邀请伊万诺夫外长再次来华访问。他这次访华的主要活动内容，就是与我共同签署《中俄两国外交部长关于彻底解决两国剩余边界问题的备忘录》。这是我卸任外交部长前签署的一份重要外交文件。
虽然这只是一份备忘录，不是两国解决边界问题的正式协定，但它构成了解决黑瞎子岛问题的基础。
两国元首 确认成果
三个月后，胡锦涛主席访问俄罗斯时，与普京总统又签署了一份解决剩余边界问题的《备忘录》，确认了我和伊万诺夫外长签署的《备忘录》内容。
在这次访问中，两国元首对双方为解决剩余边界问题所付出的艰苦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一致认为，双边关系中的所有问题都在逐步获得解决，包括几十年来无法解决的边界问题。这表明，只要双方共同努力，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彻底解决剩余边界问题，将使两国漫长的边界线成为把中俄联系在一起的和平、友好的纽带。
胡锦涛主席与普京总统共同签署的关于解决中俄剩余边界问题的《备忘录》，在两国边界谈判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标志着距离两国解决剩余边界问题只有一步之遥。
此后，经过专家组数轮磋商，双方终于在2004年7月26日至8月2日，谈定了剩余地段边界线的具体走向。
双方专家根据谈判的结果，按照惯例，以1∶100000的比例，把这段千辛万苦达成一致的边界线，精心地用红线标绘在边界地图上。在绘图的过程中，专家们自始至终全神贯注，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马虎。
这条红线凝结着无数人的心血，结束了两国长期边界争端的历史，预示着双边关系将迎来更加美好的前景。
在绘制好的新的边界地图上，经高科技测量仪量取显示，黑瞎子岛地区总面积为335平方公里，其中中方划得171平方公里，俄方划得164平方公里。
2004年10月14日，普京总统访华期间，时任中国外长李肇星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签署了《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确定了双方在剩余边界地段的领土划分。至此，中俄两国4300多公里长的边界线全部划定，再没有一处空白。
胡锦涛主席和普京总统作为见证人亲自出席了签字仪式。
那天，我作为主管外交、外事的国务委员，也出席了签字仪式。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感慨万千。
黑瞎子岛地区的边界占中俄边界全线的比例虽然不大，但历经数十载，迟迟不能解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要遗留的边界问题不解决，就一直是两国关系的隐患。纵观古今中外，因边界问题引发的战争不胜枚举。想当年，中苏曾因珍宝岛问题兵戎相见。其实珍宝岛的面积只有小小的0.74平方公里，而黑瞎子岛的面积是它的四百多倍。可见，如果黑瞎子岛问题久拖不决，不排除有一天会给两国关系带来麻烦。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在和平、发展、合作为主流的当今世界，我们一贯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妥善解决邻国之间的边界问题，并为此坚持不懈地努力。
中俄剩余边界问题的解决，消除了两国关系中的长期隐患，这是双边关系不断改善、发展的生动体现，也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和推进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增进双方的睦邻友好和相互信任。从此，双方更可以集中精力，把人力、财力、物力资源用于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中俄剩余边界问题的妥善解决，对解决我国同其他邻国的边界问题亦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和参考价值，对我们搞好周边外交、为国内经济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解决复杂敏感的边界问题，需要极大的政治魄力。正是因为中俄两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决策果断，才为双方解决边界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两国领导人亲力亲为，先后13次在双边和多边的各种场合，就解决剩余边界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他们高瞻远瞩，既坚持捍卫和维护各自的国家和民族利益，又能照顾对方的关切，求同存异，找出双方利益的接合点，并在关键时刻及时给予指导，指明方向，推动谈判克服困难，取得进展。
解决复杂敏感的边界问题，需要付出极为艰辛的努力。在谈判中，我的同事们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既坚持原则，又表现出适度灵活，不怕曲折和反复，锲而不舍，忘我工作。这期间，我和伊万诺夫先后进行了8次会晤，两国副外长进行了11次会谈，双方专家组进行了10次磋商。令人欣慰的是，大家的辛苦劳动最终取得了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积极成果。我很高兴能够成为这一工作群体中的一员。我的同事们为了祖国和民族利益做出了最大努力，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2005年4月2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俄罗斯国家杜马（下院）于同年5月20日审议通过了这一协定。25日，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上院）也审议通过。
此后双方进行勘界工作。2008年10月，黑瞎子岛地区的勘界作业全部完成，双方举行了界碑揭幕仪式。
“黑瞎子岛”几个字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一直有个心愿，希望能有机会到岛上去看一看，看看这片让我们付出无数心血的土地，看看那块刚刚竖立起来的界碑。
2009年6月22日，我终于实现了这一夙愿，登上了黑瞎子岛。
登岛的前一天夜里，下起了瓢泼大雨，但当我们开始登上黑瞎子岛时，却已是晴空万里。这里对我来说并不陌生，相反感到十分亲切。
三辆军用越野吉普车，载着我们一行，沿着中俄双方新划定的边界线，在泥泞的土路上颠簸不断、在一人多高的灌木林中“匍匐”前行，由南向北纵贯黑瞎子岛。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来到了中俄第259/4（1）号界碑前。我走到那块掩映在草丛中的界碑前，手抚着界碑基座，围绕着界碑，整整走了三圈，凝视长久，心潮起伏。
界碑是由结结实实的灰色花岗岩制成的，上面镌刻着鲜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界碑坐标为北纬48度21分30.2秒，东经134度46分03.7秒，这里现在是我国领土的最东端，是中国每天迎接第一缕曙光的地方。由此，我们的祖国见到日出的时间也比以前提前了58秒钟。
当地的好几位朋友都对我说，这里的春天很美。我相信，这里的明天一定更美。
别看现在这片土地还很荒凉，到处都是草丛和灌木。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就会热闹起来。黑瞎子岛将会成为中俄合作示范区，成为生态文明之岛、合作发展之岛、友好和谐之岛。
作者: eliter 发布日期: 2010-8-16
附：中越陆地边界和北部湾海洋划界谈判
章序
2006年8月初，为了筹备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我来到广西。利用这一机会，我由南宁出发，途经凭祥，考察当地中越边境贸易情况，然后又驱车18公里，来到中国和越南边境的友谊关。
在友谊关关楼前的广场上，我下车徒步缓行，一片熟悉的景象映入我的眼帘。
友谊关坐落在两座山脉之间一片谷地上，扼守着这片谷地最狭窄而险要之处。关楼的左侧是左弼山，右侧是右辅山，两座山脉宛如两条巨龙，自空而降，在友谊关关楼前聚首。
站在关楼前的广场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前方中越两国的国旗在边境口岸检查站的上方飘扬。口岸前的公路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一片繁忙景象。
转身抬头望去，关楼拱门镌刻在汉白玉上的“友谊关”三个苍劲有力的红色大字十分醒目。这是当年由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亲笔题写的。
友谊关是中国的九大名关之一。据史料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设立了关口，称雍鸡关，后又先后改称界首关和大南关。明、清两代称镇南关。
1885年，中法战争爆发，清朝冯子材将军古稀之年率领部将苏元春、王孝祺等在此抗击法国侵略者，打了一个漂亮仗，一举歼敌1700多人，扭转了中方在中法战争中被动挨打的局面，法国茹费内阁因此而倒台，史称“镇南关大捷”。
1907年12月1日，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在这里的金鸡山镇北炮台亲自领导和指挥了著名的“镇南关起义”，同清军激战七昼夜，虽然最后因弹尽粮绝而失败，但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
友谊关也是中越友谊的象征。历史上，它是中越交往的一条重要通道。新中国成立后，它成为连接中越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批准将具有旧时代烙印的“镇南关”改名为“睦南关”。1965年，又改名为“友谊关”，越方一侧对应关口的地名相同，也称“友谊关”。
在越南抗法战争和抗美战争期间，这里是中国援越物资的重要战略通道。
半个多世纪来，友谊关在中越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看着眼前的关楼，追想过去的历史，我不由得回忆起参加中越边界谈判的往事。
中越关系 源远流长
中越两国是山水相连的近邻，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与友谊源远流长。
近、现代以来，中越两国命运相连。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不断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19世纪末，法国发动侵越战争，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中越两国人民为了争取各自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基于国际主义精神和对中越共同地缘政治利益的认识，以非凡的战略眼光和无畏的勇气，带领中国人民，支持和援助越南人民抗法、抗美两场独立解放战争，并为此付出巨大牺牲。当时中越关系堪称“同志加兄弟”。
20世纪70年代末，中越边境地区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两国关系降至最低点。
1990年9月3日至4日，越共总书记阮文灵、越南部长会议主席杜梅和越共中央顾问范文同访问中国，与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在四川成都举行高层会晤，双方达成了“结束过去，开创未来”的共识，这成为中越关系的转折点。
1991年11月，应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的邀请，新任越共总书记杜梅和政府总理武文杰率团访华，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分别同他们进行了会谈。中越两国宣布实现关系正常化。
与此同时，两国还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处理两国边境事务的临时协定》（以下简称“《临时协定》”）。双方决定维持边界现状，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边界领土问题。
双方领导人认识到，中越要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必须正视、解决边界领土问题。
边界领土 复杂敏感
1993年3月，我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主管中国同亚洲国家的周边事务等，中越关系始终是我最关注的事情之一。
中越关系历史渊源很深，但交织着一些恩恩怨怨，不少问题都牵动民族感情，复杂敏感，特别是边界领土问题，处理起来非常棘手。
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处理边界问题，要研究历史，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才能明辨历史是非，找到解决办法。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利用晚间阅读了大量关于中越关系的档案资料，对于中越边界问题有了一些了解。
中越边界领土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即陆地边界、北部湾海洋划界和南沙群岛问题。
陆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的。
中越陆地边界自中、越、老三国交界处的十层大山起，大体由西北向东南，蜿蜒而行，由云南段转入广西段，一直到北仑河流入北部湾处止，全长1347公里。
中越陆地边界是已定界，它是在中越之间历史形成的传统习惯线基础上，由中国清朝政府和作为殖民当局的法国政府于19世纪末通过《续议界务专条》和《续议界务专条附章》等15个划界和勘界文件（以下简称“中法界约”）划定的。其中，云南段边界线长710公里，山高岭大，主要以分水岭为界，中法勘界后树立了70块界碑；广西段长637公里，多为喀斯特地貎，主要以山脊线为界，中法勘界后树立了240块界碑。中越边界部分地段沿河流、河沟和小溪划定。
对于这一通过国际条约划定的边界，中越两国历届政府都是承认的。
中越陆地边界基本走向是清楚的。只是由于各种原因，在某些局部地段，双方对边界线的准确位置和具体走向有不同的认识，因而存在一些小块争议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和越南劳动党中央书记处曾于1957年、1958年两次通过交换信件确认，在两国政府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之前，双方均应严格维持边界现状。
北部湾海洋划界问题是随着现代海洋法的发展，中越两国作为沿海国将主权向海洋扩展，海洋权益主张发生重叠而产生的。
北部湾是一个半封闭海湾，位于南海西北部，东北西三面被中越两国领土所环抱，最宽处为184海里，最窄处为112海里。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中越在北部湾不存在争议。双方各自在此从事航运、渔业和海洋科研活动，从未发生过冲突。两国政府曾先后于1957年、1961年和1963年三次签订渔业协定，对涉及各自3-12海里领海的渔业管辖权以及双方渔业合作问题做出规定。对于距离两国领海基线3-12海里外的海域，三个协定均视为两国渔民的共同捕鱼区，实行“公海自由原则”，即两国渔民按照世代相传的古老习惯，可自由进入进行捕捞作业，由此形成了两国渔民在北部湾的传统渔场和传统捕鱼权。
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现代海洋法的发展，沿海国将国家主权由领海向外扩展，逐步确立了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法律制度。据此，中越两国都提出了将国家主权扩展到北部湾各自领海外全部海域的海洋权益主张。双方主张产生了重叠和冲突。就此，中方的一贯立场是，双方应参照国际法和国际实践，通过谈判予以解决。
南沙群岛分布于北纬3度37分至12度40分和东经108度10分至119度之间，是南海最大的一组岛礁群，由大约230多座岛屿、暗礁、浅滩、沙洲组成，包括25座岛屿、128座露出水面或隐于水中的岩礁和77座露出水面或隐于水中的滩沙。
南沙群岛自古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人民最先发现南沙群岛，此后中国政府即对南沙群岛行使管辖，并从很早起就将南沙群岛纳入中国的版图。历史上，南沙群岛曾一度为日本所侵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政府收复了南沙群岛。此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前，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在国际上并不存在争议。
1983年，中国政府在原来命名基础上，对189个岛屿、沙洲和礁滩群体和个体进行了重新命名，再次宣示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
自1975年起，越南开始对南沙和西沙群岛提出领土要求。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政府的立场是明确的，即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主权问题不容谈判。同时，我们主张可以在南海有关争议海域探讨实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以利于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
这就是我接手亚洲事务时，中越边界问题的基本态势。
正视问题 启动谈判
20世纪70年代，中越曾两度举行过边界谈判，主要讨论了陆地边界问题和划分北部湾问题，基本上未涉及南沙群岛问题。
当时，由于种种原因，两国之间说是在进行谈判，实际上是进行论战，你说你的理由，我讲我的道理。那个时代，双方通过谈判解决陆地边界和北部湾划界问题的条件和时机还不成熟，因此两次谈判均无果而终。
此后，中越两国在陆地边界、北部湾和南沙群岛的纠纷和争议不断，导致多起流血冲突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两国关系全面恶化。
在边界领土问题上，中越两国曾经兵戎相见，有血的教训。
事实上，在实现中越关系正常化后，双方部分官员和一些普通民众之间的敌对情绪仍未完全消除，两国之间经常发生争议，陆地边境、北部湾和南海都难以保持平静和稳定。
我们意识到，中越之间在陆地边界、北部湾和南海的矛盾和冲突如果持续下去，势必对两国关系产生消极影响。随着中越两国各方面关系的全面恢复，落实两国领导人在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之际所达成的共识，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领土问题被提上了外交日程。
1992年12月李鹏总理访问越南，同越南领导人举行会谈，双方就解决两国边界领土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并达成共识，同意在继续举行专家级谈判的同时尽早开始政府级谈判；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就解决边界领土争议问题的基本原则达成一致，并根据这些原则加速谈判进程，早日解决包括海上和陆地领土争议问题；在谈判解决前，双方均不采取使边界领土争端复杂化的行动。
至此，中越两国高层就适时建立和启动两国政府级边界谈判机制达成了共识。
实际上，在李鹏总理访问越南之前，1992年10月，中越两国专家已经就边界问题在北京进行了首轮接触。中越两国领导人达成共识后，1993年2月，双方又在河内举行了新一轮边界专家小组会谈。双方讨论了两国陆地边界和北部湾海洋划界问题，也谈到了维护边境地区和北部湾地区的稳定等问题。通过接触，中越双方对彼此立场有了一定的了解。
此后，根据两国领导人关于在适当时候举行政府级边界谈判的共识，并结合中越专家小组两轮接触的情况，我多次组织外交部等有关部门和省、区以及专家学者对中越关系进行评估，对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领土问题的可能性进行了研究。
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经中央批准，成立了外交部和其他有关部门组成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我被任命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
确立原则 建立机制
随即，我们进入了谈判的前期准备工作。
在充分研究越方以往立场的基础上，我们起草了《关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陆地边界和划分北部湾问题的基本原则协议》（以下简称《基本原则协议》）中方草案，内容涉及双方谈判机制、推进步骤以及有关政治、外交的原则和国际法依据等。
通过这个草案，我们希望向越方传达一条重要信息，即中方对谈判的态度是积极、务实和建设性的，双方可以为最终解决有关争议问题打下良好的基础。
为了促使双方尽快达成一致，我们把《基本原则协议》中方草案提前交付越方，并给予越方充分时间进行研究和提出反馈意见。
在中越政府级第一轮边界谈判正式举行前，越方即对中方草案做出了较为积极的回应。
1993年7月22日，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在新加坡会见越南外交部长阮孟琴。钱其琛表示，希望中越双方共同努力，使政府级谈判取得进展，争取就一些问题达成一致，作为谈判的阶段性成果，双方可签署一个关于解决边界领土问题的原则性文件，可称之为《基本原则协议》。
阮孟琴表示基本赞成。
1993年8月24日至29日，中越政府级第一轮边界谈判在北京正式举行。
我担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越南外交部副部长武宽担任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在五天时间里，双方共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和两次单独会谈，双方专家小组还举行了两次会议。
我主持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并根据越方提议首先发言。
我表示，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越两国已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新形势下，双方举行政府级边界谈判具有重要意义。
接着，我全面阐述了中方对这次谈判的设想。我开门见山地说，解决中越边界领土问题应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双方应集中精力，以中法界约为基础解决陆地边界问题，根据国际法并参照国际实践，按照公平原则划分北部湾。就此，我提出了具体建议，包括谈判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步骤。
关于南沙群岛问题，我在发言中说，考虑到这一问题非常复杂，双方可探讨在南海有关争议海域“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稳定。
此外，我还就缓和双方争议提出了一些意见，包括双方共同致力于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避免因南沙群岛主权争议一时无法解决而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等。
对于我发表的意见，武宽做了积极回应。他说，越方基本同意《基本原则协议》中方草案关于陆地边界和北部湾划界的有关内容，越中双方在以法中界约为基础解决陆地边界问题上达成了高度一致。武宽表示，越方同意同中方就划分北部湾问题进行谈判，这本身就体现了越方最大程度的灵活性。
武宽是一个职业外交官，面容清癯，待人彬彬有礼，风度儒雅。他年轻时曾在中国广西桂林学习，对中国非常了解。他1955年进入越南外交部工作后，曾担任俄语高级翻译，多次随越南领导人访问苏联，外交经验颇为丰富。
武宽平时不露形色，但在第一轮会谈中，当他讲到北部湾对越方的重要性时，显得有些激动。他说，北部湾和越南犹如母与子，北部湾养育着越南10省1500万人民，对于越南十分重要。越方难以接受中方关于按照公平原则划分北部湾的意见。
接着，武宽提出了“长沙群岛”和“黄沙群岛”问题，要求将“长沙”、“黄沙”问题写入双方共同的《基本原则协议》草案文本。越南把我们的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称为“长沙群岛”和“黄沙群岛”。
针对武宽的发言，我首先总结了双方在陆地边界问题上的共识，并予以充分肯定。随后，我阐述了中方对北部湾的看法。
我也略带激动地说，北部湾是中越两国共有的海湾，它不仅对越南十分重要，对中国同样至关重要，它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海南省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所环抱，养育着三省区1.1亿人民，它也是广西、海南的海上重要通道。北部湾不仅同越南地理关系密切，更是中国山水的延伸。因此，按照公平原则划分北部湾，对于两国和两国人民都有好处。
然后，我阐述了中方关于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立场。我明确指出，中越边界谈判不涉及西沙、南沙群岛归属问题，中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的立场是不能改变的。
我要求越方对此采取现实态度。我说，中越两国在南沙群岛主权问题上的分歧完全是由于越方违背自己对中国主权的承认而产生的。在南沙群岛问题上，中方表现了极大的克制，但是，中方不会同意把南沙问题写入《基本原则协议》草案。
经过反复磋商，双方终于就《关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边界领土问题的基本原则协议》草案文本达成一致，并签署了会谈纪要。
1993年10月18日，我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的名义，专程前往河内，同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武宽一起，签署《关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边界领土问题的基本原则协议》。
在《基本原则协议》中，双方确认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通过协商解决两国包括海上和陆地边界领土问题，双方将从实际出发，“目前集中解决陆地边界和北部湾问题。与此同时，继续就海上的问题进行谈判，以便取得一项基本和长久的解决办法”。
关于陆地边界问题，《基本原则协议》规定，“双方同意以中法1887年6月26日签订的《续议界务专条》和1895年6月20日签订的《续议界务专条附章》及其所确认或根据其规定制定的各项划界和立碑文件、附图以及按规定所立的界碑为依据，核定中越两国边界线的全部走向”，解决争议地区问题，最终签订边界条约。关于中越划分北部湾问题，《基本原则协议》规定：“双方同意根据国际海洋法并参照国际实践，通过谈判划分北部湾。”为此，“双方应按照公平原则并考虑北部湾的所有有关情况，以取得一项公平的解决办法。”
双方还同意，尽快在两国政府代表团领导下，设立陆地边界联合工作组和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讨论解决两国有关争议问题，起草边界条约和划分北部湾协定，呈交两国全权代表签署。
《基本原则协议》为两国最终解决边界领土问题，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访问期间，我与武宽举行会谈，讨论了边界谈判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我还拜会了越南外长阮孟琴。
我同越方达成了两条重要的共识，即：第一，本着先易后难的精神，谈判解决陆地边界和北部湾划界问题；第二，在解决过程中，双方应努力保持陆地边界和海上平静，避免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考虑到这是我第一次访问越南，《基本原则协议》签署后，越方专门安排我瞻仰了胡志明主席遗容，参观了胡志明故居和河内文庙。
胡志明主席是越南人民伟大的领袖，我对这位革命前辈十分敬重，读过他的汉语诗文，知道他酷爱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充满友好的感情。胡志明早年曾在中国从事革命活动，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老一辈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越南主席府是一幢米黄色的法式建筑，坐落在一片绿荫丛中，风格庄严、朴素。
胡志明故居坐落在主席府的大院里。据越南同志介绍，越南解放后，胡志明尽管已经担任了越南最高领导人，但并没有搬进主席府大楼居住和办公，而是在大楼背后的树林中建造了一座小小的高脚屋，在这里主持政治局会议，指挥作战，继续过着贴近大自然的简朴生活。
这次参观胡志明故居，使我进一步了解到胡志明的高尚道德风范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对他肃然起敬。
在河内，参观文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文庙，顾名思义，是纪念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的地方。文庙是河内保存比较完好的古建筑群，占地40亩。文庙的建筑物上有许多中文楹联。进入文庙，这些楹联立刻跳入我的眼帘，顷刻间，我感到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扑面而来。
文庙正殿里供奉着孔子的雕像，正中挂着一块“万世师表”的匾额，上有“康熙御书”字样。此外，大殿两侧还供奉着孔子七十二弟子的雕像和牌位。
这次参观使我深刻感觉到，中越友好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根基，两国人民在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很相近。毛泽东、周恩来和胡志明等中越老一辈革命家精心培育的中越友谊，已经深深地根植在两国人民心里。这些都是发展中越关系的宝贵财富，我们有责任使之发扬光大。
根据中越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和双方签署的《基本原则协议》，中越两国正式举行边界谈判，并且在谈判过程中逐步建立了三个层次的谈判机制：
第一层次是政府级谈判机制，通过两国各自组成的政府代表团进行谈判，谈判轮流在两国举行，双方团长轮流主持谈判。
政府级谈判机制主要职责是，就涉及边界领土的主要和重大问题进行正式谈判，指导联合工作组和专家小组的工作，审查并确认双方联合工作组和专家小组的会谈成果。
在中越两国先后于1999年12月30日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陆地边界条约》和2000年12月25日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两国在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后，这一机制一直延续下来。
第二层次是在政府级谈判机制下分别设立的陆地边界联合工作组、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和海上问题专家小组的会谈机制。两个工作组和一个专家小组均隶属于两国政府代表团。
第三层次是在陆地边界联合工作组和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之下设立的专家小组，包括陆地边界走向专家小组、陆地边界航摄测图技术专家小组、北部湾联合专家小组、北部湾测绘专家小组等。
陆地谈判 终获成果
1994年2月22日至25日和3月22日至25日，中越陆地边界联合工作组和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先后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了第一轮谈判。
自此，中越陆地边界谈判进入了解决具体问题的阶段。
中越陆地边界，说简单，也简单。作为已定界，有旧的条约作为依据。但是，说复杂，也复杂。条约的约文和附图均存在缺陷，加上经过近一百年来人为和自然因素的作用，造成两国对边界线走向的认识存在一些差异，由此产生争议。
这些争议，在现实中就体现为双方的利益冲突，既有国家利益，也涉及边民生产、生活的切身利益。边境上一小片不起眼的插荒地，往往就是一村一户的口粮和生活来源。
在中越陆地边界联合工作组第二轮会谈中，双方通过交换陆地边界主张线地图，确认两国边界主张线的不一致地区共289处，涉及面积约233平方公里，其中因技术原因造成的画法不一致的地区共125处，涉及面积很小，仅约6平方公里；而双方争议地区达164处。涉及总面积227平方公里。这些争议地区大多涉及边民的实际利益，谈判解决的难度很大。
在核对边界线走向过程中，我们向越方提出了三点建议。
第一，以中法界约及其所确认或根据其规定制定的各项划界和立碑文件、附图以及按规定所立的界碑为依据，核定中越两国边界线的全部走向。
第二，对经过反复核对后仍然不能就边界线走向和界碑位置认识取得一致的地段，双方将共同进行实地勘察，考虑该地区存在的各种情况，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友好协商，寻求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
第三，经核定边界线后，一方超过边界管辖的地区，原则上应无条件归还另一方，其中个别地区，从便于边界管理出发，可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本着互谅互让、公平合理的精神予以适当调整。
此后，陆地边界联合工作组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核对164处争议地区的边界线走向。
1997年7月，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访华，江泽民总书记同他达成重要共识，要求双方谈判人员积极努力，争取2000年前签署两国陆地边界条约。
1999年2月，越共中央新任总书记黎可漂访华。江泽民总书记同他会谈。两国领导人确定了发展两国关系的16字方针，即“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确立了进入21世纪两国关系的发展框架。
双方一致认为，早日解决两国边界领土问题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双方决心加快谈判进程，提高工作效率，在1999年内签署陆地边界条约，共同把两国边界建设成为和平、友好、稳定的边界。
双方还就解决陆地边界的居民点问题达成重要共识，即尊重两国边民长期居住、生产和生活情况，不要因划界引起两国边民的巨大震动。
中越两国领导人所达成的上述两项共识，为中越陆地边界谈判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有力地推动了谈判的进程。
根据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我着力推动越方下决心以务实的态度同中方谈判，解决陆地边界争议地区问题，特别是涉及边民切身利益的问题。
1999年5月，我就陆地边界谈判存在的问题致函越南政府副总理兼外长阮孟琴。我在信中表示，希望越方根据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从大局出发，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本着实事求是和互谅互让的精神，充分体现诚意，提出剩余争议地区的解决方案，妥善解决两国边民生产、生活问题，争取双方就全部争议地区的边界线走向达成一致，确保在两国领导人规定的期限内结束陆地边界谈判，签订中越陆地边界条约。
我建议，双方对历史上本无争议的地区，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予以确认，不扩大分歧，不改变两国历届政府承认的边界线；对于争议地区，严格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根据中法界约及符合界约规定的界碑和附图，确定边界线走向；对于涉及居民点地区，严格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尊重两国边民长期居住、生产和生活情况，不因划界而引起大的震动。
阮孟琴副总理兼外长很快做出了回应。他重申越方解决陆地边界问题的决心，并且表示赞同我关于大力促进陆地边界谈判的意见。他提出，双方应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在充分考虑各种要素和各方在国家主权、历史过程、地形、管辖需要、边民生活等正当利益以及今后维护边境地区稳定的基础上，尽快缩小分歧，寻求双方均可接受的解决办法。
根据双方达成的共识，我指示中方谈判人员，在谈判中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充分说明法理依据，要寻求公正、合理的解决办法。
在1999年7月25日出席东盟会议期间和9月11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期间，我两次会见越南政府副总理兼外长阮孟琴。在讨论地区和国际问题之余，我不失时机地做了一些推动边界谈判的工作。
9月11日，我在奥克兰见到阮孟琴时提出，解决争议地区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建议越方积极考虑体现双方利益大体平衡的总体解决方案，双方可就此达成谅解，以指导陆地边界联合工作组的工作。我还明确表示，希望越方谈判人员能严格落实两党总书记就解决居民点问题达成的重要共识。
阮孟琴是一个很精明的人。他1929年出生于越南义安省的荣市，50年代初曾在北京俄语学院学习俄语，先后在匈牙利、德国、苏联担任大使，是一位资深外交官，深谙谈判之道。
听我说完这番话后，阮孟琴表示，越方理解中方观点，愿做更大的努力，寻求解决有关问题。
经过外长级、政府代表团团长、联合工作组和专家组各个层次谈判人员反复做工作，越方终于在1999年10月20日至28日两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北京临时会晤时，明确接受了我提出的双方利益大体平衡和一揽子解决的构想。
此后，中越双方在谈判中均打出了一揽子解决方案，包括对敏感和难点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且就此达成初步共识，使中越陆地边界谈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双方又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谈判，最后就争议地区的边界线走向全部达成一致。
自此，双方同时进行联合工作组和条约起草工作组的谈判，把全部精力投入对有关谈判结果做出共同记录和起草中越陆地边界条约的工作之中。
此后，双方谈判工作人员在20天的时间内，密切合作，夜以继日，最终就中越陆地边界全线走向和边界条约草案全部条款达成一致，并完成了条约文本和附图的制作。
在条约正式签署之前，中越双方举行了条约草签仪式。双方团长需要在协议文本的每一页和每一张附图上都签上姓名，这一签字构成对条约文本的认证。由于条约附图数量庞大，仅签字就签了一个多小时。
1999年12月30日，在新的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我专程飞往越南首都河内，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陆地边界条约》签字仪式。
签字仪式于30日晚在越南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我和越南副总理兼外长阮孟琴分别代表中国和越南正式签署了《中越陆地边界条约》。
在签约仪式上，我做了简短致辞。我说，《中越陆地边界条约》的正式签署，标志着双方把一条和平、友好、稳定的陆地边界带入21世纪，不仅将直接造福于两国边境省份的人民，而且对促进中越两党两国关系，促进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促进本地区和平与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2000年4月29日，中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决议，批准了《中越陆地边界条约》；同年6月9日，越南第十届国会第七次会议也通过决议批准了这一条约。
2000年7月6日，中越两国在北京举行了《中越陆地边界条约》互换批准书仪式。至此，《中越陆地边界条约》正式生效。
2000年11月，中越两国根据《中越陆地边界条约》的规定，在两国边界谈判政府代表团之下成立了联合勘界委员会。至2008年底，完成了全部实地勘界立碑工作。为此，双方用了八年时间。
海洋划界 中国首例
中越启动边界谈判以来，陆地边界谈判和北部湾划界谈判一直同时进行。此前，中国已同十个国家谈判签订了陆地边界条约或协定，在陆地边界谈判方面，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海洋划界谈判对于中国外交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因此，中越关于北部湾划界谈判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实践。
在北部湾划界谈判过程中，曾出现过许多困难和曲折，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大量辛勤劳动。
谈判初期，气氛尚好。但是，随着谈判逐步进入实质性阶段，双方之间传统立场的对立、现实利益的冲突渐渐凸显出来。
在《基本原则协议》签署后，中越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刚刚进入第二轮会谈，就遇到了重重困难。
1994年8月，中越政府级第二轮边界谈判在即，中越双方在海上的矛盾变得十分突出。
我们原来以为，双方达成《基本原则协议》并且启动了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的会谈，双方在北部湾的冲突可以减少或者避免，北部湾的紧张局势会逐渐缓和下来。
岂料，事情并非如此。
中越启动北部湾联合工作组会谈后，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内，中越双方在北部湾的冲突有增无减，并有加剧之势。在这半年中，越方加强和扩大了对北部湾争议海域的实际管辖，居然否定中国渔民在北部湾传统渔场的捕鱼权，试图造成一种既成事实。
在赴越谈判前，我召集中方谈判班子，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认真分析和研究。
当时，在北部湾，我们海上力量和实际控制能力并不比越方弱。只要我们严格遵循国际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双方已经签订的《基本原则协定》，我们有信心、有耐心，假以时日，一定会说服越方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比较棘手的问题反倒是越方不断在北部湾传统渔场抓扣中国渔民和渔船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涉及渔民的切身利益，需要尽快解决。
我们希望，中越双方能够坐下来好好谈谈，解决这一问题。
在赴越谈判前，我8月初专程去了一次海南省，听取了时任海南省省长阮崇武同志对中越北部湾海洋划界谈判的意见。其间，我曾赴北部湾沿岸进行实地调查。
在琼海潭门镇和临高调楼镇，我到渔民家中访问，并且登上停泊在渔港中的渔船，倾听渔民们亲口讲述他们祖祖辈辈在北部湾传统渔场生产作业的情况和他们最近在传统渔场捕鱼遭到严重干扰的事实。站在渔港码头上，望着风平浪静的海湾和港内无数的渔船，呼吸着略带海腥味的空气，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领土边界，国家关系，决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同老百姓的利益息息相关的现实问题。作为一名外交官，要深入基层，了解民生，了解实际情况，才能真正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把人民利益和外交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在谈判中不负国家和人民的重托。总之，外交也必须为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服务。
1994年8月15日至18日，中越第二轮政府级边界谈判在河内正式举行。我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这次谈判。
越方团长武宽主持会议并首先发言。他阐述了越方对陆地边界、北部湾划界和南海问题的立场和主张，对双方陆地边界谈判所取得的进展予以高度评价。
接着，我做了长篇发言，重点谈了中方对北部湾划界问题的立场。
我首先表示，赞同武宽对陆地边界取得进展的评价，同时指出，为了使边界谈判保持良好的气氛，在最终解决问题前，双方应严格遵守《临时协定》关于按照该协定签订之时的边界管辖状况进行管理的规定，双方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需要加强对工作人员和边民的教育。
然后，我从历史、法理、国际关系和国家实践的角度阐述了中国渔民在北部湾的传统捕鱼权，指出中国广西、海南和广东三省区有近138万渔业人口，捕鱼权问题直接关系到渔民的生计和社会稳定。
我严肃地告诉越方，在双方就划分北部湾达成协议前，越方应该尊重中国渔民在北部湾包括争议海域的传统捕鱼权。中国政府不能容忍再次发生越方武装船只抓扣中国渔民和渔船的事件。
我指出，谈判划分北部湾，中国渔民的传统捕鱼权是公平划界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不仅如此，中越谈判划分北部湾，最终还需要以某种法律形式把中国渔民这一权利确定下来，对两国在划界后的渔业合作问题做出妥善安排。
18日，我同武宽再次进行了磋商，就双边关系以及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正式会谈后，我又以朋友的口气个别提醒武宽，维护北部湾的安宁对于边界谈判和两国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一定要妥善处理好有关问题。
访问期间，我还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黎德英和副总理兼外长阮孟琴。黎德英主席访华时我曾全程陪同，他在会见中请我转达越南领导人给江泽民主席的口信。他表示，越中两国在社会制度、现行政策方面有许多基本共同点，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各阶层人士在发展同中国友好关系问题上高度一致，越中关系只能起，不能落。对此，越南领导人是有决心、有信心的。
中越边民 习俗相通
1994年8月19日，我们启程从陆路回国。
从河内到南宁，当时走陆路需花十个小时。其实，从河内到友谊关只有180公里，只是由于越南公路状况不太好，要走上六到七个小时。但走陆路可以看一看越南北部省份的情况，也可以到中越边界进行实地考察。
第二天清晨我们早早起床，简单用餐后，就出发了。我们车队经过市郊，越过红河大桥，离开河内。
不久，我们即奔驰在红河三角洲大平原上。我自车窗向外望去，一马平川，视野宽阔，道路两边沟渠纵横，阡陌村舍，错落有致。
我们沿着越南一号公路一路北行，地势由低及高。车过北宁，我们进入越南北部山区，视野渐渐由宽变窄，很快我们就穿行在山区公路上。
我注意到，公路两侧越南的农户家门上贴着对联，不仅有用越文书写的，还有用中文书写的。看来，贴对联这一习俗，在越南民间也十分盛行。
经过北江，我们到达了越南谅山，这里距离中越边界已经很近了。在越方安排下，我们参观了农贸市场。当时，中越边贸开通时间不长，但是发展很快。在市场上，有不少来自中国的产品，其中以轻工产品居多。当地人告诉我，在这里最受欢迎的是中国生产的啤酒。
我们终于在当天下午1点40分抵达友谊关。我步行穿过友谊关口，回到祖国境内。
稍事休息后，我们代表团一行即登上金鸡山炮台，考察中越边界情况。
金鸡山炮台建立在友谊关西南侧拔地而起的悬崖峭壁上，是清代抗法名将苏元春督部将、兵勇和工匠修筑的，由镇南、镇中、镇北三座炮台构成，每座炮台上均装有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生产的大炮。
金鸡山炮台是清代沿中越边界广西段“七十二连城”大小炮台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在中法战争中曾发挥重要的作用。
清代中法划界，凡中方建有炮台的地方，均被划在中方境内。对此，中法界约关于边界线走向的叙述和地图，或有记录或予以标注。
金鸡山海拔只有511米，但是山势挺拔，雄奇险峻，是方圆数十里的制高点，在群山中金鸡独立。它又因位于友谊关的右侧而称右辅山，与友谊关左侧的左弼山互为犄角。
站在金鸡山顶，放眼眺望，中法界约规定的东路第15号界碑至20号界碑的边界线沿着山岭蜿蜒起伏，其大致走向一目了然。
我深感，中越两国山水相连，解决争议、划定边界、消除龃龉，有利于两国人民和睦相处，互惠合作，造福子孙后代，这是历史和现实赋予我们的使命，责任重大。
协议划界 超越分歧
中越政府级第二轮边界谈判后，划分北部湾谈判遭遇到严重困难。
在谈判中，越方不断强化自己的主张，声称北部湾早已由中国清朝政府和法国政府按照中法界约的所谓东经108度3分13秒线划定。
在1995年6月20日至22日于河内举行的中越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第五轮会谈中，双方发生激烈争论，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这种情况在整个中越边界谈判进程之中是绝无仅有的一例。
1995年7月13日，中越第三轮政府级边界谈判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正式举行。作为东道主，我主持了这次谈判。会谈伊始，我即开宗明义，从历史、现实和法律的角度全面、深入、系统地阐述了中方在北部湾划界问题上的立场。
我指出，《基本原则协议》签订以来，越方单方面扩大对北部湾的控制，公布北部湾中间区的招标区块，在北部湾中国渔民作业的传统海域，抓扣进行正常作业的中国渔船和渔民，对中国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越方在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第五轮会谈中重提东经108度3分13秒线的主张，立场倒退，对此中方十分关注。
我敦促越方显示诚意，妥善处理两国在北部湾的渔业纠纷，重新回到通过谈判划分北部湾的道路上来。
听到我这番话，武宽表示，越方于1993年同中方签署《基本原则协议》，实际上已打破两国20世纪70年代在划分北部湾问题上的僵局。他请中方相信，越方不会倒退，也不会走回头路。对此，越南领导人是有决心的。
本轮谈判期间，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会见了武宽。我们还安排武宽到山东访问。
从山东回到北京后，武宽告诉我，他访问了曲阜孔子故里，山东的发展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回国后，武宽还以笔名发表了“访孔子家乡”一文，刊登在越南《国际周刊》上。文章最后说，中越“昔日之联系已深深扎根于历史沃土之中，今后世世代代没有理由不使它更加根深叶茂”。
中越关于北部湾是否业已划分的争论，直到1995年11月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访华，才有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
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重申在两国历次高层会晤达成的原则基础上，本着大局为重、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友好协商的精神，根据国际法，参照国际实践，通过和平谈判，妥善解决两国间存在的边界领土问题。两国领导人达成共识，推动双方超越过去的分歧，结束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北部湾划界的争议，确立了整个谈判的政治框架和双方努力的方向，促使中越边界谈判走上正轨。
1996年2月14日，我前往中越边界的凭祥/同登口岸，参加庆祝桂越铁路恢复通车仪式。中越双方先后在中国凭祥和越南同登举行了庆祝仪式，仪式隆重而热烈。
我和越南副外长武宽分别在庆祝仪式上致词。双方都充分肯定了桂越铁路在中越交往史上、在中国支持越南抗法和抗美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双方都认为，这次恢复通车预示着中越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通车仪式后，应武宽之邀，我前往越南谅山，就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进行磋商。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谅山。相隔仅一年多，这个边境城市得益于中越边贸的发展，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市面上店铺多了，显得更热闹、更繁荣了。沿街有许多广告牌是用越中两种文字书写的。
在谅山市的金山宾馆，我和武宽举行了会晤。
我就陷于停顿的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会谈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北部湾划界谈判应以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大局为重，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友好协商”的共识为指导思想，以1993年双方签署的《基本原则协议》为法理依据。第二，双方应继续就各自提出主张线的依据和其他相关因素交换意见。中方将适时提出自己的主张线。第三，双方应就公平原则达成一个内部谅解。同时，在划分北部湾谈判的全部过程中，双方必须对两国渔民在北部湾的正常作业做出适当、合理的安排。
武宽基本同意我提出的三点建议。他同时表示，越方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北部湾海洋划界问题。但是，对于保障中国渔民在北部湾的正常作业问题，武宽仅表示，只有在北部湾划界完成后才能予以考虑。
对此，我明确地指出，不能把北部湾划界同保障中国渔民在北部湾的正常作业问题割裂开来，渔业问题本身就是北部湾划界谈判的一项重要内容，希望越方重视中方对渔业问题的关切。我强调，中方对渔业问题的关切自始至终是认真的，不会因划界而牺牲渔民利益。
1996年3月4日至11日，中越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第六轮会谈在北京举行。双方就公平原则深入交换意见，确认公平原则是划分北部湾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原则，同意尽快交换各自主张线。这使中越划分北部湾谈判又重新走上正确轨道。
1996年9月18日至23日，我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率团参加了在越南河内举行的中越政府级第四轮边界谈判。
在会谈中，我着重从国际法的角度阐述了中方关于公平划分北部湾的构想。我指出，中越在北部湾的总体政治地理关系大致平衡，这一地缘政治现实构成划界应予以考虑的最基本的有关情况。两国在北部湾的海岸构成双方海洋权益主张的基础。
我建议，双方考虑两国在北部湾海岸相邻又相向、海岸线长度相差不大等情况，实现双方利益大体平衡的目标。这一目标法律上是公平的，政治上是友好的，经济上是合理的，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武宽表示，中方对划分北部湾的构想做出了全面、深刻的阐述，他将如实向越南领导人报告。接着，他阐述了越方的观点。他说，越方认为，划界首先应予以考虑的是地理因素，包括考虑特殊自然地理因素。
武宽还说，北部湾是越南北方的出海口和国际交通要道，对于越南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他提出，在北部湾划界中，中国海南岛不能与越南大陆相提并论。
对此，我当即指出，海南岛是中国仅次于台湾岛的第二大岛，海南是中国的一个省。它在整个南海中是一个岛屿，但是相对北部湾而言，它是中国陆地领土和海岸的一部分，根据国际法并参照国际实践，海南岛在划界中理应与越南和中国大陆海岸一样，构成海洋权利的基础并且享有同等的划界效力。
最后，我再次希望越方认真研究中方的北部湾划界主张和方案。
在这轮谈判中，双方同意成立一个联合专家小组，就有关划界方案线问题进行非正式磋商。
1996年9月18日，我和武宽副外长举行了中越副外长定期磋商，就双边关系、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19日，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陈德良会见了我和中国政府代表团一行。
1996年至1997年，两国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又举行了三轮磋商，双方就北部湾海洋划界的主张线问题非正式交换意见，由于分歧很大，谈判未能取得突破。
1997年7月，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访华。我与随同访问的越南政府边界委员会主任陈公轴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谈，重点就划分北部湾面临的困难交换了意见。我明确指出，谈判难以取得突破，关键是双方未就实现利益大体平衡的目标达成一致。
此后，我还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的名义，主持了1997年8月13日至15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中越政府级第五轮边界谈判及副外长级磋商。
在这轮谈判中，中越就启动陆地边界条约起草小组达成一致。在划分北部湾问题上，双方非正式交换了主张线，同意最大限度地扩大共识、缩小分歧，努力使双方主张相互靠拢，同时维持联合专家小组的非正式磋商机制，争取找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共同划界方案线。
在谈判结束后，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接见了武宽副外长一行。
北部湾划界所涉及的渔业问题是我自始至终所牵挂于心的一个重大问题。
从1992年中越重启边界谈判起，我多次同越方谈到这个问题，强调双方划分北部湾的谈判要同时解决划界和渔业问题。
在中越划分北部湾谈判整个过程中，中方曾多次就越方武装船在北部湾抓扣中国渔民问题提出严正交涉。
直到谈判最后阶段，这一问题已明显地成为阻碍谈判向前迈进的最大障碍时，越方才终于明白过来，并且理解了中方为什么那么坚持，一定要同时解决划界和渔业问题。
事实上，我们如此重视渔业安排，是因为这个问题涉及渔民的生计，关系到国家和政府是否对人民负责，是一个政治问题，影响到当地社会稳定。
但是，当时越方谈判人员难以理解中方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一直坚持不让。
为此，我多次向继我之后担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的王毅同志做了交代并谋商对策。我们一致认为，可以通过高层予以推动。
1999年2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访华，江泽民总书记同他会谈，双方就在2000年内解决北部湾划界问题达成共识。
1999年12月，我在出席《中越陆地边界条约》签字仪式后，前往拜会越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
在会见中，我着重从政治角度谈了中国领导人对北部湾渔业问题的重视和考虑，并特别提及江泽民总书记曾向黎可漂总书记提出关于“北部湾的划界与北部湾的捕鱼安排一并解决”的意见。
黎可漂总书记表示，就此问题，他已同越南其他领导人仔细商量了，愿做出积极回应。他说，两国水产部门可以马上就北部湾渔业问题进行商谈，渔业谈判可以同划界谈判同时进行。
黎可漂总书记的这一表态非常重要，为双方及时启动渔业谈判开了绿灯，并为两国最终划界问题和渔业问题一并解决创造了条件。
2000年1月28日，越南政府换届，阮怡年接替了阮孟琴副总理所兼任的外长职务，武宽则出任贸易部长。我和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分别向他们两人致电表示祝贺。
在接到我的贺电后，阮怡年非常高兴。1月31日，他向中国驻越南大使李家忠表示，希望把中国作为他上任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同我进行会谈并且拜会中国领导人。我即向阮怡年发出了访华邀请。
2000年2月24日至26日，越南新任外长阮怡年正式访华。朱镕基总理和李鹏委员长分别在中南海紫光阁和人民大会堂接待厅会见了他。
25日，我同阮怡年外长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正式会谈。
阮怡年温文尔雅，颇有学者风范。他1954年进入越南外交部工作，60年代曾在印度留学，后来又在印度工作，先后长达九年，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在会谈中，我们就双边关系、地区和国际形势全面交换了意见，我还重点谈了北部湾划界问题。我表示，双方应下大力气抓好这项工作，集中解决划分双方海域面积比例和渔业安排两个问题。
我说，中国领导人于1995年就提出了体现双方利益大体平衡的划界构想，越方领导人也发表过类似谈话，只要双方都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实事求是地探讨解决办法，这些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我表示，坦率地说，中越北部湾划界，将对双方渔民传统作业产生影响，涉及维持北部湾地区的稳定问题，渔业问题已成为北部湾划界谈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希望越方尽快启动渔业谈判机制，使北部湾划界和渔业问题一并得到解决。
阮怡年外长表示，他赞同我关于推动北部湾划界谈判的意见，愿意同我一起推动谈判朝前迈进。他说，越方已充分意识到中方对渔业的关切，双方可就渔业问题单独形成一个文件，与北部湾划界协定同时签署。
2000年4月份，在北部湾划界谈判框架内，中越双方启动了渔业专家小组谈判。但越方工作层一再以技术原因拖延和推迟谈判，不同中方进行实质性磋商。
2000年9月14日，我前往纽约参加第55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我在联合国总部会见了阮怡年外长，着重就北部湾划界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我表示，中越划分北部湾谈判已进入关键阶段。越方同意在北部湾设立共同渔区，这是谈判取得的一个重要进展。现在，双方需要抓紧谈判渔业协定，确保划界协定和渔业协定同时签署。我还表示，希望越方尽快就划界双方所得面积比例问题做出政治决策。
阮怡年表示，愿意和我一起敦促双方政府代表团和划分北部湾工作组加紧工作，朝着两国领导人提出的方向和目标做出努力。阮怡年并明确表示，越方同意同时签署北部湾划界协定和渔业协定。
2000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王毅和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黎功奉举行团长非正式会晤，就北部湾试划方案线达成初步协议，使谈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次日，我会见越方团长黎功奉，肯定了双方团长所达成的共识。我说，两国团长这次会晤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双方打破僵局，为谈判带来新的转机。希望双方专家能够按照两位团长所达成的共识进行工作，形成一条共同的划界方案线。
我还谈了我对渔业问题的关注和意见。我表示，希望双方外交当局共同推动渔业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一揽子解决北部湾划界问题。
2000年11月21日，我就越方渔业专家小组一再拖延渔业谈判事致函阮怡年外长，希望加快北部湾划界谈判进程，特别是与划界有关的渔业谈判进程。我表示，在谈判进入最后阶段的关键时刻，双方应从政治高度大力推动谈判，特别是与划界有关的渔业问题谈判，确保年内同时签署划界协定和渔业协定。
我还提出了最迟在12月5日前结束划界和渔业问题全部实质性谈判的时间表，并且希望阮怡年外长能和我一起从政治层面予以推动，给双方谈判人员下达明确指示。
阮怡年外长在复函中表示，越方领导人已就在北部湾建立共同渔区的问题做出了决定，越方愿意同中方一起，采取积极态度，商谈渔业协定。
在两国外交部的推动下，双方谈判人员进行了最后冲刺。
2000年12月12日至14日，中方团长王毅和越方团长黎功奉在河内举行了第三次团长非正式会晤。经过两天艰苦谈判，双方就北部湾海洋划界的主要问题达成了一致，实现了双方在北部湾的利益和总体面积的大体平衡。
12月18日，中越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在第十七轮会谈中，落实两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达成的共识，确定了划分中越在北部湾的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方案线，并就各界点的地理坐标和北部湾划界协定文本全部达成一致。
至此，中越双方在充分考虑北部湾所有有关情况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克服了重重困难，闯过了一道道难关，最终完成了关于北部湾划界的所有实质性谈判。
在北部湾划界取得成果的同时，双方渔业专家小组也解决了划界后的渔业安排问题，包括确定了两国渔业长期合作的原则，划定了3万多平方公里的跨界共同渔区和过渡性水域，共同起草了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文本。
回过头看，中越划分北部湾谈判非常艰难，一波三折，起伏不定。从1992年起，中越北部湾划界谈判前后经历了八年时间。八年中，双方共举行了2轮专家级谈判，7轮政府级谈判，3次政府代表团团长非正式会晤，18轮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会谈，3轮联合专家小组非正式会谈，6轮渔业专家小组会谈和7轮测绘专家小组会谈。谈判密度之高，在中国外交史上绝无仅有。
2000年12月24日，越南国家主席陈德良应邀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25日，江泽民主席和陈德良主席举行正式会谈。两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了双方即将签署的《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和《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两个协定的签字仪式。
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我和越南外长阮怡年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两国在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农业部长陈耀邦和越南水产部部长谢光玉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
两协定签署后，双方各自按照国内法履行了批准程序。2004年6月25日，中国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批准《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此前，6月15日，越南第十一届国会第五次会议也批准了该协定。
2004年6月30日，中越边界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和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武勇在河内互换了《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的批准书，同时，两国外交部门就《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生效事互换照会。同日，上述两协定同时生效。双方还分别将《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提交联合国备案。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确定了中越两国在北部湾的海洋分界线。协定规定，中越北部湾海洋分界线自中越界河北仑河入海口起，大致向南延伸，至协定规定的北部湾封口线止，全长约五百公里。
和解之道 意义深远
世纪之交，中越双方经过共同努力，签订《中越陆地边界条约》和《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成功地解决了长期困扰两国关系的两个重大问题。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对中越关系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中越陆地边界条约》和《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的生效，标志着两国把一条和平、友好、稳定与合作的陆地边界和海洋边界带入了21世纪，同时也进一步充实了两国“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关系框架的内涵，为推动新世纪两国关系的健康平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生效，标志着中国第一条海洋边界的诞生。中越通过协商，成功地解决了两国之间在北部湾的海洋划界问题，这一实践符合现代海洋法制度。
中越北部湾海洋划界，充分显示了中国同有关邻国通过谈判解决海洋划界问题的诚意，有助于增进中国与周边海洋邻国之间的相互信任，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对维护周边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中越解决陆地边界和北部湾海洋划界争议的经验表明，只有坚持在国际法基础上，参照国际实践，尊重历史和客观事实，考虑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寻求公正、公平和合理的解决办法，才能达成双赢的结果。
要达成双赢的结果，当事国必须尊重历史，尊重客观事实。这里，尊重历史和尊重客观事实既不矛盾又互为补充，目的是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更好地了解现实状况，厘清双方分歧和争议，对分歧和争议的内容、性质和程度做出准确判断，有利于更好地寻求解决办法。
判断谈判成功与否的标准是双方基于历史、地理、主权、管辖和现实政治的权益主张是否合情、合理、合法，双方的正当权益是否得到了维护。在这个意义上，《中越陆地边界条约》和《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是中越双方共同交出的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