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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大约51岁的马克思.韦伯写下了《儒教与道教》一书。这两天在读，行将结束，感慨万分。我喜欢韦伯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其实读他的书并不算多，但是一提到他或他的书，我却总是有一种极其亲切的感觉，看他的文字有回家的意味。 “在中国人的民族素质”一节里韦伯提出了一些我长期深切体会到的东西，比如中国人的迷信，尽管中国人更多受儒教的理性约束，但依然算是迷信的，甚至是一直崇尚巫术,主要表现在非常惧怕未知的和不能直接看到的东西”。这方面甚至连我自己都有，而且至今如此，所以我对任何事物差不多持“怀疑论”。 还有，“中国人在实际生活中往往严重缺乏同情心，即使对最亲近的人，也少有恻隐之心，这同社会团体的强韧的团结，似乎是一种明显的对立。未成年的子女普遍不受爱怜，根本没有起码的权利”。注意这是1915年时期的看法。但我认为其实很多部分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对于今天市场经济之下的道德沦丧，人们有许多猜测，认为古代中国人的情况可能好些，韦伯在当时就说：“在商业中，零售贸易似乎很少知道什么叫可信赖，即使在本地，固定价格也常常是假的。中国人彼此间典型的不信任，已为所有观察者所证实，这同清教派中对信徒的诚实品质的信赖，成为鲜明的对照。即使在宗教团体以外，清教徒的诚实也可以信赖。”其实，现在形势更为恶劣的是，即便原先没有诚信，但大家还有敬畏，还有传统道德的约束，现在则约束全无了。 “中国的一切信任，一切商业关系，明显地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的基石上。新教伦理与清教徒的伟大业绩，就是争端了宗族纽带、建立了信仰和伦理的生活共同体，取得了胜过血缘共同体的优势。从经济角度看，这意味着将商业信任建立在每一个个人的伦理品性的基础上。”198 “无论在中世纪还是今天，商人都为文人所不齿。但是靠经济政策造不出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儒教根深蒂固的伦理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法论之间没有过渡的中间环节，清教徒却威信地创造了这种生活方法论。” “中国人能够非常冷酷地控制博爱之心，甚至对骨肉同胞，这痛谨小慎微的自私的鬼神敬畏，恰成鲜明对比。”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百折不挠的性格和冷漠感，也许同他们的宗教信仰中完全没有酒神成分有关。”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