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血腥的政治教育

(2010-06-17 13:38:56) 下一个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文革时期度过的,那时的记忆是零散的、支离破碎的。太多的血腥和恐怖事件过早地进入了我的生活、留在我的记忆中,至今无法消失,一幕幕流血的场面仿佛就在昨天。

文革始初,我在上小学。为了参与这场“史无前列”的大革命,学校几乎停课两年。好不容易盼到复课了,但前提却是“复课闹革命”。每日上课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三呼万岁”。赞美领袖之后是大批判,斗私批修。从上批到下,互相批,把自己从里到外翻过来掉过去地批。上课的内容大多是学毛著,学社论,了解社会上还有什么东西还没被批判。

随着文革的进展,这种校内的大小批判活动对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计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于是学校和社会联合行动起来,让少年儿童参与社会上的批斗大会、观看被游街的“犯人”。几乎每隔几个月都有大批的“反革命分子”被枪毙。每次的批斗大会和游街都是当时最热闹的事情,当时的人们似乎很喜欢看别人被杀。

记得被批斗和游街的“犯人”有的是被五花大绑地捆着,也有的双臂被人架起做成“飞机式”。“犯人”不能说话,因为他们的舌头也被绳索绞起来了。血液顺着被勒破的舌头一滴一滴地往下淌。学生是当时领袖利用的最有效工具,因为孩子们并不懂得领袖在做什么,认为只有领袖才是正确的。批斗会上,让学生们来喊口号,口号声越大代表“民愤”也就越大,这样杀起人来就理直气壮。

当时我认为被杀的“犯人”是敌人,敌人就是坏蛋。既然是坏蛋就应该被杀掉,因为只有“好人”才有权活着。可是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从来也没弄明白。后来一件发生在我身边的事让我对“好”与“坏”的鉴别越发糊涂了。

我小学的好朋友丽梅是我的同班同学,放学后经常到她家里去玩。邻居家的小姑娘玉娟和是丽梅每日相伴的好朋友。我见过玉娟的爸爸,他是某个工厂的厂长,是个非常受人尊重的长辈,据说从来不对孩子们乱发脾气。一日,丽梅到玉娟家找她出来玩儿。可是玉娟不在家,她推门进屋后见玉娟的爸爸醉倒在床上,地上有两个被摔碎的、原来镶有伟大领袖画像的玻璃镜框。丽梅见后认为这是“反动行为”,立即向居委会报告。居委会找来了革命委员会,玉娟的父亲当天就被抓走了。当丽梅向我讲述此事时,脸上露出了兴奋的胜利微笑,她的行为被革委会表扬为“有高度的革命觉悟”,将来一定能够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玉娟的爸爸就被枪毙了。其罪状是“说了不该说的话”并“破坏了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在极权专制的社会,人的命连画像都不如。
 

在我记忆中最可怕的是看枪毙“犯人”。一次学校把观看枪毙“犯人”当成我们必须参加的政治课。刑场设在离学校不远的郊区的一块空地上,地上坐满了中小学生。那天烈日炎炎,我们坐在那里等待承载“犯人”的敞篷车的到来。终于来了,见“犯人”们被捆着,嘴里流着鲜血和口水,头发被揪得乱蓬蓬的。每一个“犯人”的身后都有两个身背步枪的军人,步枪上刺刀闪闪发光。士兵把“犯人”压到刑场,强迫他们跪在地上,拒绝下跪者被士兵一脚踢倒在地。主席台上有人宣读判决书,然后喊道“死刑,立即执行,就地枪决!”。一阵枪响后,几十个“犯人”被当场击毙。枪响时许多人都闭上了眼睛,可是我没有。我看到子弹进入人的头颅,在头中爆炸,血浆和脑浆从头颅中喷出、溅在地上,接着人一个个地倒下了。空中散发着火药和血腥的味道,这种味道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枪杀结束后,我们的政治课还在继续。老师让我们在一个个地观看被枪毙的死者,排着长队一个接着一个地看。我们当时只是小学生,也是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刻。不同的学生对这种血腥的政治教育有不同的反应。第一种人可能生来就是用来杀人的“英雄”,他们对这死者大喊“杀的好!”并用手做成枪的样子对已经死去的人再“射上几枪”。这种人回到学校后很快就成为了被培养的对象。第二种人自知没有杀人的胆量,但心中的恶魔也跃跃欲试,一方面对强者卑躬屈膝,转过脸来变个法儿欺负弱者和身边的人,从中体验快感。第三种人既没胆量杀人、也没本领欺负人,只好把自己的嘴巴管得严严的,甘心做“顺民”。第四种人看上去是沉默的,无言以对,但心中有烈火在燃烧。期待着有一天人人有享受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同等的价值。

这些就是50后所受的政治教育,也是这一代人世界观形成的前提。可是正当50后要步入社会的时候,政府关闭了所有的大学,把这些受过血腥教育的“接班人”扔到农村接受改造去了。

文革后,有权势者被平反了,找回了他们的特权。可是有谁为这一代人找回公道呢?

谁能忘记那流血的舌头、四处喷溅的脑浆、火药和血腥的混合气味呢?

[ 打印 ]
阅读 ()评论 (0)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