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水北调工程的代价
(2010-10-03 18: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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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府正计划重新调配全国的水资源,把水资源从水灾多发的南方和西部的雪山引导到干燥的首都北京。南水北调工程将耗资620亿美元,相当于三峡工程耗资的两倍,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报导,中国问题学者、环境学家奥维勒‧斯凯尔(Orville Schell)说:这是一个狂妄自大的工程,等于是中国人正在重新铺设整个中国的水管道。
中国南方大面积的河流、三角洲每年都会发生致命的水灾,而北方平原则被沙尘暴席卷,为此,工程师们设计了一个运河、隧道和引水渠构成的类似水利网,将蔓延中国境内上万英里。
从复杂程度来说,南水北调工程有点像鲁比高堡机器(Rube Goldberg machine),看似简单,其实很复杂。这一工程包括三条调水线路:东线、中线和西线。中线工程从位于北京西南570英里的长江支流引水,然后通过一条水渠,跨越三省,穿越黄河底部,最终抵达北京。
在郑州,中国水利工程师已经在褐色的土地下挖出了一条1000英尺宽的水渠,深度达180英尺,以穿越黄河底部(因为黄河河水污染严重,无法作为饮用水源)。
引水渠的始端有一个类似大峡谷的人工鸿沟。从挖掘泥土高山,到用作安装直径25英尺地下管道的河边大钻孔,所有的一切都非常巨大。
中国人设计的这套系统无需使用水泵,只靠引力将水从地势较高的南方引至北京。中线工程还会继续向东将水引至天津港。
南水北调这一超巨大工程令很多中国活动家感到非常愤怒。他们指出,该工程对河流的生态平衡、鱼类和鸟类都将造成不良的影响,而且还将毁坏众所公认的中国文明发源地,迫使上百万的老百姓举家迁移。最糟糕的是,这项工程从根本上讲就是一个狂妄自大的工程,实质上是对全国的大河流进行重新分配。
目前专注水利问题的民主人士戴晴说:“他们正在掠夺中国其它地区的水资源,供应北京的需求,但是无论如何都很可能行不通。”
戴晴说,中国南方没有足够的干净水供应北方的需求,即使把水调到北京,也可能是污染的水,没法儿用。事实上,中共政府已经知道,东线的一条调水工程,经过一条具有1400年历史的京杭运河所调过来的水,都是有毒水,还不清楚是否可以作为农业用水。
戴晴说:“北京从来就不应该发展成为主要的经济和工业中心。这么多年我们就一直在讲:北京只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如果将北京的人口控制在600万以下,我们就不会出现这个(缺水)问题。但是,现在北京有太多的政治和房地产既得利益。”
目前,北京的人口已经突破了1700万,40年后,数量还将翻倍。
南水北调工程包括三个组成部份:东线,从杭州到北京,大部份线路经由京杭运河,期望在2013年竣工;中线,计划在2014年开通,绵延766英里,还可能延长;西线,尚在计划之中,将从青藏高原引水。但是从目前来看,东线和中线由于成本超支、资金延迟,还不确定是否兴建第三条线。
这一巨大的工程还涉及到一个复杂的难题,那就是沿途巨大的人口迁移。为了引调足够的水量,工程师们抬高了中线起点——湖北省丹江口水坝的高度,迫使33万人举家迁移,这些百姓成为中国新近产生的族群,被称作“水坝难民”。
为了避免兴建三峡工程时所出现的公众抗议,中共政府这次当局增加了补偿水准、建新村并配备学校、诊所、商店和社区中心设施。
污染严重 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难解决中国的用水短缺
英国《卫报》(Guardian)关于南水北调的报导中,称“由于污染严重,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解决不了中国的用水短缺。”
据悉,由于环境污染严重,即使兴建400多个昂贵的处理厂,经过处理后的水仍然几乎无法使用。
京杭运河沿线的东线工程绝大部份污染严重,即使经过处理后的水也几乎无法使用。426个污染控制工程已经近乎完工,但是工程主任张基尧向当地媒体表示,要想确保水的质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也就是说,水的质量问题延长了这一项目的时间,增加了成本。该项目于2002年动工,本来三年前就应该投入运行的。中国国内媒体今年年初预期,东线工程到2013年才能开通。
同时,这也反映出东部沿海生产地带的严重污染。尽管关闭了上万家造纸厂、啤酒厂、化工厂以及其它污染源,三分之一的东线水域内,水的质量还是远远没有达到政府要求的中等水准。
本因从南水北调工程中受益的城市天津已经开始另辟蹊径,正在着手海水淡化工程,以满足供水需求。
不难得出结论:现在出现的问题,要么是由于计划者大大低估了净化水资源的成本,要么是由于政府疏忽草率未能采取必要的措施。
三峡工程也存在类似的水质问题。中共政府关心的主要问题在于数量而不是质量。重要的是,中国北方平原的地下水位下降,尤其因此而威胁了首都北京和一些主要农业中心。水资源的短缺迫在眉睫,政府六月宣布从河北的农田调用2亿立方米水,解决北京的用水问题。
鉴于持续的污染和日趋不稳的气候问题,即使这些激进的措施也无法解决中国的水资源短缺,但因此而造成的环境污染,却无疑再度增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代价。